从1993年《阳光灿烂的日子》到2000年的《鬼子来了》，姜文蛰伏了七年，他的电影求质不求量，每一部都很扎实。这次，他选择了山东作家尤凤祥的《生存》，后者反映了胶南农民抗日的故事，而姜文则把地点改在了他的老家唐山，所以马大三为首的乡亲们都说着迁西话。当然，这部电影的改编，原作者与编剧还是存在很大争议的，部分争议在广电总局的审查回复里有所体现，那就是这不符合我们惯常意义对于抗日那段历史的描绘，甚至非常具有颠覆性。所以，广电勒令姜文修改，但是后者这次没有听话，还带着影片去戛纳参赛了，拿了评审团大奖，换来的结果就是片子不能上映，5年不得拍片。这代价应该说巨大的。但是姜文没有牺牲。十八年之后，重新审视这部抗日神剧，你会发现它跟其他的抗日神剧完全不是在一个历史观上讨论问题。它考虑的更多的是人性，这也就让这部抗日神剧显得如此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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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那个“我”把日本俘虏和翻译官丢给马大三的时候，这个矛盾就开始在村民的内部激化，从而各色人等都呈现出了中国人的特征，村长在主持大局，但是有所保留。疯爸说要一手一个，掐吧死，刨坑埋喽，无人理会。其他村民只是考虑自己利益，言辞激烈，实际在躲闪，每个人都能找到很好的理由自我保护，然后把锅让马大三来背。这里面，马大三也把自己的事说成是全村的事，用他和鱼二偷情的私事换来了各种同情和帮助。他在一点点地了解从翻译官歪曲的翻译中，获取日本俘虏的想法，然后再慢慢地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曾求教过所谓的刀斧手，结果换来的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他也曾铤而走险用俘虏换回粮食，却万万没想到为全村带来了灾祸。所以，最终他选择了鱼死网破冲进俘虏营，结果竟然被国民党长官安排被日本人杀害。当他的头颅滚动，鲜血喷溅，他才赫然发现自己看不懂的并不是战争，还有被战争异化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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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的争议点，在于姜文选择了相对罗生门的手法，给了日本人比较正常的视角。这也是本片为什么在日本屡获好评却在国内骂声一片的原因。但是，姜文后来谈了他拍鬼子来了的动机，谈到他在中戏读书时也有遇到日本留学生，他也会近距离地接触这些人，他感觉这些人都是可以交往的普通民众，但是普通民众怎么会在战争中突然都拿起了枪，做了许多惨绝人寰的屠杀呢？这中间一定有什么出了问题。他说很反感国内某些声音总是说一小撮日本极右翼军国主义分子，根本就不是一小撮，而是很大一部分，所以才会在战争中造成如此大的危害。这就是菊与刀的国民性背后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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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根正苗红大院子弟出来的姜文，在他37岁的时候，想做的这部影片其实还是希望能警示国人。我们首先要敢于正视自身的劣根，同时识破对方的虚伪，才能有所进步。姜文不是鲁迅，但是后者那些在日本真正待过的人才更理解这个民族的可怕性，从而对于我们的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鬼子来了虽然被禁，但它所牵涉的话题却是至今都令同胞义愤填膺的。姜文说，国内拍的很多抗日神剧都会被别有用心的日本人拿回日本播放，从而教育他们的子孙后代，在中国我们的士兵遭受了怎样的打击，配合了日本被扭曲窜改的教科书，让这些人从小就接受了虚假历史观教育。而我们的抗日神剧动不动就全民皆兵，所以日本极右翼势力又可以借题发挥说，你看当时我们杀的不是平民而是士兵，从而给自己找借口开脱罪责。屡屡看到这种愚蠢而遭人利用的现实，也逼迫了姜文尽快拍出一部令全世界审视日本侵略者暴行，同时激发国民警醒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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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来了，devils on the doorstep用了48万卷的胶片超了30%的投资，姜文强迫顾长卫选择了黑白摄影，表面上这是一部抗日题材的作品，而实际上它的现实意义的确发人深省。它用被禁的方式解禁了很多关于抗日神剧的质疑。因为那些质疑，直怼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歪曲历史与洗脑宣传。只有戳破了这层纸，民众才会认识到这种危害性，不要总觉得厉害了，那不过是虚张声势。一旦面对各条战线的真实对抗时，才会发现姜文那可贵的前瞻性。作为导演，姜文在这部影片所倾注的心血不亚于阳光灿烂的日子。如果说后者拍出了他的成长他的梦，那么前者则拍出了他的反思他的担心。到底中国还有多少个马大三，要逼到最后一刻，才懂得拿起刀呢?而那时候，晚不？

PS:姜文的隐喻，的确很深刻，比如马和驴，公鸡，糖等，信息量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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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道这部电影，到我真正把它看完，其间经历了五年。我无数次的把光盘塞进光驱又无数次把它拿出来，就像一个考试考的不怎么样的小学生面对成绩单时的那种心情。作为一个民族沙文主义者，我害怕电影中的画面，尽管我知道它们是那么接近真相。 姜文的电影我总共就看过两部，一部是《鬼子来了》，还有一部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看《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我也是千千万万个马小军里面默默无闻的一个。我也经历了马小军的时期，也曾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一路走来。电影的第一句话：整个北京城都空了。带来无尽的沧桑。每个年代的马小军们都有一段猩红色的岁月，我们谓之青春期。只是我们与电影里不同——北京城早就过饱和了。而马小军刘忆苦他们没有上边。在革命时期，他们就是北京城的主人。 以上只是试图说明姜文在唤起共鸣方面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如果说《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我们父辈那一代人的青春写真，那《鬼子来了》唤起的就不仅仅是我们上一代人的记忆了，它揭开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最痛至骨髓的那道伤疤。我迟迟不忍把这部电影看完，就是害怕那道极深的伤疤被重新残忍的撕裂。 这又是一部在国内不允许公映在国外获奖无数的电影。这类影片在国内太多了，贾樟柯除了《世界》，其他电影都属被禁之列。有些人说中国的导演酷爱以民族的不幸作为卖点赚取外国人的赞赏，大有丑化中国人以博外国评委一笑之嫌。我说这纯属放屁。至少在评价《鬼子来了》这部电影的时候，这样的措辞着实让人恼火。这就像一个相貌丑陋之人，面对镜中自己的映像大发其火一样可笑。 尤凤伟的小说《生存》写得好，姜文拍的好，顾长卫的镜头更好。让我感到难受的只是那段历史，还有我们同胞的善良和愚昧。中国人的不幸来自我们的善良和软弱。为什么两个日本兵就可以屠杀整个村子？这样的事情在1945年以前并不少见。倭寇用以屠杀中国人的不是锋利的刺刀，是一颗比野兽还凶残比石头还坚硬的心。电影里面有个情节安排的非常好，就是那两个街头艺人的说唱。在日本投降之前与投降之后，唱词的内容天翻地覆。当国君趾高气扬的开进挂甲台时，人们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对于挂甲台的农民而言，这个国家是谁领导都没有关系，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生存。这种想法没有错，但我又觉得哪里隐约有些不对头。华盛顿说：别问你的国家给了你什么，问问你给了你的国家什么。我说凭什么呀？当我的国家给予我足够多的时候，我才有力量还给我的祖国一些东西。我所说的国家给予国民的，并非单单是粮食，我所说的是启迪民智，教化国民。当然，还有粮食。 在上述国家给予国民的东西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什么负隅顽抗，什么铁血丹心，什么民族大义，什么国家尊严，统统都是扯淡。你不能怪挂甲台的村民愚昧——在私藏白面是死罪，在小孩子得管侵略者要糖吃的年代，我倒想知道什么才叫民族大义。民族大义填不饱肚子，填不饱肚子就会饿死，死人对谁接管这个国家是不会感兴趣的。 电影中饰花屋小三郎的香川照之的表演可圈可点，把一个经过军国主义思想洗脑的丧失人性的日本兵骨子里的兽性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他仅存的人性被善良的村民唤醒时，他求生的欲念被点燃了。挂甲台不会想到，这被激起的仅存的人性竟是为苟且偷生而对恩人的大开杀戒。日本战犯不是人，甚至不是畜牲。它们是一台台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国民弄成一台台机器，机器中唯一的程序就是对天皇的无限忠诚。一个心甘情愿被效忠思想俘虏并且认为无上荣耀的民族，与一个思想真空毫无所见的民族，一样愚蠢；但不一样的是，一个民族是残忍的侵略者，另一个是麻木的亡国徒。 至于国民应该从执政者那得到什么样的启迪，这是整个问题中最关键的部分。宗教，似乎是个不错的办法——行之有效并且一劳永逸。可我总以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自己决定善恶观自己规划自己生活意义的权利和能力——当然，你可以说我是拾萨特之牙慧，但我抱定这个想法不离不弃。你没法左右我的想法，正如同我无法左右你的想法一样。 影片最后，马大三手持利斧冲进战俘营。这是一个民族的觉醒。在影片的最后，我看到了希望。但这希望是微观的。国军处斩马大三的时候，村民人山人海争相目睹，他们渴望这个带着血腥色彩的处决事件给他们没有没盐的日子增添点儿新鲜。临终的马大三对空长啸，面无惧色。临死之前像谭嗣同一样，“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来点豪言壮语，岂不壮观？但是姜文没有这么拍。在我看来这是整个电影中最残酷的地方。它比日本兵血洗挂甲台时的猩红场景要残酷一百倍。马大三只是发出震耳欲聋的嚎叫，但这叫声被国军的高连长解释为“学驴叫”……伴随着高连长浓重的港台腔（高连长是吴大维演的）和村民的讪笑，马大三人头落地。在那颗终于觉醒的头颅滚落到耕耘了一辈子的黄土地上时，他朝着刽子手——花屋小三郎眨了三次眼。马大三是否感谢花屋送了自己最后一程？ 这篇文字不是一篇影评，也不是什么战斗檄文。至于它到底是什么，这是我整个思考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一点。我说过，我是一个民族沙文主义者。但作为一个写字的，我自有我的良心，也就是说，我无意煽动愤怒。把时光回溯五年，当时我是个对暴力有着无限向往的十六岁的中学生。我很庆幸我没有在五年前看这部电影。那时我的高中有一批东京来的交换生。倘若我十六岁时看到《鬼子来了》，我当然不会像马大三那样举着斧子追着日本人狂砍，但在日本学生耳朵跟前高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总是在所难免；我虽不至于绞尽脑汁要了侵略者的命，可在他们的饭食里下点脏东西和泻药总还不难办到。这样做的后果显而易见——我倒是不会比马大三更倒霉，但是被开除学籍恐怕是有可能的。所幸我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已经成年，所以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写下了这篇文字。 笔者行文至此就拟结束。因为我马上要搭乘晚上的火车回家过暑假，再啰嗦下去就有误掉火车的危险。我接受高等教育的这座城市是个三十万惨死倭寇刺刀之下的冤魂呻吟呼啸的城市，我的故乡是个经历了八国联军沉重的靴子的践踏，遭受了他们长满长毛的双手的掠夺的城市。在我北上的路上，我又将经过多少像挂甲台这样被侵略者肮脏的爪子蹂躏过被他们无耻的铁蹄污辱过的地方？ 在你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发出“中国人懦弱、愚蠢、不可救药”这样的感叹时，请不要忘记你就是这懦弱、愚蠢、不可救药的中国人中的一个。

很好很好的一部片子 1、八年抗战，谁赢了谁输了？ 八年，我们赢了，日本投降了 但谁获得真正的胜利呢？一种物质上精神上心态上的全面胜利呢？答案很明了 一句话，残忍的奴隶主走了，奴隶还是奴隶 2、中国农民对日本的态度 为什么他们可以天真浪漫到相信日本人会真的给他们两辆车的粮食 这可是说是善良忠厚，也可以说是愚昧无知 总觉得也许他们心底里面，并不晓得这是侵占他们土地侵占他们主权的掠夺者，而好像仅仅只是改朝换代一般，来个个新的主人而已，我们能吃好饭睡好觉就感恩戴德了 他们的眼神里只有恐惧，找不到仇恨 3、我是谁？ 电影里面多次提到我是谁 我是谁呢？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高少校对马大三的最后审判里说:“中华民族的美德在你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你不配做一个中国人，甚至不配做一个人。” 怎样才配做一个中国人呢？四个字：逆来顺受 换句话说，就是丢掉“我”，丢掉自己，丢掉对于真正人性的追求 马大三最后找到了“我”，以“我”的要求来活着，实现活着的意义 那他在当时的环境自然离死亡不远了 4、黑白 黑白色彩和唐山话很加分 当然了，对于我这种语言听觉障碍者肯定要看有字幕的了 5、警惕 很多东西留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骨子里还没变 在日本人那里，有些可怕的东西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我们需要警惕 6、也许我们也常常会遇到这种鬼子 中国人几辈子都喜欢一个错误，为了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明知道它存在的理由不充分不合理，就先找个借口说服自己，然后以为别人也能接受这个理由。马大三就是这样。他以为他养了日本人半年，人家肯定会给他粮食，会感谢他。可别人不是这么想的，别以为别人都会顺着你的思路走。——姜文 我以及身边的一些朋友，特别是从农村考进大学的一些朋友，这种思维很明显 我们常常会觉得委屈或者受到欺骗，会觉得我们对某个人非常真诚非常好为什么最后TA却那样对待我呢？ 大抵我们都存在着这样一种思路，却没有想到，对别人的好最后反而成为了别人颐指气使的理由，而且在这种心态上为恶而不自知，最后，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为别人买一顿早餐的时间和精力，更是一种自尊的丧失，一种人生姿态的遗弃。 7、我们需要对别人的胜利，更需要对自己的胜利

今天我们接着聊一聊姜文电影《鬼子来了》，之前已经介绍过这部电影，但是一部优秀的电影是值得反复观看的，看多了也就会发现一些难以发现的东西，然后可能就会明白经典为什么会是经典。

因荷而得藕

我们从一副对联开始聊起。马大三进门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副对联，有点残破，但从字面上应该可以猜出来，是“因荷而得藕，有杏不需梅”。

这副对联有个典故：明代礼部侍郎程敏政自幼聪慧过人，名声在外，宰相李贤想招他做女婿，就请他吃饭，指着桌上的菜出了一个上联 “因荷而得藕(因何而得偶)？”程敏政对出下联“有杏不需梅(有幸不需媒)”。

这副对联印证了马大三和鱼儿的关系，他们是“自由恋爱”，没有媒人，鱼儿是个年轻寡妇，有一个几岁大的孩子小碌碌，马大三和鱼儿厮混应该是不合理法的，但是乡亲们几乎默认了，疯七爷骂鱼儿：“我不是你爹，不要脸的养汉婆娘”。五舅姥爷说：“你儿媳妇和大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说不定这副对联就是五舅姥爷写的。

我估计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副对联，那么我挖这个坑是想说，剧组在这种细节上做得是如此的认真细致，把优雅藏在身后令人佩服，这就是电影能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不管观众看不看得出来，有些细节导演是做给自己看的，这是一种态度。

说起对联，姜文作为演员成名的电影《芙蓉镇》，里面也有一副非常有名的对联。

“一对黑夫妻，两个狗男女”，横批：“鬼窝”。《芙蓉镇》是谢晋导演的大作，23岁的姜文和比他大12岁的刘晓庆扮演一对夫妻。两人想要结婚，因为成分不好，姜文饰演的秦书田请求领导批示，领导就让人写一副白对联，秦书田还亲手贴上了。这部电影有一句很有名的台词：“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想必这个细节，姜文会终生难忘。

大胆的畜生

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鬼子来了》里面的牲口。姜文经常会使用一些莫名其妙的“低俗”镜头，而且是穿插在非常重要的情节里面。如果能够迅速理解了，就会明白什么是“惊喜”，如果不理解，可能就倒了胃口。

马大三等人送花屋小三郎回了日本军营，日军队长有点懵了，马大三的驴子骑上了皇军的马。

这个镜头曾经被官方建议修改，理由就是低俗。

在一副可有可无的对联上都认真细致的导演，怎么可能随意拍个低俗的镜头呢？他当然是故意要这么干，不管是对人还是畜生，姜文都很乐意展现一些特别荒诞的情节。

这里映射的其实是日军小队长酒冢猪吉的心理活动。花屋小三郎是猪吉队长的同乡，花屋已经失踪半年，日军确认其死亡，名字已经刻在“靖国神社”里了，哪知道他又回来了，而且是在皇军的炮楼子下面被关押了半年，猪吉队长当时的心情就是“日了狗了”。皇军的马被农民的驴子上了，就是说皇军的尊严被农民侮辱了。

猪吉当时已经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刀砍死马大三也不奇怪，但他忍了，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花屋丢掉的尊严不是他个人的，而是皇军的尊严，得由花屋自己找回来。所以他要奖励更多的粮食，来一场陆军海军大联欢，猪吉这么做，也有责备海军队长野野村洞察不明的意思。

因此在挂甲台村的联欢会上，猪吉才一次次的忍受 喝醉酒的六旺勾肩搭背拍脑袋，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刺激被村民养活了大半年的花屋，直到花屋重新找回日军的兽性，持刀砍死了六旺，猪吉一下子就亢奋了，大喊着“一个都别放过”。然后还要刺激一下野野村，他因为经常给小孩子们糖吃，小碌碌才会跑到他背后躲着，猪吉嘲讽野野村和农民混在一起太久了，野野村因此拔刀杀死了小碌碌。

因为这样的一些细节描写，让日本人在电影里的形象很立体，思想和行为也能说得通，所以日本人才承认这部电影，是“日本人拍不出来的日本人”。有人或许会说，道理我都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用驴子上马的镜头呢？姜文亲自答：“知不道”！

全都是畜生

我们接着往下看，后面还有很多牲口出场。

马大三砍杀了几个日本兵之后被抓住公审，镜头突然切了个小驴子，凑到母驴的肚子下面，可能是想要吃奶，母驴子给了它一蹄子。

这个就是典型的“隐喻蒙太奇”，马大三是中国人，日本人才是侵略者，日军在获知天皇投降诏书的情况下屠杀了挂甲台村，才是真正的罪大恶极，马大三这一帮农民就如同那只要吃奶的小驴子，他们需要保护，而国军“这头母驴”不但没有保护，居然还要踢上一脚。

然后那只小驴子一直出现在马大山的背后，国军士兵拔掉塞口的布让马大三说话，他发出了一连串的驴叫声。一旁的四表姐夫说，啥叫仰天长啸，这就叫仰天长啸。

接下来，国军将领吴大维宣布对马大三的判决，刚喊了猪吉队长的名字，有个看热闹的闲人从高坡上掉来，灰头灰脸的跑了，接着一头猪进了场，这一连串的镜头都像是穿帮镜头一样很不严肃，其实作者想要表达的就是，这场审判是毫无逻辑可言的，名字叫猪吉的未必是“猪”，那些道貌岸然的国军将领才是真正的“猪”啊。

然后猪吉队长听说让他来枪毙马大三，他表示很吃惊，还加问了一句“真的”？猪吉在获准用刀执行的时候，又把刀交给了花屋小三郎，他因为之前被马大三砍了一斧头，手上有伤。就这样，杀人的屠刀戏剧性的到了花屋手里，让这个村民们一直不忍心、不敢杀的侵略者，一个厚颜无耻的强盗，砍死养活了他大半年的恩人。墙外的说书人感叹这个故事真好，回去要写一个“拿人的段子”。

啥叫经典，这就叫经典。

姜文电影或许有很深的内涵，但都是藏在身后的，你不去研究根本发现不了，又或许什么都没有，只是我们自己想多了。一方面是霸气外露的张扬，另一方面是把细腻的东西藏在背后，看起来有点矛盾，我的理解是那个时候姜文，还在努力想要展示自己的才华，没想到的是用力过猛，在国外获得一致好评的情况下，国内给禁了。

这部片子从头到尾，唯一一个永远正确的人是“疯七爷”，那个高喊“我一手一个掐死两”的老头，也曾经大骂马大三：“全村早晚死在你手里”，这句话也应验了，日本人屠村的时候，这个残废的老头放了唯一的一枪，还实现了“一手一个掐死两”的诺言。为什么七爷是个残废疯子？掌握真理的永远是极少数人，他们在人群里肯定是个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