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浪鼓咚咚响

北京首映二刷了，一部质朴、纯粹的电影，节奏很好，素人演员表演也很自然，作为导演第一部长篇电影作品很是不错，导演的讲故事能力、角色塑造能力、演员调教能力都很强，值得一看的电影。印象最深的还是两位完全没有演过戏的素人，一个本身就是留守儿童，一位居然是位出租车司机，第一次演电影居然能演的那样自然和真实！

序

我总觉得拍电影和一只鸡下蛋很像。他们都从受精、怀孕、下蛋，然后到“咕咕叫”着宣传，然后颤颤巍巍的交付质量检测，再紧接着快马加鞭的流到市场，生怕过期，最终送到影厅被观众分而食之。观众议论着它的咸淡辛辣，而评论家们则忙着化验它的营养成分。

既然蛋被定义为食物，就存在众口难调的问题，很难为鸡。鸡也为难，因为蛋下得好不好，首先议论的是鸡。下的蛋卖不卖得好，价钱贵不贵，决定了鸡值不值钱。下的蛋多了怕营养跟不上，蛋下得少了怕产量跟不上，鸡很恐慌。鸡生蛋，蛋孵鸡，二者是要命的共生关系。一但下不了蛋，鸡就失去价值，从此销声匿迹。你说做个野鸡挺好，但你忘记狐狸、狼和猎人都虎视眈眈，别说保护蛋了，有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不管怎么说，你就是只鸡，下蛋是你的职责，逃不掉的，要不鸡们都会看不起你。生活教会鸡们内卷和进化，发展出来母鸡中的战斗机，而我咋还是那只土鸡。你看，多像拍电影。

所以说导演是鸡，电影是鸡蛋，哈哈，我可不是脱口秀的李诞，就此打住，不再扯淡。

那么到底我是只什么鸡呢？又是怎样孵化《拨浪鼓咚咚响》这颗蛋的呢？让我“咕咕叫”几声。言归正传吧！

电影缘起

我的家乡在黄土高原腹地，看过电影《黄土地》的朋友应该有些视觉印象。这片土地苍凉而厚重，苍凉源于他的贫瘠，厚重源自他的苦难。直到长大以后才知道古装电视剧里那些被从汉唐的长安发配边疆的所谓“边疆”居然是我的故乡。苦难造就了善良，也催生了应对苦难的生活方式。陕北盲艺人也由此催生。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没了受众的盲人说书也即将消亡，我觉得我要纪录下这个卑微的群体和他们的情感故事，我认为影像不仅在于取悦当代，更重要的是书写历史。

也正因为拍摄这部纪录电影《边走边唱》，我凑巧露宿在当地的一个学校，才知道这个学校的学生竟然全部是贫困留守儿童，其中三分之一是孤儿和单亲。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脖颈上黑黑的，有的孩子鞋都是反着穿。当我问到孩子们家况时他们纷纷低头落泪，那个画面让我至今难忘。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才能平复我的心情。

我们拉朋友成立了“星星火——贫困留守儿童志愿队”，凑钱做些捐赠活动。在这两年帮扶工作当中也了解到更多的情况，熟知了一些故事。记得有个孤儿小凯（化名）在地上写了“爸爸我想你”，跑出去找爸爸，但他并不知道，说是他爸在外地跑车拉煤，其实是骗他的话。他的爸爸开着货车坠崖而亡。天真的小凯依旧憧憬能够坐在爸爸的肩膀上放烟花。那一刻，我明白比起物质匮乏，更严重的，是孩子们的情感缺失。他们缺少关爱，没有对未来的憧憬，更缺少希望。

我暗自决定一定得为他们发声，拍摄一部讲述他们的电影。大家建议拍摄一部纪录片，但考虑到纪录片播出后可能会给孩子们的将来带来困扰，我就萌生了拍摄一部剧情电影的想法。

我想我们应该把生活在这片高原上的平凡的人，如野草般世代更替的普通面孔搬上大银幕，毕竟小人物才是这个世间的大多数，我们应该为他们代言，为他们发声，拍出真正属于我们芸芸众生的主旋律。

俗话说，想好就干真把式。2018年初，一过完年我就整装行囊住进了秦岭石砭峪青岔村，开始了为期两年的闭关写作。

苟且之仁

电影中小主人公毛豆就是这群留守儿童大军中的一员。毛豆内心如一张白纸，外出“寻父”便是寻找希望，而父亲的失踪也可以说是希望的终结。

既然我想给毛豆一个希望，必然会有人带他踏上这段梦幻之旅。在毛豆的世界里最有可能的就是开着货车四处卖货的苟仁。苟仁一定与毛豆的世界观不同，他是凶恶的，冷漠的，绝望的。当然，他并非生来如此，是他的惨痛经历和日益自私化的社会环境改变了他曾经的善良。我希望观众从这个人物身上，看到身边的某些真实人物的影子。

我想到了我的发小，出租车司机惠王军。军形象粗犷，但内心极其善良，是我认识的人当中外表和内心反差最大的。他自幼聪慧，也喜欢表演小品，中学时他的父亲遭遇意外，迫使身为长子的他早早辍学外出打工。后来认识了他的妻子组建了温馨的家庭，生下一子。不幸的是孩子患病，他只能四处求医，债台高筑，无奈变卖仅有的家产，病没有治好，得到的却是妻子的离婚协议书。就连亲人朋友都害怕他来借钱，见而还走。那是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我电影中的苟仁与现实中的惠王军有很多不同。电影之外的苟仁我有很多背景的设计，苟仁爱子如命，儿子赖赖是同龄小孩里先学会叫爸爸的，这事让苟仁引以为傲。赖赖爱吃猪肉炖粉条，每到冬天苟仁就忙着漏粉条，幼小的赖赖会窜溜着前后帮忙，喜得苟仁一阵疼爱。赖赖喜欢扭秧歌，小小的身躯打着花伞在炕上“踢场子”，那是苟仁在这世上体验过的最幸福的事，直到有一天赖赖捂着肚子倒在地上。苟仁带赖赖四处求医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最终还是确认肾衰竭是无药可救的，只得透析续命。巨额医药费压得苟仁喘不过气，这一刻他和惠王军的悲剧是一样的。人人都像躲着瘟疫一样躲着苟仁，直到有一天，白明明找了上来。

苟仁和白明明是在鞋厂打工时认识的，因为是老乡，二人关系发展得很快，成为形影不离的哥们。谁敢欺负其中一人，他们便联合还击，最终成为患难与共的亲兄弟。可见白明明在苟仁心中的位置是多么重要。当一天白明明说只需五万元就可以找到肾源，苟仁当然无条件相信了，不料想白明明拿了钱后竟然一去不返。苟仁哪里知道白明明已经进了传销组织，他脑子里都是一夜暴富的发财梦。

懂事的赖赖在门缝里看见给医生磕头的苟仁心如刀割，他死活闹着要回家，说是治疗太难受。回家后，赖赖忍着疼痛强颜欢笑，简直不是一个孩子能做到的。苟仁看着赖赖的身体逐渐浮肿起来，他捶胸顿足束手无策……他甚至希望那一刻早点到来，脑袋疼的连一秒都难以支撑。

最后的时刻，赖赖躺在苟仁怀里，还是那么懂事。他说：“爸爸，我没了你不要哭，等我没了，就没负担了。到时候你把妈妈接回来，再生个弟弟，就都好了。”

赖赖就这样死在苟仁怀里，苟仁抱着赖赖坐了一夜。那晚，他流干了这辈子所有的眼泪。

从此，苟仁活着的唯一目标就是与骗子白明明玉石俱焚。卖货所得除了维持生计外，就是自己的葬礼钱。

于是就有了电影中，外出寻找希望的毛豆，遇上绝望至极的苟仁，二人踏上了一条救赎之路。他们的痛是内在的、私密的，最终还是要通过内在的心理治愈彼此。

一个单纯善良，一个久经世事，某种意义上说，苟仁就是长大后的毛豆，而毛豆也就是童年时的苟仁。二人最终相互填补着各自的精神空缺，产生出如父如子的感情。

真

《拨浪鼓咚咚响》要带给大家的是身临其境的真实，所以故事也不会朝着视效刺激的方向发展，而是要归于生活的平淡，在平淡中呈现出内心的波澜起伏，这是我想追求的，虽极其困难的，但值得挑战。

我几乎偏激地认为，真实是真诚的前提，而真诚是作者和观众灵魂沟通的唯一桥梁。所以追求“要命的真实”成为我的美学追求。人物的一切行动、动机得符合现实逻辑，故事脉络得符合戏剧逻辑。为了营造真实感，在拍摄上，如何“藏”成为我一再固守的原则。

我是学摄影出身，把画面拍漂亮，把叙事节奏加快，其实都不困难，但我确定这部电影不需要，因为生活本身更多是杂乱无序，平淡无奇。生活质感带来影像的真实感。

我们最终制定了在摄影上的原则：

1、多采用肩扛式固定机位。

2、不用黄金分割构图。

3、以目视距离最为舒服的中景为景别。

4、尽量采用自然光，非得做光尽最大力度地临摹自然光。

5、不使用轨道、升降、航拍等器材。

6、以平视眼睛为机位高度。

7、不用逆光勾勒轮廓。

8、空间尽量不分割。

美术上同时也建立了一套原则：

美术和服装造型上尽量还原生活本来的空间形态和质感，用环境塑造人物副空间，要做到修旧如旧，不留痕迹。必须要置景陈设的空间更要花心思。像苟仁的住所所处的位置必须是孤立的，他的室内环境一看就是个老光棍的居所，孤独、无聊、冷清。毛豆家的陈设得需要两个阶段，奶奶在的时候“热气腾腾”奶奶走了以后要出来“萧瑟”感。

外景选景一定要符合人物出入的日常化场景，除过在“母亲河---黄河”边的一些寓意场景外，尽量不要去造景，最多就是调整现场的部分摆设，让我们自己造的场景与环境气氛完全融入。

化妆必须做的细致真实，如毛豆的鼻涕、假发套，苟仁指甲指甲中的泥污、胳膊上的伤疤。服装更是需要符合人物的以及生活背景的刻画，还得有所变化。在酒店洗澡理发那场戏代表着两个人物的新生，必须还是属于他们生活的“焕然一新”。

声音设计也要混入环境中的杂音，用声音塑造真实的环境质感，很庆幸能与李丹枫一次性达成共识。车上的广播、苟仁住所传来的ktv声音、新闻联播、工地的施工的声音、街道的叫卖声，是这些声音完成了“大时代小人物”这样的叙事，民俗的环境声也让这个故事更加真实落地。在完成写实的前提下还要增强表现力，比如大家的声音，重拳打在棉衣上得是棉的质感但还要感觉很疼。稻草人的戏份李丹枫用了惊悚的音效，本与美学矛盾，但却很好的增强了那一场戏的张力，更好的完成了那场戏的功能性。我说，观众要是骂了，是你的责任，要是夸奖就是我导的好。

天选之人

为了追求真，演员的选择也有了明确的方向。首先就是一定要选外形一看“就是他”的形象，再者就是演员应该有角色类似的生活经历。要做到把演员放到生活中看不出一丝疏离。

毛豆的演员白泽泽，是我在当地农村学校一千多人中海选出来的。在符合年龄、性别、形象的同时还满足了其他要求。第一，他胆子大敢举手参演，符合毛豆的人物设定。第二，在摹仿我和副导演表演的时候，他完全相信我所描述的情景，眼神不飘忽，记台词还多，很有表演天赋。第三，试拍河边奔跑的戏份时，很有情感爆发力。OK！是他没错。

虽然他的父母在身边，不算严格意义的留守儿童，但他身边的同学多数是这个样子。于是在拍摄之初，我就安排他的父母与他分离，说是去神木打工了。起初他还很高兴，终于没有人盯着写作业了，但慢慢分离的感觉就会出现在心里。拍摄完烟花那场戏的时候，他硬是多哭了十多分钟，剧组谁都哄不住。

白泽泽可以说是个表演的天才，有一天他主动找我要剧本，说每个人都有凭啥他没有，我就给了。没想到他竟然一口气看完了，并记住了多数的台词。令我唏嘘不已。

苟仁的扮演者惠王军是我的小学同学。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苟仁，由他来演再合适不过了。我让他在开拍前三个月就开始留胡子和头发，不洗澡也不洗脸，尽量与人少说话，从心里进入角色。他的职业是出租车司机，有些半夜叫车的顾客看到他蓬头垢面的形象吓得都不敢上车，他说有次七块的路费，一个顾客放下十块钱就溜之大吉了。

开拍前，他就开着货车像苟仁那样到乡村卖货，每样商品进价多少，售价多少做到了然于心。每天竟然能挣些钱交回来，让我贴补拍摄经费。他在货摊上守着，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突兀的。在拍戏的时候，竟然还有顾客闯进镜头里要买他的货，还问他这群拿着摄影机的人在干什么。

我给他“催眠”讲给他苟仁和家庭的所有故事，他嚎啕大哭，那一刻，我看见了活着的现实中的苟仁。

惠王军不仅有天赋，并且很努力。他把手机交给了主任保管，并嘱咐，没有什么要命的事就不要告诉他。他在街上遇见他的亲妹妹都没有搭理，他说我是苟仁，我不认识她。从此剧组所有的人叫他苟仁，不叫惠王军。

群演特约也是经过了一次群众海选，在我看来他们也出色的完成了表演。其中有些小角色直接用了剧组成员——毛豆村里那个憨憨是副导演演的；色眯眯的房东，由电影美术出演；一百块钱租孩子的小商贩，是我的联合编剧演的。

上烤炉

经过芦苇老师指导，我边学边写，历时两年写作了12搞，剧本终于完成了，投资成了最大的问题。

“上电影院吧，缺少大银幕的视效!上网络平台吧，缺少网感，连个漂亮姑娘小伙都没有！上个电视频道都不是主旋律！没有名演员，就连导演也名不见经传！”卖什么给人看？这是数十个投资人共同的困惑。他们不仅不投资，也奉劝我不要干，得不偿失。我谢谢他们用丰富的经验打我的脸。我无法争辩，因为我也觉得他们说得对。

干还是不干？怎么干？

干，一定要干，人生就是用来造的，不干会让我瞧不起自己。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失败了从头再来，大不了用几年时间挣钱还账呗。

老大哥吉龙拉着剧组主创的兄弟们一顿张罗，竟然有一半的兄弟愿意舍弃工资加入进来。大学同学刘杰把住房公积金打到了我账户，摄影师杜斌还给我借钱，开店的老哥张明把摄影灯光器材都供了出来……每记起此处我就泪目。除过一些私人的感情，我想大家还是认可了这部电影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有一个入情入理、触动人心的好故事，才能吸引这么些有良知的创作者加入。

这是我从业以来见过的最有干劲的剧组。让我感动的地方有很多很多，数不胜数，在此我分享其中一个小故事吧。

全剧组都知道我想要一场雪，从故事开始落下，在故事结束融化。开机时间也是按照上一年的落雪期选择的，可惜天不遂人愿，一直没有下雪。一天早晨毫无征兆的开始飘落雪花，有点雪总比没有好，我当即调整拍摄内容，火急火燎的奔赴太极湾，拍摄苟仁在他儿子坟前祭奠的情节。当我们行至拍摄地跟前时，雪已经落了一层，不厚不薄的刚好盖住了下坡的路，使得剧组车辆无法通行。我正在头大时，见剧组所有成员自主的拔草扎捆用来扫雪，十冬腊月，零下20多度，大家却吹着热气冒着热汗，就这样硬生生扫开两公里山路，到达了拍摄现场。怕雪停下，没有歇息就急忙开始拍摄，竟然没有一个人有怨言。

拍电影就是找麻烦，与多数有点想法的剧组一样，各式各样的问题会不断接踵而至，我们就这样痛并快乐地完成了拍摄。剧组成员也建立了稳固的友谊，我们时常聚在一起谈笑风生，调侃拍摄期间的种种窘迫用来下饭。

博君一乐

为了最终跟观众见面，第二年补拍了一些人物增加了一些情节。不再解释。也算是跟深度影迷开一个会心的玩笑吧。

面对面

历经风霜，电影一举斩获了一系列国际国内的奖项。以为《拨浪鼓咚咚响》就能顺利跟观众见面了，不曾想疫情肆虐、经费无源，影片被市场拒之门外。

2022年，大象点映团队看到了幕后纪录片深受感动，愿意帮我们垫付宣发费，并亲自推动影片全国公映。蔡总说让他们想起了大象点映创立时期制作的纪录片《我的诗篇》。他问我对票房有什么预期，我说希望你们不要亏钱，能把宣发费挣回来。大象点映就挑走了《拨浪鼓咚咚响》的重担。

从创作到上映，历时五年，不可谓不波折，不管最终公映成绩如何，《拨浪鼓咚咚响》最终跟观众见面了，它正在实现它的社会价值，完成它的使命。我的初衷实现了，这已经让我乐得开了花。

我和你

故事时间是发生在2008年末，那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年份，但对我们这些野蛮生长的山区人来说却充满疏离感。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力涌入城市去捞金，广大农村却留下了没有生产能力的老年人和孩子，这一弱势群体被称之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兄弟为城镇化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所有的人好似都卡在了“去不了的远方，回不来的家乡”的地方，成为一个时期的阵痛。

这让我不断想起奥运会的背景歌曲《我和你》，像是在说苟仁和毛豆，也像是在说我和世界的关系。同在一片天，却不在同一片地。

年代的不同，又没有资金置景，难免会有穿帮的尴尬发生。比较明显的是智能手机出现在画面里，还出现一些不是那个年代的标语。发现穿帮内容，摄影美术都急了，我却认为没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每部电影都是在拍摄当下。

电影的结尾是开放的，如银幕外我们还将继续的生活。戏如人生，从生活中开场，从生活中结束。

让观众难过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将它献给所有奋斗在社会底层的中青年打工人和留守的孩子们。许多朋友说他们看得潸然泪下，离开放映现场很久后心情依然不能平复，他们说像是受了委屈无处诉说的感觉。

让观众难过不是我想要的。我找到作曲家仲伟，和他谈作曲配乐的事情。作为新现实主义为主要美学参考的电影，我知道任何配乐都是多余的。我们应该用客观事件本身说话。但我更希望：观众可以感动，但是不要让他们难过。

我们就决定用极少的克制的音乐去疏导观众的情绪，让观众尽量得到释放，当他们走出影厅感受到的是温暖和感动。

片尾长长的音乐中穿插了几句歌词，那是改编自我的家乡母亲哄孩子睡觉的摇蓝曲。“毛娃睡睡，狗娃睡睡，天上星星照着你。”

我希望在那一刻，苟仁、毛豆以及白明明，乃至去世的奶奶，他们都蜷缩在妈妈的怀里酣睡，他们甜美、幸福、温暖、安全，没有一丝悲伤，也没有无法诉说的委屈，只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小宝贝，有人爱，有人疼。

很久没在电影院看过那么好看的公路片了。

《拨浪鼓咚咚响》按自然的顺序讲述了2008年前后，陕西榆林的农村，留守儿童毛豆搭货车司机苟仁的卖货货车进城寻父，苟仁失孤的过往也在路程中逐渐展开。

叙事是简单的三段体。悲伤又好笑的机缘，毛豆搭上了苟仁的车；二人的关系在不断闯祸又互相依靠中得到升华；最后有一个合理且真实的结局。

同为“如父如子”的公路片，《菊次郎的夏天》是北野武对儿时父子关系的回望，它的题眼是那一段无法回返的童年时光，通过改写那个夏天的记忆，完成了对父亲的理解和原谅。

《拨浪鼓咚咚响》则是两个被世界遗忘的陌生人对彼此处境的感同身受，它的题眼是曾经响过，突然无法响起，以后会继续响着的拨浪鼓，一个爱的信物。这个小小的拨浪鼓从苟仁儿子的手上、到苟仁的车上，再到毛豆的手中，完成了一次爱的转移。

1. 质朴的色调，近距离跟踪的运动镜头，地道的陕西方言，这份属于纪录片的质感和题材相得益彰。

一次次讨价还价后，苟仁不得不带上了毛豆，他们从乡村到城镇数次折返。萧瑟寒冷冬天的北方、灰蒙蒙的天空、寂寞的乡村、硕大的工地、嘈杂的城镇，构成了寻亲路上的中景和远景，蜿蜒的山路、巨大的高架桥、冒着黑烟的工厂、城市里十几层的高楼，车流涌动的国道，苟仁居住的逼仄的城中村违建，毫无一丝美化，像一部纪录片。

2. 不断重现的“清涧界”路牌成为这种往复中的一个有趣的标记。

每当仰拍镜头里看到“清涧界”，无论是毛豆还是苟仁都是一次希望的重燃，或者又是一次希望的破灭。这不是那种越走越远的风光之路，而是在艰难的生活中反复沦陷的纠缠之路。也是中国疯狂又规模庞大的城镇化道路上的视觉标记，路牌确认着位置，提示着目的地。似乎可以轻易抵达，又实际上难以到达。人们在其中或主动或被迫的从原来的生活中出逃，却怎么走也走不到远方，又怎么回也回不去家乡。乡村只剩儿童和老人，而成人整日为钱奔波，他们的家庭关系仅靠血缘和钱维系。

3. 苟仁带毛豆上路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要“找你爸爸还钱”。毛豆接二连三闯祸，让“债务”缺口越来越大，“找到毛豆的爸爸”就越来越成为两人的共同目标。这个瓷实的动机，让故事始终建立在现实的基石上。

毛豆对这个被自己缠上的暴躁大叔的恐惧，反而促进了他们关系的演进。毛豆在夜晚苟仁的梦话中知道了他对儿子赖赖的思念，在担心苟仁发现赖赖心爱的拨浪鼓被自己无意中弄坏的瞬间，选择了跳车逃跑。这个举动，考验着苟仁对这个无依无靠的孩子的情感。事实上，在愤怒地把毛豆扔给乞讨的女孩的5块钱拿起来又扔回去的时刻，苟仁已经对毛豆生出几分喜欢。而毛豆的这次出逃，让这种喜欢浮出水面。苟仁被孩子的执着和天真打动，至此以后，苟仁才真正开始以成人的态度帮助毛豆找起来爸爸。苟仁寻仇这条线忽明忽暗，从他活着的唯一希望暂时退后，也为叙事的高潮留下一个精妙的伏笔。在这个情节的推动下，苟仁完成了父爱的转移。

4. 导演为故事的推动设计了数个“缺口”的意向来指代某些重要东西的缺失。

当它们被某种“补丁”填上时，就往真相接近了一步。毛豆爸爸照片上残缺的正脸象征着父亲角色的缺失，驾驶舱破碎的窗玻璃象征着苟仁家庭的破碎。行驶中的隧道、开了门的货车车厢、毛豆布鞋上的张口、破了的拨浪鼓，这些缺口，有的将永远残缺，有的却被笨拙地修补了。“缺口”和“补丁”的反复运用，是每一个关键情节的趣味点，他们反复地陷入困境又重新振作，让观众忍不住笑出声来，你怎么惨得那么好笑啊；又让观众流下眼泪，没事没事，多难都会过去。应了那句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5. 作为一部公路片，交通工具作为重要道具决定着“旅行”的成本，也决定着“风格”的走向。

苟仁有一辆兼具交通和谋生双重意义的“货车”，成为了数个重要转折事件发生的场所。货车在静止时是一个临时的小卖店，他通过这种方式半旅行追仇、半养活自己。而这个半封闭的空间，既是一个临时的庇护场所，除了谋生，还给予了两位主人公寻人的一些希望；也象征着他们被困在狭小的命运里，找不到方向和出口。毛豆爸爸毛厚在工地上做散工，货车在工地和城镇的道路上穿梭，工地上有大量的建筑工人，他们也要购买日用品，这个意外带来了不少收入，也在提醒着苟仁，毛豆并不只是一个“倒霉孩子”，有时也会带来一些些的“运气”。这种“多一个人总是好的”的感受是如此真实。这不是风光片，尽管故事发生在中国的西北，但不是每片土地都是仙境。这里土地贫瘠、水土流失，新兴的城镇也是灰头土脸的。

6. 为清晰和准确的交代事实而作的场面调度和影调实践，是这部电影的修辞方式。这是一部动词电影。

区别于开端段落里两个无依无靠的单人近景，占电影最大容量的中段频繁使用了大量的双人中景来追踪毛豆和苟仁关系的变化。而几场长镜头的群像戏也让人难忘，比如工地宿舍打牌的群戏、毛豆被小摊主借去“挂牌营销”的戏码，集市上被地痞找茬打斗的戏。毛豆身上属于孩童的天真、勇敢和正义感，融化了苟仁，也点醒了观众苟仁这个名字的含义大致是“苟活的仁心”。他支棱起来保护毛豆的同时，也支棱起来了面对未来的求生欲。

神来之笔是，苟仁终于偶遇仇人，他使出浑身的力气释放着愤怒、怨恨和伤心，却发现没有人在此事中得了好处，同为天涯苦命人。幸运地是，毛豆救了他。而他也回馈了毛豆满天绽放的烟花。当毛豆哭着说，“真的是为我一个人放的”时，这一幕完成了对片头的呼应，完成了毛豆心中那个美好的愿望：“爸爸拉着我的手放烟花，烟花朵朵盛开的时候，我高兴地合不拢嘴”。

《拨浪鼓咚咚响》是白志强导演的处女作，导演常年的纪录片拍摄经验平移到了这部剧情片，主题也和影像风格高度一致，在于不追求影像质感、也没有过度煽情。由于选用了素人演员，表演也非常接近本色，两位主人公苟仁和毛豆都贡献了自然动人的演出。特别值得一提地是，剧本非常扎实，这是一部情节发展脉络清晰、人物动机明确，完成度较高的电影。

另：本片在上映前未获得任何投资。

这些年很少写影评，但忍不住想说点什么，很多人留言提到的方面我就不再赘述。就讲几点感受最深的，希望@志强导演 也能看到。

一

这部电影，我看到了一种国产片非常稀缺的品质：克制。

为什么说克制是稀缺的？再重新叨叨一下我曾经表达过的观点：

就电影来说，撩拨观众的情绪太容易了。有时候看电影，明明知道主创在费劲心思拉扯你的泪腺，出于本能也真的会哭的稀里哗啦。但过后心里充满愤怒，一股被QJ情绪的愤懑。

但凡参加过公司团建拓展训练的朋友都知道，煽情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高级技巧，人类能共情的基因毕竟占了大多数。

显然，相对煽情，克制的表达、引人思考，从艺术形式上更高级，也更难。所以文艺工作者的作品不煽情、情感克制，不只是创作水准问题，更是一种美德。

从这一点讲，这部片子太难得了，这样一部以苦难做背景的电影，抛弃了easy路线，选择了真实克制的Hard模式。

二

看片的过程我不断的想起菊次郎的夏天，类似的公路片类型，类似追梦主题，难免对比。我就在想，这部片为什么不能拍的像菊次郎的夏天那么轻松、明快、好看？而答案也很简单。

这里是穷苦的老中西北土地，苦难已经深深刻在人们的DNA里，更刻在脸上。这部电影必然有不同于日式小清新的、属于西北底层人民生活的真实底色。

在这层底色之上，这对分别丧子和丧父的“父”与“子”的共同寻梦之旅，仍然有许多或温情或好笑的互动瞬间：冬夜拉屎没带纸用石头擦屁股，被假女鬼吓到，俩人在黄河上享受滑冰的快乐，调皮毛豆好心“复仇”导致苟仁损失越来越大，毛豆当小货郎帮苟仁卖货“抵债”。。。而最终在独属毛豆的漫天烟花中，完成了彼此的和解和圆梦。

我认为这样的处理是真实可信的，没有脱离真实生活和故事脉络本身。如果在寻梦旅途中塞满常见的庸俗笑料，或者抹上蒂姆波顿电影似的奇幻色彩，那么才是另一种消费苦难了。

三

我最想表扬导演的是，人物塑造和故事推进符合现实逻辑。两位主角，先说苟仁，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喜当爹当圣母，生活的苦难早已把他变成一个怀着一腔仇恨、冷漠、绝望的底层中年男人。苟仁被顽皮的毛豆搞到财产受损的反应是真实直接的，无比愤怒，千方百计去追索赔偿。在整场旅途中，丧子怀有心结的父亲与跟自己儿子一样调皮可爱的孩子，一路互相陪伴和支撑，逐步建立父子般的感情。

再说毛豆这个角色，之所以能打动苟仁以及观众，是因为他身上有太多的闪光点了。纯真朴实——损坏他人财产认赔，善良——看到比自己还惨的小女孩，立刻给钱帮助（有点慷苟仁之慨，但人家主动提出爸爸来还），朴素的正义感——报复坐地起价见死不救的货车司机。总之，是一个虽然贫穷，但人格健康的孩子。

像毛豆这种儿童，是不是必然拥有美好品质？不一定的。以前我去乡下时见过留守儿童，许多孩子由于爷爷奶奶疏于教养，情感冷漠，行为粗野，根本没有想象中的可爱。

那么毛豆为什么能这么健康，其实导演在电影里有铺垫，就是毛豆的奶奶。

电影开始有两场戏，一场是奶奶在拍老相，毛豆跟村里的小伙伴因为烟花打起来。毛豆的奶奶怎么做的呢？赶紧制止打架，即没有责怪对方孩子，也没有责骂毛豆，而是细言安慰孙子：等爸爸回来给你买多多的烟花，让他们眼馋。

另一场戏，毛豆想爸爸了爬上桌子擦照片相框，结果打碎了玻璃相框。奶奶发现后第一反应，是关心孙子有没有被玻璃割伤，反复检查孩子身上有无受伤。

那么人物性格内在的逻辑就合理了，毛豆作为留守儿童却幸运地拥有一位好奶奶，是奶奶给了他充足的爱和安全感，毛豆比较健康的人格与奶奶分不开。

这些，才是对故事和人物塑造不可或缺的细节，哪怕只有几秒的镜头，都不是废笔，足以看出导演的用心。

当然这部电影不完美，一定还有提升空间。比如是否可以在故事性上增加可看性？处理一下穿帮的问题，细节做的更完美一些？

我给这部电影打9分，至少有3分都要给导演的真诚。我认为对于文艺作品来说，真诚和情感太重要了。就像张国荣的歌，技术上未必最强，那么多人对他的歌如痴如醉，更多是出于他唱歌时投入的深情。

跟yf一起，俩哭包🥺！巧的是近半年在影院里看了好多同结构的公路片，这一部是友邻打分最低的，但是是我觉得最亲切的，因为它不是在公路上旅行，而是在公路上生活。不是一场不计成本的冒险，而是主人公都各怀目的精打细算的找寻。当然到了结尾，这个找寻的对象模糊了，找寻的信念动摇了（这也几乎是每部公路片必然的结构要素）。我理解了为什么这个时代公路片会让人动容，因为人的目标是模糊的，信念是摇摆的。而公路片给的答案则是一种想象性的解决：生活过程本身是全部真谛。 影片里两个地方是我觉得很有巧思的：一个是印着“电影广告招商”的车开过，假意要援助陷入泥潭的底层人，实际上要价500，被骂了之后还恬不知耻地诅咒人家留着钱买棺材。确实，整个华语电影产业就是这样的骗局。比如一些知名流量，导演都在转发这部片子的预告片，鼓励大家多多支持国产电影。但是这些人在干什么？一面恰烂钱不好好创作，净是拍摄一些跟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工业糖精，一面让人支持国产电影，虚伪到了极致。

第二个是农民工打牌的时候，说工头（用了导演本人的名字）白志强欠自己钱。一方面说明了他们之间的生产关系，雇佣者与劳动者，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媒介自反，揭示电影本身的产业性。我觉得导演卸下架子，把自己在电影生产中的位置坦坦荡荡地告诉观众，这在国产电影里确实是罕见的真诚了。

怎么说呢，电影中多次出现背景音乐《我和你》，刘欢鼻音很重的唱腔昭示着2008年那个大时代，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拥抱全球化进程的大时代，前景是苟仁和毛豆在寒冷的冬天里花18块钱找一碗热的羊蹄。老师跟我们说，不要怜悯弱者，因为廉价的怜悯其实是那个制造二元对立的时刻。08年的你我又在做什么，也不过是在《我和你》之外，钻营于日常琐屑罢了。这些时刻也许没有《我和你》那么地冠冕堂皇的感人，但是这些时刻没有意义吗？不，正是这些时刻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人类普世价值的理想。

二月院线片里，有一部喜欢“国产文艺小片”的观众不该错过的电影：《拨浪鼓咚咚响》。

这部芦苇监制、白志强执导的电影，在一众春节档、漫威大片的“夹击”之下，也许很难获得市场足够多的关注。但我仍想推荐给那些有机会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的观众：它值得入场。

原因很简单。在类型风格层面，这是一部“半路父子”找寻、迷茫、和解的写实主义情感向公路电影。天然朴素的生活题材与尊重现实的创作理念，让它频频获得国内影展的认可，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FIRST影展，迷影精神赏华语新电影十佳。

而再往下挖，它还以毫不晦涩的方式，带出了城乡社会文化图景的深度观察。

故事从货车司机苟仁的视角讲起。他是个穿梭在各村镇间的卖货司机，在途中遇到了毛豆。毛豆是村里典型的留守儿童，奶奶到了风烛残年之际，父亲外出打工没了消息。春去冬来，毛豆的父亲一直没有回家。

奶奶去世后，毛豆偷偷躲进了苟仁货车的后备箱，要去城里找爸爸。还没躲多久，贪玩的他就燃起了一连串的鞭炮，直接把苟仁的一大批货烧得精光。

苟仁一算货款成本，几千块就这么搭了进去。为了拿回货款成本，苟仁只能带毛豆去城里找他的爸爸索取。

在上路的过程中，他的人生故事也一点点被揭晓了出来——当年，儿子的救命钱被好友骗光，生重病的儿子因为无钱医治，小小年纪就离开了人世。他在村镇间卖货，其实就是为了找到当年骗钱的好友，为儿子复仇。

苟仁失子，毛豆寻父，两个主要人物在这趟旅途里的关系，就这样确立了下来。他们也从彼此拉扯的冤家，成了一对“半路父子”。两人间的关系如何在一点一滴间逐步转变，镜头又捕捉到了什么样的社会图景，成了《拨浪鼓》最主要的看点。

换言之，《拨浪鼓》最耐人寻味的，不在于他们能不能找到自己想找的那个人（父亲/仇人），也不在于故事的悬念，而在于片子里不断涌现出来的那些小细节。这些细节需要的是精良的电影技巧、情感真挚的演员表演，而更重要的，是主创拥有那些足够真实的生活体验。

白志强导演提到，自己曾经因为拍摄纪录电影《边走边唱》，他凑巧借宿在当地的一个学校，才知道学生全是贫困线上的留守儿童，其中三分之一是孤儿和单亲。“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脖颈上黑黑的……当问到孩子们家况时，他们纷纷低头落泪。”

有个孤儿的故事尤为牵动白导的心。他私自跑出去找爸爸，但他并不知道，“他爸在外地跑车拉煤，其实是骗他的话。他的爸爸开着货车坠崖而亡，天真的孩子依旧憧憬能坐在爸爸的肩膀上看烟花。”

这个孤儿的故事，其实就被白导化用到了毛豆身上。悲伤的家庭巨变，亲人的相继离世，被克制的笔法所构建。

两个主角类似亲情的关系，也在此基础上逐渐展开。在机缘巧合的相遇里，感情借由冲突而产生，又在离别中落幕。他们在其中不断反抗，又不断妥协，最终被时代裹挟。电影的镜头简洁、清晰地捕捉到了这些边缘群体人物身上，反映着的“缺失感”。个人命运的悲剧与时代的变迁，在他们身上压下了不可忽视的印记。

无论是像毛豆这样的留守儿童，面临到的这种物质与情感的双重匮乏；还是像苟仁一样，在城乡结合部边缘地带艰难生产的中年男人，他们几乎是丧失希望地活着——两者初始的生活状态，都透露出一个挺需要被大家关注到的问题，那就是边缘群体的弱势与无助。

白导直接将摄影机架在了自己的陕北家乡，不加任何粉饰。公路片的剧作架构，除了塑造两位主角的关系演进，也将社会图景锁定在乡野与城镇之间的地带，使空间地域成为了电影的“另一个主角”。

尘土飞扬的公路、颠沛泥泞的盘山路，西北村落与城镇酒店的二元对比，都为影片构成了一种不断流动的矛盾特质。留守儿童、农民工讨薪、贫富差距悬殊等问题，都被点了出来。

苟仁开着的那辆“移动百货超市”，一个喇叭不间断播放着：“蔬菜瓜果米面油，日用百货全都有”。这些传统生活的符号，是每个人的生活所需，但像苟仁这样的人，却已处于被大众逐渐遗忘的阶段。他没有消失，只是无法发出个体的声音。

因此，老生常谈却依旧重要的是——发声。苟仁与毛豆的生活日常与精神状态，并不是我们国内大银幕常能关注到的内容。《拨浪鼓》也是一部近半年来我们都没见到过的院线片。它是边缘的，很残酷，却又很温暖。

哪怕两位主角面临的现实都是痛苦的、不堪的，但情感仍然能在阴翳里透出光亮，在角落里被无声地传递。一个丧父，一个失子，人与人之间互相共鸣的经历与体验，为这部电影带来了举重若轻的力量。

《拨浪鼓》讲的，是我们要在这种泥泞的世界里，继续一脚深一脚浅地走下去。哪怕踉踉跄跄，哪怕眼前是一片肮脏，你也总能等到世界突然变得美好的瞬间。人在痛苦中，要选择用什么样的心态生存下去，其实是我们每个人总有一天要面对的命题。

与此同时，借助这场旅途，《拨浪鼓》也带出了一个议题：当代现代化社会的快速更迭下，人们处世规则改变与情感力量的不变。

当真情被金钱的换算所淹没时，当生活成为“一地鸡毛”时，电影告诉我们：还有人站在这片土地上，维持与保有着那些最珍贵的情义。

首发于：陀螺电影 文：徐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