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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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书影君

01

有一部国产影片，是关于慰安妇题材的。2018年春节档上映31天，在众多“贺岁大片”的围剿之下，票房只有可怜的143.1万元，最终“荒凉下线”。

在商业大潮席卷下的中国，题材涉及一段远在80年前中国老人的屈辱历史，年轻人普遍不知道或者不感兴趣，意料之中。

比如去年上映的同题材纪录片《二十二》，开始公映时，排片也少得可怜。

8月14，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这部山西人拍的山西慰安妇的影片，选择在这一天复映，重回国内院线。

这部影片，就是张跃平导演的故事片《大寒》。

02

我专门看了一下豆瓣，这部《大寒》因为评分人数不够而没有显示分数。在寥寥不多的评论里，也不乏批评影片拍摄水平不高之类的言论。

说实话，刚走进电影院时，我更多地也是怀着一点点小小的责任感。认为这样不忘屈辱历史的影片，又是山西人拍的山西事，需要走进影院支持，而把对影片的艺术性期待放在了一边。

但是，当认真观看过影片之后，我感觉，导演张跃平把这个令人悲伤的故事讲好了。我沉浸于剧情之中，全程在线，没有丝毫地走神。

我可以说，导演讲故事的能力，比正在热映的《一出好戏》要过硬。至少，影片的所有细节，表现的都是普通人的常情常理，而且，情是真的，理是通的。

我总觉得，电影中的人物塑造，如果想让观众认可，那么至少应该做到，人物所言所行、所思所选，观众会感同身受，会产生“如果是自己，也只能这么做”的想法。

03

在一场老人的葬礼中，影片拉开帷幕。

随着铁锤重重地将钉子砸入棺木盖板中，张双兵老师用盂县口音的旁白，向观众介绍了故事的背景：“35年，找到127位幸存的受害老人，送走126位了。”

张双兵老师作为山西慰安妇的民间调查者，35年来，孤身一人以寻找、采访、书写、协助诉讼等方式，自费帮助了127位遭受日军性侵的山西籍老人。

这部《大寒》，就是根据127位老人的故事，整理改编而成。

山西阳泉盂县梁家寨乡桃园村，一位父亲气哼哼地拉着儿子，走出一家人的院子。便走边骂：“我就说嘛，果然有问题，就是打死也不跟这样的人家结亲，丢人败兴的！”

这家人咋了？名声这么不好，让乡邻如同躲避瘟疫一样。

原来，这家人的母亲，一位叫崔大妮的老人，在80年前侵华日军驻扎盂县时，被强征做过慰安妇，当地人称为“炮楼里的女人”。

张双兵老师，在剧中扮演他自己。他多年来一直帮助孤身一人的崔大妮老人，砍柴、挑水，聊天。

而崔大妮老人，在整整十年后，才终于将自己悲惨经历，痛哭着说了出来。

04

影片中有几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

桃园村被日军当做了治安村，村长梁长贵便需要服务好日本人。

他的这种选择，既是无奈，也是乱世之中唯一的保命之选。正如他对其他百姓所言，虽然让大家捐了不少钱，但这四里八乡的，哪个村没有遭鬼子的祸害？只要咱们村能保了平安，就是最大的事。

大妮被鬼子抓去炮楼，丈夫宝生发疯一般要去寻仇，宝生的爹和娘死命抱住他，甚至不惜下跪哀求：“媳妇死了可以再娶，你就是我们韩家唯一的独苗，你要死了，我们老韩家就断后啦！”这哀求，真实地呈现了宝生爹娘既愚昧又合理的想法。

与一些涉及抗日题材的“神剧”不同，即便涉及慰安妇这个令所有国人对日本军人恨之入骨的题材，《大寒》依然没有将日本军人弱智化。

影片中刻画了一位喜爱画画的日本普通士兵。这个士兵在战前是京都大学美术专业的学生，他在每次大妮遭受其他日本军人凌辱后，为她画像，抚慰她的心灵，让她看到了一丝人性的微光。

即便十恶不赦的日本军人，依旧会有喜爱艺术的善良之人，从另一个侧面，突出了“日本普通民众同样是这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这样一种观点，难能可贵。

这种人物设定，极大地缓冲掉了慰安妇题材影片中，必然满溢的悲惨与仇恨之情。我感觉导演较为理性客观，始终从人性的角度解读世界。不贩卖悲情、不消费屈辱、不宣扬仇恨，只是为了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

好的影片，会塑造具有张力的戏剧冲突，从而使剧中人物的命运起伏、艰难选择、性格转变，因这种冲突而具有了合理性，还能造成观众产生代入感。

05

《大寒》一片中，我看到了三条冲突线。

第一条冲突线，就是真实人物张双兵。

张双兵是一位当地的小学老师，上世纪80年代偶然认识了一位名叫侯冬娥老人，得知了她曾经慰安妇的历史，并且逐步了解到，山西居然还有100多位类似遭遇的老人。

于是，在35年的时间里，张双兵老师作为山西慰安妇的民间调查者，以一己之力，寻找、采访、整理、写作关于老人的资料。并协助老人去东京地方法院状告日本政府，要求进行道歉和国家赔偿。这场历经十几年、经过日本三级法院审理的中国民间慰安妇状告日本政府的案件，最后以老人们败诉告终。

剧中，大妮老人的女儿小雪，因为母亲的名声，30岁依旧没有成家。最后她找了一个偏远县城里，年龄大她近20岁的修鞋匠，把自己嫁了出去。

小雪曾找过张老师，让他不要再接触自己的母亲。因为他的举动，使他母亲屈辱的往事尽人皆知，严重影响了她和母亲的生活。

这种被调查老人家属的不理解和排斥，也是张老师感到痛苦的地方。

败诉后，张双兵老师曾经边砍柴边痛哭。

他不知道几十年来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但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这样做。这种内心的冲突一直伴随着张老师，他曾对记者说，“也许是老天选了我吧！”

第二条冲突线，就是身为村长的梁长贵。

他开始委曲求全，想尽一切办法讨好日军。送核桃、送土特产、炖鸡炖鱼、捐钱捐粮。只为安抚好日本人，保一村的平安。

而当日本翻译提出让他在村里为日本军人找女人时，他犯了难。翻译官威胁他，如果找不到，就把他十几岁的女儿抓来。无奈之下，梁长贵便将前来桃园村逃难的大妮妹妹二妮送给了日本人。

他这种看似卑鄙的做法，却又是当时情景之下的唯一选择。他作为村长的底线，就是要保住本村的女人。

我们总是习惯于将所有为日本侵略者服务过的人，称为“汉奸走狗”。影片中村长梁长贵，做尽了汉奸做过的事，但就是让观众恨不起来。

最后，梁长贵一家亦未能幸免，老婆女儿双双被杀。梁长贵仰天长嚎“报应啊”，掐死翻译官后，纵火自焚。

导演看透了人性，因为了解，所以慈悲。他不厌恶做了丑事的小人物，只是尽量把当时的环境，以及身处这种环境中的人，无奈之下所能做的选择，一五一十地描述出来，让观众自己评判。

第三条冲突线，就是村民们对慰安妇的态度。

大妮她们是战争受害者，但侥幸从日本人魔爪下逃脱，却逃不脱同胞乡亲们对自己一生的歧视与排斥。

她们的心里，一生都揣藏着一块冰。

大妮的丈夫宝生成为抗日英雄，部队还为此在村里立了碑。但回村那天，却不允许大妮去接，因为她这个被村民成为“炮楼里的女人”，身子是脏的，不能再玷污了英雄。

大妮的妹妹二妮，因为怀了日本人的孩子，被放回村里。村民对二妮吐口水、泼脏水，甚至她的爹爹都大喊“造孽丢人”！

村民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打掉二妮肚中的孽种，用擀面杖硬生生地往下挤压、大冬天地把二妮泡在冷水缸里。最后他爹爹实在忍不住，大喊着“爹也不怕丢人啦”，奋力将水缸敲碎。

这种落后乡村里遵守妇道的传统观念，冷酷程度，不亚于日本鬼子的凌辱，同样会伴随老人们的一生。

06

我一直在想，这些曾经被迫充当慰安妇的老人，她们所遭受的屈辱，和现在热衷于玩吃鸡游戏、刷抖音、淘宝购物、点美团外卖的年轻人，究竟有什么关系？

我们不能责怪不懂那段屈辱历史，甚至对那段屈辱历史不感兴趣的年轻人。他们是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环境中长大的一代人，明星、汉堡、电子游戏、网络科技伴随着他们成长。

你让他们去感同身受80年前老人的痛苦，岂不是强人所难？

一部电影只要小鲜肉露露脸就可以票房过亿，而关注我国屈辱历史的影片却没人看。80年，足以令人忘掉哪怕再屈辱的往事。这种题材的影片，注定是费力不讨好，也不会得到市场的回报。

我一直觉得，想让年轻人不忘记历史，政府需要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对那些拼尽全力、耗尽家财去调查研究、奔走呼吁的民间人士，进行补贴、扶持。

毕竟，一个国家的历史，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未来。

正如张跃平导演所讲，“这部影片，不是宣扬仇恨，而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为老人们争取一个干干净净的名声。”

影片最后，缓缓播放127位老人的姓名，其中126位已经打上了黑框。而最后一位在世的老人曹黑毛，也于7月24日去世了。

老人在世时，曾说过一段话：“娃子们，以后可要把咱家门看好了，再不能叫人说踢开就踢开，说进来就进来！”

只有历尽沧桑，方能体味这番话的辛酸与沉重吧！

07

我一直认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不论是哪一代人，其实都是一个整体。我们的父辈所遭受的创痛屈辱，也是印刻在年轻人身上的疤痕。

慰安妇老人所遭受的屈辱，是今天我们能安定幸福生活，曾经付出的成本。我们的年轻一代，不要以为这种生活是与生俱来的，毫无代价的。只有意识到我们曾经付出过如此高昂的成本，我们在享受现在的生活时，就不会那么无所顾忌甚至怨声载道。

为拍摄这部注定赔钱的影片，前后历时六年。为了让后人不忘记老人们曾经遭受过的屈辱，耗费30多年光阴。他们傻吗？

我钦佩像张跃平导演、张双兵老师这样的人，他们为了心中的一个责任，做着得不到个人回报、甚至得不到他人理解的“傻事”，即使悲伤过，但绝不后悔。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历史，就不会有未来。正是有他们这些人的存在，为我们国家和民族，保存了记忆，才能使我们看到了未来。

再一次，推荐你去影院，支持这部《大寒》。

为了一份责任，更为了一份希望。

这部电影的宣传远远不及《二十二》，但是比《二十二》的感触要更深吧，用电影的方式重现了当年那些老人所经历了什么。《二十二》主要是用纪录片的形式展现这些老人战后的生活，而《大寒》呢，通过塑造大妮这个角色，糅合了三位“慰安妇”的真实经历，讲述了她们当年所经历的苦难。在电影中，

这部电影的宣传远远不及《二十二》，但是比《二十二》的感触要更深吧，用电影的方式重现了当年那些老人所经历了什么。《二十二》主要是用纪录片的形式展现这些老人战后的生活，而《大寒》呢，通过塑造大妮这个角色，糅合了三位“慰安妇”的真实经历，讲述了她们当年所经历的苦难。在电影中，我是对日本人因为二妮怀孕了就放她走这部分持怀疑态度的。据我了解，如果怀孕了，基本上不是被打掉孩子，就是被杀了扔在野外的。而电影中，浅野这个形象可以说是挺令人欣慰的，尽管在片尾他被迫安抚了大妮。但是不难看出来他其实内心也很挣扎的吧，不然战后也不会带着画像回来给大妮道歉。其实我是在看了二十二以后才了解了这些历史。我是日语的大四学生，之后就决定用慰安妇为主题写毕业论文。然后跑遍了南京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和书店去找这方面的资料。一开始以为挺难找的，结果这方面的历史还挺多的。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南京的利济巷慰安所遗址看看。在南京看了最后一场排片，如果你所在的城市还有排片的话，不希望你们错过这个片子。

不只是过去，亦是现在 牢记，抗日战争抗的不是日本，而是信奉军国主义/纳粹主义的日本法西斯，他们并不代表日本。当你因各种原因将他们一棍子打死的时候，你自己便已是一名纳粹。 那个时代 没有对错 没有是非 只有活着 --写在最前面的话 大妮 二妮 兰花 以及其他姑娘--受害者 日军--施暴者 村民 --旁观者 （以上仅为粗分） 整个悲剧的起因，是村长的一点点私心。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遭受不幸，于是将二妮送进了黑暗。村长女儿兰花的悲愤，一口撞破村长谎言，导致了大妮的黑暗，和大妮丈夫的假死，同时，她性子里刚烈，也为村长一家的死埋下了伏笔。 在大妮丈夫的帮助下初见光明，又被日军拉回黑暗，因有孕在身而得以自由，又被周围人指指点点，最后绝望之下选择跳崖而亡的二妮；为了救二妮选择绝望的大妮，因为丈夫的愿望而一个人孤独又沉重的选择活着，浅田君（浅野君？）曾是绝望中的一点点慰籍，最后成了压塌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她的丈夫的遗物让她重新点燃了希望，然后这一点点火光又被周围人无情的踩熄了，她这一生都在自责，自责自己，一生痛苦，一生悲凉。最后回忆生前，或许最为愉悦的，一是与丈夫的婚礼，二是通过电视得知日本政府承认了当年的罪行。 整部影片中，大妮 二妮 兰花 还有其他未曾出现姓名的姑娘，都是受害者。她们承受了寻常人不能承受的痛，背负了寻常人不能背负的重。于她们而言，无论是带着痛苦与绝望的死去，还是背负着逝者的愿望寿正终寝，都是一种解脱。 村长一家的悲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村长希望保全村子，保全性命，选择了同意日本少佐的要求，送上了“洗衣服的”姑娘（二妮），在大妮丈夫登门问询的时候处处掩饰。他想要保全自己女儿，保全村子里的女人，选择了牺牲外村的女人（二妮），最后，他一个也没有保住。 大妮一家，悲剧起源于大妮想要救二妮。只是在那个时代，无论她做怎样的选择，结局都注定了悲剧。 关于日军少佐，最开始他的选择，或许只是为了发泄欲望，但是到了后期，尤其是发现大妮对待自己与浅田君的不同后，他对大妮的所作所为，变成了求而不得，在他的认知里，大妮身体是他的，大妮情绪与精神也应当是他的，加之当时日军作战失利（打满绷带的日军军人），种种超出他掌控的事情促使他做出来后来的行为：让其他士兵强/暴大妮，最后又让浅田君当众强/暴了她 关于浅田君：浅田君是一个复杂又懦弱的人，他会在训练的时候脱队去画画，在见到大妮被强/暴后绝望的样子时，选择画了一张肖像让大妮有了一点点寄托。某种意义上，他把大妮当做了他的姐姐，又或者是，将照顾大妮作为了一种赎罪方式（无力帮助其他人）。他又是懦弱的，在少佐的威胁下，他做了压垮大妮的稻草，又选择在若干年后向大妮下跪赎罪。 大妮的丈夫：emmmmmmmm不知道要说什么，在剧中他的形象很单薄，他有一点点鲁莽（开篇对村长的不满，去救大妮但是缺没有考虑到自己的父母），他爱大妮，但是又成为了大妮此后痛苦的另一个源头。大妮背负着他的愿望活下去，在得到他遗物后又因为之前的不幸而被迫远离他的坟墓。 二妮：因为不是本村人而被村长送去给了日本人，离开军营后，因为怀了日本人的孩子而被村里人排斥，想要打掉孩子却打不掉，最终选择了自杀。 二妮的父亲：一是恨二妮为什么怀了日本人的种，丢了自己的脸，毁了祖上的清誉，二是恨自己没用保护好自己的女儿，三是在二妮打不掉孩子的时候对二妮的心疼，四是二妮选择跳崖时的悲痛。 其他村民：幸存者，亦是刽子手 ---------------------------------------------------------------------------------- 下面是可能的过分解读 影片中的受害者，可以看作是当下米兔运动中的受害者，她们/他们都遭遇了不幸，又在遭遇后遭受了周围人的攻击，最后自闭，乃至于自杀 影片中的村民，可以看作是现实中的旁观者，他们既是这些猥亵行为的幸存者，又是杀害受害者的刽子手。他们把幸存看作是理所应当的，认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路人，是完整的，是干净的。他们或许会选择旁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直到自己成为受害者时才开始懊悔，又或者会开始受害者有罪论，将自己的不满与恐惧化作言语，无形的伤害着每一个人。 影片中的日军，是犯罪者。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择手段，抛弃良知，最终自我毁灭

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电影《大寒》复映了。

在年初贺岁档，《大寒》票房惨淡，无奈下线。如今，暑期档重新上映，坦白说，我对其票房依旧悲观。

往小了说是，人们对这部影片是否会有兴趣，是否愿意为此付出时间；而往大了说，这可以涉及消费时代如何消解这类沉重的历史题材。

其实，单从影片本身来看，有些差强人意。毕竟，抗战题材的影视剧中，慰安妇这一群体已经“被观看”了太多，她们的“苦难历史”不应该被反复“消费”。

这并不是对影片的否定和质疑，而是对表达方式和视角的一种商榷。

“慰安妇”存在的历史真实性已经不容置疑，客观、真实记录她们的遭遇是对历史的尊重。但是，影像呈现上，不应仅仅满足于讲述她们令人痛彻心扉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她们：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反思、我们应有的作为。

影片一开始，上世纪90年代的山西农村，村里的后生提亲，因为是“慰安妇”的“闺女”，觉得名声不好，以后会抬不起头来，拒绝了这门亲事。

曾经饱受摧残，幸运地活下来了，等待她的却是村里人更长久的偏见、轻视、鄙夷和被疏离，这种村里人的“嫌弃”，不是更让人心寒吗？

就像一位老人所言：我恨日本鬼子，这不假；可我更恨的是我们村里的人。

影片最后，主角大妮说“打春了”。的确，依照节气，打春之后，天气渐暖，可更冷的人心呢？

其实早在1940年代，作家丁玲创作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就已经关注到这一问题。丁玲说，作品提出的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丁玲最好的作品。

小说以一位女性作家的视角讨论了一位在饱受日军凌辱，逃离慰安所返乡的乡村女子贞贞的遭遇，乡邻的蔑视、不屑和冷漠，让贞贞在肉体创伤之外，更多了一层因“不光彩”生发的心灵屈辱感。小说对这一“社会问题”的探索更多纳入到一种革命叙事和女性解放的言说中。而随着1990年代，“慰安妇”问题重回公众视野，这一“社会问题”又有了新的讨论价值。2002年，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也被改编为电影《贞贞》。

2016年初，围绕上海一座慰安所是否拆除的争论或许是一个更现实的注脚。

在学者们看来，它的去与留要慎重考量，可正是它曾经的身世，让更多人质疑保留的必要。

有人认为慰安妇就是妓女，有人认为慰安妇事件不是正能量的事件。受采访的高中生甚至觉得“慰安妇”三个字说不出口，不光彩，还是少了解为好。

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关乎历史和现在，背后仍是我们当下对这一群体似是而非、躲躲闪闪的认知和评价。

长久以来，我们更多抱持一种“雪耻型民族主义”情绪来看待“慰安妇”问题，极少关切到那些幸存者的个体遭遇和生活命运，她们生活悲惨，无依无靠，背负屈辱的记忆“苟且偷生”，一如鲁迅所言，“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

《大寒》的结尾，一排排带框的名字，127位，她们都走了。

面对她们的苦难，我们是应该有负疚的，这是生存论意义上的负疚，而并非心理学意义上的负疚。

旅美华裔作家哈金饱受争议的作品《南京安魂曲》，在小说结尾写出了一个更为复杂难解的问题。

小说主人公安玲，作为日军罪行的证人出席东京审判，当她正要走进法庭的时候，一位穿和服的三十岁上下的女子，带着一个男孩走到她身旁，向她鞠躬，说：

“母亲，这是您的孙子。”

然后对孩子说：“叫奶奶”。

“奶奶”，男孩有些讷讷的说。

这原本是多么温情的一幕，可就当安玲感受到亲情的瞬间，她突然意识到她们不能相认。作为被摧残的中国妇女的代表，她不能让人知道她有一位日本儿媳，这是令人羞愧的事情。

这可能是一个更宏大的命题：无辜负疚。

Ps：当然，如果暂时抛开历史、战争纠葛，站在同一人性的角度，站在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上，日本导演熊井启在上世纪70年代拍摄的《望乡》值得一提。

影片改编自山崎朋子《山打根八号娼馆》，昭和初期，日本大批穷苦人家的女孩子被贩卖到南洋当妓女，被称为“南洋姐”，命运坎坷，受尽屈辱，有人客死异乡，有人侥幸回到故乡，却要承受世俗鄙夷的目光。

我不知道给这部电影差评的人给了那些国产烂片几颗星。身为男人的你我，守护不了背后的女人，是无能，是耻辱！数十年过去，要遗忘，要淡然，你问问四万万亡魂答不答应！从三十二，二十二再到大寒，这是一次次提醒国人，国耻不能忘，国辱不敢遗。看看现在，真觉得那些每天推送的成为所谓头条的东西，是在教我们娱乐至死哈。国之积弱，今不能报，你我之羞，国之羞，民族之羞。几次泪目，大妮的号啕大哭，背负着几十年的身体的屈辱，丧夫之痛，破家之恨，辱国之仇。张双兵老师，一小学教师，去担起这一民族遗留的责任，大放厥词的我们呢？

今天是日本侵华战争投降日73周年，第一次去电影院看慰安妇题材电影《大寒》，“铭记历史，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和平”。影片再现了那个战争年代残酷的生活图景和悲惨的人物命运，就如被侵害老人脸上的皱纹一样，那是岁月的烙印…这一幕幕熟悉地在我脑海里闪现，让我又想起余华的《活着》，还有莫言的《丰乳肥臀》、《生死疲劳》，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甚至是极其残酷的，人们在战争和饥饿面前没有能动性可言，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真的能理解和领会那个年代的生命状态吗？以前写过“人们在这片土地上从古到今世代更替，社会日新月异，不变的唯有那亘古不变的情感，亲情友情爱情…”即便是如此，我们就能以我们对情感的认知去理解以前人们的情感吗？我们以我们现在的认知就能认为那个年代是极其悲惨的吗？那时的人们有饥饿有战争，但是那时人们也是很简单很容易就得到满足的啊，那时没有电灯没有汽车没有很多商品，所以人们没有很多需求，或许在山村里能自给自足不挨饿能娶妻生子安居乐业就很满足了，或许在战争年代的人觉得能逃过一死活下来就很满足了，或许在饥荒年代的人觉得能活下来过年能吃一次肉就很满足了…就像我们现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原始山村还是自给自足娶妻生子就很满足了，而城市阶层的需求要多得多满足程度也不同，也就是说无论在哪个年代不同地域和不同阶层的人都会自适应，生物都会适应环境，每个年代每个社会在那个节点都是最好的最优的存在？感觉像量子物理讲的，物体运动状态是无法预测的，当你看见它的运动时，它当时就是什么运动状态…另外我在想，如果我是当时实施暴行的日本士兵的其中一员的话，当我看透了历史真相，当我背负这一切度过往后的几十年，当我成为白发老人的时候，我会怎么回望过往我会有怎样的感受？我会为了我的过错而愧疚自责懊悔终生？要知道我也只是那个年代那个社会那场战争的产物啊，我也只是被历史洪流席卷的一粒沙石啊…几十年后，当战争发起者和战争被害者在战争结束后反思当初为什么会发生那场战争时，双方都会说我们也不知道，是啊，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一段历史，人的能动性到底是什么呢？大概就是不断往前探索，当错误当伤害发生之后才会总结经验和教训…就如人生也是一样，有时会想，要是人生机制是倒过来的会怎样呢？人是从老年向幼童成长的机制，或者说人一开始就有完全的知识和认知，那么因为年纪小经验认知少而产生过错和遗憾会不会少很多呢？电影中被侵害的老人因为被日本人侵害被全村人认为不干净没有贞洁而歧视了大半辈子，在处处被欺负被针对中顽强地活着，老人在这种一生的羁绊中很无力，主要是因为那时山村里的村民认知封建落后，如果村民都有完全的知识和认知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有时想想所谓的“暴民”就是像文革时期的牛鬼蛇神或者像野蛮的侵略者或者像异端宗教者是最恐怖的，有落后的错误的认知的人远比洪水猛兽更可怕，假设未来科技能够做到向大脑输入完全的知识和认知那会怎样呢？而如果能做到这样，那社会阶层应该会不攻自破吧，因为那时每一个人都能掌握足够的知识和认知，每个人的能力足以让这个社会的生产远超出需求，那么生产力足够高的社会也就是“共产主义”会是怎样一种图景？扯远了，要想减少悲剧的羁绊和“暴民”，还是提高教育先吧，公平先进的教育才是现在需要去革命去争取的…另外，看着影片中老人沧桑的布满皱纹的脸，又疑惑时间到底有怎样一种力量让羁绊和回忆变得深刻，悲伤亦或喜悦，这就是意义？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羁绊和回忆，有些是主动选择有些是被迫无奈，在时间的造化后最终变为意义？我没有跟老人生活过，所以基本对老人很陌生，也很好奇老人对时间会有怎样的注解，想起以前写的一段：“人生的现在终成为过去，留下的唯有回忆，每一个经历都化为内心的体验和感受。生命的感动跟时间和回忆有着深刻的联系，望着白发苍苍的老者，仿佛看到了时空深邃的脉搏，纵横交错，虚实难辨，连着的是每一个记忆和碎梦。其深刻性就在于是否拥有深刻的记忆和感悟，而其根本又在于创造。创造每一个鲜活的经历，创造每一个赋予意义的形式，创造每一个感动的瞬间，创造每一次纪念、每个阶段的感悟。然而这一切的真谛却在于时空脉搏汇聚的心脏，这便是灵魂的觉醒！”最后，看完这部血淋淋的战争悲剧和悲惨历史，哪天我有幸认识日本人的话，我大概会先问他：你怎么看你们国家侵略中国战争和慰安妇历史？你怎么看你们国家领导人不承认历史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如果你不知道历史，那我会为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感到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