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

这里是“一部电影一本书，重读姜文电影系列”的第二篇。

电影是姜文导演的第二部电影《鬼子来了》，书是《姜文的前世今生》。

电影在国内禁止公开上映，但并不是禁止观看，看了不犯法。书呢也不是姜文公司发行的，而是中国电影研究者啓之编撰的。

公元2000年，《鬼子来了》没有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修改剧本，反而是擅自加戏，违规到国外参赛，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因此相关部门依照《电影管理条例》，禁止影片在国内公开上映，并且处罚姜文5年不得导演电影。之后，书的主编私人购买了40张盗版碟，寄送给当代各行各业的有识之士，只求一篇影评，全部收录在这本书里面。影评人规格之高，文笔之妙，内涵之深刻，是我生平所未见的，所以也一直没有写过这部电影影评，看了这本书就不好意思动笔了。

这部电影曾引起巨大的争议，有人写文章说姜文知法犯法，就差公开起诉了。之前《阳关灿烂的日子》也曾引起一个文化现象，但只是在影评人和电影圈很有影响力，而《鬼子来了》获奖和禁播，在国内文化圈引起的争论，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扯皮扯到最高层那里了，最终的结果依然是禁了，处罚姜文也不得不接受。

所以我们就不谈这部电影的什么内涵和意义，书里都有呢，喜欢的人自己去看。考虑到有些人没看过电影，我就先讲一讲故事，然后重点放在技术分析上，好像很少有人从偏技术的角度分析姜文电影，只当抛砖引玉了。

故事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末期，长城脚下日本占领区的挂甲台村，村口有个日本兵的炮楼，不远处河面上经常有日本的军舰在巡逻。

一天夜里，村民马大三和寡妇鱼儿正干着羞羞的事情，突然有人敲门，马大三问“谁呀”？那人回答“我”，马大三开门，一把手枪顶在他脑袋上。这伙人抓了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官，在炮楼子下面没法带走，寄放在马大三家里，说好年三十夜里来取人，叮嘱马大三不得走漏消息，抽空可以审审，少一个要他的命。

马大三吓得是六神无主，急忙找五舅老爷和乡亲们商量该怎么办，恐怕大家伙推脱，只好谎称“少了一个要咱们全村人的命”。

五舅老爷只得开堂审理，日本兵花屋小三郎一心求死，污言秽语破口大骂，翻译官董汉臣贪生怕死，故意错翻小三郎的话，恳求饶命。

“山上住的，水上来的”，村民们都惹不起，只有想办法养着这两个活宝，一要防止日本兵自杀，二要防着他们逃跑，还不能走漏一丝消息。

马大三天天盼着年三十那个“我”来取人，但是没有人来。

村长派了六旺出去找游击队五队长，五队长说从来没有在挂甲台村放过人。既然没人认领又不能交给日本人，总养着这两个祸害也不是办法，大家伙商量了半天也没个好办法，只有鱼儿的老公公疯七爷大喊：“我一手一个掐死两，刨坑埋了”。五舅老爷以为那就只有杀了，于是抽签决定谁下手，马大三运气背又抽到了凶签，怀孕的鱼儿听信传说，丈夫杀人孩子会变鬼胎，因此要离开马大三。

马大三到底没敢下手，把两人又藏到了村后的烽火台里，每天还得养活着他们。狡猾的翻译官教小孩说日语差点被日本军队发现，大家伙齐声斥责马大三坑害全村，马大三痛哭流涕，只说下不了手。

还是五舅姥爷支招，让马大三拿着一袋豆子出村，去找会打枪的四表姐夫来帮忙杀人。四表姐夫大骂马大三糊涂，村口就有个炮楼，屁大点地界根本没法放枪，但豆子还是收下了，作为保密费。可能是觉得马大三太憨厚，四表姐夫过意不去，又带着马大三找到了满清刽子手“一刀刘”，一番吹捧骗得一刀刘出山杀人。

一刀刘果然功夫了得，七老八十的高龄，在旧长城里拉开架势练得是虎虎生风，一手下去就摸出了花屋小三郎是日本子，这一刀硬是没能砍死花屋，哭喊着晚节不保扬长而去。

鬼门关前捡了一条命，花屋小三郎再也硬气不了，声泪俱下请求饶命，并且开出了以粮食换命的条件，大家伙再次商量，养了这两货大半年，全村都没过上好日子，送走这两个温神，换回两大车粮食当然是好。于是写了协议让花屋签字画押，小三郎骑着驴子带着众村民回了军营。

日军队长当时已经接到天皇的投降诏书，谎称感谢马大三等人对花屋的照顾，两车粮食是还给村民的口粮，另外再加四车作为奖励，马大三等人喜出望外，赶着粮车兴高采烈地回村了。

马大三中途想到回了娘家的鱼儿，就一个人去接小情人有福同享。哪知道回来的时候，挂甲台村已经是一片火海，日本兵屠杀了整个村子。

日本投降了，国民党接收管理，第一件事就是枪毙汉奸翻译官董汉臣，但日本人都是受到优待的战俘。

马大三乔装成小贩，混进日本战俘营，拿把斧头疯狂砍杀日本兵，花屋小三郎吓得抱头鼠窜，马大三最终还是被国军抓住了。

审判结果，马大三持刀行凶，砍杀手无寸铁的日本战俘，罪无可赦，判处死刑，由受害者花屋小三郎执行。花屋手持日本军刀砍下了马大三的人头，围观的群众齐声喝彩，被砍的人头转了九圈，眨眼三下，嘴角子上翘，原本黑白的世界一片血红。

感受

以上只是个大致的故事梗概，这是姜文唯一一部认真讲故事的电影，而且是个很好的故事，姜文的原意是“我要拍一部电影，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日本当年在中国干了什么”，追求的是“真实度”。鬼子不是纸做的，用手可能撕不动，中国人民胸怀博大，但是裤裆里恐怕很难藏雷。这部影片在日本获了好几个奖，被誉为“日本人拍不出来的日本人”，至少说明“日本人的真实度”是达标了。

影片前半部分笑料不断，一直有惊无险，以为峰回路转之时，恰恰是全村被屠之日。观影感受也如同片尾的马大三，被一把利刃砍掉了头颅，在死之前竟然能看见自己的身子慢慢的倒下，喷涌的鲜血，迷糊了双眼。

很多优秀的故事片，我们很容易代入人物的情感思维，而《鬼子来了》有一层隔膜，我没办法用把自己想象成马大三。这是一种类似戏剧或者舞台剧的感觉，一刀刘，二脖子，马大三，四表姐夫，五舅老爷，六旺，疯七爷，八婶子，这些都是群像，可以换成任何人。看着他们嬉笑怒骂，我知道他们是在演戏，同时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看着他们被屠杀，我知道这是历史，是最为真实的历史。之前不明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后来还真找到了理论依据，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

音乐

姜文说为了拍《鬼子来了》看了很多书，但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脉络怎么拍。灵感来自两段音乐，一是日本海军军歌《军舰进行曲》，这首歌原本是日本小学生的校园歌曲，后来改编成了海军军歌，乍一听还是童谣一样的简单明快，听多了就会发现，这个曲调包含一种“无法控制的疯狂与理想”，有点邪门；另外一个就是刘星的专辑《一意孤行》，这是一种极度空灵与世无争的音乐；这两种音乐的对比，就是姜文对于两个民族的感觉。

《老子》有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中国的农民历来是这么生活的，但帝国主义绝不会这么想，用音乐来鉴别民族的灵魂，不看书我是没能领会到这一层。

这个片子为什么是黑白的呢？

中国之前的电影给世界的印象都是很浓艳的色彩，《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等，光看名字都能感觉到温度。姜文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就走了一个不同的路线，不是那种大面积的染色，而是高调的明艳，突显了阳光的穿透力。

而这一部《鬼子来了》，突然又反其道而行，完全抛弃了色彩。直到影片结尾，马大三人头落地，“含笑九泉”，黑白的画面突然一片血红，你要说这没有寓意，没人会相信。

实际黑白比彩色更难拍，技术难度高，胶片都是定制的，因此影片到戛纳参赛，别人都认为来势汹汹。这部片子拍了48万英尺胶片，刷新了而且是翻倍超越了，姜文自己创下的国产电影使用胶片的记录。

台词

电影的台词很密集，一帮农民说话唠唠叨叨，却能句句扎心。有人怀疑真实性，我作为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可以负责的告诉你，农民真是这样的。平常聊天，句句话都充满哲理，小的时候不明白，后来读了几本书，才知道他们口头上说的都是《论语》、《孟子》、四书五经，正在佩服的时候，他们或许又会来找我帮忙写个借条，原来他们连名字都不会写。所以有时候我们认为的真实可能是虚假的，而绝不相信的事情有可能是真实的。《鬼子来了》就是这种明明很戏剧化很荒诞的剧情，却透漏着某种无法抗拒的“真实”。

个人认为《鬼子来了》是国产最好的电影，从故事到内涵的厚度，从技术上的追求到成片的感染力，近乎完美，找不到一个短板。但是它给人的直观感受是颠覆性，看起来是“涨他人志气，灭了自己威风”，如果你能理解背后的真相，必然敬重创作者的良心。某知名学者说，“感谢这样的禁演，如果真的公演，姜文必然被全民共讨之”，言下之意，禁播反而是保护了姜文，我相信这是一个有语境的个人说法，但至少可以领会到，姜文电影是小众的艺术，而不是大众的欢愉。

姜文说曾看过一本书叫《前世今生》，他的原意是很认真很努力的去研究一件事情，有可能跨越时空感受到古人的思维，如同触摸到自己的前世，《鬼子来了》就是他的前世今生。而我却感觉《鬼子来了》之后，姜文的影视风格变得极为虚无和隐晦，技术还在，思想已经摸不着了，我曾经以为是他故意有所保留，后来看了他的书，才知道不是他有所保留，而是书读少了就看不懂他的电影了。

姜文《鬼子来了》改编自小说《生存》，原作者尤凤伟，那么说明尤凤伟还挺有想法，看了1961年大岛渚的电影《饲育》之後，我凌乱了，到底世上还有没有原创？ 不過導演的訪問回答還是有一定水平的。

1.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戏”？ 　　　　　　 姜文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种警世的责任。在这部影片里，日本军屠杀的是真正的中国老百姓、中国平民。而事实上，当年日本军也确实杀过很多中国老百姓。我的老家唐山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别想再否认。我也想以此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 　　　　　　 2.我为什么对中日文化比较感兴趣？ 姜文说：1982年我在中戏上学时，班上来了一拨儿日本留学生，和我们同龄，关系也特好，走的时候依依惜别，甚至有和我们班同学谈恋爱的。当时我就很奇怪，他们和我小时看的抗日电影中的松井之类的日本鬼子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怎么态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却和松井他们那么不一样？他们和松井他们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却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从那时起，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听了很多亲历过抗日战争者的讲述，后来有机会去日本时也看了很多听了很多，看了许多如《菊花与刀》之类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到现在，我渐渐地能把这两类日本人的形象重叠到一起了，他们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兵。 　　　　　　 3.我为什么重视日本这个对手？ 　　　　　　 姜文说：日本善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优点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些优点而是将其模糊掉，不承认它，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与灾难。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场侵略战争就是明证。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觉得鲁迅思想的形成和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他年轻时在日本呆过， 产生过比较有很大关系。我觉得一场灾难的发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灾难过后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和总结这场灾难的根源。正是这种想法促使我一直想拍一个中日间的故事。 　　　　　　 4.我为什么给《鬼子来了》选择刘星的音乐？ 　　　　　　 姜文说：《鬼子来了》的故事原本“隐藏”在我为拍电影而看过的众多小说之中，并没有清晰地凸现出来。而最终诱发灵感的是两张风格迥异的CD，一盘是日本军歌，另一盘是当代音乐隐士刘星的专辑《一意孤行》。前者激昂有力中带有霸道倾向，后者则尽得中国文化超脱与空灵的真谛。我从日本军歌中听出了民谣式的儿童歌曲的痕迹，其中有一种青春期的无法控制的疯狂和理想，这种疯狂如果被邪恶的力量所引导很容易做出意想不到的暴行。对于《一意孤行》的境界，我非常欣赏。但要想达到这种高境界，必须有“日本军歌”那样的实力做基础，否则只能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了。 　　　　　　 5.我为什么特别看重“翻译官”在影片中的作用？ 　　　　　　 姜文说：我曾经选了好几个关于中日战争的题材，其中有《生存》。我看中的就是《生存》中的这一点――一个本来没有介入战争的村庄，突然来了一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他们怎样互相面对？而由于这个翻译的作用，本来善良的老百姓不能正确地认识对面的敌人，以至于自大、膨胀，使用了错误的手段。这其中有残暴敌人的问题，更有翻译官因为私欲而误导的问题，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故事的这个核是我非常看好的。 　　　　　　 6.我为什么对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姜文说：当年在中戏谈笑甚欢的日本留学生朋友，遇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一瞬间就会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这种两面性是很好地重叠在日本人身上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与鸠山，在满铁医院的时候就是“老朋友”嘛！但是这种朋友关系挡不住鸠山当了宪兵队队长，以后把李玉和弄来坐老虎凳。虽然不耽误请李玉和喝杯酒、谈谈佛教，但是密电码得拿出来。这种事太多了，朋友归朋友、原则归原则，日本人的原则性和国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强。 　　　　　　 7.我为什么不总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 　　　　　　 姜文说：爱国主义不需要唤起，只要一个人还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鲁迅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中某些问题进行讽刺与挖苦，这也是充满了爱的。他为什么不挖苦日本去呀？因为他是想让中国这“脖没了，比日本强了，这是最大的爱国。反过来个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违心地故作赞扬歌颂状，而不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那就像我们片子中的翻译官董汉臣一样了。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我虽然达不到鲁迅那么高的境界，但我很崇拜和欣赏他。他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尖刻，但他看问题很准确。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人看不到问题、不愿意看到问题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意说。鲁迅这种高境界我理解就是“民族魂”。要是有那么几百个鲁迅，这个国家就会很了不起。 　　　　　　 8.我为什么不经常站出来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否认战争罪行之类的言行加以驳斥？ 　　　　　　 姜文说：因为拍了这部《鬼子来了》，近期有不少报纸请我就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发表看法。但是我认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华势力出招的时候我们就接招，而是需要从深层次上研究这个对手，光靠拉几个名人出来义愤填膺地过一把嘴瘾无济于事。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没有变过，只是我们没有深入地认识到这一层，所以才一会儿看着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一会儿看着又是军国主义的复活，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日本不断利用我们在群情激昂时说过的一些过嘴瘾的话来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电影都成了他们开脱罪责的例证。比如我们老拍游击队，他们就援引有关的国际战争法称游击队员被俘后不享受正规军的战俘待遇，为他们杀人找借口。再比如我们有一句著名的电影台词叫“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他们又非常险恶地把很多杀戮的罪行推卸到中国的伪军身上。问题不在于最近日本又发出了什么不和谐的声音，我们该怎样回击，而是在于我们应该冷静地认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我们总说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迈过日本这道门坎。迈过日本，自然就走向世界了。 　　　　　　 9.我为什么不在影片中让中国观众痛痛快快地“打”鬼子？ 　　　　　　 姜文说：拍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一些抗战题材的“老片”可能会给人，尤其是给日本观众造成的一些误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些片子都是很好的，确实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但这些电影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些老电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轻人说：你们看，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间谍，他们哪个不是不穿军装的军人？既然他们“全民皆兵”，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全民歼灭”。于是，我们的这些老电影成了他们掩盖当年屠杀中国平民的把柄。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而我们现在拍电影，就再不能给日本人这种口实了。我觉得通过拍一部电影过嘴瘾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讨点好，但是事情过去之后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观众真正进行思考。我拍《鬼子来了》就是试图让观众明白，如果想避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除了过嘴瘾还有什么办法。我不敢说《鬼子来了》给出了这个结论，事实上我一个导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个方向吧！ 　　　　　　 10.我为什么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姜文说：在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鬼子来了》这部影片中有几位日本演员，他们以前看过我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报酬都好商量。但是看了剧本以后，他们有抵触情绪，拍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发生辩论。这批30岁左右的日本演员代表着日本的中坚力量，通过这部电影，我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我相信将来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时，观众也会像这批演员一样有所改变，至少对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种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