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精神分析的野史
《危险疗法》以荣格和弗洛依德在治疗萨宾娜的方法上的分歧为主线,讲述了萨宾娜在荣格的影响下如何“成长”,乃至爱上荣格(恋父情结),并且唤醒了荣格挑战弗洛依德的弑父情结。
柯南伯格和英国剧作家克里斯托弗•汉普顿(Christopher Hampton)花了一年时间,从弗洛伊德和荣格大量的通信和历史细节中提炼出精神分析学的野史,并且将精神分析的知识悄无声息地织入剧情。
譬如女主角萨宾娜•斯皮勒林调侃弗洛伊德的学术原点:他是不是性欲得不到满足才发明了这一学说?
而弗洛伊德总是叼着雪茄(象征阴茎)端坐办公室,似乎堪为佐证。
2 ) 【不是评论】很浅,但有用的背景知识
看第一遍的时候有的背景不了解,google了一下,找到一篇有用的文字,再看第二遍就好多了。原作者叫韩雪涛,感谢原作者。
这篇文字是2007年出现的,目测与这个电影的创作没有任何关联,所以可以相信这篇文字和电影都提到的诸多弗洛伊德与荣格的事件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插嘴一句,这篇文字没有出现女主角——这位女性是真实存在的,她在电影叙述的事情之后离开弗洛伊德和荣格继续从事精神分析方面的工作。后来的故事很不幸,她的丈夫、她的兄弟在史达林恐怖运动中丧生,她自己和两个孩子则在1942年纳粹灭犹行径中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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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与荣格:从相识到决裂》
西方有人认为:“20世纪是精神分析的世纪。”这种说法虽然不免过于夸大,但却从某种角度说明了精神分析理论在西方所产生的影响之大。弗洛伊德作为这一理论的创建者,荣格作为这一理论的有力推动与发展者都成为现代心理学中极其重要的心理学家。而发生在这两位巨擎间的由相识到决裂的恩恩怨怨也就成为精神分析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我们本文中所要做的就是重新回顾那段历史,去了解发生在两人间的一场恩怨沧桑。
一、相识
我们先从精神分析学的奠基者弗洛伊德说起。弗洛伊德,出生于1856年。1873年进入世界闻名的维也纳大学医科学校,师从当时很有影响的布吕克。后与布罗伊尔合作,探讨用自由联想法治疗神经症状。1895年,两人合作写成《癔病研究》一书。后来由于弗洛伊德强调性混乱是癔病的根源,而布罗伊尔拒绝接受这种观点,两人的合作与友谊就此结束。此后,弗洛伊德单枪匹马地进行拓荒工作。1900年他出版了自己第一部巨著《梦的解析》,此书的出版标志着精神分析理论基础的建立,也揭开了一段恩怨沧桑的序幕。
此时年仅25岁的荣格,刚从医科学校毕业,并在苏黎士一家精神病院任有名的精神病学家布洛伊勒的助教。当时的荣格正开始执着而坚定地在诸多令他困惑的有关精神病的问题中努力探索,想寻找出一条他可以在事业上勇往直前地走向成功的途径。《梦的解析》刚刚出版,受到导师的推荐,荣格读了这本书的第一版。但对当时的荣格来说, 还缺乏欣赏此书的准备。因为他还缺乏切身的体验,无法充分领悟到弗洛伊德所进行的这项开拓性的研究的重大意义。于是,他把书放到了一边。在随后的几年中, 荣格开始从事著名的“语词联想”测验。这种测验是把一个词汇表上的词汇一次一个地读给病人听并要求病人对它们做出反应。如果病人在做出反应时显得犹豫不决,或者在做出反应时流露出某种情绪,就表明该词很可能触及到了荣格后来称为“情结”的某种东西。荣格独立完成的这项伟大实验,一方面为他赢得了荣誉,另一方面为他接受弗洛伊德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03年, 荣格再次阅读并研究《梦的解析》。突然,他发现他自己所探索的问题与弗洛伊德著作中的理论不谋而合,他发现弗洛伊德的理论为自己在语词联想实验中观察到的 压抑“机制”提供了最好的解释和说明。或者说,弗洛伊德的发现恰好符合他自己所做的一系列实验研究。他激动异常。他开始真正欣赏了另一位天才的工作,他意识到,在千里之外的维也纳,另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正在对彼此关注的同一问题进行探索,而且得出了几乎是相同的结论。可以说,第二次阅读此书的经历成了荣格一生事业转折的分界线。
鉴于自己的实验,荣格相信弗洛伊德是对的。然而这种对弗洛伊德的欣赏在当时却是一件不怎么光彩的事。但坚持真理的荣格抛开世俗的偏见,决定公开站到弗洛伊德一边,支持弗洛伊德的理论。
1906年3月或4月初,荣格向弗洛伊德伸出了橄榄枝。他给弗洛伊德写了一封信,同时寄去自己的论文《心理联想诊断研究》。当时处于孤立无援中的弗洛伊德愉快地接受了荣格递给的橄榄枝,在4月11日的回信中他表示了自己诚挚的谢意与自己的理论被荣格经验所证实的欣喜之情。在经过随后多次的书信往来后,1907年,弗洛伊德邀请荣格到维也纳作客。
3月3日,上午十点钟,一个寒气逼人的星期日。两人在维也纳见面了。在这次见面中,先是异常激动的荣格,兴致勃勃一连讲了整整三个小时。最后耐心地沉浸在荣格的谈话中的弗洛伊德打断了荣格的话,建议他们应该更深入、更系统地继续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两人都为对方的非凡才智与热情所感染,陶醉于这种志同道合又棋逢对手的交流之中。在荣格看来,弗洛伊德是“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就我当时的认识和理解而言,没有谁能与他相匹敌。”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他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象荣格这样具有多方面广博知识而且对精神病的病因怀有如此强烈兴趣的人。荣格奔放的想象力也使弗洛伊德着迷。于是两 人间这场倾心而又生动有趣的马拉松式的长谈,一直持续了十三个小时!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因为双方都十分困倦,这场谈话或许会持续更久吧。
初次见面给两人都留下深刻与美好的印象。这次会晤后,弗洛伊德立即写信给荣格说,同你相见,“使我万分兴奋和欣慰,我得不厌其烦地用文字或言语使你明白,我信任你,我得特别强调的是,你使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我现在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正像其它任何人一样,应该有人来取代我的位置,而在我看来你正是我所指望的最恰当的人。……来继续并完成我为之奋斗的事业。”
四天后,荣格的回信这样写道:“使我不安的是,你过高估计了我和我的能力。在你的指引下,我才能深刻地理解许多事。不过,我仍然远没有能清楚地把握住它们……”
共同的奋斗目标将两人紧密联结在一起了。但我们可以注意到,从一开始两人间就存在着一些分歧。两人虽都确信压抑之存在,但就压抑的内涵而言,两人看法却并不 相同。弗洛伊德认为压抑的内涵,是一种潜在的性动力或性经验。正如荣格在后来回顾两人初次见面时说,每当谈到与性有关的问题时,弗洛伊德的每句话都充溢着 一种特殊意味的冲动。“显而易见”荣格写道“弗洛伊德对他的性理论已深信不疑,而且认为这种理论具有超越一切的重要意义。一提到这个问题,他的声调变得急 促,几乎是迫不及待而且激动,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十分严肃、难以捉摸的、对一切事物持挑剔怀疑态度的气质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荣格却力图对性动力的范围加以限制和界说,对他而言“在一些病例中,性问题并不是致病的绝对重要的因素,只起着附加的、次要的作用。”
在初次会晤后继续下去的书信中,他们都坦诚自己的观点,并在不同的观点上激烈交锋。然而由于这是在一种讨论式的学术气氛中进行的,两人间并没有因此产生任何 积怨。事实上,他们正一道艰难而倔强地在精神这片前人所未走过的旷野上,披荆斩棘,开辟出条条道路,去发现,去探查精神领域中最激动人心的奥秘。这种并肩战斗,一致对抗外界世俗的经历足以弥补掉任何存在于两人间的分歧了。两人从一开始就存在的认识上的、理论上的分歧被沉浸在彼此欣赏,共创大业的激情所遮掩了。
二、热烈的友谊
在经过初次见面与随后的几封信的交往后,两人的友谊迅速升温。两人间的通信一直继续着。许多信还充满了难言的兴奋和激动。在信中,两人交流对临床病例的观点,交换对同行的一些看法,同时也相互问候鼓励。两人间的私人关系日益亲密。
1907年7月1日,弗洛伊德写给荣格的信中写道:“精神学的新生命与我们同在,在苏黎士和维也纳,而不在别的什么地方。因此,我们已经度过了第一个难关而安然无恙。”
对于那些中伤他们的人,他们并没有保持沉默,而是一同与之作战。对于那些无法理解他们的大众,他们相信只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偏见所致。而他们相信有一天真理的曙光会通过他们传遍整个世界。他们一起憧憬着他们共同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并被接受的那一天的到来。
在这段甜蜜的日子里,两人频繁地交换着在精神分析这一领域内各自的观点,并互相就某种问题深入磋商。在这种关系中,弗洛伊德理所当然处于父亲般的地位。又加上弗洛伊德在年龄上长荣格19岁,荣格将弗洛伊德当成自己父亲的化身,而弗洛伊德将荣格当成自己的儿子成了双方共同接受的看法。
这段时期的荣格力图获得弗洛伊德的注意。在1907年的一封信中荣格写道:“说实在的――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不得不坦率向你承认……我对你的敬爱之情,具有宗教般的狂热和虔诚。”1908年2月20日,荣格写信给弗洛伊德再次表示能获得弗洛伊德的信任与友谊,感到既有幸又惭愧。这在他的一生中至关重要。他希望发展这种友谊。但这决不意味着同弗洛伊德处于同等地位,而只是一种“父亲和儿子”的关系。
对弗洛伊德来说,在他的所有追随者中,荣格亦是他最为厚爱并且器重的人。
1908年4月26日, 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在奥地利的萨尔兹堡举行。荣格为这次会议的组织召开立下了汗马功劳。会议由弗洛伊德主持。会议期间决定创办一个心理分析学的会刊《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研究年鉴》,受到器重的荣格被指定担任主编。会后,荣格写信给弗洛伊德说“总的说来,大会结果十分圆满,预示着我们的《年鉴》将大获成功。”这次的会面给两人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1909年,两人同时应邀去美国讲学,在船上共同度过了为期七周的旅途生活。在这次美国之行中,他们的演讲受到了热烈欢迎。他们在美国是“受人尊敬和欢迎的人”。弗洛伊德处于成功的顶峰,荣格也为此不胜欢喜。初次美国之行的成功对于精神分析学理论赢得广泛的承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10年3月底召开了第二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荣格对大会的成功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在经过激烈的争论后,由于弗洛伊德再三坚持,荣格当任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
正是在这段甜蜜的日子里,弗洛伊德在一封写给荣格的信中,亲切地称荣格为精神分析王国的“王储”,并称荣格是他的“长子”。
在彼此以坦率真诚相待的两人间,一切似乎都是明朗的和美好的。
三、不和谐之音
在两人交往伊始,两人就存在着一些思想方面的分歧。然而,这些分歧起初被掩盖了。但随着交往的增多,两人间即使在热烈的友谊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调。
1909年3月25日, 荣格与他的妻子来到维也纳。访问中,发生了一件令两人都印象深刻的事。一天,在弗洛伊德的一个房间里,两人正热烈地谈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神秘玄妙现象的时候,突然间,从书架那儿发出一声巨响,两人都惊骇异常,几乎跳了起来。等两人从惊惶中恢复平静之后,荣格对弗洛伊德说:“你瞧――这就叫做催化显示现象。”弗洛伊德不以为然,“得啦,”他用嘲笑的口吻对荣格说:“无稽之谈。”但不出荣格所料的是,从书架上又发出爆裂声。恪守严谨的科学推理和原则的弗洛伊德发现,被他刚选中来继承他的事业的“皇储”荣格,竟然能用超灵的术语来解释这样的现象,这令他深感震惊。这件事清楚地揭示了两人在精神分析学观点,以及两人气质间的根本差异或者说对立。
4月20日, 在德国登上轮船启程去美国的前一天,闲谈中,荣格很有兴致地提到在德国北部某些地区的所谓泥炭沼尸体。弗洛伊德对此深为反感,几次打断荣格的谈话。最后, 弗洛伊德突然当场昏倒了。这就是有名的弗洛伊德的第一次昏倒。人们对此的解释是:由于弗洛伊德认为有关尸体的闲谈暗示了荣格希望自己死去。这种无法摆脱、 压抑的奇想,使弗洛伊德神态恍惚而昏倒。
第二天,已经恢复过来的弗洛伊德在船上与荣格互相对对方的梦进行分析。但当荣格试图分析弗洛伊德的一个梦,并希望弗洛伊德进一步透露梦的细节时,弗洛伊德明 显地疑虑重重,过了一会,他说“我可不愿拿我的权威冒险。”荣格后来写道“在我看来,就在他这样说话的同时,他的权威已全丢了。这句话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初次美国之行的成功,一方面鼓舞了他们,但同时又意味着两人共同面对的外部敌人已经变得遥远了,于是两人之间的问题开始变得突出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在两人 表面的和谐下,裂痕已经出现了。当强敌在外时,两人由于有着共同的目标,所以能够紧密联系在一起,分歧即便存在也可以忽略掉。但当外敌的威胁日渐减小后, 两人不再需要为维护他们共同的理论而一起战斗了。他们开始投入到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中去。正是在如何发展这一理论中,两人间的分歧开始显得日益突出。
从美国回来后,弗洛伊德一心致力于将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扩展到更多的领域中去。然而此时的荣格却把每周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对神话学的进一步钻研上。两人的通信中,分歧逐渐扩大了。
1910年初,荣格给弗洛伊德的回信中写道:“诸多误会已经出现,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会对我产生了如此误解?”1910年6月26日,荣格写给弗洛伊德的长信中,将自己对于神话学的阅读研究同弗洛伊德的性乱伦说进行了比较,从字里行间隐约预示出两人的分歧已不可避免。1911年11月14日荣格在一封信中写道:“事情必定会如此……你发掘出宝石,而我所要做的是对宝石进一步加工修整。”
从中我们不难窥到,两人的关系已进入越来越微妙的阶段。荣格不再甘心笼罩在弗洛伊德的影子下了。
四、决裂
在经过一段火热的阶段后,两人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随着荣格陷入到对象征、神话宗教文献以及玄学的狂热兴趣和研究中――也正是这一研究中,荣格开始发 展出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理论――荣格性格中独立的一面越来越浮现出来。而弗洛伊德似乎要迫不及待地指望在荣格面前维护他已意识到的并不稳固的绝对权威。于是,两人间的冲突不再只是理论上的分歧了,还增添了两人性格上的冲突。
1911年9月弗洛伊德与荣格妻子埃玛的谈话象征性地表现了这一点。
弗洛伊德说,他的孩子已长大,他的婚姻生活已得到报偿,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只有等待死亡。埃玛回答,作为一个“伟大男人的子女而又能泰然处之”很不容易,特别是作为弗洛伊德的孩子更是如此,因为他所表现的作为父亲的那种威严特征相当突出。埃玛向弗洛伊德建议,应该处理好孩子与他之间出现的麻烦。后来埃玛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写道:“别怀着父亲那样的感情去看待卡尔•荣格……应该象普通人对待另一个人那样,他像你一样,得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完成了他想做的事。”
这段时间的荣格,正在写作《变形的象征》这一重要著作。写到书的最后一章《代价》时,他却不得不暂时中止了写作,当心绪紧张到无法抑制时,他甚至无法握住他 一直使用的那支略显笨拙的自来水笔。因为他清楚意识到在此书中公开自己的观点,很可能意味着会失去弗洛伊德的友谊。“是应该不把我自己的观点公开表露呢? 还是置对我来说是如此重要的工作而不顾呢?”荣格陷入无法排遣的忧虑中。如果说,不愿同弗洛伊德决裂的抗拒力对荣格来说是非常强烈的话,那么冲破他的无意义的束缚,确信自己的观点正确,而相信弗洛伊德的理论是错误的那股力量慢慢地击退了一切犹豫。他又提起笔继续写这至关重要的一章。他越写越多,然而心情沉重――预感到弗洛伊德决不会接受他对于乱伦问题所作的解释。
紧接着出现了另一件事。弗洛伊德在克伦兹里根停留两天,希望与荣格见面。但荣格却让弗洛伊德白白等了两天。或许荣格已清楚地意识到他对弗洛伊德的背叛,因此担心不论他做出何种解释,同弗洛伊德的一场真正的决裂已无法避免,这种决裂是他所希望的,他日渐明白这就是自己成长所要付出的代价。但又使他深感痛楚不安。
对荣格来说,实际生活中的重大时刻终于降临了。他的著名论文分两部分发表了。弗洛伊德从中嗅到了文中“离经叛道”的味道。已经经历了一桩又一桩的背离行为的弗洛伊德又一次陷入苦恼之中。1912年6月13日,弗洛伊德写信给荣格说,不必因为理论上的分歧而影响个人之间的关系,这封信暂时使两人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
然而,荣格此时已经不能接受这种暂时的妥协了。要求独立的他对弗洛伊德的权威发起了挑战。
1912年9月, 荣格再次到美国讲学,并赢得热烈的反响,这坚定了荣格加速同弗洛伊德理论对立的信心。在演讲中,荣格虽然一方面仍然对弗洛伊德的勇气胆量以及执着、恒心,表示由衷的敬佩,但同时也进一步提出并阐述自己的理论。他批评弗洛伊德的性理论是太狭隘了,他认为里比多的概念必须重新加以界定。另外,荣格猛烈抨击回返婴幼儿期的理论。荣格认为导致病因学意义上的冲突主要发生在现在,而不是弗洛伊德所强调的是在过去。
1912年的这次美国之行,进一步扩大了心理分析运动在美国的影响。然而荣格的努力却是建立在与公认的弗洛伊德理论相偏离的前提下的。
1912年11月 在荣格提议下,两人见了一次面。在经过较长时间的交谈后,弗洛伊德相信自己和荣格间的所有矛盾已经解决。他认为自己选中的皇储已经放弃了任何想逊位的念头。然而就在一次午餐快结束的时候,发生了弗洛伊德的第二次昏倒。这次“癔症性晕厥”或许是由于弗洛伊德无法正视荣格背叛自己的可能性;或许是他看穿了荣格与他决裂的决心。总之,事实证明了两人间的决裂已经事在难免。
1912年底的通信引发了两人的最后决裂。荣格在一封信中写道:
“恕我诚恳地对你直言,如果你并不反对的话。我得承认,对于你,我的感情是矛盾的。不过,我还是愿意坦率地,开诚布公地表明我对咱们间一些问题的看法。如果对此有所怀疑,对你将是极大的不幸。不管怎么样,我得说,你用对待你的病人那样的方式来对待你的学生本身就是一大错误。这样一来,你所指望而且造就的不是奴性十足、盲从的儿子,就是轻率浅薄的小人。我确实十分客观地看穿了你玩弄的这种小小伎俩。你在你的周围到处施加个个影响,使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降低到儿女般的地位。他们不得不痛心疾首承认自己的疏忽和过失以及生命的卑微。而你却旁若无人稳坐在父亲的高座上。出于绝对顺从献媚,没有谁敢于公然对告知,甚至哪怕是对你上一次向病人所说的话表示怀疑,他们没有勇气去对分析者进行分析,只是满足于被别人分析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有谁敢这样做,你肯定会这样问他――是谁得了神经症?
你看,亲爱的教授,如果你以此来对待我,我对我的所作所为压根儿满不在乎,同我的弗洛伊德兄长的犀利而令人畏惧的目光相比,它们断然暗淡无光。”
我们看到,此时的荣格早已不再是甘心情愿笼罩在弗洛伊德羽翼下的荣格了。羽翼渐丰的荣格不愿意再受到弗洛伊德的荫护。他需要走自己的路了。这正如一个孩子长大了,要独立了,他不再依靠父亲。相反地,他为了摆脱父亲的控制,他不得不做得绝情一些。
弗洛伊德对于荣格用这样的口气深为不安,觉得蒙受了耻辱。在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中他写道:“你断言,由于我滥用心理分析,使我的学生处于一种孩子般的依附地位。对于他们的这种幼稚行为,我本人要负责任。正是基于这种推断,你得出了你自己的结论。我不愿对此作出任何判断,因为涉及一个人的这种判断是很困难的事,而且,这种判断也不能使任何人信服……在维也纳,我早已习惯于来自反面的指责,这就是说,我对我的学生的分析和观点,并不那么感兴趣。”
1913年3月,荣格给弗洛伊德只写了一封信。3月27日弗洛伊德写给阿伯拉罕的信中说“我对他已经感到失望,也不再有任何友谊而言。对于我来说,他的荒谬的理论并不能只归咎于他那难以令人相处的秉性。”不过,一直到1913年晚些时候,弗洛伊德和荣格两人仍在努力不使个人间意见的分歧影响他们在共同事业上的联系,以免导致完全决裂。弗洛伊德乐观地认为,尽管彼此间的不和现在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而且确已损害了他们个人的联系,但是恢复过去曾有过的合作也并非不可能。
1913年9月7日国际精神分析学代表大会在慕尼黑召开。会前人们期望:“不要出现公开的分裂。”但勃勃雄心的荣格已不再相信弗洛伊德也不再接受弗洛伊德的权威了。在这次大会上,荣格及他的追随者以好战者的姿态进行活动。相比而言,弗洛伊德显得无力捍卫自己。结果荣格继续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会后,弗洛伊德开始做出反击。他的追随者们对荣格的一本新著发动一系列的攻击。弗洛伊德本人也写了驳斥荣格的论文。6月25日,论文发表后,弗洛伊德写信给阿伯拉罕:“炸弹现在发射了……我认为,我们得让受害者有两周或三周的时间重整旗鼓来发动反击。”
弗洛伊德的主动反击,迫使荣格从弗洛伊德学派中脱离出去。1913年10月,荣格辞去《年鉴》编辑职务;1914年4月,荣格辞去学会主席职务。弗洛伊德对此事所作的最后一次评论毫不留情:“我们终于同他们分道扬镳。”在后来谈到这次决裂时弗洛伊德说,荣格“的精力只全部倾注于发展他自己的兴趣和维护自己的私利上。”他不知道,他怎么会看中了荣格。7月25日他给阿伯拉罕的信中这样写道:“卑劣的、虚伪的荣格以及他的信徒终于从我们中间滚蛋了。”
由于这次最后决裂,双方在对方的蓄意中伤中都遭受了损失。弗洛伊德追随者散布说“荣格可能患了精神分裂症”,这些谣传广为流传,因而直接使荣格的临床实践受 到影响,并使他失去了一些学生的信任。同弗洛伊德决裂以后,荣格“开始感到若有所失……这种感觉可以毫不夸大地被认为是……一种心境的茫然和困惑。”他承认自己仿佛被悬挂在半空中一样,失去了立足点。内心精神的冲突竟变得如此强烈,使荣格甚至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有条有理地讲一次课。80岁时,荣格在回忆录中写道:“同弗洛伊德决裂以后,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纷纷同我疏远。我的著作被指责为胡说八道而一文不值。我成了人们难以理解的神秘主义者,如此而已。”在整整三年时间内,荣格陷入“精神的低谷”而到了不能工作的地步。
五、决裂的原因
弗洛伊德与荣格,这两位精神分析巨擎决裂的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引起很多研究者兴趣的话题。解答这个问题应该从多方面考虑。
首先,我们可看到两人在思想上的分歧。这种分歧的焦点起先集中在对性的态度上:荣格对于性不像弗洛伊德那么强调。但如果把观察的视角放宽一些的话,我们还可意识到,事实上在对一切文化和精神现象的理解上,荣格最终都表现出与弗洛伊德本质上的不同。令荣格感到窒息的“弗洛伊德心理学及其狭隘视野的束缚中”,不但是弗洛伊德对性的偏狭理解,还包括使荣格不能忍受的因果论方法。“我更多想到的是他整个视野中那种还原论和因果论的倾向,以及他完全无视一切心理事件中 如此的目的性指向的做法”。荣格感到自己无论如何无法接受这种阐释方法。荣格并不排斥因果观念,但他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科学方法,即目的论。目的论的方法应用于心理学中意味着:人们当前的行为是由未来而不是过去所决定的。为了正确理解一个人的行为,除了需要考虑过去的事件以外,也还需要考虑到未来的目 标。荣格许多涉及精神发展的思想,就它们作为精神发展的目标(个性化、整合、个性形成等)而言,都是目的论的。一个发展着的人格正是趋向实现这些目标的。 荣格感到有必要在心理学中同时采用这两种研究态度――因果论的研究方法和目的论的研究方法。荣格说:一方面,人的心灵为所有那些往事的残余和痕迹提供一幅 画面;另一方面,在这同一幅画面中,就人的精神创造自己的未来而言,它也表达了那些行将到来的事物的轮廓。此外,荣格对因果论和化简论的不满,想必也包含着不满于弗洛伊德总是用因果简化的观点,把其一切不同意见通通看作是“对父亲的反抗”即一种隐藏着的“弑父动机”。在谈到私人关系破裂的原因时,荣格指责 弗洛伊德从他做的每一件事上,看到的都是“对父亲的抵制和反抗”。因而,如果不跳出弗洛伊德狭隘的思想框架而走向“精神活动具有内在的目的性指向”这一认识,荣格的反叛将不可避免地永远被钉在“俄底浦斯情结”的耻辱柱上。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两人性格方面存在的差异。
许多人指出,从童年时代开始,荣格就是,并且以后一直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然而在与弗洛伊德交往的起初阶段,由于弗洛伊德作为自己崇仰钦慕的人,是如此真诚地与自己交往并信赖自己,所以荣格独立性的一面暂时被遮掩了。他愿意尊弗洛伊德为权威、为自己的精神之父,而把自己看作是追随者。为此,荣格过多地顺从了弗洛伊德的意愿。然而,随着交往的增多,弗洛伊德在荣格心目中越来越丧失了权威的地位。
荣格曾谈到,造成他与弗洛伊德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无意间知道了弗洛伊德与妻子和姨妹之间的“三角关系”。正是弗洛伊德私生活上的问题,很可能会动摇他在荣格心目中完美的形象。而这一完美的形象对于其权威地位的维护是重要的。当弗洛伊德想对荣格隐瞒这一事实时,其形象在荣格心中又一次被降低了。荣格无法接受弗洛伊德把自己的权威看得比真实本身更重要的态度。美国之行后,荣格投入到神话学的研究中去。在这方面荣格比弗洛伊德相对肤浅的涉猎,明显地更深入、更广泛。这无疑加强了荣格的自信心,并减弱了弗洛伊德在自己心目中的权威形象。
于是,一方面弗洛伊德的权威地位已不再;另一方面,荣格本人的自信心日渐增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内心深处不可能沾沾自喜于成为某人的门徒、长子或“王储” 的荣格要宣布独立了。他要追循他自己的思想线索。在《变形的象征》这本书中,他就是这样做的。他相信这本书将会断送他与弗洛伊德的友谊,他为此而感到苦 恼,但最终仍然坚持写完并发表了这本会导致两人分裂的书。荣格明白,虽然要付出牺牲两人友谊的惨重代价,但他仍坚信自己不可能再停留在弗洛伊德的小道上, 而必须在一个未知的王国里,以某种方式找到自己的道路。正是荣格的独立性格与创造精神,使得他不得不走上一条与弗洛伊德可能决裂的道路。
除了关注荣格的性格外,我们还极有必要关注一下弗洛伊德的性格。另一位伟大的精神分析者弗洛姆曾分析过弗洛伊德的心理。他指出,在弗洛伊德内心深处存在一种 对其他人的依赖感。对于朋友的批评他难以接受,因为在他而言,朋友的作用主要应该是支持、鼓励、赞扬他。他需要得到爱和赞许。这是弗洛伊德安全感必不可少的保证。此外,与父亲不佳的关系,使弗洛伊德自己想成为象父亲一样的权威,成为一位伟大的英雄。可以说,弗洛伊德是顽固的权威主义者,因此他无法接受任何重大建议以修改他的理论著作。尤其是在性理论这一最令他敏感的焦点上。当一涉及到对他这一部分理论的修正时,他的宽宏大量就不存在了。对他来说,舍弃这一“不可动摇的堡垒”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诸多友谊都断送在这一争论的焦点上。
一方面,弗洛伊德要成为一个强人,成为权威,另一方面他对他人又有着依赖感。因而当他人崇拜他、与他意见始终一致时,他友善相待、宽洪大量。但当他人怀疑他、批评他时,他却丝毫不容。这导致他与一些至交的关系走着相同的道路:几年内亲密无间,而后完全破裂,而且常常达到仇视的程度。这就是弗洛伊德与荣格, 也是与其他许多人间的友情所遭到的厄运。
对此的解释是:他需要依赖别人无条件的支持和赞同,因此对顺从的儿子,他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对胆敢持不同意见的儿子,他是一位严厉的、独裁的父亲。因而,弗洛伊德与荣格从相识到决裂的过程恰如一位有着依赖感的、独裁的父亲与一位从顺从到独立的儿子间的关系演变历史。在这种过程的早期阶段,由于双方都认同对方的角色,于是一切都相安无事。荣格尊弗洛伊德为权威,乐意顺从他,作他的追随者。弗洛伊德为有如此才华出众的儿子而自豪。然而,儿子会长大。在尚未有自己独创性的思想与应有的自信时,荣格尚可甘心情愿地处于弗洛伊德的笼罩下。但当羽翼日渐丰满后,具有独立性的荣格就越来越无法忍受这种在别人羽翼下生活的日子了。儿子的独立性越来越强,父亲的权威地位动摇了。一方要求独立,另一方却要求维持自己的权威地位。正是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最终导致了双方决裂的结局。最终,当独立性很强的荣格另辟新径,追循自己的某些想法时,双方的破裂势在难免了。这是有着独立性的儿子与一位权威型的父亲间演出的必然戏剧。
在这场决裂中,荣格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谋杀了父亲,出于赎罪的动机,他深感内疚,后来的荣格总是承认自己欠了弗洛伊德的情。然而在后来的岁月里,荣格却从不曾为这分裂而感到后悔。他把他们的友谊看作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不得不经过,但它又是不会持久的。从热烈的友谊到最终的决裂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虽说,这种不可避免的决裂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然而无论如何还是值得的。这是成长付出的代价,是前进道路上必要的牺牲。只有如此,个体才能成为成熟的人,才能走上自己的道路。决裂后的荣格经过几年的消沉,又昂首行进在自己开拓的宽广大道上,最终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
3 ) 你管这叫危险的方法?--另附《死神永生》三言两语
简单记录一下。《危险方法》是被Viggo忽悠进去的。那天看预告片:哇!Viggo!哇!法斯宾德!唔!奈特莉MM。哇!荣格!哇!佛罗伊德!哇!柯南伯格!哇!Viggo!有他在,奈特莉也不要紧的。
结果不但自己被忽悠进去,我还把钟邪伯爵和鸡饭MM顺进去了。坐定之后伯爵问:有中文字幕么?我说:呃,好像没有,大伙保重。忽然觉得很内疚。
看完之后,好像更内疚了。这次不能说因为没有字幕没看懂而不明白好歹,其实不难懂,反正心理学专有名词就算翻成中文也是不懂。不管懂了多少,这个故事说得不好是很明显的。(先不说奈特莉的表演)
柯南伯格一路来擅长把劲爆的题材和场面拍得很冷静,冷静的同时仍然劲爆,结果给人的感觉更劲爆。但是这部戏,冷静过头成了平淡。Viggo和法斯宾德的火花不足,荣格和佛罗伊德的恩怨本来就很难说清楚,处理得再一含蓄,几乎就缥缈了。不过最大的败笔还不在这里,最大的问题是,这部片本意是要说小荣和老佛从相敬相惜到反目成陌路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两人的关系是由性格和学术见解决定的,而本片的故事试图插进去一个女人。虽说这个女人的故事似乎是真的,但是她是荣佛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么?如果是,片子里看不到咧,如果不是,这个片就有了两个故事。事实是后一种情况。这个片就是有两个故事。一个是蜻蜓点水的两个学术巨头交往的故事,一个则是八点档天天有的男人偷吃反悔回头又反悔的故事。
通常我写文,女主不是重点,《雨果》里头没提主角MM,还受到朋友的“谴责”。(这里请大家抬头看一下本博客的招牌)这样做的坏处是,女主演得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好处也有,女主如果演得不好,会被我轻易放过。然而,这部戏里的奈特莉MM呀,不是我说你,毁容表演,是有底线的:毁容之后,要能够赢得观众的同情,才不枉毁容一糟。不然,徒然让人目不忍睹,难免出戏。再说下去要出刻薄之言了,还是打住吧。
一部连Viggo和法斯宾德再加文森特卡索都救不回来的戏,还真是让人兴叹。所谓危险方法,不过是使医生容易出墙的方法。危险么?看不出来咧。
真正危险的方法是什么?是惹翻一个聪明冷静的女人,结果她把地球的坐标广播给全宇宙,那才叫真的危险。如果我告诉佛罗伊德,昨晚我梦见外星人占领了地球,我领导了地球人的抵抗运动。他会怎么分析?男性的压抑?女性意识的反抗?童年的阴影?NO NO。这个梦我自己会分析,纯粹就是被《死神永生》给吓着了,阴影是有的,那就是想明白原来自己喜欢的科幻作家是对人类彻底失望的钢印失败逃跑主义者。
4 ) 《危險療程》(A Dangerous Method - 2011)
文謅謅的一部片,當做認識心理分析歷史人物還算不錯,演員在冷靜的外表下都很有張力,導演手法也簡略例落。不過太多潛台詞超過我能理解的範圍。
片中多位心理學家在古早飽受壓抑的年代,透過心理學談論人內心各種禁忌的慾望,理念雖有分歧與掙扎但都是很誠實地面對自我追求真理,電影呈現出來的人物姿態是滿有意思,甚至有些動人的。
電影並非探討榮格和佛洛依德的學說以及差異,感覺比較像是人物側寫。除了榮格和莎賓娜之間的性張力之外,他和佛洛伊德之間的類似師徒、父子、朋友的競爭關係,甚至三個角色底下某種猶太人對亞利安人的心結。
片中大量談論著角色的夢境與解讀,從個人內心的困惑與慾望,到後來榮格轉向靈異玄學的領域,後段他在萝中預見歐洲毀滅的危機,一說是反應了後來榮格參加一次大戰的命運,似是呼應了他的論點。電影還了花了一段戲,可能用了不少電腦動畫,拍出兩人搭船到美國的畫面,但這段戲在自由女神像出現為止就沒再繼續了,佛洛伊德說他們兩人的訪美有如帶來一場瘟疫,似乎也充滿了潛台詞。
麥可法斯賓達這回衣冠楚楚地還是要玩外遇和性虐,他是不是被定型了啊?
5 ) 心理咨询师的危险
(原著在此: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4284032/)
两个牛逼的男人和一个神秘的女人之间的故事,所能引发的好奇心当量不小。就我个人而言,并不十分热衷这样的八卦故事。两大精神分析巨擘之间的友谊和权力争夺、男性精神分析师和他们的女病人、男人和他们的性欲、女人和她们的性欲、男人女人和各自心中的异性原型、男人之间的联盟、犹太人之间的联盟、科学和神秘主义、一个道貌岸然的时代和它的潜意识……这样的故事太容易让观众在其中迷失他们自己。
也许因为处理的是历史上众多极有争议的细节,我在其中也不太感受得到创作者(原著作者、编剧或者导演)。三个神经质的精神分析师,还有一个更加神秘而且加倍疯狂的医师Otto Gross,创作者们生生是用四平八稳的学院派处理方式架住这四位奇葩,使得众多对话和细节都可以用心理学教科书里的东西来进行理解和分析,一切都没有意外,像个中规中矩的教学片。看得我脑子运转不停,荷尔蒙却在沉睡。
当然其中也涉及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议题。喜欢上自己的来访者,如果不是咨询师职业生涯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至少也是之一。没有看到哪本书专门讲述怎样应对这个问题,那些在媒体上频频抛头、指点江山的大腕,没听说谁出来坦陈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栽过跟头,就连荣格这样的大师,也宁愿他和萨宾娜的传言从历史中消失。
我们只是口口相传着行业内的“轶事”:谁被谁从催眠椅哄到了床上,谁和谁通过心理咨询成为了“夫妻”,谁对谁有了“移情”而谁对谁有了“反移情”,谁自称和谁是“双生火焰”……有时措辞引发的误解让事情的真相更加难得一窥。
有些文化善于确立规则,却又被这种规则所害,恰如片中的三位主人公。这种“想要”和“不能”,正好构成一个典型的精神分析式心理冲突。
然而抛开规则本身,亲密关系却总是人性最硬的试金石,至少是之一。对咨询师如此,对来访者如此,对修行人尤其如此。渴望和他者全然相融,又恐惧丧失自我;渴望内心的空虚被填满,又恐惧对方离去而终将独自面对这份空虚;听到内心深处完善自我的召唤,又害怕失去当下片刻的欢愉……面对这个功课,太多的人将“放弃”误认作“放下”,将“退缩”误认作“走出”,将“沉溺”误认作“执着”,将“需要”误认作“爱”……真正穿越这一切而又能回归日常生活和自然天性的人,不知道要有怎样的大智大勇。
对咨询师来说,真正危险的不是方法,而是关系;正如真正决定咨询成败的,也不是方法,而是关系。这是荣格都盯不住的东西,我辈共勉吧。
6 ) 燃烧的思维:精神分析关于人格的重生
在《危险疗法》中,大卫·柯南伯格揭开了精神分析学的隐秘历史。
大卫·柯南伯格导演的《危险疗法》的开篇画面是一个正在疯狂尖叫的女人,她的脸紧贴在一架疾驰的马车的窗户上。她是17岁的萨宾娜·斯皮尔莱茵(凯拉·奈特莉饰),这部阴郁、机智、需观者动用智识的电影正是围绕着她真实的人生故事展开。电影探索了精神分析学起始之初的逸事,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荣格予人性,并表现了他们之间充满张力的父子关系。精神分析学的这两位先驱对于潜意识不同的解释如今依旧是我们理解自己如何认识自己的依据。
由克里斯朵夫·汉普敦撰写的电影剧本在结构和对话上都密切参照了他自己撰写的戏剧《谈话疗法》。该戏剧2002年在伦敦由皇家国家剧院搬上舞台,其中拉尔福·费因斯饰演荣格,约迪·梅饰演斯皮尔莱茵。不论是戏剧还是电影,都继承了约翰·科尔在1992年出版的《极危险方式》,这部关于精神分析发展史的书信息量很大,并对弗洛伊德/荣格的分歧做了重新诠释,引入了他对斯皮尔莱茵其人、以及她对于两人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的研究。斯皮尔莱茵天资聪慧,出身俄罗斯犹太家庭,教养良好。1904年她被送到苏黎世去治疗她具有暴力倾向、使之无法自理生活的歇斯底里症。她是荣格第一批精神分析患者中的一员,而他对于她实验性的疗法——“谈话治疗”——的成功让她在第二年进入了医学院学习并在五年后获得心理学学位毕业。她嫁给了同为俄罗斯犹太人的医生,有了两个女儿,在日内瓦的10年内行医并发表论文——其论文被弗洛伊德引用,据称对其“死亡本能”的理论产生了影响。1923年,她回到了俄罗斯,在她离开的这段时间,俄罗斯已经变成了苏联。她想要在那里教精神分析,但历史不在她这边。她的三个兄弟在斯大林的清洗当中被谋杀了,她的丈夫去世前精神失常。斯皮尔莱茵和她的女儿在斯大林时代活了下来,但在1941年,在纳粹侵占了她的家乡——顿河边的罗斯托夫——之后,她被纳粹处死。
与汉普敦的戏剧一样,柯南伯格的电影(虽然电影看似标准好莱坞风格,实际却有着柯南伯格深深的烙印)也发生在1904到1913年间,描写了荣格对于斯皮尔莱茵的诊治,以及他们之间并非完全秘密的、急风骤雨般的爱情。故事起始时斯皮尔莱茵依然是荣格的病人,荣格已经结婚,并和弗洛伊德之间有着俄狄普斯式毁灭性的情结。这段隐忍而戏剧性的故事是架构在两个互相关联的三角关系之上的。在这两个三角中,斯皮尔莱茵被困在中间,是整个结构的不稳定因素。更明显的——或者说,更传统的三角关系——由荣格、斯皮尔莱茵以及荣格的妻子艾玛(萨拉·戈登)组成。另外一个三角关系,只有观者用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观察才能发现,而这也是电影鼓励我们去做的。柯南伯格将精神分析学的理论陷阱的讽刺性,如移情和反移情(transferences and counter transferences)、投射和内射(projections and introjections)等表现得非常明显,有时候产生了相当欢闹的效果。(和《社交网络》以及许多医学背景的电视剧一样,《危险疗法》中也有大段的专业介绍用语)。
与荣格分手之后,斯皮尔莱茵觉得自己受到了背叛和抛弃,她写信给弗洛伊德请求咨讯,这实际上是女儿为对兄长复仇而向父亲告状的模式。斯皮尔莱茵和荣格都有一种不伦之恋的幻想,就像瓦格纳的《尼伯龙根指环》中的兄妹齐格蒙特和齐格琳德,他们在结合之后生下了血统纯正的齐格弗里德。但是荣格重视自己的声誉、以及自己和具有道德洁癖的弗洛伊德的关系,更甚于与斯皮尔莱茵的关系,因此荣格想要隐藏这段感情,声称这位病人是一名臆想狂,他抵制了她侵略性的性索取。最终斯皮尔莱茵让他羞耻地承认了部分事实。但是荣格一开始的欺骗甚至比他在性关系上的踰矩更加深了弗洛伊德对于荣格投入神秘主义的质疑,导致了弗洛伊德质疑荣格是否应该成为他理所应当的继承者,而这最终导致了两人的彻底决裂。
这一关系占据了《危险疗法》大部分情节,这个故事实在太具戏剧性而不像真的,这也决定了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故事在几十年间很容易就被忽略了。但是在七十年代中期,人们发现了一处被储藏着的文件,这是斯皮尔莱茵音在前往苏联时留下的——而这也是一个绝好的行动倒错( parapraxis)的例子。在这些文件之中,有着她和荣格于弗洛伊德的书信往来,也有她的日记,她在其中倾吐了她对荣格怀有罗曼蒂克的激情,以及他们崎岖的情感经历,在日记中她用“诗”这一暗语替代性行为。即使读了这些令人眼界大开的档案,读者(哪怕读者为纸上的打情骂俏所娱乐)也很难断定他们到底发展到了哪一步——他们已经本垒打了,还是出于好感在三垒上调情?在汉普敦的戏剧中,有一幕呈现了床单上的血迹,在其他场景中他们还有激情的热吻。但在柯南伯格的电影里,一点点血迹——丧失贞洁的临床证据——是不够的。
“我没有疯,你知道的。” 斯皮尔莱茵说这话的时候,她坐在荣格的办公椅里,看起来像一个惊恐的、被围困的小动物,她的面容和身体都被各种矛盾的冲动所摧残。她的下颚凸出而僵硬;她的嘴唇向后扯动露出牙齿;她的脑袋歪斜;她的身子折叠着陷进椅子里;她的双手紧紧地绞在一起,上下挥动,不断地想要摩挲大腿,仿佛同时臣服于并克服自慰的欲望。她太过恐惧自己可能会说出的话,以致于每一个字都好像在从她嘴里冒出之前就已经被呛回去。在许多电影里,丰富的动态(kineticism)是由镜头移动和剪辑完成的,通常这种技法被用于大型的动作场景中。如果银幕上表演的动态仅仅局限于一个人物的神经系统所控制的动态,观众很难在一整个叙事过程中,对人物保持自始至终的神经上、身体上的认同感。我并不是说观众想或不想这么做,而是要与银幕角色的神经系统建立认同感,并从中实现情感代入或智识上的理解。
我们还需强调柯南伯格的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如何阐释身体与思维吗?通过将电影置于精神分析的世界,并让他的主角遭受转换性癔症(conversion hysteria)(从心理冲突转变为身体冲突),柯南伯格在处理这个主题的时候有着一种几乎漫画式的直接,并取得了与《孽扣》(Dead Ringers)的身体恐怖有些不一样的角度,但即使如此,《危险疗法》依旧与前者有着共通之处。在这两部电影中,有受虐心态的女性患者在男性医生的治疗之后存活下来,而他们自身的病理与他们所处的、并让他们获得力量的机制一样,是确实存在的。最终让斯皮尔莱茵崩溃的,不是荣格对她粗糙的、有违伦理的治疗方式,而是荣格的反犹主义;而这也是比起他们之间关于利比多的争论,更加让弗洛伊德担心的。
在过去的十年中,关于犹太身份以及反犹主义的问题开始出现在柯南伯格的作品中,而在《危险疗法》里,弗洛伊德的角色把这两个主题推到台前。弗洛伊德将荣格选为他理所应当的继承人,是因为他认为精神分析研究需要一个雅利安人。但当他开始质疑荣格的智力、天分以及伦理立场的时候,他发现荣格所诋毁并利用的是一个犹太女性,这让弗洛伊德感到大为负担。“我们是,并将一直是犹太人。”弗洛伊德写信给斯皮尔莱茵。这封信在电影中被重新释义,并添上了另一封信,在信中他对她抛弃了对“雅利安王子”的幻想而感到高兴。至此你甚至会为软弱的、自欺欺人的荣格感到遗憾。
让法斯宾德来演荣格显然体现了柯南伯格想要塑造一个值得同情的荣格的用心。即使在演头号坏蛋的时候,法斯宾德也拥有一种深切可感的忧伤,不过这不是重点。《危险疗法》是一部由角色推动的影片,几位演员的表演都非常优秀,尤其是凯拉·奈特莉。她不仅冒着巨大的风险在影片开头的场景中表演了古怪的行为,在整部影片中,她所扮演的斯皮尔莱茵保持了一种独特的心理上的脆弱和智识上的坚定——那是一种身体与思维同时燃烧的感觉。在电影中,斯皮尔莱茵一直没有被完全治愈,她能够控制自己身体症状的方式、控制程度的多少都阴晴不定,取决于她对自身内外部危险的感知。
荣格是她可怕的对手,他冰冷的表情和专业的行事风格之下,隐藏着困惑甚至绝望。(我不知道是否有许多观众会对荣格产生认同感并通过他的角度去理解电影。)在荣格早期对斯皮尔莱茵的分析治疗中,她向他吐露引发自己歇斯底里症的原因——不仅因为她的父亲殴打她,还因为当他父亲这么做的时候她对他有了性冲动,她为此感到屈辱。在这时,柯南伯格给了荣格一个特写,我们看到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兴奋的神情,这很容易被解读成他因为谈话疗法成功而充满了胜利感。但几个月后当他在她的卧室里鞭打她的屁股时,我们知道事情比我们原先想的复杂得多。影片最后的字幕中有着这样的免责声明:“这部电影基于真实事件改变,但一些场景,尤其是发生在私密情境中的场景,纯属推测。”
即使这是一部情节剧、疯狂狄充斥着的专业用语、有着卧室里的鞭打场景(虽然并不哗众取宠),《危险疗法》依旧是一部克制的电影,如果算不上严肃的话。它对时间的遮蔽和压缩有着布列松的风格。一月一月,甚至一年一年过去,这些时间的流逝都被一闪突兀地关上或开启的门所标志。霍华德·肖的配乐介于后期贝多芬和早期瓦格纳之间,情绪表现非常隐忍。让这部电影的形式变得和其潜在主题——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概念——一样激进的,是柯南伯格在两个镜头、三个镜头以及反打视角镜头之间置入的活动扳手(或者用通用的名称——镜头/反打镜头)。
在近期的电影中,柯南伯格喜欢使用类似广角镜头的技术,在这种镜头内空间被压得扁平,前景的演员与后景的演员的大小不成比例。大多数使用广角镜头的导演都尝试在镜头运动中隐藏这种扭曲的比例。然而在这里,特别是在“谈话疗法”的场景中,柯南伯格将这种不成比例当成展现主观性的工具:每个人的自我迷恋是如何遮蔽自己对他人的观察和理解的。反之亦然。《危险疗法》在此成为了研究人与人之间何以缺乏真正的互相作用的范本。
如果说电影开场算是关于斯皮尔莱茵的画面,那么它结尾的镜头以及最后一句台词属于荣格。已婚并怀孕的斯皮尔莱茵来向他告别。奇怪的是,在此我们终于第一次隐约狄感觉到,这对他而言的确是一桩认真的恋情,之于他的意义与之于她的一样重要。他们坐在荣格家后院的湖滨。当斯皮尔莱茵起身离开的时候,荣格从长时间的、近似紧张症的低落(catatonic depression)中突然抽离出来,给出了一个他为何抛弃她的解释:“有时候你必须做一些不可原谅的事,只是为了生活能够继续。”(在现实中,这句话是荣格写给斯皮尔莱茵的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这是一个痛苦,伤感而浪漫的时刻,但是当我离开电影院的时候,我不禁想起当荣格在二次大战期间坐在他的瑞士湖畔的时候,他所做出的那些不可原谅的妥协。这是一部重要的电影,毫无疑问。
不算差,只是以柯南伯格一贯的水准确实有些失望。他的电影即使是非暴力的,情绪上也是澎湃的,本片触动很少。太纠结于理论解释,不停的两年后好像流水账。凯拉过度的表演其实是没问题,只是换个人会不会更好?有人说选凯拉是选角失败,可柯南伯格的下一部电影选的是罗伯特·帕丁森。
就电影来说,关键词是“历史”;以心理学的角度,关键词就变成“八卦”了
凯拉.奈特莉和《变3》的女主角截然相反,为我们奉献了3D的下巴和2D的胸。医人先医己,医病先医心。
三星半。好喜欢这个偏执狂弗洛伊德。至于KK。。。。脑科医院里重症的也没这样好么。。。
我只能说这片太符合我口味了;以及,凯拉的演技超赞!!
Keira Knightley虽然出道多年,但是演技方面依旧是扶不起的阿斗。虽然影片自身遗憾不少,且导演把握的火候和观众期待的有所偏差,但是最大的败笔还是让了不会演戏的KK当了女主角。需要扮丑装疯的角色也是有技术含量的,KK的表演痕迹实在太大了。用力过猛却无法惹人信服。
我一直都相信,最好的心理医生,同时也一定是严重的精神病人。反之亦然。故事情节过于简单,主要价值集中在争论学术的对话上,感觉并不是很适合拍成电影。
Sabina几时算病着几时算好在KK的特技之下,那是压根看不出来啊!摔! 还有扮丑扮的太失败太特么恐怖了好么!明明像是恶魔附身的样子啊!擦的大半夜看完会做噩梦的!!没什么还爱秀什么这种精神太伟大,露点露的激情戏搞的也太gay了好么!根本看不出胸啊!摔!fassy你就是个瞎了钛合金狗眼的悲催货!
凯拉奈特莉表演很夸张但是觉得是必要的,就感觉她老张大嘴下巴不痛么,法叔恰恰相反全靠微表情和神态。两人靠演技撑起电影的一半。电影稍显沉闷,但剧情发展却依旧平稳坚实也不乏戏剧冲突。法宾斯德今年除Shame外通过这部电影提名并摘得奥斯卡的可能性也不小。
精神分析学之父弗洛伊德与分析心理学开创者荣格决裂前夕那场机锋暗涌的“弑父弑神”之争,以弗的轰然倒地得以完形。当荣格一惊一乍将那些星座灵魂之类超验的神秘主义“邪说”端到弗跟前时,难免被讥为怪力乱神不成体统,这段著名的友谊已注定以荣的背叛反出分崩离析收场,两人都堪比失恋的伤筋动骨。
看完全片后印象最深的还是奈特莉的下巴,真是太惊人太囧太惊悚了...
“有时候你必须做一些不可原谅的事,只是为了生活能够继续”,最后原来荣格和萨宾娜的这段三角恋在双方心中都是同样重要。虽然没有感官上柯南伯格式的暴力,而思维和行动的主题加上心理学分析更耐人寻味。强大的剧本,用角色推动剧情,法叔的表演尤其让人惊艳,混蛋浑的最后让人无限伤悲。★★★★
明明是很好的精神分析学的故事,却让人始终打不起精神。
凯拉·奈特丽显然不是第一个用下巴来表演的女演员,但她无疑是最卖力的一个
一段学术八卦史。KK扭曲面部表情的能力和默片演员有得一比了,前二十分钟那下巴太惊人了……
奈特利精神崩溃表现不是演技好而是恐怖的问题,请姑娘继续接古典爱情正剧,别和重口日耳曼人玩SM。柯南伯格拍此片的目的何在?向观众重提荣格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老黄历?荣格与情妇鞭策毒打之间将心理治疗方法提高到新纪元?爱情家庭伦理谈不上,传记也不似。P.S. 法鲨的扮相不像荣格,倒像极了尼采!
Fassy没有哪点像荣格,KK也没有俄罗斯女人的样子。演得过于用力实在让人讨厌,感觉心理医生这根本不是治病,分明是在驱魔嘛。维果叔很亮,除此之外对此片无法有好感
虽然一部电影的难看不能归罪于女主,不过凯拉奈特莉的演技就像她的下巴一样尖利薄情干瘪无味,让人难受。2.5
凯拉奈特莉在表演的时候,柯南伯格肯定在她身上放了一枚虱子
这种片子也能卖萌真是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