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

可能缺少事件背景，也可能是我本来就有点脸盲，所以这部电影对我来说看进去的门槛就变高了很多，感觉整个电影都是非常冷静的，没有煽情或者营造什么气氛，就好像当时情景就是如此 故事的核心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冤假错案带来的一系列反应，要不怎么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这样的事情历史上不要太多，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推出一个替罪羊，反正普通大众最好糊弄，就像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如果不是因为某人自己发的微博我们能知道可以开车进故宫？阶级之间就是天堑啊。 但是仍然觉得敬佩，会有这么一些人守护者公平和真相，他们完全可以不管，也会有很好的生活，但他们良心过不去。这就是我始终对人性保持一点点乐观的原因吧，总有一些人用他们的热血和善意，理智和热爱守着社会的底线，不论是那样年代里需要抛头颅洒热血，还是需要为了真相付出生命，又或是在咱们这样的和平年代不受诱惑，不惧艰险。 并不是异类就必须要烧死，权利越大心越黑，多给别人一些宽容和尊重，世界和平有爱多好呀

但电影确实不是我的菜

电影开头场景

如果电影都能根据个人口味提炼主题的话，我认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众暴寡。

电影开篇的大场面，恢宏、大气、庄重，像极了盛世帝国的阅兵式，可它只是一场破败的梦，作为背景的芸芸众生，都在欺负那个叫 德雷福斯的可怜虫。

之后，影片出现大量的群众镜头，群众始终给人一种压迫，压到喘不过气来：

主角皮卡尔遵从了自己的良知，他似乎轻而易举决定站在正义的一面，这一方面是个人的勇气，一方面也要归功于还不算太过紧张的政治环境。

皮卡尔转身离开将军那一幕，像极了库布里克《光荣之路》里的那一幕。

《我控诉》皮卡尔离开将军时反驳了一句

《光荣之路》达克斯转身离开

《光荣之路》达克斯反驳将军

影片的光影很像凝重的油画，这种布置很像是“还原历史”的真实，或者说，用油画感给历史盖棺论定，但有趣的是，这些画面里总是能隐隐地嗅出一些滑稽来：

一张张煞有介事的脸

这似乎又在反驳“盖棺论定”本身，看似板上钉钉的历史，其实无非是群众情绪的投射。

影片结尾是对整部电影的扭转，似乎在告诉观众——你们所看到的，是我想让你们看到的。

德雷福斯被集体情绪投射成了坏蛋，皮卡尔又被今天的群众投射成英雄，天知道哪一天德雷福斯不会再次变成坏蛋，皮卡尔变成为虎作伥的反动派。就像崔永元的母亲教育他的话：“不要觉得老百姓都喜欢你，你就很了不起，就是这群人，刘少奇都被他们打倒过。”

我不想联想到波兰斯基此时的窘境，我只记得波兰斯基曾经评价过《窃听风暴》，他说在那种政治环境下，是不会有任何一个监视者会良心发现，在《我控诉》里，之所以皮卡尔能良心发现，不过是因为“还不算恶劣“的政治环境，事实上，他的“正义感”终于成为他步入官僚集团的资本……

也许，“正义”本身也像是色拉叙马霍斯所描述的那样——不过是强者的利益。

在大多数时代，强者，就是“众”。

波兰斯基是缺乏安全感的，他的电影也处处透露着危险的气息。

这句话不适用于《我控诉》。

poster by 铅纸鹤

《我控诉》改编自罗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小说《军官与间谍》，小说原型为法国著名冤案“德雷福斯事件”。哈里斯也是波兰斯基前作《影子写手》的编剧。

在去年威尼斯电影节上，本片得到场刊最高分，拿下评审团大奖，但并未斩获金狮。否则波兰斯基将成为继亨利-乔治·克鲁佐，安东尼奥尼和罗伯特·奥尔特曼之后第四位囊括欧洲三大最高奖的导演（《荒岛惊魂》金熊《钢琴家》金棕榈）。

这部讲述法国窦娥的电影没有惊心动魄的智商博弈，更没有六月飞雪的奇观展示（本来也不会有）。要不是导演自己说“我想拍一部间谍电影”，估计也鲜有人会把它当做一部间谍片。平稳，克制是对本片最普遍的评价。平稳在叙事，克制在情绪。我感受不到波兰斯基熟悉的危险性，亦感受不到什么戏剧张力，趣味性被极大地削弱，虽难掩其水准，但让包括导演影迷在内的众多观众感到无所适从。

古典主义，本就是主流中的稀缺品。

尽管我认为影片前半段明度过低，但光影的运用仍很值得称道。

让光渗入黑暗，就是这部影片做的事。

从第一个镜头开始，阴云密布，冷色成了主导。之后主角皮卡尔上校进入情报处，氛围依旧没变，他所在的大楼矗立在阴云之下，楼内则更加昏暗，体制的压迫感呼之欲出。这种外化的压迫感持续了半部电影（也劝退了大量观众）。

这种状态下，作为光的通道，窗成了不时出现的一个意象。

窗是德雷福斯唯一的情感出口

15分钟和42分钟处，皮卡尔上校两次想要开窗，可是都没有成功

打不开的窗

于是这里成为了波兰斯基电影中常见的密闭空间，加重了压迫感。

入狱后才有了靠窗的位置

再比如，当主角发现端倪，去对比字迹的时候，其他人从上至下，步入黑暗，而后他上楼梯，从暗处去明处。

相反的方向

类似的光影运用不胜枚举。

导演擅长处理密闭空间戏份，但是本片没有一个绝对的密闭空间。我们把情报处大楼当做一个具有压迫感的大空间，将办公室看做一个小的空间，而门作为各房间的连通，其作用得到了发挥。影片前半段随处可见以门作为一个镜头的开始或是结束。

如果说空间上的切换交给了门，那么时间上的切换就交给了信。

不难发现，前半段频繁利用二者进行转场。回忆的段落多从纸上切入切出。

电影过去一个多小时，主角被撤职，离开了体制，画面变得明亮了一些，可体制对他的迫害远未结束。之后主角被捕，但此时视角已经放开，我们发现他的单打独斗引发燎原之火，其中就有文豪左拉。

我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左拉的“我控诉…”，随着激昂文字，镜头像一把枪，依次指向那些被控诉者。这是全片最有力的一场裁决。

但其实控诉的话语其实早已借德雷福斯之口说了出来

不道德的审判

不好意思放错图了

可惜控诉的作用最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多年后的无罪释放用字幕带过后，二人回到体制，受害者依旧是受害者，只不过在这种讲述下，角色身上的无力感与本片风格相得益彰，平静得像是吹动了历史的浮尘。

至此，两名主要人物进入了相对明亮的大厅，可面对的依旧是本质上差不多的问题。这结尾或许是本片最具作者性的地方了。

导演近作《穿裘皮的维纳斯》和《真事改编》都可以概括为“创作者”和“入侵者”之间的斗争，又可以指向同一个结论“创作者是脆弱的”，而《我控诉》没有了这样的关系，只有“讲述者”波兰斯基，如果“我控诉”是他的心声，那讽刺的是，当今社会回了他一句“me too”。法国街头举着“我控诉”牌子的群众和片中的同持着“我控诉”的报童形成了巧妙的互文。发问者成了被问者。

作为去年最受关注的两部法国电影，几乎站在了对立面的《我控诉》和《燃烧女子的肖像》，二者的基调截然不同。前者是阴冷的历史讲述，后者是明亮的神话新编，最直观的感受是，前者用的光够拍好几部《我控诉》了。现实中《我控诉》得到了《燃烧女子的肖像》的控诉。有趣的是，两部影片中都有弹钢琴段落，《燃烧女子的肖像》中的四季和《我控诉》中的天鹅，可怎么想这两首曲子都该反过来。 更有趣的是，之前《燃烧女子的肖像》那期有五十多人参与，这期才有14人，平均分7.39……

本片在观影团内部没有什么争议，大家态度大致相同。 这是一部教科书式的电影，它有着教科书一样的纯熟，也有着教科书一样的无趣。 并且短评区伊斯特伍德老爷子得到了不少夸赞（波兰斯基：？？？）。

让我们康康大家是怎么看的：

@cinedreamer_ 8 就题材而言，的确可以和<Jewell>对标来看，但两部所走的路线却又有所差异——同样是对真实事件的还原，在保持沉稳叙事的前提下，东木更偏重于输出情感、自然更容易打动人，而波兰斯基则延续了他以往的残忍冷峻。相比之前看过的一部分波兰斯基的作品，这部的风格显然有所淡化，很多细节一时也无法参透。但于我而言比较难得的一点是，即便从未听说过这段历史，却也能从一开始就被吸入剧情。前半冷静后半冲突逐渐增多，节奏始终把控的很好，此外阴暗色调、几次闪回的镜头衔接、众人轮流阅读“我控诉”段落、以及刻意省略最关键的一场翻案法庭戏，也都值得一提。

@野凡 8 沉稳、内敛、克制，举重若轻，暗涌浮动。于卢女权手中拿下评委会大奖。

@NanSLi 8 视角里或多或少都有点无法言喻的压迫感，即使将事件本身归置于淡然冷清的“语境”。丝毫没有故作矫情的叙事“构建”，却从受限的段落中得到这份凝重却慰藉的“感知”。在空间情境的极度闭塞下，不由得触摸那些人物间的错乱层次递进的话语态度，无关情绪的共鸣，无关质问的挤兑。只是在一点点在汲取着在历史与虚假中的细微哀愁，可惜我们被给予的也只有无尽疏离的回顾了，任何试图从光影模拟的暂存记忆，都将成为可笑又可悲的虚妄罢了...

@顗礼 8 聚焦点瞄准了为正义而战的翻案者Picquart，整个前半段关于Dreyfus被蒙冤全过程的叙事都巧妙的借由他的脑内剧场完成，观者的共情点被压在了他的身上，中后段的法庭对峙与剑术决斗是一种悲凉情绪的爆发，但这种爆发又是与全片整体气质相符的、是极为克制的；相反，对于蒙冤者本人以及相关犹太人的刻画不仅稀少且并不具有任何刻意附加的正向描写，一切都是那么的沉着古典而无招胜有招 。

@Polaris.J 8 （这个小姐姐无情地鸽掉了短评）

@鹳鸟踟蹰 7.8 古典沉郁的控诉，抽丝剥茧般的沉稳。报纸，火光，佩剑和法庭，控诉和发声，结尾的光芒却始终没有光明地照耀，混杂着种族，声誉，国家的证词，悲戚又无力。影片这样沉着，这样隐忍，却使中段失去了魅力。

@mdr skywalker 7.5 其实从事件上看，很容易联想到《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与东木擅长调度观众的情绪不同，波兰斯基只是冷静克制地还原整个冤案的事实，四平八稳地完成了叙事。古典风格和镜头语言依然非常的出彩，前半段的平静与后半段法庭戏的小高潮也形成了一定反差，但是过慢的节奏也少了不少观影过程中应有的情绪推动力，很难共情，对体制罪恶的揭露也是仅仅点到为止。相比来说还是更喜欢东木

@臻圣 7.2 观影之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历史真实事件——“德雷弗斯案”，这个议题放在当代也值得讨论。波兰斯基用一种类“原教旨主义”的形式去还原当时巴黎的国内舆论环境，落点的格局很大，叙事工整、沉稳。

@peppersoul 7 后半段渐入佳境，才发现精巧打造出的19世纪法国氛围已包绕且统治了整部影片。平静克制，故意掐断了观众的情感宣泄口，沉淀下来后多了几分厚重。

@奔兔吉尔 7 可供自行对比的对象应当是同样古典的《苔丝》。剧作彻底反高潮，戏份处理比好莱坞做的更绝，重心基本不在被告人身上，反而不断去拿捏辩护人的心理转变，对其如何坚守真相挑战权威进行精心刻画。由此本该为事件中心人物的反而被架空，在审判中似幽魂般身不在场，造就内外一致的「歧视」（即便他最后无罪释放，也被剥夺了存在的价值，因为探索真相的过程根本与之无关）。这次波兰斯基不断收敛，最典型的是被放冷枪的那场戏，对比《影子写手》中暗杀的突如其来，它这次甚至让杀手早早出现于后景，事先张扬。

@董小 7 叙事扎实，布景精致，但感触不是很大。为良心和正义对抗不可对抗之体制，需要付出多少？剧情上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刻意隐去真正翻案的一场审判，留下的是不计后果的以卵击石，可能只有波兰斯基能这么拍这个故事吧，因为他自己可能也在期待那天。讽刺的是不管之前如何，最后还是要站在体制这边。

@叶底藏花 7 没有意向中的畅快淋漓反倒风格上冷静克制，当然集中展现报纸上的“我控诉”的声音倒是振聋发聩。看的时候确实会想起年初东木朱维尔的哀歌，不同的是东木以当事人的遭遇表达情感而波兰斯基则更多是以旁观者的视角逐渐拨开云雾为我们反映事件真相和当时的各种声音，也因为这个整部作品显得不那么“有趣”但却力量十足：我要为不公发声，控诉那些违背良心之人。整体特别稳，波兰斯基的风格并不明显但他的功力是体现在视听语言里。

@素素素素素、 7 （短评失踪）

@Supremacyacron 6 这感觉算是波兰斯基比较中庸之作，相比之下跟他年纪相仿的老东木在朱维尔哀歌中所表达出来的效果还是要比这部作品更加掷地有声。虽然外部言论上面全是波兰斯基借本片之名来抒发自己内心情感的诉苦之情，期待着自己有朝一日沉冤昭雪，但话说回来，他自身的经历恐怕都得让这上校都觉得相形见绌吧。

最后说点题外话。我最初知道波兰斯基导演是因为那部“世界十大禁片之一”的《罗斯玛丽的婴儿》。这位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名声大噪的导演在半个多世纪后仍有优秀作品问世，放眼全球，同类者寥寥无几。那些属于法律的，就交给法官，交给警方。我通篇未涉及相关方面，也是希望让电影回归电影，希望舆论刀下留人。电影奖项捍卫的是电影艺术，斑驳的影像会成为历史最好的注解。

我控诉

感谢你看到这里，

下期敬请期待。

过去半年来，《我控诉》显然是一部非常“艰难”的电影。由于导演波兰斯基的性侵丑闻，它先是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被多位评委公开指责，之后又在媒体界引发广泛的舆论。

多年来饱受指责的波兰斯基，也一如既往地确认缺席电影节现场。但即便如此，《我控诉》依然凭借作品质量在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上摘得了评委会大奖。

获了奖却无法领奖的波兰斯基

当时，我们发了一篇文章《争议！风口浪尖中的他，唯有以电影来控诉》，也一度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争议。作者在该文中写道：“反观今天处处裹挟着‘政治正确’的主流民意，有多少经过深思，又有多少人云亦云。”

在短暂的风平浪静之后，半个月前的凯撒奖风波又将《我控诉》及波兰斯基再一次推至舆论的高峰。法国凯撒奖将最佳导演、最佳剧本奖都授予了《我控诉》，这个结果引得颁奖典礼现场多位女性电影工作者当众退场，其中就包括《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导演与主演。

而国内舆论方面，继凯撒奖之后，《我控诉》的豆瓣评分短时间内曾一度降至6.3分。显然，《我控诉》的低分并非因为影片本身质量太差，绝大多数都要归咎于导演波兰斯基的性丑闻持续发酵所带来的舆论愤怒。

关于波兰斯基本人的罪责，我们在此不想做过多议论。而无论如何，影片《我控诉》中出色的连贯影像空间构造及叙事上的巧妙编排，都注定了它是一部可圈可点之作。放置于波兰斯基本人的语境下，这场“控诉”多少也会有一些别样的意味。

出色的影像塑造能力，对熟悉波兰斯基的观众或许早已是老生常谈。但《我控诉》作为一部以一战前的法国为背景的历史电影，在影像塑造上与波兰斯基的其他作品又略有不同之处。在遵循古典式摄影的基础上，影片《我控诉》利用影调和置景构建出了一个连续的封闭影像空间。

乔治·皮卡尔上校所在的情报处建筑，便是影片中一个典型的封闭空间。该空间的首次亮相在影片开头部分，亨利领着皮卡尔前去情报处上任的这一场戏中。

随着二人来到情报处，先是给到一个仰视镜头展现该建筑的外部全貌，灰蒙蒙的外墙颜色以及仰角带来的压迫感，先入为主地奠定了该空间的部分影像基调。

随后二人正式进入到建筑内部，人物面部阴影出现，光源明显减少；镜头则并没有直接给到室内空间，而是卡在二人进门位置的中景。紧接着，才正式带出室内空间的部分。

循着画外音及人物视线，镜头右摇，带出位于人物左侧的小房间。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明显有一处模糊的室外光，使得房间内部充满雾感。这种进门前后的观感差异，在室内明晰地划分出两个表演区域。

而后，波兰斯基又采用缓慢右摇的方式，通过光源变化及构图设计，将楼梯间赋予了分界线的意义。由此，这栋建筑的内部从纵深层面上又被分割开来，再次形成两个独立表演区域。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波兰斯基在这一段落中有意编排的影像节奏：“即在交代新空间上，使用慢速小幅度摇镜与直接切换有序交替的方式。”

罗曼·波兰斯基

这种颇具特色的摇镜，正是波兰斯基营造封闭空间感的重要法宝之一。缓慢的摇镜有效地限制了观众在视觉上对空间内信息的获取速度；亦可以说，波兰斯基将观众从图像中获取信息的部分“权利”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

但由于这种摇镜幅度相当有限，观众所观察到的空间往往都有所缺失（甚至一部分室内空间自始自终是残缺的）。单从此处看来，大量使用这种运镜其实是一种相当有风险的做法，或许稍有不慎影像氛围就会出现断档。

但《我控诉》显然并没有陷入到这种困境之中，而原因则正是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对空间先入为主地分割。

波兰斯基利用空间内不同部分中灯光、画面背景色的差异以及构图内的线条，将一个大空间从水平、纵深两个层面分割成多个独立的小空间。然后，再把这些小空间按照一定的顺序呈现出来，而连接这些空间的显然就是摇镜。

在本就彼此独立的狭小空间之间使用这种有点“残缺”的衔接方式，进一步加剧了视觉上的挤压感。同时，多个空间的先后交替出现，显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建造影像迷宫，用视觉迷惑来制造压迫感。

这种空间内的独特组接，使无数残缺的碎片被结合到一起，反而构造出一个个充满压迫感的连贯封闭空间。也正是因为波兰斯基在本片中自始自终坚持使用这种手法，才在一个个平凡的空间内为观众带来不同寻常的体验。在缓慢摇镜的呈现下，甚至就影片开头巨大的广场也被赋予了些许封闭感。

事实上，《我控诉》中对空间封闭感的追求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恰恰是对本片叙事的一种有意呼应。从整体故事上来看，影片《我控诉》的两个核心人物就是皮卡尔和德雷福斯。

德雷福斯是线索人物，虽然这个角色全片出场次数极少，但正是他所引发的这次事件支撑着全片叙事的进行。

历史上&电影中的德雷福斯

皮卡尔是主要叙事人物，由他牵引出一条叙事线。观众在本片的绝大多数时候也正是跟随着他的视角在看这个事件。

历史上&电影中的皮卡尔上校

而《我控诉》中，皮卡尔与德雷福斯彼此产生交汇的原因，则正是因为这两人拥有一个相同的社会背景：“法军。”

在影片前半段，叙事就紧贴着这两个主要人物的社会关系而展开，一切都发生在法军内部。而由皮卡尔情报处处长身份所牵扯出的工作内容，则成为了影片前半段叙事的唯一动力，某种意义上像是“侦探电影”。

由各种线索引发的闪回，也穿插在皮卡尔“日常”的工作中。观众看到的是他处处受限，施展不开手脚。而法军所代表的封闭体制，显然是被波兰斯基视觉化，成为一个个具体的牢笼：情报处、法国陆军司令部，甚至是他的处所。

然而，皮卡尔这个人物本身，在影片前半段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囚禁”了起来。即使工作上有诸多不顺，但他依然坚持履行着他作为情报处军人的职责，并无怨言。他为关押他的体制牢笼而服务，毫不动摇地坚持着对这一体制的信仰。

但当影片叙事上出现第一个转折（那封信或许不是德雷福斯所写）时，皮卡尔的处境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军队体制对他的限制越来越大，他开始不理解这种限制。明明他是在为体制工作，体制却要求他停止工作。

显然，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让皮卡尔渐渐地对体制的决断产生了怀疑。在最终的尝试之后，皮卡尔彻底激怒了体制，反而是被体制先行抛弃了。

巧妙之处就在于，整个前半部分的叙事中，由第一个转折点而引发的戏剧冲突并不是来源于人物或者外部环境的变动。无论是皮卡尔还是军队体制本身，都只不过是保持了其原貌；而打破这一平衡的不过只是一个合乎常理的真相。

这无疑说明《我控诉》中看似高尚、牢不可破的军队体制，在简单的常理问题下，便暴露出其壁垒是由固步自封与仇视所搭建而成的本质。而随着常理的不断追问，这一严密的体制也就逐渐走向自我瓦解。皮卡尔被军队高层们赶走的情节显然就是这一过程的开端，同时也宣告着影片第二部分叙事的开始。

随着皮卡尔“心甘情愿”地被体制剔除，他便失去了之前的人物动机以及军队背景，同时也意味着他开始真正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走入到社会环境中（但并不意味着与体制反目成仇）。

摆脱体制对他的部分束缚之后，通过与左拉为代表的社会改良派的沟通合作，他才逐渐意识到体制内部出现了与社会道德常理相悖的问题。由此皮卡尔获得新的动机，即所谓的良心。

而从此处开始，叙事方式也不再像是之前的“侦探电影”，而是转变为“社会律政电影”。最明显的标志便是，观众不再完全跟随皮卡尔这一人物来看整个事件，转而直接聚焦到事件本身。

影片的叙事节奏也不像前半段那般紧凑，而是在主要事件讲述中时不时抽出一些篇幅来向观众展示当时的社会面貌。观众也不再和皮卡尔一起被关在封闭的体制空间内，从而对于时代背景下的反犹主义有了更多自由思考、观察的余地。

皮卡尔与主线叙事的因果关系变弱，也意味着这一人物逐渐转向“线索化”、“普通化”。后半段的两场庭审中，皮卡尔显然都并非核心，他不过是证人、参与者的其中一位，甚至在后半段的几次关键转折点上，皮卡尔都是缺位的。

而与之相对的，波兰斯基也将对皮卡尔这一人物的关注点转移到他自己的困境上。即便是暂时离开了体制，皮卡尔的生活依旧没有完全逃脱它的掌控。除了现实层面的威胁与监视，更严重的是他在精神层面对“体制的正义”和“常理的正义”的纠结。

作为一个生命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效忠于体制的人，他依然没有放弃掉对体制的认可。皮卡尔试图找到体制内这一问题的根源所在，但由于其依旧是在用体制内“政治正确”的目光来检查体制，所以他是无法深刻认识到特权主义与种族偏见这两大病根的严重性的。

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纠结，化为无形的封闭空间，继续囚禁着皮卡尔的心智。而波兰斯基在影像上也呼应了这一点，他通过改变置景与灯光将小空间内部变得凌乱而压抑，让观众更为直观地感受到皮卡尔的处境。

甚至波兰斯基还安排线索人物德雷福斯回归主线，通过他在法庭上一次次地宣誓忠诚无罪但却一次次地以失败而告终，暗示其与皮卡尔某种意义上的共性：“作为坚守信念的、正义的平凡人，却都被自己所效忠的异化后的体制关押而沦为囚徒。”

这也正是影片《我控诉》叙事到最后，所传达出来的悲剧根源所在。当结尾二人都重回体制内，并不约而同地透露出对时代大环境的无力以及无限的忠诚时，不免显得有些悲壮。人未变，但时代早已不同从前。

而波兰斯基是否也是在借《我控诉》为自己辩护呢？从笔者的个人观点来看，或许这部影片与波兰斯基个人罪责的关系，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长期背负骂名与罪孽的生活，一定程度上也给了波兰斯基不少创作灵感。他或多或少地将自己对标身为囚徒的德雷福斯，但与此同时，也正因为他将自己对标德雷福斯，才不至于有过多的为罪行辩护的意味。

原因在于，《我控诉》中无论是皮卡尔还是德雷福斯，几乎都没有做什么主动的反抗，他们始终都心安理得地呆在黑暗、封闭的房间内的人。

而真正有所控诉的其实是左拉一派人，他们站在明亮的房间内不断敲打墙壁，要推翻这堵墙，让隔壁的房间也得以见光。而如今的波兰斯基，或许早已不再具备这种激情与底气。

对于波兰斯基来说，《我控诉》中最为珍贵的或许不是赫赫有名的报纸公开信；而是对反犹主义的又一次警醒，以及德雷福斯与皮卡尔对视时眼神中所流露出的，那种在历史长河中久经沉浮的无奈。

作者| 黄摸鱼；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

我对法国历史所知甚少，第一次听说“德雷福斯事件”是在观看一个揭露左拉死亡之谜的纪录片时。影片中，探秘者提到，这位伟大的作家因为在《曙光报》上发表了题为《我控诉》的文章而受到当时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情绪高涨的法国民众的抨击。（在文章中，左拉为一个被冤枉成“叛国贼”的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大胆发声，他控诉了当时的政府、军队、司法体系和所谓公正、客观的“科学调查”。）左拉因为站在了大众和权势的对立面招致祸患，他被判处巨额罚款，还被迫跑到英国避难。左拉夫妻于1902 年 9 月 29 日在巴黎死于煤气中毒，根据记录片的猜想，很可能是一个极端的反犹主义者堵住了他家的通风口，实施了这场谋杀。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仗义执言的代价也太过沉重了！

《历史疑云：左拉是被谋杀的吗？》

我第二次思考“德雷福斯事件”，是在2018年10月份左右法国政府提出对非欧盟学生增加10倍以上的高等教育注册费时。为了反对这种违反大众教育本质和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立国精神的议案，我也参加了几场抗议游行。其实，游行者不局限于非欧盟学生，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他们认为，政府的不合理政策总是先从外国人开刀，再把对象慢慢延伸到本国人，最后所有处于弱势的人终将被压迫——所以，有必要在最初就对所有不平等说不，即使只是发出微弱之声，即使战火暂时烧不到自己。听到这些声音，我深受感动：作为弱势的外国人能受到本没有被波及的陌生人的支援，感觉是无数个左拉在义愤填膺地为无法发声者呐喊！

《历史疑云：德雷福斯事件秘密档案》

19年11月中，《我控诉》在法国上映。在看到地铁站的海报，我瞬间被吸引。为了防止历史知识匮乏造成观影困难，我专门找了法国新拍的纪录片来看。

纪录片中，事件中最特别的人物乔治·皮卡尔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这名调查德雷福斯事件的军官，本来是负责给所谓的“叛国者”最后的重击，但他在调查中却发现了许多疑点。抽丝剥茧，他最终找出了真正的叛徒——埃斯特哈齐。然而，为了维护军队的“权威”和“尊严”、为了保护自身的地位不受威胁，上位者们拒绝了皮卡尔要为德雷福斯正名的诉求，他们将他送到了北非镇压殖民地起义的战场，期盼可以永久地甩掉这个麻烦。对我而言，皮卡尔明知会危及自身还选择正义的形象非常伟岸。

波兰斯基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处于“正邪”抉择之间的人物的复杂性，他以后者为核心展开了全片的叙述。不过，不同于我心中英雄式的皮卡尔，导演将他塑造成坚守自己职责和信念的普通人——他有多个面向：认真工作者、通奸者、有反犹主义倾向者，他像你我一样不完美，但他也和你我一样用平凡成就不凡。影片结束时，重回军队的德雷福斯很克制地对为他翻案的“功臣”皮卡尔说了句：“你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 是的，对那一代还有信念的人而言，忠于自己的信念不过是最基本的操守。德雷福斯也是这样，即便被隔离关押了四五年、不能与任何人交流，他在重获自由后对国家和军队也毫无怨言，他甚至还去到一战前线，为国奋战。

在宏大叙述显得十分可疑的今天，我们——一个个分散的、碎片化的个体——要坚守什么？作为社会人，个体的共同体想象是什么？反复思索，极端个人主义的我仍然被“德雷福斯事件”牵动，是因为左拉、皮卡尔等个体捍卫在大历史中“无足轻重”的、微小的存在。我想，被人文主义精神熏陶了数年，我选择坚守和捍卫应该和他们一样。正如村上春树的名言所述：“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就一直想起罗翔在节目里说的。

“勇气”——对于从小接受革命理论和反侵略历史教育的我们来说，这个词也太普通平庸了。当它在文本中出现，我们的目光甚至不会在这上面有半点停留，也难得生出一丝动容。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当我们接受了社会的捶打，被文明规训后，方知勇气有多稀缺。

想想剧中和历史上坚持真相的Piquart和Zola。

想想前段时间被热议的张煜医生。

扪心自问……惭愧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