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韩国经济学家 张夏成的著作《韩国式资本主义》,当中很多韩国特有的经济现象与《国家破产之日》情节是相互呼应的,比如非正式雇佣。我觉得可以把《国家破产之日》当成是《韩国式资本主义》的前传来看。下面,就来分享一下后传吧。即国家破产之后,韩国的经济发展如何?到今天形成了什么样的现状。所有内容均节选于《韩国式资本主义》。
*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外汇危机后,同样面临社会不平等加剧的问题。然而,韩国在克服了外汇危机之后,1999年至2012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8%,刷新了OECD国家的最高纪录,为其两倍之多。当时OECD国家平均增长率仅为2.0%。
*OECD国家中,韩国是全职正式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不平等水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1年韩国的工资收入水平最顶端10%的收入为最底端后10%的收入的4.8倍,收入差距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三。另外,低于中间工资收入水平2/3的低收入人群占全部劳动者得25.2%,这一比例与美国相当,在OECD国家中比例最高,且该比例在2000年以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1997外汇危机爆发之后,中产阶层急剧缩小。2000-2010年,韩国的中间收入层减少5.8%,这意味着中产阶层比例减少11%。在减少的中间收入阶层中,62%下降为低收入阶层,38%上升为高收入阶层。在韩国如此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中,工资收入的两极分化是最主要的原因。
*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韩国经济虽然取得了持续发展,但进入21世纪以来就业率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韩国“无就业增长”已成为既定事实。
*2002-2012年的十年间。韩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3.8%,但居民实际工资收入的增长率仅为2.1%;韩国经济整体增长了45.6%,但居民实际工资收入却只有整体增长率的一半,为23.2%。者意味着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在劳动者之间实现分配。(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是政府和财阀拿走了大部分经济增长果实)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停滞状态,26个OECD国家中16个国家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和英国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也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对韩国的影响小于其他国家,但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速度不成比例的现象反而尤为严重。
*韩国劳动力市场最大的问题是非正式就业的问题。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与正式就业人员的工资收入差异也非常巨大。
*OECD统计下的“临时性就业劳动者”在概念上与“非正式就业劳动者”有所不同,以临时性就业劳动者的概念来看,韩国的临时性就业劳动者占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为24%,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四。而韩国政府的统计显示,2013年非正式就业劳动者占工资性劳动者总数的32.6%,工资性劳动者总数中不包括个体经营者。
*如果按照企业界的统计方法,非正式就业中还包括临时工和小时工,则非正式就业劳动者占工资性劳动者总数的比例应该为45.9%这个数字接近全体劳动者人数的一半之多。
*2007年随着《非全日制劳动者保护法》的实施,这一比例有所下降。然而,不就之后这一比例便恢复到十多年前的水平,而且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规模居高不下。
*2013年,非正式就业月平均工资约为正式就业平均工资的一半水平,为56%。
*以国民年金为例(国民年金制度相当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就业劳动者加入国民年金保障体系的缴费比例为81%,而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参保率仅为40%,加入国民年金保障福利体系的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人数连非正式就业劳动者总数的一半都不到。
*2007年韩国制定了《非全日制劳动者保障法》规定,对于在同一单位就职的非全日制员工,工作时间满两年以上就必须强制性地转为正式员工。然而,一直到2013年,非正式就业劳动者占全体员工的比例并没有下降。原因在于很多用工单位在保护法规定的两年期满之前便解除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的雇佣合同,改为雇佣新的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刘亚仁演的《燃烧》没有拿到戛纳大奖,他默默又去拍了一部《国家破产之日》。这部电影主要讲的是韩国在97年申请IMF援助的一些(被艺术创作后)的故事,韩版的标题直译就是“国家破产之日”,目前看到的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宣传海报,分别翻译做《救韩大时代》和《分秒币争》。
可能这样取名字是出于吸引当地观众进入电影院的目的吧,比如说“xxx大时代”,粤语片观众就知道“要讲商战的了”,《分秒币争》这种错别字用法,很容易跟什么从天儿降,怦然星动这样的片子联系起来耶。
韩版的宣传海报,把主要人物和他们的角色定位都展示在了海报上。
韩版海报
베팅할 것인가就是我赌一下吧,这句话巧妙地在左边这三个人物上分布,这三个人在影片中的共同点就是利用危机实现自己(机构)的利益。
막을것인가 就是你会停下来吗(我不知道有没有让停下来的意思,原谅韩语初学者吧),完全落在了女主角金惠秀的框框里,指的是在影片中,她不屈不挠伸张正义谴责“黑心”IMF。
살아남을것인가 就是能否生存下来,落在了女主角和影片破产小企业主大叔的框框里。
这部电影为了营造紧张气氛,将故事发生的时间点选在了韩国97年接受IMF救助前的一周左右时间,为了让观影的群众(未必学过经济学金融学)知道发生了什么,男(刘亚仁)女(金惠秀)主角反复多次说“此时距离大韩民国破产只有一周的时间”。
感觉上是要怎么样争分夺秒似的,但熟悉东亚经济的读者应该和我有同感:怎么走到这一步你们心里没点数啊,只剩一周了来这里争分夺秒给我们看。
虽然叫国家破产,其实是外汇危机导致债务危机加深。一个国家发生点经济方面的危机也不是只有韩国,比如我们都熟悉的“欧债危机”,就是那些个国家“债务”方面的危机。
大家都知道,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不久,风暴波及亚洲其他国家。泰国、印尼、韩国等国的货币大幅贬值。
货币的贬值,给当时外债规模很高的韩国带来了危机,它的外债在1997年6月底达到1168亿美元,居当时世界之首。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金融机构逐渐减少对韩国发放融资贷款,韩国的大企业集团经营困难,银行坏账急剧增加,加速韩元的贬值走势。在韩元趋于贬值的情况下,外资撤离资金的情况加剧,到1997年11月中旬,由于本国货币的崩溃,韩国政府放弃了对韩元的保卫,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救助方案。
这份一揽子救助方案对韩国提出了很多附加条件,包括修改韩国的银行法;贸易更加自由化;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解雇员工更加容易以及推行非正式工合同;关闭综合金融服务公司;提高利率等等。
97年韩国的这个外汇危机以及和IMF谈判的过程,电影里面做了一些通俗化和戏剧化的处理,便于观众欣赏。
这个危机是怎么出现的呢?电影里没有展开讲,那我来给大家讲吧,让我们先回到1948年。
李承晚自1948年至1960年担任韩国前三届总统,他在任期间,经济凋敝还伴随着政治的腐败。1961年韩国的经济数据比朝鲜要差得多——发电量:朝鲜116万千瓦,韩国20万千瓦;煤产量:朝鲜1200万吨,韩国590万吨。
在这样的背景下,军人朴正熙发动兵变,1963年成为了总统,执政长达18年,这一时期也是韩国经济起飞、“汉江奇迹”的开创期。
在朴正熙执政期,有两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出口导向和重化工业驱动政策。与之配套的综合商社制度,是一项直接导致韩国财阀产生的制度。
那些我们熟悉的韩国财团的名字,虽然有一些在韩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比如三星的创始人、现代以及韩华的创始人的事业已经开展十年了。但他们的发展壮大是在70年代。
经过了7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石油危机之后,三星和大宇首先向韩国政府提出了参照日本建立综合商社的方案。于是1975年,在政府公布了综合商社的标准后,三星物产登记为第1号综合商社,随后是大宇,其后多家实业均逐一登记。
由于综合商社得到了韩国政府在进出口贷款方面的高度优惠,而在出口导向政策下韩国企业本来就高度依赖国外市场,有资格登记成为综合商社的又只可能是少数大型企业((1)自有资本总额不少于约250万美元;(2)年度出口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3)出口产品7项以上,每种产品出口规模50万美元以上;(4)产品的出口国要在10个以上,每一个国家的出口额不低于100万美元;(5)需有10个以上海外分支机构等),因此直接导致大量陷入生存危机的中小企业被少数综合商社所并购,韩国大型企业由此演变为跨界财阀。1980年,韩国前十大财阀收入的GDP占比已达48.1%。
朴正熙的经济政策需要这些大的企业去执行,为了得到企业家的支持,政策自然就是有利于这些大企业。当时,韩国的执政利益+财阀利益+普通国民利益,这三者是紧密相连的。
在资本密集、投资规模巨大的重化工业时期,这些财阀为了保持自身对企业的控制权,偏好债务融资而非股权融资(也是由于FDI受到限制)。由于资本匮乏,通过金融压制和高利率将资源集中于这些企业,创造出高负债率的财阀。1980年代,韩国间接融资比例高达79%。1979年韩国外债占GDP比例上升至33%。
在全斗焕和卢泰愚执政期间,韩国财阀在重化工业、造船业等领域继续开拓全球市场。韩国人均GDP从1980年的1674美元增加至1989年的5438美元,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普及,1987年的调查显示,韩国中产阶级家庭超过90%拥有冰箱、彩电、电话和相机,超过一半拥有钢琴,42%拥有小轿车。
1988年韩国举办了奥运会,许多韩国影视剧里面怀想的1988年,是韩国一代人全盛的记忆。
得益于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1996年,金泳三执政期间,韩国成为OECD第29个成员国,跻身发达国家之列。
在此期间,财阀的高负债经营情况并未得到改变。1988-1996年期间,韩国公司的负债水平达到348%。1997年,位列韩国前三十的财阀,其债务权益比已达到518%的惊人程度,其中有5家甚至超过了1000%。
做财务分析的时候,很多人会告诉你,负债权益比=1:3,公司的财务状况OK,如负债权益比>50%,就要当心了。而当时,有5家的这个比例是:10:1。
90年代中期,韩国的短期外债甚至增长到超过外汇储备300%的水平。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外国的银行开始对韩国收紧放贷,不再向韩国企业续展短期贷款,韩国的银行体系面临崩溃。这个在电影里面也通过金惠秀之口陈述了出来,在计算需要展期金额时,金额巨大,却被告知不再接受展期。
(为了表现外资怎么撤离,电影拍了个华尔街交易室模样的场景,一位老外写了封邮件。邮件后缀实名挂的大摩么哈哈哈)
于是,从韩宝钢铁破产开始,到1997年底,破产企业总数高达3万。电影里将一个个破产企业的名字在危机救助小组的名单栏里用红笔划去,危机的顶峰,第二大财阀、作为韩国象征之一的大宇集团也申请破产。
韩国政府被迫向IMF再次求援,这是20年来首次由OECD国家向IMF请求援助,对韩国国民的自尊心造成极大打击。就连电影里靠危机发国难财的刘亚仁,看到自己曾经工作的金融公司被挤兑时,脸上也难掩悲怆。
事实上,韩国选择的经济腾飞道路并不是只有它独自走过。
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前主席阿代尔·特纳在《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一书里写到: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致富政策各有千秋,但无一不大量使用工业关税、金融抑制和信贷指导等政策。
乔·史塔威尔在他的《亚洲模式》书中也总结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崛起的秘诀:
……二是鼓励发展世界级制造业的产业政策,一方面抵制国外竞争者入侵本国市场,一方面大力支持本国企业进军出国市场。特别是韩国,以公开的国家战略来支持钢铁、化工和造船等重工业争创世界领先水平。……三是对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严格的政策指导。这条经验以日本和韩国较为典型。政策指导的目标有两个:维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和确保投资最终配置到生产率较高的领域。
阿代尔·特纳还在书里写到:
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致富几乎违背了“华盛顿共识”的所有教条,也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效率的理论。……不过在这些国家/经济体快速发展时期,“华盛顿共识”尚未形成,他们应该为此感到幸运。
华盛顿共识就是下面这张图: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它被运用在东欧国家的转轨上,结果证明是有一些问题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IMF给韩国提的一揽子救助方案,来和华盛顿共识连连线,“输入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等等。
再回忆一下电影里:金惠秀大声谴责“IMF总裁来韩后就一直与一同前来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住在酒店的同一层)交流,不知道在密谋些什么,提出一些损害韩国利益的救助方案”。(生怕观众看不懂,说得很直接了)
华盛顿共识就是由IMF、WorldBank和美国政府一起提出的嘛,人家就在一层楼里商量了,怎么了。
《国家破产之日》里将IMF救助及其附加的“苛刻”条款视为洪水猛兽视之为金融主权丧失,给观众的感觉是“IMF你是魔鬼/吧?”。
这有点让人联想到刘亚仁的《燃烧》中,片中人物说“因为中国和美国一样,是大陆国家,他们的中心永远在自己那里”,而韩国人则是“整天看着别人的眼色过日子”,表现了自己国家在美国的保护下,被伤害的自尊心隐隐作痛,又无处安放。
当然,这或多或少也暴露出了,IMF在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救助时,“更多地秉承华盛顿共识而较少地考虑不同国家的独特性“带来的不足吧。
但是时代在进步,IMF的份额改革也在推进中,虽然美国仍是份额(份额基本上决定成员国在基金组织决策中的投票权)最多的国家,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也逐渐被关注到。根据IMF2016年报,中国成为基金组织第三大成员国,目前基金组织份额最大的十个成员国中有四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
影片最后用了一个“开放式”结尾,以女主金惠秀又被政府请回去参与经济改革这个镜头作为结尾。
后面的事情,其实观众也都知道,韩国并没有在这次危机的泥坑里停留太长的时间。
由这个危机,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还设立了一个金融监管机构,1997年修订了《韩国银行法》设立了“金融监管委员会”(FSC),下设执行机构“金融监管局”(FSS)。
1999年7月14日,韩国产业银行所持有的浦项制铁8%的股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以1997年以来每股最高价格售出,回收资金总额达到10.1亿美元。这被认为是韩国克服了外汇危机的信号。
(这里通常会有东亚三国影视、历史,不时会有东西方美术史碎碎念,以及突如其来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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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破产之日》是韩国自己正视自己以往历史过错的一部电影,面对危机,曾经的方法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危机,反而使危机愈演愈烈。韩国把这样的现实拍出电影来,可以说是自揭伤疤的一部影片,但同时又去深刻刻画了不同阶层所处立场而采取的应对之道。
电影通过三条主线同时推进,一方面展示了高层的无知和无能,一方面展示了底层劳苦大众的无助,还一方面展示了投资家嗅到商机成功发家。三条主线都有各自的特点,虽然相互摩擦和刺激性不高,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一部载入史册的电影。
对于电影的分析和角色的刻画其他人已经讲的很多了,这里不做过多赘述。本文主要分析一下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是从何从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被金融危机所吞噬的。了解了这个变化的过程,对观看本片来说,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简单的画了一个图,稍微解释一下。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发达富裕的地区,因经济的快速腾飞被称为“亚洲四小龙”。而按照当时经济实力来划分,被称为“四小龙之首”的韩国,发展的基本方式政府为企业开道,通过大量的资金注入为企业提供资本驱动,企业在政府强劲的后备保障之下蓬勃发展,出现了三星、现代、LG、韩宝等大型企业。
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汹涌。在这种模式下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企业习惯了靠政府资助,自身技术能力得不到提高;二是国际环境恶劣,美国贸易战冲击一波接着一波。在这两方面影响下,因为重资本轻自主研发技术,所以只能从外国进口零件生产,但生产出来的东西受到美国贸易战影响,很多卖不出去,就产生了进口>出口的情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贸易逆差。买多的卖的少,加上很多韩国人无节制的海外消费,外汇储备就大幅度减少,为接下来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然而韩国政府并没有及时的意识到危机并进行调整,全国沉浸在加入先进国家行列、人均收入过万美元的错觉当中。欧美及日本投资者在意识到风险后,陆续将资本退出韩国市场,导致韩国企业无融资来源以维持巨额负债。在此情况下只能进一步借银行的钱,进而导致银行外债居高不下,进而导致韩国的国际信用度降低,进而导致韩国银行在国家上借不到钱。最后,银行无钱可贷,企业无钱生产,只能选择破产。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破产,该还给银行的钱还不上,银行最后也会被连带着倒闭,银行一倒闭,韩国的股市瞬间暴跌了70%,外汇储备金只剩下了79亿美元,韩国33家大型银行中,破产了15家。人民开始疯狂的兑换美元以求保值,11月24日,1美元可以兑换1139元韩元,金融危机在韩国开始蔓延。
后来政府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选择了接受IMF的援助。在12月拿到了一笔580亿美元的救助贷款,条件是韩国需要放开自由贸易和资本账户限制,并改革劳动力市场和国有企业。韩国选择了将30%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经济一度得以恢复发展,还清了很多债务。但随着1998年1月5日贷款到期,政府无力偿还此前借入的IMF贷款,韩国陷入了又一场危机,也被韩国人成为“IMF危机”。
于是,为了应对IMF的追款,韩国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运动。将近350万民众,占韩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参加了运动,人们排成长队通过收集黄金来克服国家遭受的外汇储备危机。不到两个月时间,政府就收到了226公吨的黄金,价值22亿美元。虽然依旧杯水车薪,但这些最终帮助韩国在2001年8月还清了所欠的580亿美元贷款,比原计划提前将近三年,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此后,韩国除了金融和工业的改革以外,也大力刺激文化消费,包括后来三星的快速成长也是和韩国的经济改革有关系的,通过硬经济和软文化,韩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中第一个脱离金融危机的国家,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
这部电影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了解了背景之后大家可以看一看。喜欢韩国电影的可以一起讨论哦~
《国家破产之日》以1997年亚洲金融海啸中韩国几乎国家破产而导致其不得不接受IMF的援助为背景下,演绎了一个“阻止危机的人和追逐利益的人身上发生的故事”。
保护平民权益与出卖国民获利的争斗是一个非常扣人心弦的主题,不过我们也许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观看这部片,即事大主义与独立主义于过去这几十年中在韩国的消长态势,以及现在韩国人是如何看待这两种外交甚至于国政方针的。
首先需要解释一下“事大主义”这个由日本人发明的,一开始是专门用于指称历史上朝鲜或者韩国外交方针,其后经过演变甚至用于概括朝鲜半岛民族性的名词以及它在韩国历史中的地位。
“事大”一词出自《孟子·梁惠王下》: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这是儒家礼义制度要求的大国与小国相处之道。
中华内部是讲正统的,儒家对中华的要求是讲正统,求道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事大除了在小部分乱世时有人会稍微利用一下以外,其他时间里这不是一个常规选项。
但作为中华的藩属,事大就是他们的生存之道了。朝鲜明确事大为国策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李氏朝鲜的创始人李成桂时期。
李成桂原本是王氏高丽的一个将领,当时王氏高丽依附元朝,奉其为宗主,元朝时有制度,高丽王后必须是蒙古贵女。有一部电影叫《霜花店》,讲的就是这个时期的故事,里面宋智孝饰演的就是一个蒙古籍高丽王后。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要求将当时的铁岭卫东、西、北三面划入明朝,南面留给高丽。高丽国王据此准备攻击明朝,所以派遣李成桂为将,带领军队攻辽,李成桂吓的够呛,觉得这是去送死,所以上书国王提出“事大”。国王不同意,李成桂就只能带兵出发了,走到半路想了想:攻击明朝没胜算,回去造反有把握,那还犹豫什么?于是朝鲜版陈桥兵变就上演了。
李成桂自立之后,完全确定了对明朝的“事大”,这时期朝鲜的事大到了什么程度。“朝鲜”这个国名是明太祖选的,明太祖不赐给朝鲜国王印信,搞得李成桂只能用一颗自己刻的小木印来颁布命令。因此李成桂更是天天向明朝上书要求给自己刻一颗王印,搞得他们自己人都特感动于这种锲而不舍的事大精神(谓之“我太祖有百折不挠之毅”),但是明太祖就是不给。
朝鲜有专门负责事大的工作部门叫事大司,位列礼曹所有司之首。朝鲜世宗大王是他们民族独立的象征,他颁布了《训民正音》创制谚文,这是后来被朝鲜万民敬仰的伟大创举。可是在当时被骂的够呛,有大臣上书说:
“我朝自祖宗以来, 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观听。……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
可见在朝鲜士大夫心目中,“事大”与“慕华”是紧密相关的,朝鲜的所作所为不能丝毫违背于中国,否则就是违背事大这项根本原则。
李氏朝鲜的事大政策一直贯彻其始终,不过到了清朝末年时另一种倾向出现了,那就是独立主义。当时日本迫切想要将朝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他们暗中扶持朝鲜国内独立意愿比较强烈的激进改革人士,使其组成所谓“开化派”。而希望缓和改革的人士则组成了另外一派,即“事大党”。
(跑题说几句:当时朝鲜事大党的灵魂人物有两人,其一是闵妃,好多年前中央八套曾经引进过一部韩国电视剧叫《明成皇后》,说的就是这位闵妃。当时年纪还小,只感觉这部剧的主题就是生儿子,记忆特别深刻的是闵妃生了一个貔貅转世的儿子。还有一位灵魂人物叫袁世凯,这位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纵横睥睨的人物,何况只是个朝鲜,袁世凯在朝鲜的时候把开化党打的哭爹喊娘,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就是在开化派和事大党争斗的时候,日本人提出了事大主义这个名词,并且将朝鲜的这一外交手段,不断拓展其内涵,终至上升到民族特性的高度。日本将事大主义解释为半岛民族性有他特殊目的,他希望借此渲染半岛居民有服从他人的本性,有为其殖民统治寻求根基之意。
最终清朝输给了日本,朝鲜终于被日本殖民统治。而大部分具有独立倾向的独立派也摇身一变成了奉行对日本事大的“事大党”。
二次大战结束后,分治的朝鲜半岛又一次走到了独立与事大的抉择时刻,可惜深知朝鲜半岛只有统一才有希望实现独立的金九在1949年被暗杀。之后朝鲜战争爆发以及持续多年的冷战,使得韩国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事大,这次事大的对象是美国。
在二战后民族独立的风潮席卷全球,使得独立的意愿一直根植于韩国普通民众的心中。可惜历史进程却一次又一次地把韩国推向了事大。
在这部《国家破产之日》也能看出事大主义与独立主义之争,女主代表的是平民阶层以及独立主义,而那位财政局次官代表的就是精英阶层与事大主义了。纵观全片,必须得说在韩国的精英阶层其实并不存在真正秉持独立主义的群体,他们只是一群持有事大主义并汲汲以求从事大中获得更高地位的人,剩下的精英阶层则是一群已经获得了极大利益并随时准备转向事大政策的人而已。
看得出在韩国民众心中,事大基本等同于卖国求荣,独立才是民心所向。
当本片开始进入与IMF主席谈判的情节时,其实就能说明韩国普通民众对精英阶层安于现状,面对挑战一味寻求他人援助,不惜出卖民众利益以换取自己飞黄腾达的不满了。
可是纵观朝鲜半岛近百年的历史,其实独立主义在精英阶层只是寻找下一个事大对象的借口罢了,从来就不曾真正成为一个实际的目标。这也导致了韩国民众对于精英阶层过于注重事大而忽略独立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因为这实际上代表了整个韩国精英阶层只重视个人利益而忽视甚至出卖他人权益所造成的其与普通民众之间巨大鸿沟。
由此说明,事大主义在韩国也从一种外交方针变成了精英阶层利益的代名词,相反独立主义则成为了普通民众心中表达自身利益的具体方式,由此事大与独立也就成了精英与平民博弈的具体战场,不再仅仅只是两种外交方针那么简单了。
此外,对于影片中首鼠两端、摇摆不定的其他韩国高层人员之种种行为,个人觉得与其说这是事大主义在具体个人身上的表现,不如说这是一种运用特权来保障自己地位的情形。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越试图用干涉市场制度的方法来提供更充分的保障,有些人就越缺乏保障;并且,更糟的是,在作为一种特权而得到保障的那些人的保障和没有这种特权的人日益增加和无保障之间的对立也变得越大。并且,保障越具有特权的性质,而没有特权的人所面临的危险越大,保障就越为人们所珍视。随着有特权的人数的增加,在这些人的保障和其他人的无保障之间差别的增加,就逐渐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会价值标准。给人以地位和身份的不再是自立,而是有保障,一个青年人拥有领得年薪的确定权利比对他怀有飞黄腾达的信心更是其结婚的资格,而无保障则成为贱民的可怕处境,那些在青年时就被拒绝于受庇护的领薪阶层之外的人,要在这种处境下终其一生。
而女主在影片结尾中所说的:
要时刻怀疑,时刻思考,并以醒悟的眼光看待一切。
算是导演给出的关于如何摆脱集体无意识和逃离体制束缚或者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方法吧。
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 ——巴尔扎克
1
尹正学成立JH公司,成了到处讲学的老师,就连和他吃饭都得自付费用,他正在准备对下一场经济危机的狙击;岬秀的小工厂雇佣了东南亚的廉价劳动力,他拼命压榨他们的劳动价值,来养活家里的老婆孩子;次官朴大荣成了CEO,总长在富二代的帮助下转投资银行……
电影结尾,所有过上好日子的角色,无一不犯下了原罪。
现实中,从牟其中到周正毅,再从摩根集团到三星、SK,几乎没有哪个资本家不是通过“原罪”手段发展起来的——全世界都惊人的一致。
当富人的“原罪”没有被及时追究时,社会对成功的标准使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发生负面的变化,“原罪”不再是可耻的行为,相反“原罪”者就像电影里的尹正学一样,成了大众眼中的老师,学习的对象。
“原罪”者成为世俗“成功”的标准,而诚实者即便没有像电影中的郑社长一样,上当受骗之后上吊自杀,也会在“原罪”者携资本碾压式地竞争甚至恶意并购下,成了落魄的失败者、流落街头的穷人。
这是现代社会的缩影,也是贫富差距拉大的本质原因。
2
“通过通货信用政策的设立和执行,来发展这个国家的经济。”如电影里韩组长所说,这是韩国银行成立的目的。
我是经济学的门外汉,用愚笨的头脑思索我们发展这个国家经济的目的,大概是为了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让每个人老有所,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在我简单的理解里,一个人付出劳动(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上的),以此获得相对应的报酬,也许会因为供需关系,在某个时间段里他付出的劳动格外值钱,得到比正常该有报酬多一些的利益,这点我可以认同,也可以接受。
可在现实生活中,世界上百分之二十的人掌握了百分之八十的财富,我们认同这样的现象,等于在认同这百分之二十的人,足以支撑起整个世界的运转!
我不懂资本的运作,也不懂经济杠杆之类的名词;我身在这个国家,过着小康家庭的生活,我满足、快乐;我只是不能理解,一个人怎样的付出,才能配得上获得上百亿财富报酬。
现代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识字却不懂思考的人。
当你看完这部电影只是感觉紧张刺激爽,当你看到一篇篇成功学的文章被洗脑成为向往成为那百分之二十的人,当你看着这篇文章认为这是仇富的时候,你已经成为文盲。
“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这是巴尔扎克在1841年写在《人间喜剧》里面的话。一百多年后,我们依旧眼看着“原罪”者而不知其根本,并心向往之,这是人众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在春节回家的高铁上看完。
一部很规整的韩国电影,用三条主线讽刺政府的懦弱无能。看完有几点延伸思考。
当初面试时领导问一个关于悲观与否问题,他解释说意思是是否经常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渺小和无力。这个问题时常在我脑中闪回,也许当时并非只是考察性格的测试,也许真的只是长者看到新人突然有了些想表达和分享的欲望。
在目前的人生阶段我甚至还没有体会电影中群体灾难前的机会,只是在小伤小悲后发出无病呻吟的感慨。有时我会想象影视剧经常出现的场景,在一个挫败的晚上只身站在高楼天台,俯身看着闪着零星灯光的钢筋水泥森林,与最后一根稻草抗争。然而更可悲的现实是,我只能在压抑的出租屋对着白墙发呆。
我怀疑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会做出超脱个人得失的抗争行为,以及成功的概率何如。可能大多数拗不过国家机器,或者直接被人利用。
韩组长下定决心把关于IMF携手内幕透露给媒体的情节出现后,我一度以为会有《聚焦》《华盛顿邮报》等美国电影里媒体顶住压力对抗公权的后续。“识时务”的人果然还是占大多数。
权力阶层熟谙挟国家之名损个体利益之道,甚至不惜两败俱伤、一损俱损,却能始终义正言辞站在道德高地,这是大恶。
有趣的是当IMF和美国势力出现时,韩国政府也只能妥协,裹挟于亚洲兄弟国家的危机之中,这是大大恶。
韩组长有种兼济天下的品质,所以不难理解导演把她和民营厂长设定为兄妹,在最后辞职时刻,两条平行支线相交。
作为唯一独立的剧情线主导人物,尹代表有种难以捉摸的气质,亦正亦邪,喜怒无常。
扇对股市狂跌作出过分狂喜表现的投资伙伴耳光和在购买的住宅发现自杀的前户主镇定无情的矛盾表现,让我我没有完全读出导演设置尹代表这条线的褒贬态度。
但和为国家大恶买单的对象一样,尹代表借国家愚行大发横财,最终压榨的也都是盲目相信国家的普通民众,这是小恶。
也许导演想表达的是只乱世的残酷生存之道,借民营厂长之口说出的血泪教训,“谁都不要相信!”
商業片中的驚喜。套路和煽情容易遭詬病,台詞人物關注“女性”也令人懷疑是否在迎合當下韓國女性主義風潮(即便如此也無可反駁,你不得不承認它是成功且有效的,放在韓影座標中金惠秀無論演技或英文台詞均是上上級)。人物過於典型沒有什麼出彩除了劉亞仁,這種內容最擔心收尾,還好沒有失望。21年前韓國金融危機與我並無關係,所以出了劇場苦悶很久為何我覺得它不夠好卻依然有被重擊到。格局到最後才顯現,出色之處在於它連接到當下,點出“為何韓國社會是今天這般模樣”。還清貸款的01年官方稱“告別了IMF時代”,但真的走出去了嗎?IMF時代究竟是過去式,還是進行時?當利己主義成為一項生存法則,你會成為劉亞仁、許峻豪還是某場葬禮上的遺像?“別信別人,只信自己”,走出影院,我立即打開手機卸載了tinder。1203메가박스신촌
己亥1. 刘亚仁呐,就是《飘》里面的白瑞德,骂着自己同胞这些蠢蛋,坐在他们的无知愚蠢上赚钱,最后却难免为自己是这些蠢蛋的自家人而心伤。瑞德把斯嘉丽送上逃难的马车,自己骂着自己“这该死的南方人的血”,跑进了炮兵团在最后一战补上自己的炮弹,相比之下,亚仁这个形象更单薄一些,导演只是让他在凄凉的街道上荒诞的笑笑,其他的就都推给观众自己填补了。所以这个电影还是停留在讲故事的层面上,做一个简单的单方面的指责者和揭露者,相比其他韩国的好电影,还差一点水准。所以这么好的一众演员,总觉得他们似乎使不上劲,有更深的,没说出来,有更高的,没表达好。
最大的疑问,作为妹妹的时贤,既然预测到了国家的经济即将面临巨大的困难,为什么不在适当的时间提醒一下小企业主自己的亲哥?国家和亲情一个都不能抛弃才是人之常情啊!
简易版《大空头》,朴素的资本观,配上韩影贯之的“点背赖老美、命苦怨政府“的主旋律,速写了97金融危机。三线叙事里,中二的投机者和懦弱的政府高层都是单薄的脸谱化,反而是企业和民众视角里拍出了倾巢之下焉有完卵的国殇。有时之所以感到绝望,往往是因为没能意识到生存可以被压缩到何等程度,而绝境中的坚持也说不好是信念还是无奈,貌似光明的结尾,细思尤为悲伤。
仔细回想下,上一次韩国主流商业片实现精英化是什么时候?当放低身段煽动观者情绪成为惯常手段,我们看到的大概也只是一部部更为精致的无产阶级样板戏吧,于此前提下再去比较高低,除了先决条件所赋予的胆量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分别了。
2019,伟大的衰退...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投胎东亚三国中日韩,生命开启hard模式,说多了都是泪。
都应该看看国家危机之前权贵们的丑态,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个国家没有管理危机的能力!无能!无知!”
这个片子,当下的我们看,完全就是【tag恐怖】了
有很多公民和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启蒙是由观看韩国电影之后获得的,这部也是其中之一。电影并没告知你具体该怎么做,只是在警醒你。
剧本中的亮点还是很多的,比如最大程度弱化了金融危机所涉及的专业领域更专注于人物塑造以及矛盾的建立,但是故事的线索太多以至于整个结构都很跨,节奏感和氛围营造都不大好,而导演在视觉格局的把握显然有些太畏首畏尾了,显得有些小气,既然叫《国家破产之日》,好歹多一点社会环境的描写呀,90%时间都是内景戏,怎么可以让人感受到金融危机的压迫感呢?
刘亚仁这个角色像是从《大空头》里走出来的,他和《大空头》中那几位眼光独到的投资者一样提前预知了风暴的到来,看穿了平静的假象。表面上,本片似乎比《大空头》更加全面,不仅刻画了国家破产时的“投机者”,还全方位展现了政府、银行、股市、媒体、企业以及普通民众在这场灾难前的状态,可以说是巨细无遗,只可惜角色塑造不够深刻,故事发展如走马观花,全片表现出的是一种流水线生产的伪史诗感。
虽然不想承认,但不得不承认,隔壁家就像一面镜子,隔壁家拍的电影就像一面哈哈镜,无论或大或小,或圆或方,或抽象或原样,总是恰逢其时的投来一组似曾相识的镜像。如果过去的事你不明白,那现在的呢?例如:ofo,p2p……你们家的生意近来可好啊?
真实历史事件戏剧再现,有认识价值;艺术表现一般,仅限于讲述事实。
为民护道者,闯进蚕食蛋糕的会议上驱逐;为利投机者,搬进未寒尸骨的房间里嗜血。加入OCED的条幅嘲笑着底层的窘迫,接受IMF援助的仪式庆祝着国家的转折。20年前的战争尚未血刃,却把人逼上绝路。20年后的大厦危机四伏,压的仍是塔底蝼蚁。时代洪流里,有人快走有人摔倒,有人飞上枝头,有人一败涂地。
从业金融近30年,历经多少前所未有的经济节点,只有这部电影把那些内在拍出来了,精彩,这个编剧不是一般的专业。
金融版的《真哥斯拉》。對菁英主義(Elitism)止不住的表貶實揚:一方面刻劃寡頭財閥與高端投機客的吃相「下流」,另一方面作為對立道德面的「上流」卻又並非受害者自己(大眾),而是另一批良心自發的金融菁英。此倆方所處的辯台被西裝、紙張與百葉窗給隔離,而室外的一切普羅則顯得是如此從眾、鄉憨、狼狽,以至於國家本該是他們的同義辭,卻只能被動接受國恥日的降生--韓影慣來的說教,在這種氛圍之下極其難得(歪打正著?)的跳脫陋習,綻放出了電影作為大眾載體的、恰到好處的警世之意。
3.5 对好莱坞工业体系的完美复制。三条线并行,分别展现政府国家阶层,普通人民 和危机中投机者三种不同人物在金融危机中的沉浮。内核依然是韩国社会电影常见的对政府的谴责和反思。片中一些片段放在今日真是细思极恐。无论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混合经济,还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等,在权力和利益前都无太大区别。而不平等条约一直存在,只不过以不同的身份和包装的形式存在于今日。
标准的韩国流水线商业电影,剧本完整,叙事紧凑,剪辑利落,以及惯例的黑政府的套路。但故事稍显平庸,尤其是人物角色刻画都比较脸谱化,有略显说教的嫌疑,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