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庭伦理片的框架里内嵌了阶级对立的内容,以一对姐妹在穷人、富人不同阶级的命运遭遇批判社会贫富分化。全片情节结构紧密,在主线发展之外通过闪回方式补充人物背景、展示心理活动。大宝到二宝家做奶妈的巧合让两个主要角色命运交叉,并最终因为大宝借钱救济伤残丈夫被妹妹掌掴、偷金锁误杀军阀的妹妹、姐妹相认、二宝决定帮助姐姐求情中达到戏剧高潮。姐妹相认这一幕高潮戏拍得不算出彩,估计是技术原因,同一人饰演的姐妹的同框只能用中景模糊化处理,全片中姐妹同框场景都是以这种方式解决(尽管如此,这应该是当时很敢突破的拍摄技巧)。老母亲作为和事佬催化姐妹相认和解的功能角色,在其中穿针引线,镜头在母亲-大宝对话、母亲-二宝对话两个组合间切换,大宝和二宝间甚少同框和直接对话,无疑削弱了戏剧冲突和阶级对立的火药味。
胡蝶一人分饰两角(赵大宝、赵二宝)演绎一对双胞胎姐妹,全片三位女性角色,大宝最立体,母亲和妹妹二宝更多的是功能性角色,一个是催化剂,一个是矛盾对立面。胡蝶具有丰富层次的表演,为脸谱化的角色设定增添耐人寻味的思考。当大宝得知自己身世时,因为难以置信而陷入痴呆,继而失笑叹了一口气说:”想不到我还有一个做官太太的妹,还有一个做老爷的爸爸。“接着大声失笑,自嘲,哭泣。老母亲在旁边不知所措,害怕好不容易与官太太二女儿相认,求二宝救姐姐的苦心,因大宝的失言得罪二宝而付诸东流。大宝勉强喝了二宝敬的酒,对妹妹二宝说:“太太,你敢敬你这位爸爸吗?要是那时候我长得比你好看,不做活,也许我在做人家的姨太太了!你,也许在我家里,做我的奶妈子!”接着站起来捂着被二宝打过巴掌的脸。因为现实状况,不得不求打过自己一巴掌的人救助自己,这本身就是屈辱,而这个人竟然是自己的亲妹妹。控诉命运不公、妒忌富人、不得不屈膝求人……种种复杂的情绪使这个角色充满人性矛盾。
左翼阶级政治现实电影加家庭伦理。家庭伦理方面也没有很深。很难想象在话剧舞台上摸爬滚打的郑正秋,做出这样的片子。作为话剧太平,作为电影没有分镜头。(有勇气后才写的,没有勇气一直想下去,本来是很有信息能量潜力的)也没啥分镜头逻辑。就是导演的内心。但是一直在拍。也没有成长得特别厉害。最后的奇观还可以。情感奇观。情节奇观。但是还没有Hold得住。最后是女人的联合,亲情的胜利,超越了阶级的厌恶。女儿的转变有些牵强。导演要她转。家庭伦理便是浅在了这里。只有情节,无思考。贫富对立,孝顺,之类希望他有思考的地方,很快就转到情节继续的波折了。大宝和二宝冲突还有意思,有贫富可怜的意味,但是偷东西又的确犯法,维护私人财产是必须的,难道因为是穷人偷东西就值得悲痛平吗?请了农村的奶妈,她穷,就可以偷东西吗?有点滥煽情,同情穷人的左翼电影的感觉了。要思考的是,二宝打她,是对的,不给钱,是对的,厌恶穷人,也没做错,二宝没有做错任何东西,而电影试图让我们同情的大宝,实实在在偷了东西,打了人,是的确有罪的。这个导演觉得罪恶的二宝做的一切罪恶的行为都是合法且对的社会,她怎么做都合理,都应该这样做,这样的社会,怎么形成的,我们如何看待它,才是希望看到他思索的地方,可惜他没有。
一直在想,已经偏了一年,获取到了很多东西。可能不是电影本来有的,但是偏了原来的规范,获取了很多。推翻了原来的。又有新的(些许的出轨很好但是还是不能脱离原来的轨迹,但既然已经脱了,一定遵守原来的轨迹还有必要吗,都脱了,前面的已经不成立了,还是去试图去坚守都力量是什么?孝顺对我们的力量,和这种力量,安全的感觉,爱的感觉,被爱的感觉,归属感,确定感,有什么雷同之处?我感兴趣这个。超出了这个纯情节的片子的诉求了),是不是也有被推翻的可能?随便看看,就能获取这么多,像严肃地完成考试作业那样对待,反而获取不了什么。世界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打破了原来既定相信的轨迹。甚至获取的还多,虽然不一定丰盛但是很多。以前逼自己看红楼梦,也许没有先买随便看看获取的多。一定要“那种”安静图书馆环境,沉浸在里面看吗?不这样就得不出东西吗。大家都这样说。但不小心我得出相反且有意思的经验。正常看可能不会有这种兴趣点和现在看的状态和感悟。
但是共同的女儿的受难这点,加一点点亲情。共同的苦难和亲情的温暖,战胜了阶级。只要女儿的转变合理,这个就可以合理。但是不是纯亲情的也,也有共同的,对人类苦难的体察。没有这种情怀,只有亲情,也会像父亲一样。这是我看这个封闭的故事看到的不封闭的部分。
电影《姊妹花》故事完整,以双胞姊妹截然不同的命运展现了阶级对立,贫富悬殊,军阀混战的社会现实。 在农村生活长大的大宝,凄苦无奈;而城市中长大的二宝,嫁给了军阀做姨太,奢侈快活。当这两个看似再没有交集的姐妹命运交错,当冲突和矛盾在机缘巧合下一步步激化,再到所有的真相被揭开,一切回归平静,影片的故事脉络反应出了中国旧社会阶级间深刻的矛盾,揭露了现实,也反映了人们改变现状的迫切原望。但其中大宝将希望寄托在有钱人身上,以及甘于贫困的落后思想,也体现出时代思想变革的局限性。 影片故事情节矛盾大多借助一个“巧”字推进,虽脱离现实却一波三折;表演方式仍以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为基调;所展现的思想夹杂着旧民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片将封建传统习俗和资本主义新派间的碰撞置于暗线,将军阀混战和民生疾苦放在主线,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又一重要矛盾,是社会重要的现实问题,这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姊妹花》
年代:1934年
国家:中国
导演:郑正秋
主演:胡蝶、宣景琳、郑小秋
适宜人群:深度影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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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社会的贫富差距悬殊,矛盾冲突十分激烈。地主阶级宣扬宿命论,让贫农相信贫穷是天生的命运,以此来维护其阶级利益。
导演郑正秋就把一个富人和穷人放到了同一个家庭里,用他们命运阴差阳错的走向,反驳了所谓的宿命论。
大宝和二宝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的父亲赵大私贩枪支事发,就带着女儿二宝逃奔异乡,后来把她嫁给了军阀钱督办做七姨太。
大宝则跟随母亲留在家中务农,后来嫁给了木匠桃哥。结果由于家里贫困、桃哥生病,只能出来做事情。谁知恰巧到了二宝家里,给二宝的儿子做奶妈。
大宝急着用钱,想跟二宝借钱,遭到拒绝,还被赏了巴掌。无奈之下,大宝偷了少爷的金锁,被小姐发现,推搡中,柜子上的缸掉下来,把小姐砸死了。大宝因此入狱。
这一系列变故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从一件事顺势推倒至另一件事,但终归是要表现出穷人和富人在各方面的巨大差距。
二宝身穿绫罗绸缎,大宝却破衣烂衫;二宝每天跟富太太们打牌,大宝却要为空了的粮食发愁。同样的年纪,又是一奶同胞,差别竟如此之大,带给观众深深的震撼。
所以尽管情节过于强调巧合从而显得狗血,但通过大宝之口,道出了当时贫苦人的心声:“倒霉的是我们穷人,倒霉的还是我们女人啊!”
这部电影是郑正秋后期的代表作,根据他的话剧《贵人与犯人》改编,是他“走上前进之路”的标签。
“电影皇后”胡蝶在片中一人分饰大宝和二宝,把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和身份特点演绎地淋漓尽致,备受好评,影片也票房大卖。
全片最精彩的部分是这两处
亮点1
第37分钟,这是成年后大宝和二宝的第一次同框,但胡蝶一人分饰两角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则带给观众更大的好奇心。
其实这就是后来常用的合并底片处理,摄像机不动,让演员做两次表演,再把底片从中间剪开,各自拼在一起。
只不过这样的处理必须得让演员处在画面两侧,彼此之间不能有互动。近些年有了电脑特效,就方便多了,比如《影》中的邓超。
亮点2
第61分钟,电影的高潮部分自然是这一家子相认的场面。大宝见到妹妹二宝,自然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受苦的那个偏偏是我而不是她?”
原因则在于,大宝当时头上长疮,赵大嫌她不好看,所以她才选了二宝。“长得不好看的,就丢在家里不管;长得好看的,就卖给人家做姨太太。”
大宝质问二宝:“要是那时候我长得比你好看,不做活,也许我现在做人家姨太太了,你也许在我家里,做我的奶妈子了。”
不过好在电影给出了一个光明的结尾,二宝良心发现,决定帮助姐姐大宝出狱。
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国民党政府命令张学良不抵抗,同时日本的媒体也没闲着散播消息说:在九一八事变之际,张学良在跟胡蝶跳舞。这个假消息的散播,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可想而知对胡蝶的影响会有多深,尽管多方人士帮忙证实这是这是谣言,可又有几个人能不被影响。而明星公司也因为《啼笑因缘》赔了一大笔钱。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郑正秋专门为胡蝶打造了一个这样的电影,一人分饰两角,以有钱妹妹的最后觉醒为结局。 这部电影,处在电影刚刚开始开发声音的时候,所以本身有声片就是一个噱头。电影里,一开始先交代了家庭背景,一家四口相依为生,却因战乱打破了宁静,只得远奔他乡。 这部电影,在开头还用了老母亲回想过去,交代故事,虽然是一人分饰两角,但极少的把两个角色放在一个画面上,就算是最后母女(姊妹)相认,只有廖廖几个镜头把两个人放在一个镜头里。虽然说明了当时的技术还相对落后,但可想而知,在当时的观众看到同一个人用上了“分身术”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感觉。这部电影做为一部有声片,台词可能相对较多,但这也恰巧是当时电影的一个特点,当时的电影人,一边探索,一边创造。 电影中我觉得有意思的一个片段是桃哥的父亲是被倒卖洋枪的杀死的,可以说间接的让挑哥家的生活更加困难,可大宝二宝的爸爸却就是倒卖洋枪的,在无形之中又对其进行了讽刺。电影的最后,却并没有给观众一个明确的结局,这既给观众留下了一个悬念,如果这部电影卖座的话还可以继续拍续集,无论是拍大宝二宝的后续,还是拍他们孩子的故事,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电影里常常重复的话就是:难道穷人的命就不值钱吗?可以看出来,身为上层阶层的几位角色,没有人对穷人的命关心,他们的命还不如自己的牌更重要。郑正秋导演自从他步入电影这个行业之后,就一直看重电影对人的教化作用,这部电影也不例外,有对穷人的深切同情,有对倒卖洋枪、推动战争的人的批判,也有对亲情的召唤。 但从今天来看,穷人的命珍贵,富人的命也同样珍贵,大帅妹妹的死是一个悲剧,但不能因为大宝是穷人,所以过失杀人就是没问题的,每个人的生命都神圣不可侵犯。当然这都是立足现在而言,对当时,更多的是为富不仁,欺男霸女,“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其实看到最后,我为郑正秋导演的奇思妙想感到惊叹,当时能有几个人能想到利用电影的技术来一人分饰两角,而且是否因为郑正秋这个导演的想法进而影响到后面包括《双龙会》的一些影片的出现。(这都是我瞎想的,没有什么依据,谁看到了就当一乐就行。)
其实骨子里是一个三言二拍的故事,穷人的命运苦不堪言,一路下滑,竟至于导致关进监牢的命运。孪生姐妹都由胡蝶扮演,二十几岁,演技惊人,穷苦姐姐大宝被生活折磨得体无完肤,忍辱负重,而当了官太太的妹妹二宝珠光宝气,颐指气使,眼睛里完全没有穷人。无论是在各自的生活,在交手戏,还是在后来相认的饭局上,胡蝶的表演都是无可挑剔的,叹气、笑、迟疑、哭……都完全发自内心而且动人心魄。故事虽然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却也是光明的,深刻的力度虽然不够,却是精彩纷呈的人间故事。尤其是穷人家的那些对话,夫妻离别,母女相认,母女劝和,对白无一不是完美的。电影用了许多闪回,来帮助人物心理和表情的塑造,都是非常成功和现代化的,郑正秋的技巧和节奏感一流。
老片未必经典。
6,鸳蝴派的奇情故事里面加入反封建的指涉和对穷人生活的展现,良心发现式的结尾果然是中国文人惯用的套路,不够有力,让人感觉颇为遗憾,明星的类型片拍的很好,但是在追随潮流拍的左翼电影应该是不如联华的。
说实话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蝴蝶,内心一直在呼喊,好大一张脸,以及,FRJJ,不过梨花带雨状确实还蛮美。郑正秋的片都一眼看出文明戏的影响。
把现在(母亲看着的门)虚化为前景叠加在回忆场景(父亲带着二宝离家)中;有跳轴;大宝二宝对话的场景基本还是正反打,同一构图中的很少;说教和阶级对立意识很浓,解决方案太没回旋余地,也许是因为一定悲剧不够鼓舞人心才突兀结束吧,不自然。女性被男性压迫的主题表现的更自然有趣也更突出。
胡蝶女士的演技绝佳,分饰二角还承包了大段的苦情戏。虽然剧情就是鸳鸯蝴蝶派的那种,但是按今天的视角来看,结局有girl helps girl内味了。
电影史上描述地那么牛逼,实际上也并不完全如此嘛,但是有意思的是,郑正秋即便“左翼”了以后,穷人的最终出路也是等待富人良心发现之后的救济,这种妥协和圆融的处理是那一代老式知识分子跨不过去的一道坎。几次倒叙的设计很有想法,虽然拍的不怎么样。
西方的枪炮\军火商\军阀vs中国田园生活\工农\穷人,最后借大宝之口痛斥“你们这些富人”,却又在家庭伦理中团聚。理念先行得过分了。胡蝶偷金锁时的表演非常默片。摇篮曲有戏曲唱腔痕迹。几次用叠化来表现追忆。
影史多夸赞这部影片中蝴蝶一人两角演技精湛,但在我看来正因为这点毁掉了高潮部分语言和叙事上的连续性。
大宝和丈夫以相反方向睡在一张床上,这个想必是郑正秋小时候的体验吧,因为床太小的缘故,这样可以节省空间,很真实地展现了穷人的生活。表演还是舞台风格,不自然。最沉重的鞭笞当属那句:“倒霉的是穷人,倒霉的是我们女人啊!”本片主题明显,最后的结尾开放性,给了一点希望,但我们都觉得希望不大
二宝的转变虽然突兀,但是我没想到人物形象竟然如此的犀利,一点也不给温情脉脉留面子。当然,对“新女性”的表现也过于简单。蝴蝶好美。
作为有声片初期作品,其在对白串接方面还难以脱离默片化以静滞动作、特写为主的渲染手法,幕间、幕中均转场生硬,整理进程拖沓。其所批判的武器虽有现代女性意识的萌芽,但在家长里短的絮叨反复中仍不断向小农化流氓意识腐朽内核靠拢,阶级矛盾的解决全凭上层阶级的道德转变,教化感虚伪而孱弱。
早期伦理叙事
中国电影资料馆展映,明星影片公司百年诞辰纪念。蝴蝶一人分饰两角,不少心理展现,把想象的画面拍出来,比如丈夫在黑暗中呼唤大宝,当时估计挺新鲜。
胡蝶分饰一贫一富孪生姐妹。贫女及其母的言行虽然现在看来是仇富,格局小,但这就是真实普通穷人的心理状态,毫无美化,在特权阶级的帮助下也还是有误杀人不受处罚的可能性,中国搞不好了的。生父情节全场爆笑。
关于贫困姐姐给上流妹妹做奶妈的故事,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代表作,内核直指对反帝反封建的那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时代讽刺和阶级矛盾(虽然现在仍是),关于女性的独立与觉醒,就是两姐妹血浓于水和好的太尴尬了。
此片可以看出郑正秋是明显的新兴电影运动代表人物,本片张扬着民族资产阶级对底层的同情,并留下开放式的悬念。巧合也作为民族化叙事策略而存在,这一点在此后无数影片中可以体现,所谓的“宿命”。胡蝶开创了明星制度,她饱满的演技无法不打动人心。
也就那么回事
想为穷人声张呐喊,却也不必如此刻意编排卖惨。穷人偷窃、杀人之后,仍旧还歇斯底里地霸占道德高点,这从底层逻辑上是存在问题的。姊妹相认全家重逢的一场戏拍得情感变化都很奇怪,不是按正常的亲情伦常来处理,反倒强行走社会道德批判路线,人物转折很显刻意。结尾似乎也给人一种没拍完的感觉。在表现人物情感波动时,经常切成特写聚焦脸部,非常刻意地想突出表情变化,实则过犹不及。赵丹在第33分钟短暂出场,只露侧脸,讲了两句台词。
如今看来极度真实以至于接近自然主义的对贫困的描述,如何吃饭,上顿不接下顿,家里的布局陈设都透露出贫困的味道,不同于八十年代的贫困描述,而仅仅是关于穷人的贫穷状态,阶级话语还没没有完全主宰这套叙述。一人分饰两角,由双胞胎姐妹俩形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的时代画像。大宝和二宝两个人实际上从未同框出境,不过这反而具有了某种表意性,即姐妹二人被阶级地位区隔,亲情的黏连始终是无效的、短缺的、人工而刻意的。最终是一个女性主义的电影,女人团结起来对付父权制的家长父亲。三个女人(一个母亲和两个不同阶级的女儿)最终走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