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妈妈

凭借《燃烧女子的肖像》走入到世界影迷视野的瑟琳·席安玛导演，近年来的强势崛起印证着女性话语的不可忽视。

2019《燃烧女子的肖像》

尽管生于1978年的她现年才43岁，但此前就已是法国电影协会联合主席，拍过三部长片，均为青少年及女性题材。

瑟琳·席安玛导演

准确地说，瑟琳·席安玛今年又带来了两部作品。其中一部是她参与编剧的金棕榈导演雅克·欧迪亚导演的新作《奥林匹亚街区》，另一部则是她的第五部长片《小妈妈》。

2021《奥林匹亚街区》

2021《小妈妈》

毕业于巴黎南特大学法国文学专业，以及法国知名电影学校La Fémis剧本专业的瑟琳·席安玛导演，在创作上保持着一种清晰的视野和精确的思路。但这并不意味她的电影缺乏情感。

在影片《小妈妈》中，年仅8岁的女孩Nelly跟着妈妈Marion前往养老院带回逝去的外婆留下的遗物。随后，他们一家人回到外婆的旧宅，那里也是妈妈儿时的家。

过度悲伤的Marion在一个清晨离开了家，留下Nelly和父亲收尾旧宅的整理工作。在Nelly心中有很多对于妈妈的疑问，但她却无法与父亲交流，她甚至不知道妈妈还会不会再回来。

直到有一天，Nelly在林中树屋旁见到了跟自己年龄相仿、容貌酷似妈妈的女孩Marion。

整个故事便由此悄然展开。尽管以亲情为题材的电影已近乎泛滥，但能够以创新赋予这类题材新的活力，自然能够再一次激活观众们的热情。

回望国内春节档的逆袭之作《你好，李焕英》，在票房上无疑是成功的案例；而题材上，同样也是对母女情感关系的探讨。

2021《你好，李焕英》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很多影迷在看完《小妈妈》后，都难以免俗地称其为“法国版《你好，李焕英》”。而实际上，两部电影除了都用到“穿越”概念外，彼此的联系其实很微弱。

《你好，李焕英》

影片《小妈妈》从最一开始便放弃了大开大合的可能性。在这里你会发现，所谓的穿越仅仅只是走到了过去而已，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

瑟琳·席安玛全然不关心时间或空间问题，影片中的角色也并没有比故事发展滞后半点。而在寻常的穿越电影中，这样的矛盾恰恰是做戏的绝佳入口。

化身为小女孩的Marion的出现，就是如此简单。这是Nelly此刻最想见到的人，而身为观众的我们，也必然会存在着诸多的疑问。自此，整个故事的动力开始涌现。

将母女关系重构为年纪相仿的玩伴，无疑是这场溯源之旅的真正关键所在。但从影片的叙事所给出的前提和随后出现的角色来看：外婆，Marion的妈妈，同样是重要角色。

在核心的母女关系之外，另一位母亲的出现，则更进一步延展出整个关系链条（在影片中具象化为绳索这一物件）。“小妈妈”成为同构的身份，也强调着女性的传承。

而当Marion意识到Nelly确实是自己女儿时，两个容貌近乎相同的女孩的形象愈发重合，彼此的关系也愈发亲昵。完成情感建立的尽头，也是秘密揭晓的时刻。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选角环节，瑟琳·席安玛便选中了一对双胞胎姐妹，来分别饰演Nelly和Marion这两个角色。这也是为何有影迷觉得“这部电影对脸盲症不友好”的原因，哈哈。

但这样的选角，其实恰恰体现了导演的匠心与巧思。而作为观众的我们，则正如这场奇遇的亲历者，在观影过程中渐渐拨开乌云，并进而产生思考与感动。

父亲作为影片中唯一的男性，拥有着隐晦的施害者身份。在与Nelly的对话中，我们得知父亲向来是不愿倾听的性格；在Marion出走这件事上，他或多或少是作为“帮凶”的存在。

随着交流的不断深入，我们渐渐发现，Nelly心底里其实很害怕他的父亲。某种意义上，她似乎同样也是旧日父权体系的受害者，而作为男性象征的胡须便是重要的符号。

因此，女儿为父亲剃胡须这一看似与主题无关的动作才会被着重呈现，并由此强调互相理解与沟通的重要性，从而展现出独属于女性视角的细致关怀。

对于这部电影，瑟琳·席安玛曾在采访中提到过宫崎骏对她的影响：“我认为《幽灵公主》是有史以来最美的电影之一。这部电影是属于儿童的，它把儿童视为最聪明的观众。此外我还想到了宫崎骏的《龙猫》。这些都是给相信电影力量的作为观众的孩子们的故事。“

1997《幽灵公主》

1988《龙猫》

在《小妈妈》中，那场关键性的外出冒险，便充斥着这样的奇妙力量。两个女孩抬着皮艇穿过树林，奔跑、划船，而灵动的电子配乐也随着她们的行动逐渐变得激昂。

这场单纯而美好的冒险，无疑也象征着两个人的情感关系发展至定点。原本极尽写实的风格在此刻迎来颇具抒情性的爆发。

由于是在疫情时期拍摄，因此变只能一切从简，影片从头到尾的主要场景只有树林和两栋房屋而已。瑟琳·席安玛似乎由内而外地保持了一套足够精简的电影方法论。

而尽管整个故事的出发点源于穿越概念，但显然席安玛并无意于探讨其合理性。对于早已习惯穿越题材的观众而言，也都能自然而然地感受到电影所蕴藏的魅力。既然如此，那就选择直截了当地进入正题又何乐而不为。

影片在视听上也同样保持着这种精简，在绝大多数场景中都没有使用配乐，而仅仅收录最基本的环境音，从而呈现出静谧的氛围。从创作思路上来说，仍是一种“去概念化”的策略，尽可能地保持写实性，而将叙事趋近于无限的可能。

导演在《小妈妈》片场

因前作《燃烧女子的肖像》以简约、审慎的影像风格而为评论界所称道，这次瑟琳·席安玛再度选择跟摄影师克莱尔·马松合作也是在意料之中。

2019《燃烧女子的肖像》

影片的整体风格透亮而清晰，置景则尽量简省，漂亮的色彩贯穿始终。与此同时，前作中画龙点睛的服装美学也再度发挥效用。这次则是“红”与“蓝”，仔细留意便会发现，两个女孩的服装始终围绕这两种颜色，或明或暗，最后甚至都变成了蓝色。

剪辑方式则追求零度风格，许多场景间的切换都摒弃掉了明显的过度，而是将真实与梦幻彼此联结。在任何方面，我们都能看到瑟琳·席安玛为这个穿越故事的“祛魅”所做的努力。

整部影片只有短短的72分钟，步调轻盈，内质丰满。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优美而高效的电影作品。瑟琳·席安玛导演以创造性的、长期被忽略的儿童视角，带我们经历了一场难忘的亲情之旅，同时也探索了妈妈这一身份的更多可能。

更难得的是，在这看似精简的规模之余，她也仍然抱有开阔的视野。正如影片中最关键的镜头揭示的那样：去拥抱吧，这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方式。

作者| 德卡；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剧中的小女孩懂事，早熟而淡定，通过平行时空，了解到母亲童年的创伤。她不仅治愈了妈妈心灵的创伤，也治愈了爸爸心灵的创伤。 妈妈因心中的恐惧，嘴里老说自己快死了，其实是受到外婆的影响。剧中的小妈妈虽然不喜欢这样的母亲，但自己却一不小心也成了母亲的样子。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是这样，不自觉地继承了家族中的一些问题。仔细观察自己家族三代人共同的问题，尤其是他们的口头禅，包括你自己，你会发现问题的根源。 和世界上大多数爸爸一样，剧中的爸爸也不爱讲自己童年的缺点和恐惧，只是讲一些浮于表面的故事。剧中的小女孩看出了父亲的隐藏和不信任。（不相信孩子能有承担了解事情真相的能力。就像有些父母其实感情不好，但是会在孩子面前作秀。孩子是最聪明和敏感的，大人的说谎，孩子一眼就能看穿。）剧中的小女孩一眼洞悉爸爸的内心，问爸爸小时候最害怕和恐惧的是什么，爸爸说是害怕他的父亲。 把孩子当大人去看待，是对孩子最大的信任。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自信心的培养，对周围人的爱与信任。

记得导演采访时说过她自己的剧本都是从确定了结局部分开始倒着写出来的，我非常理解那样的创作方式，毕竟也曾喜欢那样的方式去结构故事。这次也不例外吧。

异性恋家庭，小时候的经验是妈妈的喜怒哀乐决定了整个家的氛围，自然会希望她总是高兴的，自然会总是去做取悦她的事儿，直到意识到那不是我的责任。。。逗笑了妈妈，那时候还是不懂为什么她又那么容易恢复到悲伤状态？片子里也没有确切的答案，全世界的做妈妈的女性心境都差不多一样的吧。

现在关心照顾老妈的时候，她会高兴地说，你真是个好孩子！

我身边的男士提前离场了.

第一次哭是31岁的Marion问Nelly你会怎么做最后的道别呢,Nelly扑进Marion怀里抱住她,轻轻说了句再见,Marion亲了亲Nelly的头发,第二天早上就离开了.她以为那只是一场演习,或许她也早有预感,妈妈随时都可能离开.

第二次哭是看到8岁的Marion和31岁的Marion一样会给Nelly做一模一样的早餐照顾她,妈妈就是妈妈,不论妈妈多大都是照顾人的那一个.

第三次哭是Marion问Nelly你妈妈为什么离开,Nelly说她一直都不开心,Marion说她肯定不是因为你而不开心,Nelly说我有怀疑过.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总是看到妈妈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所以形成了讨好型人格,但我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下定决心学习情绪管理,以后努力不让自己小孩敏感受伤.联想到片头妈妈开车的时候小Nelly一直在给妈妈喂零食,喂饮料,吃完隔着座椅搂着妈妈拍拍妈妈,妈妈脸上一副欣慰.懂事的孩子是好啊,可是懂事背后到底是什么呢.

很惭愧我从来没有好奇过妈妈的童年,尽管我一直认为好奇是爱的必要条件,或许是因为妈妈一直在我身边吧.对妈妈的亏欠希望可以还在自己女儿身上,我想每对母女都是如此.

在Q&A的开场导演有介绍这部电影是她有一天脑子里有了两个小女孩在树屋前玩耍的画面，但是在她的想法里的这两个小女孩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女儿。她觉得这个想法很有趣，所以就想写成剧本，但是当时也同时在写她写的最艰难的剧本《烧女图》，因此就搁置到了2020年的三月份，在全球因为疫情开始封锁之前，她先自己封锁了一个月完成了剧本。在整个第一波全球疫情的过程中她都没有再打开剧本。本来这是一部“啥时候拍都不要紧”的电影，但是因为疫情，突然让电影里“与亲人告别“的主题变得非常contemporary，也变成了一个“时代非常需要”的电影，于是就变成了一个“不得不拍而且是马上得拍”的项目。从2020的七月份开始本片开始进入拍摄和制作，马上送选了柏林电影节。

这场Q&A在11月16日伦敦Picturehouse Finsbury Park举行。也是电影院的第一次Q&A活动，话筒时好时坏。导演时不时就要自嘲一句这是话筒自行censor feminism哈哈哈哈哈

（语法估计错乱 导演也是口语说说反正没录音全凭记忆）

1. 一位亚裔美女第一个举手提问：Hi I'm a big fan. I really like how you portrait children characters in your film. (然后举了Tomboy的例子) My question is, What’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ldren? Do you like them? Does it sounds like I’m flirting? Because I have to shot my shot (底下的英国人此时都笑疯了) I mean when you directing them do you talk to them like they are adult?

导演： What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my therapst will very happy to hear the answer of. I don't have children myself, but I choose to collaborate with them. 接下来大意说觉得小孩是这个世界上最直接聪明的物种，每次他们提问什么问题都是带着一腔的真诚和对全世界的好奇发问的。儿童演员也很厉害，你带他们进片场，告诉他们需要做什么，他们马上就能学会用你的语言表现出来。在这片里面，她原来有两句台词是需要两位小演员问的，但是在跟她们讲戏的时候，小朋友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问，导演意识到了这是因为这个年纪的小孩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把这个台词删改了。所以这个电影里看到的小演员的表演，也都是经过她们的二手审查在她们的年龄和背景会说的话。

2. 有位观众注意到了导演的电影里一般用的音乐非常少，对话的密度很大，只有一首所谓“来自未来”的歌，想问导演选择这样的表达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意图？以及因为这首歌是80年代很流行的一首电子乐，考虑到导演的年龄选择这首歌是不是因为这是导演是小孩的时候的歌，以及引申到这部作品跟导演本身的经历有多相似？

导演：我很喜欢音乐，我觉得音乐是一种很重要的渲染情绪的工具，因此我在选择音乐的时候非常的克制。我想要观众去pay attention and focus on the things（在这里应该是指对话和剧情）而不是被音乐带着走。

关于这部电影有多私人——导演回答说这是她目前为止写的最私人的一部电影。电影在她的故乡拍摄，"I used to build the shitty version of the hut in the forest but now there is a crew." 电影里所有的着装都是她特意挑选的“because i like shopping"——比如说Nelly的鞋，她特意挑了不管是1950还是现在都能买到的款式，来塑造这样的“common space“的概念。她虽然不懂建筑——但是电影里的室内装潢——每个墙纸和砖都是她亲手挑选的，有一些是根据以前她记忆里的奶奶家的样子和喜好搭建的。

3. 有位观众想知道为什么《烧女图》是导演觉得最难写的作品，为什么《小妈妈》又是写得最容易的作品。导演说最困难是因为写的时候最难，一旦写完了就好了。以及《烧女图》的好口碑也一定程度上给了她自信，觉得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因此在写作和执行《小妈妈》的时候都更靠直觉去做事，更忠于自己的内心，执行起来就更简单。

4. 有位观众说他回想起电影觉得电影并不是跟前面一位观众所说的“密度很大”的对话的电影，因为所有的对话都恰到好处，表演也不会让你觉得无聊。他想知道“How the hell did you pull it off this concept?"

导演又回到了她想塑造的Common Space这个话题。"to make two characters equal on the screen" 是很难的，因此导演花了大量的时间思考怎么去找两代人的共同点，共同的体验和伤痛，让两个角色能够在common space里最大程度地进行平等的对话。

作者：csh

本文首发于《陀螺电影》

瑟琳·席安玛再度来到了柏林。

她曾在2019年凭借《燃烧女子的肖像》斩获了最佳编剧与同志金棕榈，但她的首个大奖，仍是2011年在柏林以《假小子》获得的泰迪熊评审团奖。十年之后，回归的她再次奉献了一部关于“女孩”的电影。

席安玛已然是闻名电影节的一位女性导演，这里的女性当然不仅仅指涉着性别，也指涉着她高度自觉的女性意识。在稳扎稳打的作品序列中，她探索的主题已然囊括性别认同、性别凝视、女性成长、女性之间的友情与爱情。

《小妈妈》同样致力于女性议题的银幕呈现，但这一次的焦点是亲情与母女关系——席安玛用甚为精准的影像，再度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影片的主角内莉随父母回到旧宅，却在森林中游荡时遇到了来自过去的妈妈。这个“小妈妈”与八岁的她年龄相仿，带着她四处玩耍、搭建木屋，甚至回到了曾经的家中。于是在孩童的目光中，记忆之河开始交错流淌。

除却搬弄时光的方向，即便是从叙事逻辑上来说，我们也很难将《小妈妈》与许多类似主题的影片相提并论。

后者的母亲常常深陷于影片所属地的文化土壤之中，被迫为了亲情与子女的幸福完成自我牺牲，身为主角的女儿，成为了试图让母亲完成“步入正轨”的人物。

而在前者那位孩童之间的交流中，当然不存在成人所谓的“正轨”，内莉以甚为尊重的姿态，试探着母亲的记忆、体认着母亲的痛苦。

孩童视角成为了理解《小妈妈》风格的核心元素。这种元素在许多影片中只是切换镜头高度或是覆上滤镜的成人视角，但在这部高度自觉性的影片中，它成为了串联影片叙事方向与情感线索的方式。

她在母亲房间里那些属于过去的物件里，捡拾着拼凑自己内心那则童话的零件，正如过去的母亲曾捡拾树枝来建构木屋。父亲也给了她一颗绑着绳索的回力球，那是一个“只能独自使用”的玩具，于是她带着它来到了森林之中，开启了一段“只能独自使用”的故事。

于是，童年时的小妈妈成为了内莉的玩伴。这或许是她在现实中的想象，或许又是她在超现实世界的奇幻之旅，我们对此无从知晓。这种不假思索的合理化叙事，也是孩童视角的一部分。

在孩子们的眼中，奇迹实在太平常了——这也是是枝裕和那场动人《奇迹》的主题之一。孩子们可以对着飞驰的列车许愿，也可以在森林的游戏中直接让愿望实现。

在这个奇迹或想象的世界中，摄影师克莱尔·马松极富诗意与秩序感的影像显得格外自洽。高对比度的用色与摆放齐整的构图，在《燃烧女子的肖像》中呼应着绘画与艺术的本体论主题，但在《小妈妈》里，这些视觉元素成为了童话叙事的一部分。

于是刚刚出门的内莉，再度随着自己的小妈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内莉也在那里遇到了年轻时的外婆。现实版的她已然逝世，而年轻版本的她与未来一样拄着拐杖、玩着填字游戏——这游戏就如内莉投身的奇遇一样，是一则精致的谜题。

诚如上文所述，内莉以尊重与试探的姿态，与此刻同龄的母亲一起，寻求着解开谜底的方式。外婆的逝世构成了谜面的重要线索，也成为了这场跨时空母女交流的关键内容。母亲对于内莉的意义，或许就等同于外婆对于母亲的意义。

从某种程度来说，内莉的想象甚至可能也衔接着母亲的想象。当母亲正处孩童时期的时候，当八岁的她四处捡拾树枝的时候，当她担心自己母亲病情的时候，她或许也与如今的内莉一样，想要一个玩伴、一种陪伴、一个可能理解与体认自身的存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属于儿童的时刻，也是属于母女的时刻——同样纯粹如冰、柔情似水。她们在仍未消解于社会建构的自然世界里，编织着属于自己的木屋。这也是席安玛这位高度自觉的女性导演，思考母女关系的方式。

相较蔚然成风的女性研究，关乎儿童的思考便显得有些逊色。但长久以来，儿童的逻辑、想象与记忆似乎与女性一样，处于未受尊重的阶段。“她们不过是孩子”——儿童们就如“她们不过是女性”一样，被排除到所谓正常与理智的社会意识之外。

于是不愿受到语言规制的影像们，开始探索着这些边缘的空间。如席安玛这样的导演，在女性与孩童的世界里发掘着更多的可能性。她们的生命经验与想象路径告知我们，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一种真相，也不只有一种亲情。

《小妈妈》告诉我们的是，这两种世界在某些时刻甚至可能是相通的。在从外婆到母亲，再从母亲到女儿的生命路径中，或许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了小妈妈。

她们中的所有人都可以扮演妈妈，也都可以扮演孩子。外婆玩着填字游戏，母亲玩着木屋游戏，而女儿则玩着回力球游戏。母亲与女儿甚至一同玩着关乎警匪的角色扮演，而在更广义的语境下，她们也扮演着女性，扮演着不同年龄的“妈妈”。

在某些时刻，现实甚至浸入了内莉的奇幻世界。八岁时的母亲与现实中的母亲身处同样的场景，甚至进行了温和的交流。对于孩子来说，这并不是多么复杂、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只是过于动情的角色扮演，只是领着自己的一个朋友会见另一个朋友。

正如《小妈妈》的片名一样，它是一部深沉而轻盈的电影。“妈妈”似乎意味着很多东西，意味着亲情关系、社会身份乃至性别路径，意味着这个世界压在母亲身上的一切。

但妈妈也可以是“小妈妈”，这时的她是一个八岁的好朋友。我只需要一个拥抱，一句温柔的问候，就可以消除她心中的所有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