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休息

寒假看了一部挺有趣的电影，叫《欢乐谷》，大意就是男主进入了他最喜欢的黑白情景喜剧《欢乐谷》，结果没想到那个世界完全是个乌托邦，没有错误，没有自我，没有性和爱的世界。更别提远方了，路的尽头是路的另一头。后面不剧透了，总之非常好看。

《欢乐谷》中的人物逐渐有了来自人性颜色

这电影看完之后我总想中国有什么可以类比的乌托邦电影，我今天就恰好看了一部《今天我休息》。

剧情大概是男主角是一位户籍民警，他在他的休息日忙了一天，本来要和队长爱人介绍的女主见面，硬是迟到了四五回。修复的挺好，上影厂前身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制作。电影资料馆修复。 这电影挺神的，神在他的时代背景上。 1959年，共和国刚解放十年，正值大跃进时期。电影中总少不了一些口号，影片里道路上写满了“大跃进万岁”。

非常多，不更多找截图了

男主角在回家路上帮大婶劝儿子不要在这里打扫街道了，快回去炼钢，要“完成年产25万吨”的计划。后面的故事里还给钢厂工人打电话，拍了一段炼钢的画面。我做为一个身处未来的人，太知道这事了，但是在这部电影九十分钟里，大跃进是那么的坚定与美好的词语。 电影里面人物真是穷尽人间美德，当然，本身是喜剧片，后面还是很有趣的，闹了一些误会。 我看着这部电影，这些人仿佛生活在一个欢乐谷，世界上那么的单纯美好，大家一齐在为大跃进努力。真是一个乌托邦。可是我身处现在，我一想到后面那些浩劫哦，就为他们捏把汗。可能那时候的人们真的比现在更有活力吧，新中国刚刚建立十周年，又有大跃进的政策，人们真的觉得，赶超英美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说回欢乐谷，男主和他姐姐在这部黑白情景剧的世界中，逐渐的带去了颜色。我看着《今天我休息》，那就是一个黑白的世界，不曾存在于这个彩色世界的黑白世界。

从当下的时代回看这部大跃进时期的电影，最直观的感受是：在对局部台词对白略感尴尬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特定时代，人们（本片以上海的城市居民）身上普遍洋溢的淳朴（或者说“单纯”，没有太多的“心思”）与热情（想要更好、更快地达成国家为“大跃进”设定的目标）精神的社会性来源。

细想来，现时体会到的这种“尴尬”并非无源可溯，改开以来的市场化经济改革浪潮重塑了后几代人对于财产制度、社会关系（人际交往）、时间、空间等观念的认知与理解。

身在一个（鼓励）承认清晰的私有产权的社会，恐怕很难想象能够在大街上仅凭一句话就把自己的三轮车借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虽然对象是民警马天明）。尽管是作为一个“雷锋式”的典型，不过马天明的私人休息时间也几乎全部奉献给了公共事务（安置小猪、维护交通、送别人的孩子上医院、送钱包等）——虽然我并不认为这完全出于他的自愿，毕竟影片展现的只是他漫长人生中短短的一个横截片段，并且他在一些场景中（如在罗爱兰的住处所展现出的欲说还休）也表现出他作为一个“人”、活生生的另有它欲——但他的“休息”时间，或者说私人时间，却与奉献给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公共时间紧密难分。作为公职人员的马天明同样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他的宿舍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邻里街坊随意进入（包括洗衣服的老大娘、姚大嫂、理发师傅等）。作为全片主线的“相亲”也根本不只是男女双方之事，而是通过姚大嫂的做媒、刘家人的设宴接待、最终由老丈人拍案而敲定的——爱情并非双方过程性的、自然生发的罗曼蒂克，而是作为群众对于马天明对公众事务热忱无私的充分肯定与礼物馈赠。

“今天我休息”也会在不同的时代滤镜下被赋予迥然相异的价值。大跃进时期的马天明被作为一个先进的工作样板用以鼓励人们消融“私人”与“公共”的观念性二分，将毛时代（尤其是大跃进时期）特别强调的唯意志论（要想进入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首先需要做到的是人在主观意志上的改变，即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然后再去谈生产力的提升，以适配人的先进的思想——当然，这种思想的形成与长征以及延安时期毛的个人经历有关，在此不作展开……）加以坚决的贯彻——可惜大跃进的历史成为了共和国悲剧的源头……而从如今来看，与市场经济的引入相伴随的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逻辑，它日益占取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空间——竞争的加剧（新的所谓“内卷化”趋势）、新技术的应用（微信、钉钉等即时通讯软件）又重新消融了“休闲“与”工作“的时间性二分，“今天我休息”却日益成为“打工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无奈苦诉……

这大概是新中国最早的城市电影，注意，城市电影不等于“发生在城市里的电影”，甚至都不等于“以城市为拍摄对象的电影”。

关键在于，电影是否能抓住那份独属于城市的逻辑，并让这种逻辑成为电影自己的叙事动力。

城市开始显得鲜活、多变、充满意外感、被各种巧合所填充，却又终归温情脉脉、觉悟不断提高。

要知道，在那之前的主旋律叙事中，城市，尤其是上海，往往意味着某种危险的诱惑和潜在的邪恶，是对道德和革命意志的一场考验，比如《霓虹灯下的哨兵》。

交通违章、乡下人迷路、社区食堂与卫生清洁运动、看电影、公交车、旅社，都是很典型的城市场景，包括“赶时间”这种体验，也基本只属于城市生活。

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作为时代背景，搁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总归有些龃龉与违和，不过从一些细节上——女士们的波浪卷和布拉吉外套——还是能看出革命美学与城市美学在那个具体的历史节点上，达成的某种妥协。

顺带手，还消解了上海作为城市巅峰的独一无二性：老爷子明明有城市里的子女，却住在乡下公社；老罗援助甘肃，竟然把名字都改成了“爱兰”。

约会线和做好事线，后者不断构成前者的延宕与破坏，却在最终玉成了前者。做好事会造成小麻烦、带来小误会，但一定会让你拥有大圆满。很工整的歌颂型喜剧结构。

编剧李天济竟然写过《小城之春》（没错，就是费穆那版）。

以及，上官云珠那气质，真的无可比拟。

我是一个八零后，对十七年电影并没有童年情节。只能说我是一个十七年电影的爱好者。不过看了这么多电影，这部电影确实是我给分最低的，给了三星。怎么说呢？

这个还是由于时代背景决定的。电影拍摄的时代是在解放后，同时在于大跃进的思潮正中。所以电影主体传递的信息和其他十七年电影比是略有不同的。以往电影里的主题是对比新社会和旧社会的不同，赞颂新社会的美好。

但是这部电影这一点是附带主题，主要的方面还是想表达人们积极工作生产，为了工作可以完全放弃个人生活，这就是觉悟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宣传的就是一切为了生产。所有的导向都是在鼓励生产，为了生产放弃自身的一切，也就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其实从这一点出发电影即使现在看，也没毛病。毛病在另一点上。

也许有的人说，当时的这个电影中的做法相当于完全剥夺了私人空间。也许有人说这种一心为工作，不为自己考虑的人现在已经没有了。

我在这里要说，任何时代一心为工作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并且现在也确实有这样一心为工作的人，无论是社会各界各行一心为工作的人真的不少的。

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这部电影主角马天民同志最大的问题是“守信”问题。

也许那个时代人情世故相对会多一些，有的时候为了工作不守信可以接受。但是放在现在的社会，不守信用就是罪，是大家无法接受的，也不符合新时代人们的普遍价值观。哪怕你天民同志做了再了不得的事情，不守信仍旧会让人反感，何况其实作为民警的马天民同志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事分轻重的，马完全可以先履行承诺看了自己相亲对象，然后说明白了再去办事。

电影把最后的圆满用一种巧合来硬性体现，其实也就是侧面的说明了，如果没有最后老大爷就是公社的那位农民伯伯，主角就只能黯然收场，里外不是人了。

这是时代变了，看问题的眼光也要变。

看了这部电影，我想大家要学马天民的一心为工作，不能学他的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