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告白

“我觉得很多人已经丧失故乡了。”在采访中，张律导演如是说。

作为他的第13部长片作品，《漫长的告白》第一次拥有了在大陆公映的机会。这位在中韩之间游走的朝鲜族导演将其新作的空间设置在北京，以细腻的笔触吐露了人与人之间婉转深刻的情愫。

8月13号，书本放映在北京组织了《漫长的告白》观影，并邀请了导演进行影后谈。

这部电影主人公之间很少说话，要完全明白可能也不是太容易。导演在现场说：为了沟通而产生的语言有很多时候反而阻碍沟通的。往往爱情不显现的时候，就是话太多了。以下是本次对谈的整理。

整理∶武正轩

编辑：Sun

公众号：抛开书本

刘小黛:有个影迷经常讨论的问题，您的很多片名是地名，甚至是城市名，《重庆》、《福冈》、《柳川》、《庆州》、《豆满江》，是怎么考虑的呢？

张律:我拍完之后不太会起片名，最后就是很无奈把地名加上去，基本上就是一个习惯。以前几部在韩国拍的片子来说，我自己的制作公司是参与的，所以我可以任性的把枯燥的地名放上去。

但这次不太一样，这次我的工作只限于编剧和导演。但因为在创作上和最终剪辑权上签了合同，所以也还不错，没有受到太多干涉。

我本身就不太会起名，于是就叫了《柳川》（现在海外发行的版本还是叫《柳川》）。但是发行公司觉得叫《柳川》发行起来比较困难，因为有人问——这个电影里有没有螺蛳粉？把柳川看成柳州，我也是很无奈……

但是确实最后的起名权是在发行公司，就定了《漫长的告白》。

我也想开了，这个片子叫《张三》或者《李四》又能怎么样？我还是我这样。

刘小黛:影迷现在都知道是一位中国朝鲜族导演。在您的电影《咏鹅》里女老板笑着说，“还提什么故乡？你留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故乡。”在《漫长的告白》里，倪妮，跟柳川同名的女孩子来到柳川这个陌生的城市，但是您没有非常具体地描摹她的归属感。我们想问一下您对“故乡”的理解，您更会觉得哪里是您的故乡呢？

张律:现在我觉得所有人都已经是丧失故乡的。世界的全球化之下，大家固定居住、成长、死亡在同一个地方，已经是很少的事。我大部分时间在在迁徙，在这里住几年，在那里住几年。所以在心态上，我觉得我的归属感已经很淡了。

刘小黛:我们知道张导之前一直在韩国教书、拍片。您的作品里一直有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碰撞的主题在，《庆州》里面喝普洱茶、《春梦》里面背《静夜思》，还又片名就叫《咏鹅》……您对这个主题切身的感受是什么？融合、冲突或其他的感受？

张律：其实创作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些事。就是基于日常生活里的感触。因为东亚文化彼此还是比较相近——现在到哪里都有韩国日本的（文化）元素，然后在韩国和日本的中国（文化）元素也很多。这些都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感触之中，所以还是从这种感触里出发。

刘小黛:电影名叫《福冈》、《柳川》，还有些角色是日本人或者日本人后裔。在《漫长的告白》里，演员池松壮亮也是日本演员。在东亚，中日韩是三个唇齿相依的邻居，您的作品里经常有若隐若现的东北亚历史的厚重感，您如何看待我们现在的东北亚格局？

张律:其实我没有太多想法。我平时的生活轨迹就是在三个国家转来转去。彼此之间有舒服的地方，也有不舒服的地方，就跟邻居关系一样。

刘小黛:您在韩国合作了很多著名的电影人，像现在正大热的《分手的决心》的男主朴海日和您二度合作，像《绿洲》、《薄荷糖》等片的女主文素丽……可以谈谈和韩国演员与这部漫长告白中国演员，令人难忘的合作故事吗？

张律:其实我们有时候对演员有过多（预设的）想象了，有的时候更愿意保持朋友关系的那种交流。但是毕竟演员是一个曝光度很高的职业，日常生活中会无意地被规定在一个圈子里。但其实他们是最愿意跟别人交流的人。如果把他们当成朋友一样的关系来交流，合作起来会比较顺畅。

比如朴海日，他本身就有点不在演艺人员的那个生活圈子里边，平时就是压低帽子，骑个自行车、坐地铁，去小酒馆里喝酒之类的。他很喜欢看书，所以就跟与身边平时喜欢看书的朋友交流是一样的。

文素丽也是，因为她是大学老师，所以天天跟年轻人在一起，就没有很孤立的明星的那一面。这次合作的倪妮，她跟我在韩国合作的这些演员没什么区别。

你把她当朋友，她也把你当朋友。我很高兴跟他们成为了朋友。

一开始有人说，国内的演员不好相处，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这个跟导演自身有关系，就是一个你自己怎么跟他们沟通的问题。只要相处方式对的话，都是很好相处的。

刘小黛:影迷时常讨论您和洪常秀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您在《福冈》里面合作的演员权海骁同时也是洪常秀的御用演员。您怎么看到洪导？你觉得您和他在指导演员的时候会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

张律:这只是一个话题。在韩国的时候也有人说洪常秀是韩国的侯麦，韩国的伍迪艾伦。这都是娱乐方式（的说法）。你真正去看他们的故事、运镜都不一样。可能因为好玩才这么说吧。权海骁在洪常秀的电影里是什么样子，在其他电视剧和商业电影里也是这样子。

一起喝酒的时候我听权海骁跟我讲过洪常秀。他和洪常秀之间，他提出异议的时候，洪常秀会跟他说“你这个方式不高级。”所以这个是经常会发生的事，和导演自己的性格有关系。最终是不是在银幕上呈现的好不好，这是最后的标准。

刘小黛:看来您还挺喜欢跟自己的演员一起喝酒、促进感情，让把这些感情呈现这样的感情。

张律:没有那么功利。只是都喜欢喝酒，没事一起喝酒。

刘小黛:我经常会在您的影片里感受到一种诗意，就是文学性比较强，以及空间和情感的交织性。因为（了解到）您之前是学中文的，也写过小说和诗歌，后来才选择拍电影。你觉得在处理三者的交融的时候，怎么进行一些融合？

张律:每个人都有过文学的背景，但是最后选择电影工作还是更愿意把你的情感用视听的手法传达给大家。

刘小黛:您也前说过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更趋近于本质。《漫长的告白》里面的人物可能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他们能听懂对方说话。您也说过爱情关系往往是发生在不说话的时候。关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您是怎么考虑的？

张律：语言的发明是为了人之间的沟通，但是语言的发展里也有着权力的结构关系，有强势的语言和弱势的语言，有的语言已经消散了。为了沟通而产生的语言有很多时候反而阻碍沟通的。往往爱情不显现的时候，就是话太多了。

语言有时候是个障碍，也是日常生活的一种无奈。

刘小黛:您是中日韩三国语言都精通吗？跟日本演员沟通会不会有一些现场的障碍？

张律:跟日本演员沟通靠感觉，和现场翻译。韩语没有问题。

至于拍一个在国外发生的故事，以及跟国外演员能不能沟通的好，要靠实事求是，知道多少就是多少，以你自己的角度去拍摄就问题不大。

导演和演员的沟通，只要是好的演员，台词的功底都在，然后因为情感的接收和挥发基本上都是身体的（表达），所以如果导演的指令和调度要让他身体的（表达）感觉到舒服的话，他们就会信任你，产生一些化学反应。

所以我觉得（语言）不是太大的障碍。

刘小黛:您在韩国拍电影，也在中国拍电影，您觉得两国的电影制作有什么不同，是可以供对方借鉴的？

张律:其实差不多。要说的话可能就是（韩国）那边的片场总有人在跑来跑去，但是这边（国内）的片场没有那么快。但快与不快其实没有对错，各自的习惯都有长处和短处。我现在如果回韩国（拍片）的话，可能会有点不习惯。或者说在这边拍片的时候，很多时候又想让片场快一点。

刘小黛:多年来您一直坚持拍艺术电影。《漫长的告白》也是您第一部上国内院线的电影，您也帮助过像李红旗、祝新那样独立小众电影导演，对于市场、观众需求、作者表达之间你是如何把握的？

张律:怎么去发行、怎么去扩大观影群这些事情，我想不太明白。我就负责把导演的工作做好。

观众提问

Q:从韩国回到中国拍片，会对您的创作有一定改变吗？

张律:人的生活空间变化的时候，人和人的情感关系肯定是会变的。创作者还是要从生活的感受出发。但是我自己不会太关注这些事，否则是很累的。

其实我回来也就是一年多，拍这个片子正是是19年末到2020年初。杀青的前一天，武汉疫情爆发了，然后我又回到韩国去教书。但后期的公司都在这边，所以后期工作停滞不前。当时我的主要生活工作的空间还是在韩国。然后今年四月回来在北京拍片、做后期。

如果看我的生活环境变了之后的电影，可能里面会有一些变化，但我自己也不清楚。可能观众会发现一些什么。

石梦导演

石梦（导演）:影片里有很多人蜷缩在床上的场景、姿态，包括居酒屋的名字也是有“蜷缩”的意思，您是怎样的一个想法？

张律:绻缩的这个姿态，跟人本身有关系。身体不好、疼的人、还有孤独的人，都不会是四仰八叉地躺着，他会蜷缩起来。像在母亲怀里的时候的那种姿态。

石梦（导演）:您有对“御用团队”的执念吗？跟新的团队、演员合作的话有什么样的想法？

张律:我特别没有执念，团队都可以边，只要在拍片这一段时间可以满足需求就可以。跟谁合作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跟合作过的演员合作，是会比较舒服。

在他们达到了你的要求之后，你会想用要再去挖掘他们身上的东西，人会变得非常贪婪。多次合作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没有这个执念。

Q:现在无论是拍长片还是长片在国内是越来越难了，张导有什么建议吗？

张律:因人而异吧。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跟我制片人的事就是拿到一笔钱，比如说一百万，五天或十天，有演员愿意来帮忙，那就严格按照这个预算和时间来。你要是把自己限制在这里边的话，你的故事的体量和空间就会有区别。

比如我拍《福冈》的时候拍了十天（首尔一天，福冈九天），就这么一点钱。演员过去，大家分散在各个民宿里边，这样我就把自己框在这个（范围）里边，从民宿到片场走过去一定在30分钟以内。

这样一来，你无效的工作和野心自然就抛掉了。三十分钟以内的空间里其实什么都有。好处就是在这个30分钟空间里面，人物的生活轨迹都会找到很坚实的依据。

有人为了一个故事全国各地的去找场景，场景单独看很漂亮，但人物情感的线索很难连贯。但如果在很小的空间里面拍，人物的情感的依据事很通顺的。

把自己框住、按照制片人的思维来拍，你就不会膨胀，就会更实事求是。所以我小成本的话大概是这么拍，高成本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机会，我也想浪费一次。

作家虹影

虹影（作家）：在日本拍片其实很不容易的。你所展现的当地的一些生活状态，比如那条江，就像他们三个人的感情一样。里面每一个地方都让人回味无穷。虽然这个情感的部分很淡很淡，但是当其中一个人走了之后他就变得特别的重。这个跟你以前的处理不太一样。

最近很少看到如此处理情感内部的片子，我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看懂读懂这部片子。这部片子的感情发展是跨越了二十年，时间是最好的载体，它把所有的问题、情感、没有交代的东西都会自动跑到你眼前。

这三个演员都非常合格，而且在片子里看不出导演的痕迹，非常自然地把故事讲完了。我也特别喜欢最后那一句：不是说不要留痕迹吗？怎么会有呢？其实是这两个人完全不互相理解的。这些都是点到为止，我觉得非常的好。

童辉导演

童辉（导演）:除了北京这个空间作为一头一尾，还有北京话作为最后的元素以外，它承载了人物的前史。他比较模糊和架空，好像换一个空间也没有问题。从剧作方面来讲，您对空间的选择和重现也有这种架空感吗？您是怎么考虑的？

张律:换一个空间确实没有问题。在国内我比较熟悉的空间是北京，是我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虽然我不是北京人，但是我对北京的情感和状态我还是熟的。我可能还是会选择自己熟悉的空间。

我觉得如果人看电影的时候，听一个不是北京的演员说北京话，北京人一定能听出来。所以我就挑北京的演员，张鲁一就是一个北京出生讲北京话的演员。

影片里边的北京话和北京的空间，跟柳川的关系没有太多交代，只有三个人都很敏感的只言片语里面的情绪。比如提到“后海”只有有过后海经验的人才能知道跟柳川的这种联系。

我拍片时候很在意具体的空间里的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的感受，比如说北京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的感受，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于再大的观众群，对我来说太抽象了。

我只希望有“后海”经验的人体会到“哦这个人说的是对的。”对于没有这种经验的观众来说，能够体会到别的我也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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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老板的女儿，缺失父爱，喜欢音乐，有一整个屋子的娃娃，突然消失。居酒屋的老板娘，年轻时候有很多人喜欢，老了清净下来，也总是觉得还有无穷的事情想要做，不觉得寂寞，听到女孩子失踪的消息，也感叹自己“有时候也想突然消失一阵子”。这两个人，前者像是年轻时的柳川，后者像是老了以后的柳川。

奇妙的是，这两个人都和柳川很投缘。民宿老板的女儿是柳川的小粉丝，会唱中文歌曲。而最喜欢的一个场景，还是阿川喝醉和酒馆老板面对面聊天，阿川含着泪用中文说着乌鸦的故事，老太太用日语说着自己当下的状态，最后捧着阿川通红的脸说她也很可爱，两个人语言不通，却很默契投合。

相比于柳川们的自在、随性和洒脱，立春已经被生活磨得“婆婆妈妈”。立冬身患重病一句喜欢二十年过去仍说不出口，只能继续纠结地对阿川过去的恋爱经历问个不休。民宿老板的喜欢说出去就到了终结。

柳川，源自日语yanagawa，yana是柳树，gawa是江流，yanagawa意为柳川。 曾经有三个男人从柳川身边经过，却又匆匆离开，不曾留下。可悲的是，他们曾经都爱过柳川，可到如今，没有人会来爱柳川，她孤身一人。 立冬问柳川，如果自己结婚，她会不会来，柳川满心期待地问是新娘还是伴娘。可她不知道她眼前这个男人得了癌症，马上快死了，这就是他们最后一面。 立春和之于柳川，是始乱终弃。 中山大树，柳川一看到大树就好像看到自己那个不负责任的父亲。 就像柳川回答的一样，你幸福吗，无论二十年前还是二十年后，她都会回答，我感觉我一辈子都不会幸福。 一边讲述着，柳川一边又大哭起来，哭红了眼。老奶奶安慰她，说曾经自己身边也围了很多男人，可现在一个人不也挺好的吗。是啊，人为什么非得被别人爱才会感到幸福，自己爱自己不也可以一样的幸福吗。 柳川孤身一人坐在酒吧里，看着昔日老友曾坐过的椅子，又唱到“一思量，一回首，不胜悲”。她知道，这些人虽爱过她，她却始终留不住任何人。 替柳川难受啊。

英文片名Yanagawa，是柳川的意思，在国内上映怕没市场，所以取名《漫长的告白》。

故事娓娓道来，叙事顺畅，不难懂，但有一些“神性”的小细节的寓意不好懂。

比如，弟弟为何要哥哥揍他？也许是对自己不能爱女人的不认同。

同志在直人界里，如同一只乌鸦被一群乌鸦殴打的孤单，大概如此。

民宿老板的女儿消失了几天，是什么寓意？

那个模仿小野洋子弹吉他的女人，家里只剩下一道门，挺有意思。

很多角色活得像个诗人，神神叨叨的弟弟、随意来去的女中学生。

女主角跟日本老太太言语不通、鸡同鸭讲，却能在感情上获得一点共鸣，有意思。

弟弟骑自行车载着柳川，拍的是水中倒影他们的踪迹，柔美的镜面皱褶，这一段很美。

弟弟说要讲一个笑话，是什么笑话？大概是上帝跟他开的笑话，他灵魂爱上了柳川，身体上却无法爱。

因为他在少年时看到她的胸部时，就说“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幸福了”，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在肉体上爱她。

漫长的告白，大概就说他为了她而开始不说北京话。

剧中人很多是孤独的，屈身而卧的时候是孤独的，这是人类在子宫里的样子。

哥哥的妻子的言语动作把大家从含蓄的诗意中拉回了现实。

日本老太太活得很坦然，她年轻时不缺男人，老了却孤身一人，却不觉得寂寞，因为世界对她来说还是玫瑰般的绮丽。

女主角跳舞的片段太美了。

现实总不是那么完美的，很直男的哥哥却花心，痴念的弟弟却貌似性无能。爱她的民宿老板，却已有孩子。

里面数次提到石黑一雄。

以上是从同志的角度来看。

如果是从直男的角度来看，会觉得这个弟弟太闷骚做作了，让人受不了。

三星半

1 语言

似乎近段时间以来，“语言”在东亚地区的作者电影里发挥着愈发显著的作用，尤其是对于不同母语使用者之间交流活动的刻画。譬如，滨口龙介就长期将不同媒介的“讯息”（message）作为自己的电影母题，并在《驾驶我的车》那里达至包括身体语言（手语）在内的“跨语言交汇”的顶峰。朴赞郁的最新作《分手的决心》同样塑造了一对韩语与汉语之间的沟通罅隙，并且随之隐约映射了两个国族的历史文化身份。至于张律的这部《柳川》，亦是直接彰显了汉语（包括北京话与非北京话）、日语、英语以及身体语言（舞蹈）的并置局面。

借用二十世纪以来包括哲学、文学、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之“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说法，我们或许亦可以把上述现象不完全归纳为东亚世界作者电影的“语言学转向”。简单从共性来看，无论滨口龙介、朴赞郁还是张律，“跨语言”的文本设置大都牵涉现代版本的“巴别塔”寓言之意：孤独而微渺的个体，短暂而脆弱的集群。实然的语言屏障阻断了共同理解的彻底达成，后者终究滑落为现实的奢望，是先天的注定失落，是先验的不再可能。

滨口龙介、朴赞郁、张律

大概出于宣传效果的考虑，这部电影的最终定名不再延续张律的经典“二字诀”，但就作为母题要素的“语言”角度来看，原名《柳川》显然优于《漫长的告白》。“柳川”既是人名又是地名，既是中文语音的“Liǔ Chuān”又是日文语音的“Yanagawa”。换言之，“柳川”一词本身即指向一种多义性、含糊性与不确定性。朦胧感由之从片名出发，顺着时间和意识的双重流动逐渐蔓延，最终通过难以名状的方式笼罩着难以名状的东西。根据电影结尾的录音，死去的立冬确乎没有留下他自己的痕迹，实则是柳川的歌声被返还给了她自己。这到底是生命情态的悄然安放、再度悬置还是长久惘然呢？抑或答案从来不止一种，抑或从来没有什么答案。

电影原名《柳川》（《YANAGAWA》）

总之，不同语言尽管如川流一般在电影里汇合，但是似乎终究无法像后者那样交融为同一片海。大概因为人终究不同于水分子，人类语言所标志的异质性势必超越相等架构的H2O。鲁迅《而已集》曾言：“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这句话已是在同种语言的情境写下，更何况村上春树所言“终究悲哀的外国语”呢。相应值得一提的是，《柳川》谈到了日裔英籍作者石黑一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石黑一雄的“异乡性”与张律的创作姿态颇具亲缘，二者似乎共享着跨文化这一类别的文本调性和书写意识。

石黑一雄

2 不言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5.6说道：“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换言之，对于人类生存而言，语言的终结之处几乎就是世界的终结之处。不可言说的东西即是超出世界的东西，反之亦然。于是乎，《逻辑哲学论》最后一句（命题7）定言为：“What we cannot speak about we must pass over in silence.”（凡是我们无法言说的，我们必须在沉默中略过。）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漫长的告白》之所以“漫长”，不仅系于从过去到现在的自然时间之延宕，而且还暗示存在着某些未曾被明言直说的部分。影片最初，立冬就自我掩埋了身患绝症、行将离世的讯息，如同泽维尔·多兰《只是世界尽头》里的那位返回故乡的剧作家Lious，他们的“必然缺席”都从一开始便被钉入了自我历程的终点，他们的在场身份是“不在场者”，他们的在场状态是“向死而生”。总之，影片人物最初就是从“不言”里走来：立冬对于生理病症沉默，立春对于中年生活沉默，柳川对于离别动机沉默。

《只是世界尽头》：“不言”的Lious

面对“柳川突然不辞而别”这一往事，不同的人怀揣着不同的想法和解释，好像各自面向的从来就不是同一个对象。立冬以为是因为自己那时的贸然侵犯（“摸了阿川的胸”），立春以为是由于自己当初的移情别念（“把阿川给甩了”），柳川却说当初离开只是家庭生活出现变故的原因（“随母亲投靠英国亲戚”）。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缘故呢？还是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缘故？抑或是真正的“缘故”从来无法明确说出？

除了人物之间的相互不言，张律亦以“未曾明说”的方式悄然显示了两个男人之于柳川的意义，其关键就在于人物的命名。按照“春夏秋冬”这一通常称谓，“立春”处在“立冬”之前（正如哥哥年长于弟弟），春天亦比冬天更为和煦，更加适于“柳”的生长、“川”的流动。于是乎，柳川确曾与立春建立过正式的恋爱关系。然而，如果依照一年的月历变化，立冬所昭示的冬季（12月至2月）却又先于立春所昭示的春季（3月至5月）。联系柳川初到北京的经历，由于北京话说得不标准（注意：这里又牵涉到了语言/语音元素），她遭遇了多数本地孩子的嘲弄和排挤，除了立冬对于她的义无反顾的维护。从这个意义来说，“立冬”实则处在“立春”之前，在柳川的生命历程里，弟弟的在场先于哥哥的在场，尽管后者的爱意更为浓烈，前者的情愫更为折叠。

立春与立冬

另外，值得留意的还有一处虽是“不言”但为“同契”的段落，那就是柳川与居酒屋老妇人的相处时空。一方使用汉语喃喃自语，另一方使用日语循循回应。二者语言的互不相符是为实质的“不言”情境，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某种超越语言的共通感绵延于这两个女人之间。实际上，老妇人与柳川以及柳川与女学生（中山大树女儿）的人物交际都实现了“超语言”（而非“跨语言”）的进一步理解，一种存在于女性之间的独特联结以三个代际为标志被张律写下。与之相比，男性之间以及男女之间的“不言”似乎仅仅是遮蔽，仅仅是沉默本身而已，似乎更难存在“超语言”的机会或者潜能。

柳川与老妇人的“超语言”同契

3 心事

语言的“天然”隔膜，不言的“应激”反应，几个人物常常欲言又止，一个根本原因（或可简单比附为符号之下的“原质”）恐怕在于他们全都各自怀着自己的心事。“what we cannot speak about”（“无法言说的”）既指向客观的无能为力，也包括主观的不愿提起。柳川、立冬和立春，三者内部一并嵌入着难以吐露的“亏欠”、难以释怀的“症结”。

立冬、立春、柳川

对于柳川来说，因叫声而被排异的“乌鸦”既象征着立冬，也象征着自己。当初因为北京话而成为少数者，唯立冬甘愿一起陪同。时至最后，方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与立冬本是最深意义的“同路人”，是多数的他者、是中心的剩余。可是，如柳川自己所道出的，面对那只离群的乌鸦，她所做的却亦是“无动于衷”而已。面对同样形单影只的立冬，她实则难以施予太多，匮乏者不曾填充匮乏者。

对于立冬来说，他的亏欠主要凝结为那一次禁忌的触碰。多年以后，当初后海的皎洁月光仍然在被自我亵渎，挥之不去。柳川的离开被他意向为一次逃避、一次失望、一次责罚。从此开始，无邪的少年维特沦为有念的少年维特，起初的崇高感沦为长久的罪恶感。然而，当再度提起这件事时，柳川却表示不再记得了。到底是真正忘却还是刻意避开呢？我们（包括立冬在内）恐怕无从得知。不过，可以确认的是，立冬的此刻心情大概和写作回忆性散文《风筝》时的鲁迅一般，那个过往的被亏欠者似乎对于亏欠本身都不再记得，对于亏欠者的罚与恕又从何谈起呢？“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说谎罢了”，因为被亏欠者的不再记得永远无法确认，永远停留于“似乎”。

鲁迅

至于立春，他的心怀芥蒂可能显得更为直白。早早投入稳定的个人生活，工作、结婚、育女，他又一次站在多数者的行列，正如曾经身处北京话使用者的多数。从根本上看，他与立冬、与柳川都并非一族，嘲弄弟弟“脑子不正常”是因为自己“脑子太清醒”，纵使尽显风流潇洒，心底却是对于不确定性的畏惧（象征场面：身处异乡床榻却fail in erection）。简言之，他的心事正在于绵绵的纠结，徘徊于安稳与波折之间、家庭与旧情之间，他的“多数者”身份仿佛亦映照了生活里的最大多数人。

最后的最后，清亮的歌声似乎不断绵延，有人回归了日常，有人回归了故土，有人回归了大地。“告白”（confession）不仅指向爱意，同时指向悔意，后者与所谓“告解”或者“忏悔”相关。正因为“爱的宣示”与“罪的自述”往往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我们方才欲言又止，我们方才各怀心事。如果一定需要跨过语言的界限，大概只能“以不成声音的声音，以不成话语的话语”（村上春树《奇鸟行状录》）。

坦白讲，我还是第一次去电影院支持文艺片儿。这类型的电影市场就那么大，全世界都如此。意味着你去看的时候，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艺术电影的叙事方式与你日常观看的电影非常不同。制片方当然想要賺钱，不过电影的导演并不会像商业片那样要去讨好观众，他们更在乎表达自己的感受。如果你有看得云里雾里的地方那再正常不过，不必强求。 以前也看一些文艺电影，总体下来的感受是：不要试图在文艺片儿里寻找所谓的生活意义或者其他什么正向的能量，而是去感受隐藏在各种碎片里的一些氛围和情绪。意识流的表现方式，无关道德上的对错，没有非黑即白，没有批判，只是呈现给观众们关于某些主角的故事，很接近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与生活本真。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看类似风格的电影可能会非常抗拒。 在走进电影院之前，鉴于对文艺片儿的后遗症，我对《漫长的告白》（柳川）的期待其实放的特别特别低。不是说没有好看的国产文艺片儿，而是看过的大部分片子都有点压抑有点闷。生活已经足够繁重无聊， 我可能已经没有耐心走进电影院体验艺术电影的细碎铺陈。如果一定要走进电影院，大概只有迪士尼的造梦电影是我的心动所在了。 毫无疑问，《柳川》也属于上述这一类型的电影。因为心里建设做的好、预期放的低，真的开始观看，却有了意外的收获。它的主题依然是忧郁的、遗憾的、悲伤的，故事也是在各种场景的对话和沉默留白里缓缓推进，但它的表现手法并不全是单调沉闷晦涩，而是在相当多的细节里以一种接近于喜剧式的小冲突小矛盾去达成一种悲剧的效果，轻松的、俏皮的、幽默诙谐的对话背后，还是中年人求而不得现实。这样一来，悲就不那么悲，它只是一些逃不过的人生遗憾；喜也不是真的喜，它只是一种对现实无奈的调侃。在看起来很忧郁的文艺电影里，意外的收获了一些看喜剧才有的快乐。乐过之后再回味一下，又能体会到一些淡淡的忧伤。非常成年人式的生活冷幽默和不便言说的苦涩。咬文嚼字的表达就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粗俗一点现实一点，就是电影里很多片段所呈现的那样：那些想要抓住爱情残影的中年人，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有人说，张律拍的很多作品都是他的“春梦”。我还没看过他别的作品，但《柳川》可以这么理解。当然阻止男人做春梦根本不现实，能做的是要给女人争取到同等的自由，让女人也有坦荡做春梦的自由，不要那么多性羞耻的束缚在身上。还是那句话，如果看文艺电影带上了道德审判的眼镜，那真的不如不看。何必为难自己呢。

这部电影里有很多不太雅的对话或画面，有些地方我也觉得突兀。有声音批评导演是不是国外呆太久了，对中文有些生疏？不排除这个因素，这些批评我觉得是客观的。但总体而言，大多数时候是符合人设的、推动剧情需要的。承受“男凝”批判者批评声音最多的立春哥（辛柏青饰演）这个角色，我个人觉得演的非常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设。从周秉义到立春哥，辛柏青这个演员真的让人刮目相看。一定有立春那样的北京胡同中年大叔，能说会道，幽默搞笑，感情上不负责任直来直去……而柳川真的喜欢过他。

但柳川又不止喜欢立春哥不负责任的随便，在她的内心深处一直放不下的，还有立冬哥更为细腻深沉的体贴关心。也许立春立冬兄弟就是柳川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文艺版的。她谁都没有完全放下，但也没有为了他们中哪一个更主动的前进一步。只是在等待，不拒绝，也不挽留。

这部电影实在没有什么要歌颂爱情的姿态，改成《漫长的告白》这个名字纯属画蛇添足，题不达意。中年人能有什么爱情，大家都被各自的现实生活牵绊，病的病，不举的不举，或者有家室，根本没有足够的勇气谈爱情，谈爱情有点奢侈。但他们又都不甘心，忘不掉记忆中的某些空间、某些人，还想去争取一下，挣扎一下，当然只会是春梦一场：美则美矣，只是镜中花水中月，谁也得不到。柳川没有，立春立冬兄弟也没有，中山大树也没有。

如开头所言，很难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总结出一个什么正经的意义来，但你一定会在某些观影瞬间生出一些特殊的感受，思绪飘到自己记忆里那些独特的空间，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柳川。

电影收尾好像有些仓促。邻座的观众感叹了一句“这就完了？！”。是的，这就完了。很多现实中的告别就是隐藏在那些日常琐碎里，来得仓促且悄无声息，多的是没有预告和铺垫的落幕与分离。但导演如果真的这样处理电影结尾的话，观众还是会带着疑惑，并给他的作品扣掉半颗星：你怎么能这么处理呢？就不能再艺术一点吗？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部电影的。我没有参悟什么人生要义世间真理的想法，某种程度上有点像看《穆赫兰道》时的感受：也许电影我没有完全看明白，但这不耽误我沉浸在有关柳川的春梦中，很美，余味悠长，有快乐也有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