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2019

这片子在豆瓣评分这么高就离谱，事实上在巴黎住过的华人都知道93区是什么情况。这帮人从生下来就吃着法国政府的各种补助：住房、医疗、教育、生育，包括各种现金补助，成长的日常就是偷偷游客的钱包、抢抢亚裔的手机、骚扰路过的中国女生，然后在社会骚乱中时不时快乐0元购一番，居然还要“控诉”法国政府是mauvais culvateurs...和HK废青一样，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说什么种族文化宗教受歧视的，照这个逻辑，最有理由控诉的应该是在法国生活的华裔移民啊，可是也没见人家打砸抢烧成天破坏社会治安啊？

你自己在电影开头都说了非洲老家多么野蛮可怕，抓到小偷就绑上活活烧死，那你在文明的法国还不好好珍惜眼前的生活环境，偌大个市镇只有三个警察巡逻，治安的脆弱已经可想而知了，还要进一步破坏平静生活的最后一丝底线，彻底回归荒蛮就开心了吗？

看了这片子导演的背景采访终于明白了，这么一个有着殴打女性、绑架和非法监禁前科的人能拍出这样的片子一点都不奇怪。这片子获得戛纳的奖项和各种赞誉，只能说明法国电影界已经全面好莱坞政治正确化，吃枣药丸。

| 作者：Elena Lazic | 原文发表于《视与听》（Sight&Sound）杂志2020年5月刊 | 译者：小双@迷影翻译 | 译文首发于迷影网：//cinephilia.net/76691/

摘要：拉吉·利（Ladj Ly）的作品《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2019）是一个关于法国社会边缘的警察暴力和种族紧张关系最终爆发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巴黎城郊，与25年前的电影《怒火青春》（La haine，1995）有着相似性。本文作者埃琳娜·拉西克（Elena Lazic）与导演聊了聊他是如何努力争取在法国主流电影之外为电影创作创造更多空间的。

在导演拉吉·利（Ladj Ly）的电影处女作《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2019）的开篇，一架无人机正在飞行，它在巴黎北郊的蒙费梅尔地区上空翱翔，而观众则从它的有利视角向下俯瞰。尽管蒙费梅尔距离巴黎市中心只有16公里多，但这里的生活却是另一个世界，这个镜头让我们鸟瞰到了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只出现在新闻中的属于巴黎的地区。

蒙特梅尔，也是1862年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史诗般的小说《悲惨世界》中的反派德纳第夫妇（Thénardiers）所经营的客栈所在地，这也是电影片名的来源。从无人机的视角俯瞰这个地区，似乎很平和，麻烦似乎都已被安全移除，但拉吉·利的这部电影会带我们下降到地面上，去关注街头发生的事，去感受存在于民众内部以及他们和警察之间的危机四伏的紧张局势。

此片将故事设置在令人担忧的两天内，提供了一个局内人看待这种紧张关系的视角——拉吉·利本人在蒙费梅尔成长的过程中也见证了这种关系，最严重的是在2005年，警察的一次暴力事件引起暴乱，最终导致两名青少年死亡——而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导演创作《悲惨世界》。

我们很快发现，无人机的驾驶者是一个名叫Buzz（导演的亲生儿子阿尔-哈桑·利Al-Hassan Ly饰）的文静少年，他用无人机来观察他所在社区街道上的生活。但是，当他的遥控相机无意中拍到了一些画面时就成了影片叙事的关键要素，画面中，一名年轻男孩Issa（伊萨·佩里卡 Issa Perica饰）被由头脑发热的Chris（亚历克西斯·曼蒂 Alexis Manenti饰）带头的三名警察攻击。警察们一直在追捕Issa，因为他从一个叫Zorro（Raymond Lopez饰）的人那里偷了一只幼狮，而Zorro是当地一个马戏团的老板，警察们的行为加剧了当地不同种族之间的紧张和猜疑。当警察们得知Buzz用无人机记录下了一切，便疯狂地试图找回录像，以删除影像记录。

无人机镜头是《悲惨世界》的核心，很明显也是对马修·卡索维茨（Mathieu Kassovitz）的作品《怒火青春》（La Haine，1995）中的一段著名的镜头的致敬，任意一部以巴黎城郊为背景的电影都不可避免地会被与之做对比。在那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中，在无人机还没有成为轻易即可获取的电影制作工具的年代，为了拍摄一个俯瞰广场的惊人镜头，导演卡索维茨不得不使用一架简陋的迷你直升机，画面中，孩子们在广场上听着从公寓的音响里传出的音乐，要么是经典的香颂女歌手伊迪丝· 皮雅芙（Edith Piaf）或是说唱歌手KRS-One。《怒火青春》一经推出就引起了轰动，让许多人看到了巴黎城郊的生活现状，那里充斥着无处不在的暴力以及警察的暴行。25年后的今天，拉吉·利的电影在法国也产生了影响，揭露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反映出这25年来情况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去年5月，当《悲惨世界》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时，在很多人看来，拉吉·利仿佛凭空出现，从来没听过的一个人，竟然作品已经如此成熟。但其实他在过去的十年里积累了大量的作品经验，他在一家名叫Kourtrajmé（法语“短片”）的艺术团体中执导并参与表演了一系列短片。其中有一部2017年的短片，也叫《悲惨世界》，由同样的演员主演，在克莱蒙-费朗国际短片节（Clermont-Ferrand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上获得认可，并获得凯撒奖提名。Kourtrajmé团体成员出品的短片绕过了通常的发行渠道，经常通过网络渠道直接发布，这标志着Kourtrajmé定位是在法国主流电影圈之外。

事实上，Kourtrajmé团体历史悠久，它创立于90年代中期，与拉吉·利一起创作的还有一些比较熟悉的名字，其中不少都留下了电影杰作。其中一位是电影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的儿子罗曼·加夫拉斯（Romain Gavras），他以为多名艺人执导暴力MV而闻名，还拍过同样以巴黎城郊为背景的喜剧片《世界属于你》（Le monde est à toi，2018）。这部电影的主演是文森特·卡塞尔（Vincent Cassel，法国著名演员让-皮埃尔·卡塞尔Jean-Pierre Cassel的儿子），他本人也曾在Kourtrajmé出品的一些短片中出现过。金·查普龙（Kim Chapiron）是团体创始人之一，也是平面设计师Kiki Picasso的儿子，以作品《撒旦》（Satan，2006）、《恶狗帮》（Dog Pound ，2010）和《超级精英》（Smart Ass，2014）闻名。如今，Kourtrajmé团体拥有135名成员，活跃在多个领域。

拉吉·利出生在西非马里，与加夫拉斯和查普龙一样，他也热衷于在法国那些通常与外界隔绝的主流渠道之外为法国电影创作创造空间。这个团体也试图挑战人们的期望：Kourtrajmé团体出品的短片往往充满幽默和热情，在法国媒体上放映时，观众很难把这么高质量的影片与巴黎城郊联系在一起。例如，在拉吉·利的第一部短片《Go Fast Connexion》（2009）中，导演讽刺了对巴黎城郊的新闻报道中极端严肃的语气，那些新闻将巴黎城郊描绘成少数族裔居住的堡垒，外部的人想进去的话就要后果自负。十年后，《悲惨世界》是对新闻报道中看似神秘的少数族群的失真描述的又一次纠正，展示了对“他者”（the Other）的恐惧是一个从根本上已经毁坏了的制度的核心。这部电影是计划中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目前，拉吉·利正在创作第二部和第三部。

埃琳娜·拉西克（Elena Lazic，以下简称EL）：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悲惨世界》发现你的，但你拍电影已经很久了。能否介绍一下你在Kourtrajmé团体创作的作品？

拉吉·利（Ladj Ly,以下简称LL）：别的不说，Kourtrajmé团体首先是我的一群朋友，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我们从幼儿园或小学时就认识了。这个团体成立于1994年，当时我们抱着拍自己的电影的野心。我是在1996年加入的，我和金·查普龙从小就是好朋友。我一开始做演员就是在他的电影里，然后在17岁的时候，我买了第一台摄影机，开始拍摄我所生活的街区。

EL：Kourtrajmé团体的其他一些成员已经转向拍摄MV或者离开了巴黎城郊，但在你的短片中，你仍以纪实风格的方式聚焦于巴黎城郊。为什么会这么想留下来？

LL：因为那是我的故乡。不像我那些住在巴黎的朋友们，我是在巴黎城郊也就是蒙费梅尔长大的。那里对我来说非常亲切，可以讲述的故事非常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把讲述那里的故事作为我的特长，或者至少是我所知道的故事。而且也有一种紧迫感，有很多问题需要去处理，我想我至少可以再拍十年以上关于巴黎城郊的电影。

EL：你在Kourtrajmé团体拍摄的短片被发布到网上，这是你们有意做出的选择，还是迫不得已？

LL：一种电影总得出现在某个地方，因为我们不在制片人的关注清单上，也不受任何机构的资助，就迎来了必须自己做这一切的时刻。Kourtrajmé团体的诞生是因为我们不觉得自己属于法国主流电影圈，所以我们决定拍自己的电影，用我们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演员。

恰好，当我们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正是数码时代的开始。当时数码相机刚刚出现，人们第一次在家里可以上网。我们意识到，互联网是一个可以用来播放我们电影的不错空间。那时Dailymotion 和YouTube还不存在，我们有一个Kourtrajmé官网，我们会在那里发布视频，挺成功的。我一直坚持着独立制片，即使是我的纪录片，也总是被电视频道审查，他们不想要我拍成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就把它们免费放到网上。我从来没通过拍电影赚过钱，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EL：为什么决定加入警察的角色，并且从警察的视角出发去讲述故事？

LL：我想给观众一个惊喜。我拍了这么多作品，没人想到我会以警察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观众会惊讶我竟然拍了一部不偏不倚不评判、只尽可能公正地呈现一个场景的电影。这也是这部电影的强大之处：它所描述的是现实。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是我们想表达每个人都可能是悲惨的——民众、警察……宇宙中所有人都可能是悲惨的。

EL：你是如何在抨击现实和开启对话之间取得平衡的？

LL：这是一部政治性电影，我有话要说：我不是为了拍电影而拍电影，而是因为我想改变界线。这部电影开放式结局背后的想法是，它可能会让人们思考并引发一场辩论，而这就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部电影是一个工具，它让人们开口说话，改变了一些事情，很多事情都在被重新思考。这部电影在法国有200多万观众观看。政府说，看了这部电影后，他们希望改善巴黎城郊居民的生活条件。虽然还只停留在口头未落实行动，但事情就是这样有了转变的机会。

EL：很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给了我们一个来自外省的警察的视角——一个完全的局外人。

LL：很多时候，来到这些社区的警察都是刚从学校毕业，或者没有什么经验，他们大多来自外省。我想，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会很有意思，他将和观众同时一起去了解眼前的这个社会。不幸的是，外面的人只能通过媒体和政治来了解巴黎城郊，大多数人都没有去过。重要的是要让人们了解到这个城郊的真实情况，这样当听到巴黎城郊时他们就不会立刻陷入刻板印象或是自己的想象中。

EL：你在2005年拍摄了现实中发生的抗议活动，这也是你的短篇纪录片《克利希-蒙费尔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2007）中的内容。你认为虚构电影和纪录片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LL：我并没有把这两者分开。如果我拍一部电影，那是因为我有话要说。几年前，我发现自己拍摄了一个警察施暴的瞬间——我亲眼目睹了所有的后果。我想把它拍成虚构剧情片的话会很有趣。虽然《悲惨世界》是虚构的，但它的影响仍然很强。不管是纪录片还是虚构电影，它所传递的信息都是真实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EL：你还拍了一部纪录片《在马里的365天》（365 days in Mali，2014），你说过想在非洲拍电影。现在你还想这么做吗？

LL：是的，这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愿望。我们将于9月在塞内加尔成立一个Kourtrajmé电影学校。我们希望在达喀尔建立存在，培养这一代电影人，并在那里发展项目。

EL：你们也在蒙费梅尔开设了一所Kourtrajmé电影学校。

LL：是的。如果我们希望法国电影能够改变，变得更加多元化，我们就必须自己去改变这一切。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就没人会去做。所以，我和这所学校一起决定给多元化的机会——文化的多元化，社会背景的多元化……我们给每个人机会。这所学校是免费的，对所有人开放，申请者不需要有文凭。今年是学校的第二年，一切都很顺利。看到所有这些精力充沛、有很多想法、创造力惊人的年轻人，真是太棒了。接下来的几年，肯定会有很多事情发生，这是肯定的，不仅仅是我和我的事业，我和Kourtrajmé团体一起发展，我们总是一起做任何事情，这也是我今天努力的目标。我希望所有的学生都能从我所拥有的和我所创造的资源网络中受益。我们所有的学生都有很多事情做，没有一个学生会被落下。

一，关于本片你应该知道

《悲惨世界》打败呼声甚高的《燃烧女子的肖像》，代表法国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本片质量的一种肯定。本片由导演拉吉利根据同名短片扩展而成，除了入围奥斯卡，还获得了72届戛纳电影节获得评审团奖等多个奖项。

片名很容易让人想起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但是本片并不是这个著名故事的简单现代版本，只是故事的发生地即法国巴黎北郊圣德尼省正是当年雨果写作的地方，当然本片和名著中都有暴力的元素也是二者之间的一种联系。

电影开篇的巴黎人民狂欢是因为法国队世界杯夺冠。2018年法国队在决赛4比2战胜克罗地亚队，时隔20年重夺大力神杯。

其实《悲惨世界》的故事并不复杂，新调任的警察斯蒂芬加入了当地的“反犯罪特别小队”，同组的还有两位经验丰富的警察，三人为了找回吉普赛帮被偷的小狮子，在追捕嫌疑人的时候，不小心用信号枪将其打伤，而这一切均被无人机录了下来。这使得当地人和警察本来就剑拔弩张的关系更加紧张，最后电影在警察被围攻中戛然而止。

这种老油条带新人的戏码，其实很像丹泽尔华盛顿的《训练日》，不过《训练日》更多的是表现警队内部的腐化，而本片则是在探讨警方和当地民众之间愈演愈烈的不信任关系的缘由。

二，浮生一日到血流成河？

影片前半部分叙事还算舒缓，给人一种菜鸟警察大开眼界加巴黎浮生一日游的即视感，但是影片后半段急转直下，紧张氛围层层加码，直至最后的总爆发。

男主人公斯蒂芬作为一个新人，实际上就代表观众进入这个陌生又犯罪多发的地区。我们一直随着斯蒂芬的视角，逐渐了解这个地区的现状。这里是巴黎北郊一个黑人和吉普赛人聚居的地区，明显犯罪多发，而且从片中镜头可以看出来，多数的孩子和青年只是漫无目的的嬉戏打闹，来自大人的管教几乎没有。

这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当地的几方势力。

一是“市长”的半黑社会组织，他们提供秩序并收取保护费。二是绿教的宗教势力，他们吸纳年轻人入教，并且反对毒品等犯罪。三是自顾自经营马戏团的吉普赛人。当然最后也是最强大的一股势力是——警察。

当然底层的青少年游离于以上4个势力之外，这也为后面的剧情埋下伏笔。

镜头语言上本片大量使用跟拍的近似白描的写实手法，作为旁观者记录这一切。另一个镜头特点是无人机的运用，无人机不但是引起这个故事的引子，而且无人机的出现还表现了该地区时刻处于监控之下的事实。影片最后在极其闭塞的环境下，摄影机的调度也十分出色，不但表现了现场了混乱，各方人马纷纷登场，手拿燃烧瓶的伊萨向前冲的画面极具冲击力。

《暴力街区》中的贫民区

其实早在2004年就有一部叫做《暴力街区》的法国电影，反应治安奇差，政府几乎不在管理的街区的故事，电影中法国ZF甚至想要用炸弹将其夷为平地。

三，2005年巴黎骚乱

整部电影还是要从2005年的巴黎骚乱说起，因为导演拉吉利当时拍了纪录片《克利希-蒙费尔梅伊的365天》，从而受到启发，《悲惨世界》中的很多角色都是导演在拍纪录片过程中遇到过的。

2005年10月27日，巴黎北郊克利希苏布瓦镇两名非洲裔穆斯林少年为躲避警察追捕，慌不择路，跑入一所变电站，触电丧生。引发该镇数百名青少年走上街头抗议，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随后引发骚乱。28日到31日，骚乱持续扩大，多辆汽车被焚毁，多名警察受伤。

10月31日，时任内政部长的萨科齐发表强硬讲话，进一步刺激骚乱的扩大。后于11月8日法国总统宣布全国近入紧急状态，并在多地实施宵禁。

此次骚乱是法国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骚乱，而且是长时间种族等矛盾的总爆发，这就要从法国的历史说起。

历史上法国曾经取得包括北非在内的广大非洲殖民地。后来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法国生育率持续下降，国内劳动力匮乏问题突出，为了解决之一矛盾，法国开放了大量的北非移民来到本土。

这项政策最有视觉冲击力的结果，就是现在法国国家足球队的照片。（看下图）

当然移民增多的结果远不止这些，由于多数来自北非的移民说阿拉伯语，信仰伊斯兰教，与法兰西主体民族差别甚大，造成无法融入法国主流社会。

很多聚居区没有良好的教育和警察系统，失业率居高不下，2019年全法国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0%，这还是全国数据，如果只计算非洲裔人口的青年失业率还要更高，这么多年轻人没有没有工作，可想而知各种犯罪必然层出不穷。

四，群体暴力的自我实现

无论是真是的骚乱还是电影中的暴力，其实他们的发生都是在警方和当地青年人一轮又一轮的冲突升级中造就的，当你把对方当作罪犯对待，你得到的也只能是罪犯。

片中的很多黑人男孩期初并没有什么过激举动，但是当找狮子的行动逐渐升级，越是重拳高压出击，得到的反抗也越激烈，直至最后难以收场。

这几乎是一个恶性循环，警方和当地人之间越是互不信任，警方就会越加大力度打击，但是只要有一次执法不当，愤怒就会被瞬间点燃，之后的骚乱也会接踵而至。

而且最后青少年们的暴力行为是向所有秩序开战的。诚然他们不满警察的所作所为，但是对于和警察谈判的黑社会代表——“市长”，也是同样的憎恨，因此将其打倒。当然最后只能是秩序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片狼藉。而且秩序可以轻易打碎，但是却很难短期建立起来。

也许巴黎现在的局面并没有一个简单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但是显然老的方法已经不再奏效。应该要采取新的措施了。

在影片开头的2018年，所有的法国人在世界杯的游行中可以团结一致，在同一面旗帜下欢呼雀跃，所以希望还是有的，即使这是全片唯一的团结时刻。

提到法国就想到巴黎，提到巴黎就想到铁搭，然后又想到对法国习惯性投降的戏谑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那个“革命试验场”的评价。这片土地上飘扬过太多的旗帜，呐喊过太多的口号，追寻过太多的主义，也为前面这些流过太多的血。

观看这部片子时，我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同情，也不是思考，而是恐惧。一是对无解的暴力 无序的动乱的恐惧；二是在熊熊火焰下发现自身易燃属性的恐惧。

影片开头，小伊萨跟随在拥挤的人群中，为法国队的进球和夺冠欢呼，挥舞着法国和一部分法属殖民地的国旗，高歌马赛曲，似乎每一个人都为自己是高卢雄鸡的一份子而感动不已。个把钟头过后，警探三人组开车巡视，向街上的人高喊“法兰西万岁”，路人回答“去你妈的！ 其实这些路人也就是刚才“与有荣焉”高喊万岁的人。没办法，国家荣誉不能当饭吃。对这里的人而言，夺冠是个群体美梦，梦醒了自然也就回到了现实生活——贫穷与混乱的93区。

这样的地方世界各地都有，在这样的地方政府的权威和墙上的漆一样薄弱，甚至不用风吹雨打就会大块的剥落；在这样的地方有着一套外人不为了解，即使了解也难以理解的生存法则；在这样的地方白与黑，黑与黑之间时而合作时而对抗，但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共同维护脆弱的平衡；在这样的地方，有着一群群野蛮生长，痛苦生存的少年。

我一直是持“人性恶”论的，这个恶不是邪恶的恶，是一种动物本能与现行社会规范及价值观不相符产生的“恶”。举个例子：很多小孩子都喜欢虐杀昆虫，有的甚至喜欢虐待小动物，用开水烫，用石头砸，从高空扔下去。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自己会造成的破坏没有认识，一方面是动物本能中支配和杀戮带来的原始愉悦，就像猫捕杀啮齿类和鸟类并不都是为了吃，可能仅仅是觉得“好玩”。当孩子长大成人，得到教化，才会产生生命是平等的这种观念，不再去长时间作出这种行为。当然更多的是因为社会监督下让人产生的羞耻感。所以没有这种羞耻感，成人后仍然热爱这种行为的人被我们叫“变态”。（刑法专家罗老师曾告诉我们：愉悦有两种，一种是让人放弃尊严的，一种是让人得到尊严的。大家应该摒弃前者，追寻后者。我认为很对。）所以当我们遇到熊孩子，遇到那句经典的“他还是个孩子，跟孩子一般见识什么？”的时候，我们应该说“我讨厌这个熊孩子，但我也可怜他有你们这种无能的父母，把毛坯房建成了化粪池。”

孩子是需要被当做孩子的，他们需要教化和引导。但影片中的93区恰恰就是一个不把孩子当做孩子的地方。小伊萨偷了鸡被抓进警局，监护人在一群警察面前暴打他，却没有一个人上来阻止，似乎大家都视为正常。 在这里掌握社会话语权的是欺行霸市的流氓，贩卖毒品的罪犯，“改过自新”的兄弟会以及和他们狼狈为奸的黑警。甚至不用镜头展现我们还能想象出：学校中老师敷衍潦草，家庭中父母忙于工作。 那么孩子们真的不需要教化和引导吗？不，他们需要。身居餐馆的老穆兄弟会领导人萨拉赫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有片中对孩子进行教育的兄弟会成员，他也因此得到了成果——拍摄到警暴视频的小男孩遇到危险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哪怕这个孩子在兄弟会的教育中似乎并不是很耐烦，但第一个想到的能够提供帮助、指引、庇护的仍是他。这些孩子得不到良好的社会、学校、家庭教育，得到的是混杂着宗教思想的“劝善”教育和残酷的丛林教育。’

前文说过，在这里各个势力心照不宣的共同维系着脆弱的平衡，因为他们是成人，他们懂得利益交换，懂得在这平衡下攫取各自的利益。

但是有人是不懂的，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学，或者说还没学会。

小伊萨偷了马戏团的狮子，他冒犯了这里的权威之一——吉普赛人。作为众多势力的一方，吉普赛人选择通过传统的 “正常”的对话渠道来“沟通”，他们来到黑人的领袖之一——市长这里讨要狮子，因为有人看到了偷走狮子的是一个黑人孩子。在一番鸡同鸭讲后，警探三人组到来，作为维稳最积极的一方，他们对矛盾双方进行了调解，并达成共识。警探三人组一番调查后前往餐馆寻求萨拉赫的帮助，与他沟通之后新人警探成功获得“我是谁 我在哪 他在说什么 我该怎么说 ”这一成就。最终警察还是找到了小伊萨，并逮捕了他。一直到这里，事情还处于正常可控的范围内，这个小社会还处于传统势力维护下的平衡之中。

直到黑人警探的那根弦断了，他向逃跑的小伊萨开了一枪，而且还被人拍了下来。

他为什么会开枪，或者说为什么开枪的是他呢？当然，忙中出错胡椒水喷到自己，场面混乱过于紧张这些是理由，但和小伊萨在之后的暴乱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这些只是最后一根稻草。我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于，他出身一个移民家庭（身穿少数民族服饰的母亲），他痛恨压榨底层的恶人（和市长的关系极差），他能够也愿意适当维护底层的利益（和小伊萨母亲沟通后在伊萨家和平搜查），但是他是一名警察，一名普通警察，他能做的太少而要忍受的太多，弱者出身却要去欺压弱者。为了生存的工作给他在生活上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也是后半他在酒馆中所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压力一直很大。

压力大到最后，自然就会压断一些东西。

这次压断的，是小伊萨。

能量是守恒的。

压力也是。

你上班迟到被上司骂，回家骂妻子饭做得难吃，妻子骂孩子把衣服弄脏，孩子生气踢了一脚家里的狗，狗被踢疼弄翻你刚买的古董花瓶/昂贵手办/贵出shi的相机/刚倒好的冷啤酒。于是你压力更大。

这是个一个很不严谨的小例子。但足够能说明问题。

黑人警探的压力一部分转移到了小伊萨身上，他被打了一枪（橡皮子弹），处于巨大的肉体痛苦和精神恍惚中。

在这恍惚里，他被带到马戏团，被一个当权者送到另一个当权者面前，为自己的冒犯权威的行为付出代价——被送到狮子面前。

他失禁了。

在最为原始 最为野蛮的力量面前，他失禁了。

在这一刻，他忘记了本来就脆弱的学校和家庭教育。此时，他的眼中只有那头择人而噬的狮子，他的身上只有子弹带来的痛苦。他认清了这里其实是片丛林，有爪牙者才能存活。

从狮笼中出来，警察对小伊萨说：你的伤是你自己摔倒的，知道了吗？伊萨默默无言。事后，他没有去找任何人，只是呆坐在垃圾场中，呆坐在楼顶。

被击倒的压力，被恐吓的压力，日常中的压力，巨大的压力在汇聚，最终爆发，并得到响应。

警探三人组被少年们引到了上下堵塞住的楼层中，电梯坏掉，居民关门。前来救场的旧势力（市长和毒贩）被更为野蛮更为无序的暴乱少年们击败，他们不懂维稳，不懂平衡，不懂利益交换，他们遭受到的压力无法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宣泄。至此，暴力，无序的暴力，也就成了最后的选择。

曾被暴力击倒的人变成了的暴力，被狮子恐吓的少年变成了狮子。他们吞噬了粉猪和雄鸡，吞噬了衰老腐朽的规则和制定这些规则的人。

片尾，手持燃烧瓶的小伊萨与拿着手枪相对真善美的菜鸟警探的对峙，其实就是无序暴力和有序法制的对峙。在这极度紧张的一刻，画面慢慢变黑，光芒渐渐暗淡，伊萨的面孔渐渐模糊，你会突然发现，伊萨其实可以是任何人，可以是任何被压力压垮的一份子。

就像那个被交警拦下后崩溃痛哭的青年。

在众人齐聚餐馆向萨拉赫索要视频存储卡的时候，菜鸟警探向萨拉赫说：暴力有用吗？之前你们使用过暴力，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萨拉赫回答：我认可你的良善，把存储卡交给你，但是你要知道，暴力还是会到来。

因为没有人能给狮子设置障碍。

暴力有用吗？或许没用。但在这里，它是无解的 必然的选择。

我想这就是让我恐惧的。

看的时候想起多年前的那部《撞车》，当然那一部更讨喜，站在每个人物的角度去看事情，让观众得出“其实在社会里大家都挺难的。”这种比较舒服的结论（时间太久，印象里差不多是这样）。

在《La Haine》里更多的是展示出cité里年轻人的状态，有种暴力无望的反抗。

但时至今日，《悲惨世界》里的年轻人已经不仅仅是对社会对警察的反抗，而且是对他们小社会本身里“阶级”的反抗。这里我没有看到借口：街区的糟糕环境，被社会所抛弃；警察的糟糕工作环境和微薄的薪水等等，这些都不是借口，我不会因为影片里对这些内容有所展现就得出：因为……所以……的结论。导演只是真实的展示出了这些内容，但这些内容甚至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无序和混乱，在这种混乱里，个体“善意”的力量过于微小。年轻人无法再忍受现在的局面，他们要反抗所有的权威，无论这种权威是来自于“外部”/“敌对方”，还是来自“内部”/“我方”（他们（包括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真正的“敌人”是谁），但是他们反抗的唯一手段，也只有暴力。可以想象，就算他们拆解了现有的权威，也无非是自己变成新的“权威”，然后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

暴力反抗是真实有力的，但是是否“有效”就另说，影片里也提到2005年的暴力事件，结果就是毫无改变，而且秋后算账让社区的生活更糟糕。反抗可能可以让我们争取到一些即时利益，但无非就是以更激烈的手段从“上面”多乞到一些食，对于改变底层阶级的命运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我们玩的还是“人家”的游戏。

只有革命才能改变已经固化的社会。而革命是需要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的支持的。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胜利，除了外部的天时地利，“人和”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现在是怎么样，在当时，他们是完全跳出“换个人当皇帝”这一框架，代表了“人民翻身做主人，没有压迫也没有剥削”这一全新的理念，而这个理念，就是当时人民的希望。“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一句话现在变成了讽刺，但是在当时是真实的（当然我完全不是说计划经济更好的意思）。

只要生活有希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奔头”，社会就会相对稳定。当人民看不到希望，尤其是不仅仅针对自己，包括自己后代的时候，社会矛盾阶级矛盾自然会激化。希望我们的国家不会掉入这个泥淖——或者掉进去了能及时把脚抽出来。

翻译 于SQ

编辑 馒头

看完拉吉·利（Ladj Ly）的长片处女作《悲惨世界》（下文如不特别注明，均指本片而非小说。——译者注），我们会有种被丢在悬崖边缘的感觉。这部影片不仅喷发着急切、灼热、激愤的能量，它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值得细细拆解。

《悲惨世界》的第一个优点在于它描写能力出色，有教学片的质感。这是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大银幕上如此展现一个居住区（cité”）——特别是一个位于梦费尔梅伊市（Montfermeil）的居住区。

影片没有以青少年和警察的冲突为影片核心，而是将这个似乎永不停歇的居住区作为一个社会组织进行了一次政治学研究。居住区的日常运行仰仗各方力量的均衡，那里有警察、实际掌管居住区事务的“市长”、各个宗教的教徒和生意人，而代表政府的真正市长在片中是缺席的。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气温35°的夏日[与另一部讲述暴乱的重要影片——斯派克·李的《为所应为》（Do the Right Thing, 1989）相同]，同样缺席的还有学校：孩子们整日在街头游荡。警方是片中出现的唯一的公权力代表，然而它并非独立的力量，它与其他权力机构统一组织于一个体系之中。

这是个雅尔塔式的地方。影片花费了许多笔墨向我们展示居住区的社会组织形式，无人机视角下居民楼的俯视镜头与市场的正面镜头（不同的色块令它像一副抽象画）划定了居住区的地理界限。约翰·卡朋特与黑泽明总会向观众清晰展示空间地图，让观众了解从一处到达另一处的路径，与此不同的是，《悲惨世界》并不准备让我们在这个空间中辨清方向，它只向我们一个个展示具有象征意义的独立区域。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片中，我们跟随着刚刚离开瑟堡（Cherbourg，法国西北部港市）来到梦费尔梅伊镇警察局工作的“发膏”（Damien Bonnard）造访了一系列地点。“扫恶组”（BAC）的瓜达（Djebril Zonga）和他的上司克里斯（Alexis Manenti）是“发膏”的负责人。除写实主义的描写与教学片观感以外，影片大刀阔斧的叙事效率令人惊讶。首先，拉吉·利在片中插入了一小出喜剧：警察之间的对话令人目不暇接，各方力量亦敌亦友，“市长”身披“市长队”足球衣……这一切都凝缩在影片的街头小剧场中。其次，影片故事发生在一天之中，遵循了古典悲剧三一律。

如此一来，想要完全厘清事态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警察误伤儿童的（警察向一个孩子开了闪光枪），居住区里各股势力又如何试图平息这一事件的，就变得十分具有挑战性。围绕这则悲剧，影片以罕有的控制力在不同调性之间游走。

影片本可以一直跟随那个注定要被新同事捉弄一番的菜鸟警察的目光，但拉吉·利还在片中加入了操纵无人机的眼镜男孩、富有同情心的黑人警察（“好警察”）和神经质的白人警察（“坏警察”）等多个人物，他从他们各自的视角叙事，然后又颠倒观众最初观影时对这些人物行动的预设。只有这样，这个空间和这里的居民才不只是菜鸟警察——即观众的代理人眼中的样子。这样的表现手段使影片具备了纪录片特性，比如，当瓜达进入公寓时，观众离开了“发膏”，而是同瓜达一起了解到了居民间自发组织的互助贷款。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拉吉·利知道自己处境微妙，他希望打破人们对这里的所有既定想象，他在片中不断消灭所有陈词滥调（不谈毒品，不谈恐怖主义，也不追求视听上的过度风格化）。

《悲惨世界》是《流浪的迪潘》（Dheepan, 2015）的反面，这部雅克·欧迪亚的影片剧作简单，故事发生的地点仅限于两幢楼房，毒贩在屋顶交易，一切既符合西方世界的想象，又符合剧作上类型写作的要求，十分矫揉造作。

拉吉·利摒弃了这一套，与那些对地方充满异邦想象的外来者导演迥然不同。最值得一提的，拉吉·利拒绝小格局的自我沉溺，他双手拥抱了个体之间的相异性（altérité）：影片中不仅有刚刚从瑟堡来的诺曼底人，还有让娜·巴利巴尔（Jeanne Balibar）饰演的高级警官，她身穿大码制服在一片笑声中突然出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设计这一短暂出场的人物绝不只是为了让巴利巴尔客串出镜，这个角色承担着相应的描述性功能，影片用这个角色辛辣讽刺了男性卖弄雄性气概的可笑性。

流浪的迪潘 Dheepan (2015)

片中还给了吉普赛人以一席之地，他们在街头狂欢，就像在宣告马戏团即将到来，这一场景中具象的“点火”动作在叙事上也“引爆了冲突”。在他们掀起的这股充满原始野性的癫狂浪潮面前，最激烈的兴奋都显得平静如水！他们热情地欢迎警察加入，摄影机并没有将警察当做居住区的“他者”，他们与所有贫苦的可怜人一样，从里到外，从身到心都被囚禁于这座居住区之中。拉吉·利向我们展示了这些警察下班后与普通人无异的生活。影片对所有观众都很友好，它应当能够如我们所愿地收获广大观众的喜爱。这部影片是“完满”的，它生发于一种共性，而非隔膜：正如拉吉·利亲历的2018年世界杯决赛前后全法民众的空前团结，它让人们回想起了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神话。

影片本可以破除刻板印象为己任，止步于现实主义的描写，但它选择进入另一个维度：影片引入了几个超乎寻常的元素，打开了故事的局面。这种虚构十分有冲击力，正因为它深深植根于现实，影片才超越了简单的现实主义。影片的虚构性和象征性都凝聚在超常元素的代表——即狮子的身上，它是令一切失衡的源头。一开始偷鸡的小窃贼变成了偷狮子的大盗，这个设计为影片蒙上了奇幻色彩。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奇幻元素与维克多·雨果的创作在产生深层共鸣（喂养狮子与住在巴士底大象里在气质上十分相近）。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影片的核心场景是孩子与狮子的笼中对峙。男孩遭受性命之虞，尊严受辱（他尿湿了库裤子），我们亲眼见证了他在这场角力中的蜕变：我们无法再用与之前相同的目光注视那张被闪光弹毁容的脸了，他的身上就此烙下了狮子的印记。他乱蓬蓬的头发和印着老虎图样的T恤本就散发出宿命的气息（某场戏的背景中还出现了饰有狮子图样的纸箱）。

这个故事从真正意义上将他容貌遭到损毁的时刻描绘成了他“变身”（transfiguration）的时刻，他在恐惧中以雄狮的姿态重生。他就此变得强大、正直，回归野性。这一天或许确实是菜鸟“发膏”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但这却是这个孩子堕入地狱的日子：他被人丢下等死，像一个包裹一样被拖来拽去，与一头猛兽短兵相接……他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这一时刻蕴含的强烈情绪不可忽视，警察想把男孩丢下喂狮子，“是他的错”，“是他自己掉下去的”。

这几句引自雨果的话语早已淡出我们记忆，此刻它却像一记响鞭：“这是谁的错？——是我的错。”我们的伽弗洛什令人心碎地啜泣着答道。我们见证了一场驱除人性的仪式。虽说他此言确是为了打发走旁人的聪明话，其中何尝没有几分真心。他仍混迹在一群孩子们之中，他躺在废弃的沙发里，坐在居住区高楼的屋顶上，思索了许久。我们的反叛英雄就此登场。这场变身与身穿制服的超级英雄不同，当然，除了另一个社会渣滓——小丑。他也有着《笑面人》中雨果笔下的扭曲脸孔，同样的，他也引爆了一场暴动。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在这部看似一直向前发展实则好似迪斯科舞厅里的闪光灯球一般旋转着的影片中，还有另外一个孩子的形象：那个目击了一切的人。他性格羞怯，总是躲藏着观察，但他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他在“看”：透过他的眼镜、无人机和楼道门上的窥视孔，他在看。他也是一个反叛者，因为他拒绝将自己拍摄的影像交给警察。

在伏击开始前，孩子们玩水枪的场景中，持续的晃动手持镜头给人以强烈的不安感，孩子们如此紧密地彼此相连，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点火，是火箭升空前的最后步骤。影片在一场暴乱中走向疯狂，我们自从让-弗朗索瓦·雷切（Jean-François Richet）的《我的城区要爆炸》（Ma 6-T va crack-er, 1997）之后再没见过银幕上出现这样的场景。

这场孩童们的反叛与当代的所有重要议题息息相关，它让我们想到戈达尔在《影像之书》（Livre d’image, 2018）末尾提到的阿尔贝·科塞里（Albert Cossery）的《沙漠雄心》（Une ambition dans le désert）中反抗的孩子们。又一次，是像在联合国以“你怎么敢”（How dare you ?）为题发表演讲的格里塔·桑伯格一样的孩子们采取了行动。孩子们的目光超越了自身，他们看着我们，仿佛在质问：“看看你们做了什么？”他们的目光坚定得令人畏惧，但是人们理应畏惧，不然改变何来。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悲惨世界》（它竟敢以一部经典法国文学名著的名称自我命名！）的大胆之处在于它没有试图杂糅“类型”（genre），而是选择升格“语级“（registre），两者有明显的不同。如今，哪怕是最好的法国片都只是天真地将“类型”视作平行于自然主义的另一个选择。过去，自然主义只是一幅能在现实中“给人以现实感”的图像，所以它其实是对现实的漫画式演绎。自然主义以所谓内在论（immanence）的名义将所有奇幻的、过火的和说教性的元素排斥在外，成功掩藏了很多意识形态偏见。

另一方面，类型大多是美国的舶来品，它是一整套物质、图像与意识形态工具，它令人产生幻觉，误以为真能用它表达出关于我们生活的真相…… “制造现实感”同“类型创作”一样，它们是“虚假”的两面。若想真诚地讨论生活，必须要重新将现实与想象结合起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悲惨世界》并没有诉诸 “类型”的，而是使用了“语调”。影片以全新的方式调动了各种可行的修辞手法，从一种“语调”跳转到另一种，它使用了一头野兽的意象，以兼具教导性、喜剧性、悲剧性、奇幻性和史诗性于一体的方式优雅地实现了这一转变。

警察的线索混杂了教导色彩、悲剧与喜剧因素，而从孩子到狮子的变身则在奇幻故事（笼中狮）、悲怆宿命（“这是谁的错？——是我的错。”）与英雄史诗的结合中探索至更为深刻的层面。结尾的骚乱不仅仅是情节的终点，其视听呈现既像一部口袋书中的英雄故事，又像一出坊间传说：那里有沸腾的人群、街垒路障和一个反骨英雄。《悲惨世界》是一堂电影课，它带我们远离了当代众多影视作品共有的平淡无奇。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居住区只是一个与其他地方并无二致的普通所在，还是相反的，具有无法抹杀的特殊性？片中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念产生的张力贯穿全片，这是影片如此令人激动的另一原因，也是在当代社会描绘城郊生活时普遍会遭遇的悖论。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左右开弓。一方面，必须打破刻板印象，让人们看到这不是一个被放逐之地，这个地方和这里的孩子与别处无异。

片中，男孩跟一群女孩们因无人机吵架的场景正体现了这种观念，此外，这也是高大病体（Grand Corps Malade）和门迪·埃蒂尔（Mehdi Idir）共同执导的成功影片《我不是差生》（La Vie scolaire, 2019）所采用的策略。这部影片描绘的是校园生活，与《悲惨世界》形成互补。

我们必须把对城郊空间的表现重新统一到法国电影的整体脉络中，并且不能将它表现为有异域风情或有威胁性的“别处”，也不能把“它”呈现为一个“领域”（territoire）（怎么会有这种无耻的说法？）。另一方面，也要让人们看到这里同其他地方没什么不同。

这里之所以令人无法逃脱，是因为人们选择了遗弃它；这里之所以被贫困席卷，是因为封闭扼杀了经济活力。珍惜，并不意味着拒绝改变。即便片中人所经受的并非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描写那种流浪街头、食不果腹之苦，它以雨果的作品为参照也仍很正当。雨果曾说，“开办一所学校，就能关闭一座监狱”，拉吉·利，这位电影导演和教育者真的开办了学校。（见访谈）。

有人跌倒了：究竟是谁的错？拉吉·利将矛头对准了谁？是政府，片中从国家到大区再到市镇的各级政府全部缺席。我们可以观看拉吉·利在他于2005年法国骚乱后拍摄的短片《克利希-蒙费尔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 2006）中现实生活中的市长是如何逃避摄影机又如何被拉吉·利逮住的。拉吉·利参加戛纳电影节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希望马克龙能够观看《悲惨世界》，并把它当做是专门为拍给他看的影片，就像弗朗索瓦·拉芬（François Ruffin）的书《一个你所不知的法国》（Cette France que tu ne connais pas）一样。影片的最后一个画面是一只犹豫不决的眼睛，片尾黑屏淡出的效果极佳，黑色一点点吞噬画面直至只剩下一个面庞，很像纸张或是胶片燃烧的效果——拉吉·利在两种抉择中摇摆，我们能够理解他的犹疑：有些时候，必须要想办法停下一切；然而有些时候，我们要给现实一个机会，因为我们并不想诉诸暴力。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

注释：

这里的“cité”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行政概念，而是一个历史与社会概念，它多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为解决大城市出现的住房危机实行“优先城市化区域”政策（ZUP），在大城市郊区建立了许多廉价住宅区。由于政府失败的城市化政策，这些地区成为中低收入人口的聚集地，人口失业率很高。加上公共交通等公共设施匮乏，工作机会少，导致这些区域与外界联结断裂，违法犯罪日益猖獗。本文将其暂译为“居住区”。

Montfermeil市位于巴黎东部郊区，那里是雨果《悲惨世界》中德纳第酒馆的所在地。

本段中将片名来源——雨果所著《悲惨世界》中男孩伽弗洛什（Gavroche）的形象与片中的角色做了对照。前文已经在对照影片与小说在奇幻元素上的共通性时提到伽弗洛什住在巴士底大象雕塑里，此处两句引用出自《悲惨世界》第五部第一卷《伽弗洛什外出》（人民文学出版社，李丹译），讲述伽弗洛什在街垒大战中牺牲前唱起的歌谣：

楠泰尔人丑八怪，

这只能怨伏尔泰（C'est la faute à Voltaire）

帕莱索人大脓包，

这也只能怨卢梭。（C'est la faute à Rousseau）

……

我是倒了下来，

这只能怨伏尔泰；

鼻子栽进了小溪，

这也只能怨……（C'est la faute à…）

2005年10月27日至11月17日，巴黎郊区爆发长达20天的社会骚乱。起因是城郊的克利希·苏布瓦市的两名北非裔男孩在躲避警察追捕时不慎被电死。当地青少年首先发动骚乱，后蔓延至许多黑人移民较多的区域，一周后蔓延至其他法国大城市。近万辆车与全国多处建筑物被烧毁，两千八百多名嫌犯被捕入狱。

François Ruffin是一名法国记者、作家、纪录片导演和政客。2019年2月份，他在《一个你所不知的法国》出版后在网络上发布视频称本书出版前的写作与筹备过程之所以严格保密，是因为“一个拳手在出招前不会提前通知他的对手”，他表示希望这本书也是一记重拳，最好能够击中总统马克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