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

#1 金智英诞生记

8.72与2.89——这并不是韩国男性和女性对该片的评价，而是同为男性的影院观众和普通网民打出的平均分。

对于一部从诞生便充满争议的女权标签作品，男女大众评分两极化似乎早已命中注定。有趣的是，关于《82年生的金智英》的评价在男性群体内部也呈现出强烈反差，一方面是恶评肆虐的键盘论战，本片公开卡司当天，一位男性网民便发起青瓦台请愿要求禁拍该片，称“只会助长韩国社会的性别矛盾”。在两年后的今天，尽管网友们恶评依旧，看过电影的男性观众却与打出9.4均分的女性观众站在了同一阵营。

关于电影的争议，不得不从原著说起。《82年生的金智英》作者赵南柱大概完全没有料到，自己在主妇生活中用两个多月完成的小说，会成为未来韩国女性主义运动的代表作。

赵南柱生于78年，出身梨花女大社会学系，曾在《PD手册》等时事节目任编剧近10年，因生产育儿而离职。变身主妇的她因告别职场倍感失落，决心开始写小说。据赵南柱所说，那个时期她丧失了经济来源，写小说对她来说也并非职业，因为藉此赚来的钱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直到她写出了《82年生的金智英》。①

在电影和小说中，金智英被路人讥讽是“妈虫”（韩国网络语，原指无法管教好小孩的妈妈，后暗讽有小孩的母亲整日无所事事，过着靠老公的生活。），向郑代贤诉苦，“我难道连喝一杯一千五百元（约8.9元人民币）咖啡的资格都没有吗？……我赌上自己的性命把孩子生下来，甚至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生活、工作、梦想，只为了带孩子，但我却成了他们口中的一只虫，你说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退职成为主妇和妈妈的赵南柱与她笔下的金智英一样，也曾外带一杯美式咖啡、推着婴儿车在公园散步，不料却从午休的会社员口中听到了“妈虫”这一歧视性单词。于是《金智英》便由此诞生，赵南柱将书稿投寄给一家出版社，后顺利出版并跃入畅销榜单。

这部小说讲述了82年生的金智英在成长过程中身为女性受到的种种歧视，赵南柱搜集了韩国女性不平等的新闻和统计数据，将金智英的人生历程和统计资料并行，打破了传统虚构叙事的框架，让人重新思考诸如“户主制”等脱胎于儒教社会形态的积弊，是为一部掷地有声地为女性控诉的作品，也被称为“大韩民国女性的人生现场报告书”。

持批判观点的受众不禁质疑这份编年史略显夸张，“这些事情如何会发生在同一个女人的身上呢？50年代到90年代韩国女性经历的所有一切，都被金智英一个人给经历了。”②

小说本身也许难以跻身上流文学作品，作者努力搜集的资料和证据，以及特征时代情节的拼贴，暴露狂、性骚扰、重男轻女，长女为家庭牺牲等等，不禁让人想起《请回答1988》中的桥段，导致金智英被塑造成了一个经时代辗压的韩国女性模版。然而，真实取材的结果却取得了更多女性读者的认同——“我竟然花不到一天就看完了她的一生，因为那是非常熟悉、几乎和我的人生一模一样的故事。”③

尽管赵南柱希望跳出女性框架，获得更多群体的广泛共鸣，小说的报告书形式和控诉的功能性依然遭到了大部分男性读者的批判。他们认为，金智英的故事将女性完全放在受害者的位置，却忽视了韩国社会中男性所遭受的歧视。

小说以精神科医生的角度开启叙事并收尾，绝大篇幅投入在金智英的人生编年史上。而电影却明显不同于小说，更多地将视角集中在金智英的职场履历断层的困惑上，明朗的新结局也改变了金智英人生的抑郁基调。

#2 被消音的智英们

“因为是女性、年纪小，在现场总是被人无视，说的话也没人听。”两年前，一同听课的制片系韩国女生H曾面带苦涩地向我解释了她不得已剪超短发的原因。在她看来，中性干练的形象与时尚帅气毫无关系，只是为了在职场上获得尊重和话语权。

如果说H是试图通过牺牲头发改变形象获得话语权，那么金智英则是让出自己的躯体，通过“被附身”，以他人的身份和口吻来为自己发声。金智英的附身情节实质上也是对于“消音”的一种反抗。在韩国社会，经常会有难以发声的情况，或碍于礼节情面，或碍于惯俗，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而“被消音”久了，就会变成主动消音，在某种场合主动放弃话语权。

电影中金智英的附身症状令人想起作家韩江的短篇《植物妻子》。婚后居住在上溪洞13层公寓的女人发现自己逐渐变为植物，最后丈夫将她栽种在了阳台的花盆里。类似地，韩江也是通过身体的异化现象描绘出了女性的孤独、受困的心理以及自我表达的断绝。

在阳台上沉默失神的金智英倘若没有附身作为发声途径，她最终会否也将成为一株植物呢？

金智英其人，平凡无奇，她拥有82年韩国最常见的女性名字以及最普遍的姓氏，也过着不好不坏的生活，和丈夫郑代贤住在首尔的全租公寓中，既不算是经济上毫无后顾之虞的上层阶级，亦不至于沦落到为养家糊口而疲于奔命。

出生于80年代初全斗焕政权之下，金智英成长在重男轻女最为严重的90年代。六二五战争后韩国人口激增，政府在推行节育的同时，将流产堕胎合法化，进一步加剧了性别比例的失衡。鉴定胎儿性别后，以“医学上的理由”将孩子打掉的情况数不胜数，原著中金智英的“妹妹”便是因此提前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的少年时代在韩国的金融危机中结束。身为长女的姐姐恩英为支撑家庭而放弃梦想，改考容易就业的师范大学。到了智英毕业的2005年，女性生存并没有变得更容易，据统计，女性的雇佣率甚至不达30%。在这一年，44%的韩国大公司表示同样条件下会优先聘用男性，表示会优先聘用女性的公司比例为0。④

尽管智英的公司存在友好的同期和上司，但性别歧视仍然如空气一样如影随形，当她为生子而放弃事业，成为主妇、辞职育儿，却仍逃不了路人的“妈虫”鄙视。

在这样的环境下，智英学会了噤声。中学时被男生骚扰，爸爸却斥责她裙子短、作为女生不够小心，她渐渐不再反驳。面对婆婆指使的差事，她虽然满身疲惫，却不得不做。当婆婆送她一件艳俗的围裙，用意人尽皆知，她却要面带笑容违心地赞叹，“真漂亮呀！”

金智英在片中三次被附身（郑代贤手机视频片段除外），她变为妈妈对婆婆说话，变为大学同窗对丈夫说话，变为外婆对妈妈说话。当她被附身，成为一个不正常的怪人，周围的人才终于开始反省，为何智英会变成这样？

中庸与从众可以说是韩国社会生存的基础法则，对于所谓出格或不循常规的批判，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金智英》作品本身便是一种例证，女团Red Velvet成员Irene、少女时代秀英因阅读该书遭网友谩骂及焚照威胁，而国民MC刘在石、防弹少年团RM也曾阅读和推荐这本书，却获得了网友的一致好评，甚至被称赞是粉丝的“人生导师”。

“MeToo”运动以来，韩国男女性别矛盾更为激化，在Megalia和WOMAD两处线上社区，聚集了大量极端女权主义者及“厌男主义”者。同时，男性联盟也发起“反女权”运动、“YouToo”运动，而集中在“ILBE”等网站的“厌女主义”极右男性团体仿佛与极端女权形成呼应，他们反女权反少数群体反LGBT，并将韩国女性统称为“泡菜婊”。

在为逆向性别歧视发声的道路上，韩国男性也不甘落后。就《82年生的金智英》一书而言，网络上出现了不少与之对峙的作品模型，主张在韩国社会中，男性也备受性别歧视之害。他们将这些作品命名为《90年生的金智勋》、《79年生的郑代贤》等。在韩国男性的逆向性歧视文学中，女性反而成为了令人艳羡的尽享优越福利的对象。

这些为男性发声的文本中提到，“他”百日照上裸露的性器官会成为女性长辈的谈笑对象，体罚盛行的时代老师对男同学下手更狠，大学校内兼职女生总被安排在空调房而男生却要在烈日下流汗工作，女生在校园尽享青春时男生却在军队服役，考公务员时因为国家取消兵役加分政策而不幸落榜，每次长假前日同社女职员总是“恰好”来例假，“他”做牛做马地工作最后妻子却以“疏忽家庭”为名提出离婚等等。⑤

在韩国男性的心目中，这也许就是被人嫌弃的男版“金智英”的一生。在性别平等指数比印度更糟的韩国社会⑥，究竟谁受害更多，谁受益更多呢？

男版“金智英”《90年生的金智勋》曾发起众筹出版计划，在目录上的最后一节，这样写道，“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应该明白，辛苦的并非某一个特定性别，而是整个（韩国）社会。”⑦

#3 从控诉到治愈

“会想到妈妈”、“并不是女权主义电影啊”⑧。被女性亲友拉进电影院的男观众们似乎对电影《金智英》颇感意外。

电影与原著差异显而易见，它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方式来为小说中金智英的抑郁人生圆场。将其整体放在当下语境中进行，成长史作为片段插入。比起小说的控诉，电影试图提供的是性别和代际之间的和解与治愈。

本片是金度英导演的长片处女作，她也坦言，虽然很想拍得锋芒毕露，但这是一部商业电影，最后还是决定在保持一定风度的同时，也放低姿态，希望能有更多观众看到这部片子。⑨

因此，《金智英》选择聪明地避开男女性别矛盾的雷区，将智英的母亲作为沟通媒介，打通了男女受众之间的芥蒂——如果说小说不曾做到这一点的话，脱胎于小说的电影在大众性方面无疑更为成功。她确实做到了赵南柱作家想要做但却顾此失彼的部分——跳脱出单纯女性视角，取得更广泛的共鸣。原著作者赵南柱在看完电影之后，也评价说，“电影比小说要更进一步”。⑩　

智英用外婆的身份与母亲对话是原著没有的情节，但这一场却成为了许多观众的泪点。三代女性的复杂情感流动在两个人之间，此时不仅是智英替自己发声，希望母亲不要再次牺牲自己的人生；她也借用外婆的身份倾诉心情，实现了母亲和外婆之间的和解。同样的和解也发生在智英三姊妹之间，尽管上个世纪由于时代和家庭关系留下的伤痕记忆，长大的三人呈现出互相理解的面貌，“彼此都是要让步的。”恩英说。

另一方面，小说中不友善的男性群像在电影中隐去或修正了一大半，缩减为几个人物——智英的男性上司、代贤同事、讥讽智英是“妈虫”的上班族。在代贤和同事的闲聊中，分明看得出剧本也在尝试对男性的苦恼给予理解，与金智英的女性困惑相平衡。包括性骚扰教育中提到针对男性的内容，“觉得你像弟弟所以摸腹肌，是性骚扰”，似乎也在努力打破人们的固有偏见。

原著中的不友善男性在电影中却借另一情节得到修正。小说中，平时开张生意不接女客的出租车司机载智英去面试，表示是自己“大发慈悲”才这么做；而电影中，一位大妈问超市老板“我不是第一个顾客吧？”老板却说，“哎哟，最近谁还在意这种事啊。我们店最喜欢第一个顾客是女性了。”

电影在修正了部分的男性群像之后，也更加强调女性之间的联系。母亲对智英的支持、女职员揭露卫生间偷拍、女上司的赏识和激励等，都为金智英们带来了力量。

电影立足当下，借小说作者的经历为金智英的故事改写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尽管并非人人都是赵作家，也并非每个主妇都有勇气向陌生人的讥讽做出反驳。

小说中始终隐忍无言，只能凭借附身才能为自己说话的金智英，更接近传统韩国女性的形象；而电影中的她，却代表着新生女性力量的觉醒。她开始反驳、据理力争，寻回了自己的话语权。无论是在咖啡馆堂堂正正地质疑，还是借助文字发稿诉诸笔端，电影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正在改变。

韩国社会确实对女性不够友善，但电影《金智英》并没有控诉，没有将矛头指向某一性别，它更像一份倡导宣言，告诉我们通过男性和女性的共同努力，金智英们可以走出困境，未来的女儿们可以不再畏惧，未来的母亲们可以不再悲伤，未来的男性们，也毋需再抱怨自己因逆向歧视受苦。

Cajamarca, Peru 2019年12月10日夜

参考来源：

① [책 속으로] 지극히 평범한 여성 삶 그렸는데 … 지독히 심한 성차별 보여줬대요, //news.joins.com/article/21876754 ② “‘82년생 김지영’ 본 2030男 “불쌍한 엄마·누나” “과장 심해서…”, http://www.donga.com/news/article/all/20191026/98070649/2 ③ 趙南柱.《82年生金智英》“82.” Apple Books. ④ “‘82년생 김지영’이 말하지 않은 이야기”, //www.huffingtonpost.kr/entry/story_kr_18638264 ⑤ SNU Bamboo Grove, //www.facebook.com/SNUBamboo/posts/1727482740676684/; “남성차별 시대 남성 인권을 위한 책, 90년생 김지훈”, http://archive.is/i7yHD ⑥ //zh.wikipedia.org/wiki/全球性別差距報告 ⑦ “남성차별 시대 남성 인권을 위한 책, 90년생 김지훈”, http://archive.is/i7yHD ⑧ “그 남자들은 왜 ‘82년생 김지영’을 봤을까”, //www.hankookilbo.com/News/Read/201911121552057714 ⑨ “82년생 김지영’이 ‘전래동화’ 같은 얘기가 되는 날이 올까요?”, http://www.hani.co.kr/arti/PRINT/915755.html

（修改版首發於“虹膜”公眾號。未經允許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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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主妇的绝望有几人能体会？我敢说，很少很少。至今仍记得有一期《60分》采访金刚狼休.杰克曼，他说小时候，大概六七岁吧，有一天，没有任何先兆的，他妈妈忽然就收拾东西离家出走了，再也没回来，后来他再也没见过她。受访是他主演《悲惨世界》那一年，快五十岁了，说到这件事他还是在镜头前哭起来，他说他是个小孩子，不能理解，现在长大了，仍然不理解妈妈怎么忍心抛弃他。休.杰克曼一直和太太关系很好，拍戏都会带着她去，他们没有要孩子。

斯皮尔伯格的母亲也做过同样的事。爱上丈夫的好友，和他私奔了，那时斯皮尔伯格尚年幼，在学校面对对犹太人的歧视，家庭也没有了妈妈的温暖，可谓内忧外困。她们的年代，正是西方女权觉醒的年代。男人们对自己另一半内心的波涛汹涌竟然毫不知情。《革命之路》里如此，《时时刻刻》里如此，《克莱默夫妇》里仍然如此。她们探索除了家庭主妇之外，女性究竟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扮演什么角色。

这是西方（白人）女性的故事。东方呢？看一看《82年生的金智英》。

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部电影，它太真实了。金智英的故事是她的故事，也是中日韩等亚洲女性共同的故事--看完后我甚至想，和中国韩国相比，日本算好了，起码钱是交给老婆而且男社畜做的不好是会自杀的。女性多少还有点儿盼头儿。

我不清楚没有婚姻和孩子的观众能了解和感受多少，我一路看一路感到惊心动魄--这几乎就是过去五六年来我和叶卡的人生。想想这些场景：

郑先生早上匆匆的出门上班，有时会转身给忙碌的智英一个拥抱，智英在忙乱中催他快点儿上班别迟到了。他会急匆匆的从公司赶回来只为（可以帮智英）给孩子洗澡。孩子睡了也半夜了，温暖的灯光下智英一件一件的叠衣服，白天推着婴儿车去托儿所后在路边喝杯咖啡，买买日用品就又要接孩子回来，推着回去，喂饭，陪着玩。平时的事情还包括一家的三餐，清洗玩具，清洗浴缸。片中的智英是麻木的，她没有开心也没有不开心，麻木的忙碌着每一天。正如她在片中说：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每天下午的时候看着太阳落山，心里会有一点儿空荡荡的感觉。这是她和郑大贤和孩子的小家庭，日复一日。

大家庭里，每年过年都要回去伺候公婆（以及公婆的家庭），面对婆婆的冷嘲热讽，被催着生孩子，再生几个，生个男孩儿。影片一开始郑大贤说：我们不如今年别回去了，去旅游吧，智英叹了口气说：不回去被念的还是我，不会是你。郑大贤到厨房帮她洗菜，婆婆就在客厅大声说，看我儿子多好，多心疼你，你真是有福气啊。这是他们面对大家庭，家族。

终于智英从生活中捞到一根救命稻草--她的前上司自己创业了，希望她可以加入，而体贴的大贤也愿意休一年的育儿假支持她出去工作，她收到婆婆寄来的中药（因为她在公婆家忽然“鬼上身”--其实是精神崩溃，婆婆觉得她有病），欢天喜地的打过去道谢，说会好好工作。当婆婆得知儿子休一年育儿假让她上班后第一反应是：我儿子大好前程，你怎么搞得！你上那个破班赚的钱够付保姆费和托儿费么！这个细节真实到令人发指，我就知道几个活生生的例子，对白几乎一模一样。

最恐怖的就在于她想了一下，的确觉得自己上班挣的钱没有老公多。她想不到更好的理由支持这个家庭决定。于是她放弃了。继续把自己藏起来。

片中智英忽然像鬼上身一样用另一个人的身份说话时非常吓人，但她说的正是自己想说而没能说出的话，例如在婆婆家，忽然用自己妈妈的口吻说：你知道心疼自己的孩子，我也心疼我的智英啊，你让她来我这儿吧。例如，她忽然用姥姥的口吻对妈妈说：美淑，你不要这样，你牺牲太多了，你一个人去制衣厂工作，供弟弟们读书，我看到你的手上被缝衣针划的伤口每次都很难过，但我没有说句道歉也没说句感谢。

三代韩国女人的故事，投射在智英一个人身上。

这片子让人温暖之处在于虽然进步缓慢，但三代女性以来还是能看到一点点的进步：例如男职员去上性骚扰相关课程，例如智英的姐姐独身，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老师，打破了所有韩国传统对女性的束缚和要求，和姨妈姑爹直接争论（例如：你生了那么多儿子，为啥现在儿子都不理你啊，还得靠女儿心疼你）她做这个举动并不奇怪，小时候她和智英在世界地图上画想去哪儿，她一口气划了四个：芬兰，法国，瑞典，丹麦。智英问为什么？她说因为这些地方没有韩国人啊。

小小的进步还包括，智英的爸爸和弟弟的一点转变，心理医生给她的正面提示，以及她的女强人前主管，自己做了公司。做的还不赖。想不到这故事的缘起是因为结尾处一个小风波：智英推着女儿去排队买咖啡，因为女儿拉她，咖啡洒了，被几个办公室男社畜嘟囔“妈虫”（类似放任孩子在公共场合吵闹的极品家长的意思），她停止收拾，站起来对几个人说：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一个陌生人。男社畜悻悻离开。她和心理医生说起这个经历，心理医生问：你说了他之后痛快吗？

她说：没有觉得痛快，但也没觉得丢人。

这部电影其实并不是女权主义电影，她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从心理危机里走出来的故事。如果说她和女权主义有一点关联的话，上面这句就是最好的结局。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恐怖片，其一是觉得真实的令人恐惧，其二是很多看了电影和书的人的观感，男性自不必说了，我看到不少女性也觉得金智英已经很幸福了，她的痛苦都是自己作的，想要的太多了。

真的是这样吗？我是男的都没觉得她要的太多，人的价值真的是只有金钱可以衡量吗？《恋爱的犀牛》里有一句对白：钱本没有用处，它能让你快乐才有用处。金智英去上班可能挣的钱没有郑大贤多，但这不是她本该留在家里的理由。我当然深深明白现实的残酷，一个小家庭，上有老下有小，要还房贷要给孩子上兴趣班以及准备将来。但这里的关键不是如何做到家庭收入最大化，而是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也听说过非常开心的选择做家庭主妇但被自己父母骂“我花那么多钱供你上大学不是让你毕业了做个家庭主妇的！”，很难说哪种更惨，但这悲剧的核心是在东亚社会里，女性没有选择自己角色的机会和权力。整个社会没有这样的氛围。

这部电影和小说是作者搜集素材之后整理而成的，它用许多具体的事件，表现了许多东亚社会熟视无睹的对女性尤其是已婚已育女性的歧视和无形的压迫，例如婆婆欢天喜地的送金智英一件礼物，重重包裹打开一看：一个土的不能再土的崭新围裙，例如公司里对女性主管的偏见，对性骚扰的处理。因为这样的集中表现，令这部电影多少有点儿用力过猛，一件接一件的事件，一句接一句的刻薄话语排山倒海，有点儿大字报的意思，削弱了它做为电影的艺术性。但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电影，一部东亚女性非人生活大百科。

我在电影院里看着电影，看到小金智英问妈妈说“所以妈妈现在是因为我所以没能当老师的吗？”的时候，突然哭出声。母亲生养女儿，女儿变成母亲，在金智英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个我们都正在经历的循环里，太五味杂陈了。

当女孩子被性骚扰，“你看看你裙子这么短”“干嘛要天天嘻嘻哈哈的冲别人笑”。当女孩子站在成人世界的门口，“嫁人得了”，“我看你就最适合找个人家嫁了”。当女孩子遭遇不公和变故，“现在时代变喽，女孩子事儿越来越多了，多希望生活在朝鲜时代，哪还由得她们”，“啊，疯婆子”。当女孩子成为母亲，“拿着老公的钱在家待着多好”。是因为女孩子孱弱无能吗，也并不是吧，因为当你顶天立地，可能会有人自作聪明地夸你“嗨，你要是投胎成男人就好了”。

金智英是个典型的韩国女性。走在路上迎面擦肩的都可能是她。韩国整体文化氛围是特别开放而保守的。一方面坚持千百年来儒家思想体系的影响，强调着社会关系中的次序，家庭关系中的男女有别等等。另一方面受西方文化影响，在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上以一种非常强烈的态度和方式表达意见。

这个片子好，甚至不是因为能让多少男性幡然醒悟，而是让更多女性抽离生理上的定义，审视你身处的世界，自己，到底在经历什么，经历过什么。以及，作为女性你是否忽略了自己除了女性这层生理意义之外，首先是一个人。

《82年生的金智英》首映日拍摄于电影院

在梨大（梨花女子大学）这几年可以说是强行体验了女权运动的一段经历。上大学的时候对于女权这个概念还云里雾里，以为只要女性在社会地位和财务状况上反超男性就会迎来传说中的女权的胜利。

梨大教给我的是—女权不是变了性别的男权，女权的胜利应该是女性以独立人格存在并获得尊重，与男性共同实现这个社会的平衡，扮演同等重要的社会角色，公平竞争等等。女权可以是宏观而抽象的概念，也可以是非常微小的细节。

之前和我上同一门课的一个博士前辈就把女权问题浓缩进了女性卫生用品安全问题中，通过采访很多女性消费者和业界人士来关注女性权益保护问题。me too运动最高潮迭起的时候，身边很多人把这个事件作为研究课题，当时特别冲击我的是某位上年纪并事业有成的男性受访者说他们男性也很疑惑—“现在的小姑娘们都怎么了？以前从未遭受过非议，甚至非常普遍的一些举动怎么就成了性骚扰了？”

2016年，参加那场著名的大游行

我觉得，可能因为身为女性，并且同样也是在人格和知识结构形成的最重要阶段在梨大度过的缘故，小说原作者把这个社会语境中最习以为常的相夫教子孝敬公婆的画面，不藏着掖着，将已经习以为常的日常，放在每一个试图避而不谈，甚至压根儿还未知觉的人面前—是的，你在经历这些，是的，你可能还未觉察，或者你正在试图忽略，但你知道吗，亲爱的，在作为一个家庭的，甚至整个社会的女性角色存在之前，你首先有权利是一个独立的人。

去年原著在韩国最畅销的时候，我买了书看。特别震撼于作者风平浪静的口吻讲述了最俗套也最忿忿不平的故事。好的故事不见得有多出奇，剑走偏锋讲什么奇谈，也不非得用最惊天动地泣鬼神的表达，但至少得让读者懂，让读者能够共鸣共情。我觉得最让我有冲击感的是写金智英大学时候的青春洋溢，在职场上的斗志满满和结婚生子之后的手忙脚乱迷失自我的落差。

《82年生的金智英》韩文原版

环顾身边的女性，大多数让步，搁置对自我的追求也确实都是源于要扮演社会主流认知中要求女性扮演的角色，以及基于对于女性形象的普遍认知继而提出的对女性形象的要求。是不想做自己吗？不是，是现实在时间和空间上压缩了为妻为母的绝大多数女性几乎所有追求自己独立存在价值的可能性。然而小说和影视化作品有的选择，可以选择最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可以借戏剧化给出最漂亮的答案，当然也可能是种暗示，试图给大众提供另一种可能性—让金智英拥有一个愿意看到“不妥”，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帮她找回自我的老公。

其实，甚至这些都不需要上升到女权。无非就是搞清楚自己面临哪些不公，因为哪些外力而不便，直面，不逆来顺受就够了。既不需要什么高深知识体系支撑，也不用非得为这些事贴上标签。

看完金智英，一方面心里空落落的，一方面觉得幸运，庆幸有人把这些讲出来。俗话不是说吗，说出来就好了。希望因为有人替我们把故事讲出来，我们就都好了。

花开时节的梨大。希望每一位女性都能在自己的生命中花开灿烂。

最近微信公众号、微博上似乎刮起了一股剖析韩国的风，这股风大概从李胜利事件开始兴起，到几天前雪莉自杀事件达到了顶峰，诸多大v或高流量公众号摇身一变成韩国问题专家，共同营造出一种高度雷同的韩国国家形象——一个“被财阀和美国操控蹂躏的傀儡国家”。其春秋笔法难免令读者产生幻觉，仿佛“财阀”或“美国”是解释所有韩国问题本质的终结理论，继而一改以前对韩国社会的漠不关心转向积极嘲讽。

视频链接：//weibo.com/7060281712/IbTV7gQF9?pcfrom=msgbox&type=comment

几天前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名为“韩国娱乐圈需要的不是女权，而是社会主义的铁拳”的视频，嘲讽韩国女性地位低下，中国还能讨论“什么是健康的两性关系”、“什么是直男癌”，而韩国人却毫无作为，因而需要的不是女权，而是“社会主义的铁拳”，底下评论一片叫好赞同，“财阀”、“殖民地”再次成为高频词汇。如此权威平台发布如此低级视频，引来如此多共鸣，不难想象任由这股风气吹下去，中国普通民众将形成一种如何扭曲的韩国观。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上映之际，我决定谈谈韩国女性地位问题、近些年来韩国社会的厌女、仇女问题及女权运动，在铺天盖地的“伪真相”中，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亦为大家观影前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

韩国女性地位为何低下？

讨论韩国女性地位问题，需追溯到韩国近代女性最初登场的时期，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转换期。随着近代开化思想传入朝鲜半岛，俞吉濬等启蒙知识分子开始讨论女性的教育问题，主张女性应接受教育，肩负起生产民族下一代、教育国民的责任，以“母亲”和“妻子”的身份，也就是“贤母良妻”成为民族的一份子。

值得注意的是，“贤母良妻”或“贤妻良母”常被误解为一种儒家传统女性美德，然而这却是一个现代概念。“贤妻良母”的革命性在于它承认妇女作为国家一员的政治权利，通过确立女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将其从严格由男性主导的等级制度中扮演母亲、妻子、儿媳角色的前现代习俗中解放了出来。在启蒙知识分子的眼中，“良妻”是男性的伴侣以及操持家务的主管，“贤母”是为了养育更好的国民，实现富国强兵。换言之，“贤妻良母”的核心理念是民族主义，而非儒家家庭伦理——这是“贤母良妻”与传统女性的根本区别所在，然而两者的相似之处，则在于均将女性限定在家庭范围，并肯定父权。

1910年韩国进入日据时期后，“贤母良妻”论成为了殖民当局培养顺从统治的忠诚女性的手段。殖民地男性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思想驱使下，热衷于将女性推崇为民族的象征，在现实中却仍将后者捆绑在传统父权压迫地位，借此遮蔽殖民地“男性”的缺席与无能。

换句话说，在殖民地的特殊背景下，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在“保存民族固有主体性”的名义下被正当化了，这使得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帝国主义与父权社会形成了一种共谋。“贤母良妻”仍是该时期韩国男性对理想女性的规范，接受现代教育并日渐觉醒的新女性则令其产生抗拒感与反感，其反作用便是对传统女性的赞美，及对以女学生为代表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的批判。在当时男性知识分子占多数的舆论界，后者时常被刻画成虚荣、轻浮、奢侈、堕落的形象。

图为日据时期韩国著名“新女性”舞蹈家崔承喜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韩国成为了“总后（方）”，多数韩国女性在“贤母良妻”的教诲下，遵循军国主义对母性的需求，期待通过将子女献给皇军、参与生产劳动、保障战争后勤来成为“帝国国民”的一份子，她们也因而被“尊称”为“总后夫人”。

光复后，尤其在由军事政权推动的现代化建设中，韩国对国民的动员是高度性别化的。在冷战对峙格局下，国家安保的重任压在每一个成年男性之上，他们通过义务兵役制、退伍后参与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建设而直接成为了现代化的“主力军”，而女性则通过参与新村运动及计划生育运动，以家庭主妇的角色间接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这种性别化的动员机制形成了一种“保护者、抚养生计者=男性”与“家务劳动、养育子女者=女性”之性别社会分工，亦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至今。

经由上述简要勾勒，可知韩国自近代以来，女性未曾有机会作为运动主体开展过妇女解放运动，从“贤母良妻”到“新女性”的污名化，从“总后夫人”到“家庭主妇”，女性主义从来被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冷战、性别化的现代化动员机制所牢牢压制或统摄，其结果是，妇女解放一而再再二三地被“民族大义”、“大东亚共荣”、“经济建设大业”、“民主主义”等所谓“更重要”“更紧迫”的宏大议题所搁置——这便是当代韩国女性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而绝非单一地出于儒家道德观念的禁锢。

当代韩国社会的厌女现象

回到当代韩国。

首先，厌女（misogyny）现象不是新鲜事，不是韩国特色，亦非东亚特产。纵观人类历史的绝大部份时期，在大多数地区，女性都是所属或交换的对象，这是一个世界问题，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偏见。按照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的定义，“厌女”是男性为了维持自身的主体性和优越性，而将女人置于客体，将女人“他者化”，并加以蔑视的一种意识。在上野《厌女：日本的女性厌恶》一书的译后记中，译者用了一句民间俗语清晰地解释何为对女性的“他者化”，那就是，“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裳”——男性同为主体而结成“手足”同盟，而女性则是不可缺少却终究属于物品的“衣裳”。

在当代韩国社会， “厌女”超越意识范畴、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兴起，始于本世纪初。在上世纪，通过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为了补偿义务服兵役的男性为国家的付出，自1961年起，政府曾对所有退役男性在公务员考试、企业面试等多种重要考试中给予5%的加分，然而1999年12月23日，宪法法院宣判该加分制度“违宪”，并于2001年正式将其撤销。

当时正值韩国刚走出金融危机、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的初期，随着企业雇佣灵活化制度的推行，就业难、失业问题成为了社会常态。加分制度的取消，加剧了男性的就业压力，部分人开始将矛头指向呼吁取消加分制度的女权主义者，斥责后者借牺牲男性来追逐私利。此后，韩国相继出台了废除户主制度、性暴力/家庭暴力特别法、生理期休假制度等一系列保障女性权益的政策，愈发加深了男性“特权”的被剥夺感，厌女气氛因而弥漫开来。

厌女情绪最初盘踞在匿名的网络空间，形成了一种颇为主流的叙事框架——“作为被害者的男性” vs “作为加害者与剥削者的女性”，前者辛苦服役、保家卫国，后者则安于享乐、过度争取女权。近两年“Me Too”运动兴起，女性对性骚扰、性暴力的反抗，复又激发了前者的被害意识，在反对me too的言论中，被侵犯女性时常被描绘成诱骗纯真男性犯罪的加害者。

臭名昭著的极右网络社区“日佳일베”是生产厌女情绪的大本营。该网络社区成员多为年轻男性，在现实世界中，他们多为店员、快递员、学生、无业人员等，其中不乏文静、彬彬有礼之士，然而在网络世界中，却化身为语言暴力分子，大肆发表歧视憎恶女性、左翼人士（尤其是已故总统卢武铉）、全罗道居民、外国劳工及一切社会弱势群体的言论。

有学者指出，在韩国这样一个尤为强调“男子气概”的文化中，身处霸权地位的男性角色一旦在竞争中落败，往往会转化为对比自己更为弱势群体的歧视与愤怒。这种心理不难理解，用鲁迅的话来讲，便是“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

上图中艾莎的手被电视台内部人员偷偷P成了“日佳”成员的专用认证手势，播出后引起轩然大波。

随着“日佳”成员的不断扩大，其影响力也从线上转向线下，制造了诸多超越常识、令人发指的“事迹”——光州民主化运动33周年前后，上传大量侮辱民主化运动牺牲者遗体的照片；世越号沉船事件后，在绝食抗议的遇害者家属面前举办嘲弄式的“暴食行动”；将日据时期慰安妇斥为“性买卖婊”……

“日佳”成员的“暴食行动”

“日佳”最突出的倾向是厌女，并创造了一大批指代特定女性的嫌恶网络用语，如上文视频中提到的“妈虫”（家庭主妇），以及各种“XX婊”：“大酱婊된장녀”（奢侈品爱好者）、“泡菜婊김치녀”（虚荣的女性）、“狗屎婊개똥녀”（自私的女性）、“啊不知道婊아몰랑녀”（无知无逻辑的女性）、“逼婊보지녀”（所有女性）等等（相比之下，我国特产“绿茶婊”算得上小清新了）。

厌女情绪在2016年韩国民众反对朴槿惠政权的烛光集会中再次发酵。作为韩国史上第一任女性总统，朴槿惠本人并未成为推动韩国社会男女平等的践行者，反而由于崔顺实干政事件，印证并加固了“女人不能从政”的偏见。烛光集会上许多海报与歌曲对朴槿惠的批判，往往并不指向其作为“总统”的失职，而将其刻画为一个虚荣的整形美容爱好者、无理性的消费狂、放任世越号沉没的无脑且无责任心的“女人”——一个“日佳”成员口中典型的“泡菜婊”。

讽刺朴槿惠和崔顺实的海报“身着普拉达的顺实”

讽刺的是，“烛光革命”最初由韩国“最女权”的高等学府梨花女子大学学生的顽强斗争所引爆，然而在后来旷日持久的集会中，却频频爆出女性被趁乱性骚扰的问题，这令女权主义者不得不宣布抵制集会，并单独辟出一块女性专属的场地集会——女性在呼吁民主主义的广场中不得不为了自身安全，而与外界划清界限，这是对民主主义本身的讽刺，广场革命终究仍是男性的专有物。

“烛光革命”最终胜利了，2017年3月朴槿惠遭弹劾，在旋即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文在寅阵营格外着重刻画文在寅阳刚的男性气质，及其夫人金正淑女士贤内助的女性特质，这不得不说是又一种讽刺。

迟来却从未迟到的妇女解放运动

对于韩国而言，女权主义运动是一场迟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其抗争对象是近代以来未曾真正动摇的儒家礼教规范，是社会长久累积下来对女性日常的嫌恶与仇视，是排斥或边缘化女性的新自由主义劳动市场，以及消费女性的流行文化。

正如厌女情绪最初兴起于网络空间，韩国女权主义运动最初的战场也是网络。网络女权主义者活跃在与“日佳”战斗的第一线，展开了对网络上蔓延的厌女、仇女现象的抵抗性反击(strike back)。

女权主义运动在现实空间全面兴起的契机，是2016年发生的江南站杀人事件。一名20多岁女性在位于江南站10号出口附近商街的卫生间内，被一名陌生男性杀害，被杀原因是，“因为她是女人”。这一事件令长期潜伏在网络空间的厌女现象浮出水面，事后，江南站10号出口前贴满了呼吁正视厌女现象的海报与市民留言，女权主义也因而从线上走向街头，从精英讨论扩散至大众议题。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亦出版于此时。

2018年是女权运动高潮迭起的一年。首先，兴起于美国的“Me Too”运动席卷韩国，从司法领域迅速蔓延至政界与文化艺术领域，并最终进入校园，涉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令公众重新审视从来被默认为“正常”的性骚扰，尤其是权力型性骚扰。

5月，弘大偷拍事件被披露后，6万余名女性在惠化站附近游行抗议无处不在的偷拍，此次游行成为了韩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女性游行。反抗社会对女性外貌规范的“脱下塑身衣탈코르셋”、“不穿胸衣no bra”运动也同时兴起，许多年轻女性丢弃或毁坏化妆品、素颜、甚至不穿胸衣上街（已故的雪莉便是该运动的践行者）。

11月，受到两年前波兰女性反堕胎罪的黑色抗争的启示，为对抗保健福祉部宣布的对终止妊娠手术（堕胎）的处罚规定，首尔举行了大规模的“黑色示威”，示威者身穿黑色服装、举黑色标语牌“如果堕胎有罪，那么罪人是国家”，反对堕胎罪、捍卫女性权利。

这场席卷韩国的女权运动，展现了女性改变社会的力量，亦展现了年轻一代女性建立在共同经验之上的姐妹连带，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梨花女大毕业生声援在校生抗争时的那句：

“别害怕，姐姐来了。”

韩国社会亦随之悄然发生着变化。女性内衣广告开始采用不同身材的模特；卫生巾广告不再沿用以往对女性生理期隐晦的称谓（如，“魔法的那几天”），而直言“生理期”，并在示意视频中，放弃蓝色液体改用红色液体。

照片来源：유한킴벌리 화이트

新闻女主播在直播时戴起了框架眼镜，力图改变“男主播可以戴眼镜，女主播不可以”的偏见。

照片来源：MBC 뉴스

对于韩国而言，年轻一代女性的抵抗才刚刚开始，女权运动是当下的进行时，对于中国而言，也绝非完成时。

相对而言，中国之所以能够比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韩更为彻底地推进男女平等，首要原因在于五四期间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思潮。因而中国近代的女权运动具有鲜明的“男性主导女权主义”的特征，男性知识分子积极推动妇女解放，源自其对传统女性所象征的作为“万恶之源”（傅斯年语）的儒家家庭制度与传统思想的不妥协态度，因而将女性从传统家庭中的解放视为衡量中国现代化的指标，女性主义因此成为了民族现代化话语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后来在亡国危机中，中国女性在救亡图存的动员之下直接参与救国运动，解放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终将五四时期提出的“妇女解放”话语落实到现实。

以上历史过程难免令人产生“中国女权高于日韩”的幻觉，甚至沾沾自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被动”、而非“主动”发生的，是来自自上而下的精英、国家的推动与动员，而非自下而上的觉醒。这意味着，如果未来不再存在自上而下的动力（抑或这种动力发生转向），或面临经济危机，失业情况加剧，中国女性地位极有可能面临大幅崩塌。

回到最开始提到的视频。对于中国而言，目前与日、韩同属女性地位世界排名垫底的国家，我们有何立场嘲笑邻国？

“中国性别差距在全球排名第100名” 资料：《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17》（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7）

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国上映了。金智英是80后韩国女性最常见的名字。

期待这部反映当代韩国女性所遭受的“无差别”性别歧视的作品，能够成为一面镜子，照到他们，也照到我们自己。

作者申明：本文原创，谢绝挪用。若转载此文，请文首尾标明作者姓名及原文链接，并保持文章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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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不少豆友对文末所列排名表格公平性的质疑，建议质疑之前，先移步世界经济论坛网站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gender-gap-report-2018/ 研究一下其测算标准、数据来源与权威性（顺便说一下，2018年的报告中国排名又掉了三位，排名第103位；韩国更低，排名第115位），莫仅依凭个人主观经验张口便说“这排名有问题”。另外，列举该表的目的，并非为了证明“中国女性地位低”，而是为了说明“中国女性地位并没有我们（或你们）所想得那么高”，尤其须反驳评论中出现的此种言论：“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女性地位最平等的国家，没有之一”。

对于质疑仅凭一个排名缺乏说服力的豆友，由于主题篇幅所限，我无意针对中国女性地位问题展开进一步论述，相关学术论述汗牛充栋，权且推荐一篇今日读到的文章：《女性受害事件背后：暴力、权力与要求顺服的无形之网》//m.jiemian.com/article/3768233.html。在该文中，作者提到：“当只考虑男性自杀率时，中国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跌到146位，然而如果只对女性自杀比率排名，中国则跃身为全球第19位。此外，还有一个统计上更值得注意的现象：几乎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中，男性自杀比率都远远高于女性，唯独我国，女性自杀比例高于男性。对此学界的解释是，这与中国社会家庭结构中的矛盾相关，包括婆媳冲突、男性家暴，以及性暴力等方面。”

再次重申我的观点：不可怀着莫名优越感鄙视男女不平等之邻国，而应以后者为镜，照到我们未经审视与反省的性别偏见，以及居安思危，守住来之不易、业已获得的一些平等。

如同这部电影一样，本文无意挑起所谓“性别战争”，借用20世纪初中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何殷震（1886-？）的话，“故今日之女子，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迫男子尽去其特权，退与女平”——女权斗争并非追求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或拥有与男性相同的特权，而是为了让男性再无压迫女性的特权。

与诸君共勉。

作为直男看完《82年的金智英》，深知女生，尤其是当了妈妈的女生之不易，但是从实际出发，金智英的处境相比中国的女性处境实在是好太多了，尤其是他有个这么帅气温暖的老公，在中国，你可能要吃数倍于金智英的苦，还可能有个直男癌的老公。

我们父母一辈更加不易，他们要养几个小孩，还要夫妻双双出去干活或工作。我妈便是把我背在背上干农活，实在背不动了就把我放田埂上玩泥巴，有时候不注意看，我就把泥巴往嘴里塞了。

我妈先生的我姐姐，在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我奶奶没给她好脸色，甚至准备好的营养食物没给我妈直接收起来了，我妈生下我姐后三天就下床去干农活了，直到生下我以后，在家里的地位才有所改善。

我们村甚至有婆婆扬言说，如果媳妇生的是女儿，一定把她塞回去。

我高中时去过一个孤儿院慰问孤儿，发现孤儿院全是小女孩，他们渴望拥抱，一阵往我身上爬并叫我爸爸，当天下午，我尽量多抱几个小女孩，两只手快脱臼了，酸痛了一个星期。

我们村里捡到的小孩也多是女婴，当然，还有我们没看到的杀婴和溺婴，也多是女婴。

也就是说，在东亚父权文化下，女生从出生那一刻起就面临着更艰难的人生与命运，因此，相比电影里重男轻女的情况在中国农村那是司空见惯。

说来吊诡，真正提升这一代女生地位却是计划生育，虽然，在计划生育下，很多女生还没来得及出生便“被消失”了。

我不想过多谈论电影的内容，我更想讨论，东亚的金智英们命运是怎么造成的，以及出路何在？

东亚父权文化的形成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我个人认为是政治体制与父权文化的同构性，这点不敢多说，秦始皇创建的中央集权制度本身就是父权文化扩大和升级，加上汉朝独尊儒术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进行强化，宋代理学尤其之后被扭曲形成对女生的日常生活的全面压制，贞洁烈女、男女之防等等。

今天，中国女生的社会地位，相比日韩，还是要好一些。这原因主要是，解放后发，中国实行了政治动员式的自上而下的女性解放。

但是这种解放也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一个是去女性化气质，也就是虽然解放女性，但是并不是尊重女性本身气质（所以那时女生不能追求漂亮），而是要把他们当成男性，作为社会的生产力，结果造成了中国女性，既要参与社会劳动，又主责家庭的双重任务，日韩地区，至今还流行，女生结婚后退出工作领域，就连日本的皇太子妃也不例外。

另一个后遗症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式的女性解放，与国外相比，不是因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而争取来的，而是父权体制出于对劳动力的需要而格外开恩。

因此，这种女性解放，给中国今天的女性解放造成了新的困境，一方面，女性缺乏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中国女性解放缺乏团结的内驱力。另一方，体制的恩赐，给予一种女性解放的表象和话语，使得真正的女性解放变得更难推进。

因为缺乏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父权改变策略，从压迫变成消费主义的收编，使得女性离真正解放越来越远了。

父权对女性的收编，一方面表现在让女性沉迷物质消费及其攀比炫耀，买买买如今已经成为女生的主要生活之一，对女性的统治已经从奥威尔式的压制变成美丽新世界式的快乐天鹅绒监狱。

女性被消费主义收编的主要特征在于，把自己物化，把男性的审美要求内化成自我改造和自我塑造的准则，所以她们化妆、美颜、健身、减肥甚至是整容，其实这在古代父权社会也很常见，裹小脚、束胸到晕死、脸上涂有毒的铅粉等。

有时候，对外表的过分注重，恰好是内在自我缺失的体现，比如美国人出了名的不注意外在形象，恰恰和其个人主义盛行有关，因为他们的价值不依靠外在评价，而是来自内在满足。

其实潮汕富豪有点这个意思，他们外表朴素，我做商业地产的同学说奢侈品品牌都不愿意去潮汕，相反，我们看看经济衰落严重的东北，女的穿貂，男的大金链子小金表。

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让女性把爱情和家庭（包括生娃）当作人生意义的来源。

在父权的压制下，你想通过职场自我奋斗获得独立，和金智英的处境一样太难了，但是你看看身边，只要嫁对人，有车有房的生活轻轻松松，形成一种不鼓励女性奋斗，鼓励女性嫁人甚至是靠男人的现实境况。

导致的结果，是一部分女性成为这种男权文化的既得利益者，她们享受着男性的物质或情感（包括家庭）好处，有时她们反而比男性还反感女性主义。

但是，现实生活中，参加工作的女性还是很多，这和中国的社会流动和高房价分不开，客观上，高房价，使得女生也必须工作以分担家庭压力（有时候还要把父母也拉进来）。

但是更吊诡的是，调查显示70%的中国女性要求择偶要求男性有房，导致男性成为主要购房者，这些年房价的暴涨反而远远拉大男性与女性的经济差距，强化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长乐路》里被家暴不肯离婚的女人只因为她老公有几套房，离了什么都没了。在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这也是消费主义强化对女性统治最典型的例子。

所以要结束金智英式的悲剧，首先不是去找个如她老公那样的暖男老公，而是没有经济基础的去工作，有经济基础的去追求自我实现。

成年后的女性生活看似由无数无关紧要的事所组成，实则每件小事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电影开篇智英面容憔悴且不发一言的做着家务劳动，忙碌过后她推婴儿车到路旁长椅处端咖啡休息片刻，却被陌生男女嬉笑打趣：

“命好啊，命好...太羡慕了，我也想用老公赚来的钱买咖啡喝还到处转悠...”

“我最近觉得上班太难了，要不也嫁人得了。”

婚姻是女人的出路吗？

智英丈夫给人以温柔体贴的感觉，他会在智英因做家务过多而伤了手腕时关心道：“手腕怎么样，没事吧？”

智英回：“就是用多了而已。你知道真正伤心的是什么吗？医生说饭是电饭锅做，衣服是洗衣机洗，为什么会疼，这么反问我。”

丈夫说：“真是，公司职员们难道因为有了电子日志工作就变轻松了吗！”

但说这些话的也是丈夫：“这次过节咱们去旅行吧。不去我家或你家，要不在家休息。我最近好累啊。”

与此同时智英的反应呢？她未因此变得开心起来，反而怨妇一般盘算着如果他们出去玩，会被婆婆如何闲话，被留下的孩子以及家务又要如何处置。丈夫希望，也有权利短暂脱离工作与琐碎的日常生活，但智英推卸不掉日常的负荷。

家庭狭义上指因婚姻产生的社会生活单位，而在泛亚洲生活语境下已延展到婆家、娘家，而婆家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着家庭中的话语权。

春节间智英公婆到她家做客，智英身份由主变客，她变得需要以推测、满足婆婆的期望而活。智英丈夫见厨房水槽堆满用过的餐具想帮妻子收拾一下，智英连忙上前阻止，但已来不及见婆婆阴阳怪气说道：“我的儿媳妇真是有个好丈夫啊。”这对自己儿子的夸赞及对儿媳的揶揄，反应出一种传统家庭视家务活为妻子全年全包的既定偏见。

婆婆并不会因自己同为女人而体谅儿媳的难处，有时反而加入男性群体通过言行打压儿媳，这或是种通过剥削同类而获得自我补偿的行为。

智英走上了街，看着妆容精致，步履轻盈的年轻女性便超速跟了上去。她想跟上其他人的生活，更想跟上社会前进的脚步。

智英婚前对职场晋升表现出了明确的渴望。上司认可她的工作能力，但担心她女性的身份会妨碍她无法长时间、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即便智英立即表出决心，上司仍把工作机会给了综合能力差于智英的男同事。

职场对女性的打压是明目张胆的。

一表现在智英女上司：金组长作为职场妈妈工作干练，却被上级以开玩笑的口吻吐槽道：“外婆和妈妈不一样，孩子就得待在妈妈身边，要不最后肯定走歪路。事业有成又如何，孩子毁了什么都完了。”男同事毫不避讳的性别歧视，好像带孩子是女性天经地义应该做好的事，与男性绝无干系；

二表现在智英女同事：在同等工作出色的情况下，晋升要比同期入职的男同事更慢、空间更小。

眼下智英的生活半径只有孩子与家庭，她在求职网站搜索找不到匹配的工作。另一方面，丈夫也在网上搜着什么，输入法关联到鬼附身，他搜完产后抑郁症又搜了鬼附身，这表现出他对妻子产后表现异常缺乏一种感同身受后的理解。

这时让我们插入第三者前同事的视角，智英的同事看着她丈夫的照片对她说：你看你丈夫神采奕奕的，你怎么却这么面无血色！

电影要表达的不仅仅是这些。智英妈妈年轻时为了照顾兄长放弃了当老师的梦想；智英姐姐年轻时为了照顾弟妹放弃了当记者的梦想；智英爸爸出国出差，给智英及其姐带的礼物是笔记本，给儿子带的是钢笔；智英读书时被高年级男生不轨尾随，被父亲责备被尾随是因为她裙子短，喜欢笑；还有那些职场偷拍...

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平与家庭对女性的倾轧，所有的事情汇总在一起，强光一样使得智英神志恍惚，有时把自己当做了自己的妈妈，有时把自己当做了自己的姥姥。智英太累了，已经无法再当她自己。

智英丈夫告诉婆婆智英病了的事，希望自己妈妈能够多多体谅妻子。婆婆打电话叮嘱智英要好好吃饭。婆婆的关心缺乏一种人性，而是站在把儿媳当作不能劳损的工具人的角度，需要她好好的以便照顾自己儿子、孙女。

万幸的是智英丈夫一直守护在她身边，发现了她的病，未因此抛弃她，积极与心理医生沟通试图治愈智英心理上的疾病。智英母亲也是从始至终疼爱着自己的女儿。智英没有丢失她最后的稻草，她抓住了爱她的人给予她的帮助，开始面对问题，对社会给予她的不公平发出了自己的心声。

电影快结束时智英与她的心理医生有这样一段对话。

智英：崔医生，我觉得这样活着也不错，作为别人的妈妈，别人的妻子，偶尔也觉得挺幸福的。可是有时候呢，我又觉得自己像是被囚禁在什么地方。我总觉得越过这面墙壁应该就能找到出口，可依然还是碰壁。就算找到其他出路，也依然碰壁。有时候我会想说，是不是打从一开始就没有出口，也会为此愤懑不已。可后来我又明白，其实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别人也应该找到了自己的出口，我不过是自己没能力，才落伍了。

医生：这不是你的错。

社会对女性的不公，不是你的错；

家庭对女性的倾轧，不是你的错。

你是生而平等的，不需因为自己性别而多付出什么才有资格获得幸福。

如果你感到被冒犯就理直气壮的说出来。抱歉，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想要被爱，但更想以平等的身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