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孩

很意外的一次观影，被拉进群里的B站直播间看的《美国女孩》，原本以为是一次惬意的休闲，但是剧情却让我陷入了我从高中开始的不堪的回忆...

那是高中前夕，我妈妈生病了，于是家庭所有的重担都转移到了爸爸头上，原来井然有序的家庭进入了梦魇；爸爸是个很自私的人，没有什么责任感，喜欢逃避，这也是妈妈过于操劳生病的原因；因为爸爸的压力突然增大，我变成了他的出气筒，没有缘由一批咒骂，没有因果一顿毒打；十几岁的我生活几乎没有尊严，那时叛逆成了我那个年纪全部的情绪，对的，我要复仇，我不会让你好过的！高一开旭一开始，我便进入了堕落，翻墙逃课，打架，网吧，足球，在外边漫无边际的晃荡，只要不回家，怎么都可以，我告诉我自己我不会好好学习的，三年后你就会知道结果了。

高中那会有从初中和我一块升到高中班的同学，见过我都在说一句话“王X，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看着他们满是失望的眼神，我对我自己满是迷茫和痛苦，那时，我心里难受极了；直到高三结束，一个要好的同学给了我一个留言“强者生存”，我那时知道他的好意，自己内心也满是无奈，我亲手毁了我得青春，仅仅为了愤怒；从按时起，我似乎习惯了别人的轻蔑，习惯了埋藏自己的存在；高考是理所当然的失败，但是好于预期，也能马马虎虎上个三本，我没有去；我记得那年暑假，妈妈带着我去找补习班，看着她的背影，我满是悔恨和麻木，你知道么，人最可怕的不是悔恨，是麻木，我恨我当时的自己，恨自己的无知；直到现在，我还在做一个无线循环的梦，我回到了高中，重新学习，重新高考，在梦里我似乎记得我高考了无数次，我也没办法名正言顺的再回到班里坐下，我傻傻的站在空旷校园，不知道该去到哪里。

补习的时候，我住校，远离了家庭，心情好多，成绩也在向上，然后一个人去考试，填写志愿，上学...

上了大学，大二的时候，刚考完四级，那年我记得有流星雨，我在宿舍的阳台上也看到了它，像一道道划过天空的飞剑，但是流星对于我并不是好兆头，爸爸脑溢血住院了，家里经济直接崩溃，那会又赶上家里拆迁，刚买了两套房子，我说卖一套吧，妈妈默不作声，其实她不同意；我知道爸爸得脑溢血之前和他们单位一个女的暧昧，傻子才看不出来，也知道爸爸当时打算要和妈妈离婚，有那么几年，我经常会从梦中惊醒，以为爸爸要杀死我，现在我知道了，那时候我对爸爸是极度的不信任，还有自己极度的不安全感；那会我还在想：现在好了，他得病了，遭到了报应，也没法离开妈妈了...直到了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一切都如我所愿，但是代价太大了，可能要用我的一生去亡羊补牢；

大一在文艺部呆了一年，大二是学生会主席和之前的部长问我要不要竞选文艺部部长，我那时懒洋洋的对他们说“没兴趣，马马虎虎干个副部吧”，其实是因为那时候没有钱，请不起底下的干事吃饭；后来有在大三开始当班里团支书，其实里面曲曲折折这里不说了，其实都是因为钱；

大四毕业前，家里要我考研，我其实没有心思去学习了，当时内心的消极能量太多，完全没有动力去学习，自然又是一败涂地，我已经习惯了失败了；大学四年，周围的朋友和同学总是问我：“你为什么不笑啊”，我对他们尴尬的一笑，算是一个回应，内心在对他们说“其实,我，已经笑不出来了”，是啊，我的人生多么可悲，居然已经笑不出来了，脸部的那块肌肉早已找不见当初的记忆，初三毕业的那个暑假，伴随着莫文蔚“盛夏的果实”，我的人生早已发生了转变；姥姥那时候一直念叨，虎虎你长大了就赶快出去吧，不要在家里，出去了，你就好了...

毕业后第一个春天，自己去西安找工作，在那边的城中村的廉价出租房里，冻成了狗，家里一直有股臭味，我以为有死老鼠，直到有一天，在床底下发现了一脸盆的尿；我无奈的笑了笑，把脸盆扔了出去，又看到了在城中村飞檐走壁的小偷，那个地方，阴冷潮湿，龙蛇混杂，夸张招牌是大红大绿的霓虹灯，照着我半边的脸和半边伤透的心，那里是我心中的“九龙城寨”；

培训完成后，我就去了湖北，盛夏湖北，火炉的湖北，没有空调的湖北，那里有下不完的暴雨，还有睡不着的酷暑，还有工作的漫漫长夜，近乎半年的昼夜颠倒的生活后，得以让我逃离了那里，逃到了寒冷的东北，那里有松花江，那里有零下三十度的雾凇，那里有千里冰封和万里雪飘，那里还有我慢慢融化的伤疤；（那会的日子其实有有意思，深夜迷失在梁王墓的山里，汽车被拒马石挡住去路，我摸摸索索的用手机照着看上面的字，赫然写着“文武百官到此下马”，当时还以为进了阴曹地府；在江陵的长江边睡了一夜，后来一艘江上游轮在这里遇到了大风沉没，淹死了好多旅游的老头老太太；在靠近湖南的边界的山里，看到动画一样的桥，下面是奔涌的河流；我们驾着车在东北的老林子里飞驰，我当还合计着这是大兴安岭还是小兴安岭，冬天里，我套着两件羽绒服，区分着那里是雾凇那里是雪花）

写到这里，电影忽然结束，看上去他们家庭忽然和谐了，我笑了笑，怎么会那么简单，我知道他们一家的生活还没有结束，女儿以后可能会高考失利，上了大学因为妈妈去世会自卑，进入社会会有各种问题，生活没有一步到位，问题还得慢慢解决，逃不掉也躲不开；

将近20年，我内心的恨在慢慢消融，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忍耐和宽恕是两个不同的境界，我以为忍耐就是谅解，但是我内心的恨并未消失，宽恕对我内心的广度挑战太大，我也只是初入门径，慢慢尝试，像煎鱼一样，反反复复，焦灼着我的人生；看着爸爸日渐萎缩的身体，他总是懒洋洋的躺在床上刷抖音，不在愿意出门遛弯，妈妈看着我总是一脸歉意，让我心中总是不好受，家里总是刻意去跳过那个历史，谁也不愿多说一句...

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说人死的时候大脑会在几秒内快速回忆自己的一生，当时我忽然震撼，我对自己说，我要好好的生活，为了那最后精彩的几秒钟...

(五张面净纸，说了你们可能不信，一个大老爷们)

1

因为高额的医疗开销，身患癌症的妻子被迫带着两个女儿从美国回到台湾治病，在此之前她和丈夫一直保持异国生活。好不容易适应了美国的大女儿，正处在13岁的叛逆成长期，回乡带给她的第一大难题就是怎么面对逆向文化冲击（reverse culture shock）——成绩从全A变成不及格，班上的同学还管她叫“美国女孩”。把背景设置在2003年的《美国女孩》，显然极富话题性：全球语境中的地域流动与文化重塑，母女关系与家庭矛盾，多子女家庭的亲子关系，疾病（乳腺癌、SARS）的隐喻，“台湾”的身份焦虑等等。这个list还可以写很长。

在阮凤仪的长片首作《美国女孩》亮相台湾之前，同时期正好还有另一部电影，主题也是母女关系、疫情和疾病，那就是来自钟孟宏的《瀑布》。新导演PK实力派，影迷们自然喜闻乐见。《瀑布》呈现给我们的还是那个熟悉的钟孟宏，好像手术刀一样面对家庭的创痛，过滤掉冗余的细节只留下病灶，这些压抑的场景就是被围困的生活的隐喻。“瀑布”既指的是母亲的思觉失调发作时脑中出现的声音，也是母女之间情感、矛盾不断涌动转换的象征，影片最后也结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泄洪中，上流的水冲击而下，宛如瀑布。

两部影片虽然主题相似，处理方法却完全不同。选择思觉失调的《瀑布》侧重挖掘社会情绪的内在家庭表达，影片中思文从精神崩溃到重新振作的过程，正是个体面对社会性压抑的内在修复。而选择乳腺癌的《美国女孩》则更强调家庭的矛盾冲突和女性的直接压力，好比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那个段子——“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美国女孩》的对生活艰辛的还原，收获了台湾观众的口碑。但另一方面，这种琐碎的处理方式也存在争议，无处不在的冲突究竟是对生活的全面展示，还是叙事的凌乱失焦？

2

在长片之前，阮凤仪的上一部作品是2018年的短片《姊姊》。片中妈妈带着两个女儿刚移民到美国，姐姐开始学着异国少女打扮自己，尝试融入华人小孩群体，什么都不懂的妹妹此时成了需要丢掉的“过去”。姐姐偷拿便利店的发饰，妹妹想分享却被拒绝，姐妹大战爆发。妈妈责怪姐姐没有做好榜样，姐姐怪妈妈偏心，把怒气转向妹妹，问她为什么不去死。故事的结尾，姐姐在浴缸里生闷气，妹妹跑来求和，两姐妹的怨气在浴缸里被温水泡开。姐姐没有说话，只是伸手和妹妹一起捏了一个肥皂泡泡，在肥皂泡的晶莹、透亮和无言中，影片结束。

《姊姊》不仅是《美国女孩》的前传，二者还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对位关系。《姊姊》讲的是“去美国”，《美国女孩》讲的是“回台湾”。《姊姊》取巧地截取了一个移民家庭的生活切片，在创投会上成长起来的《美国女孩》则把女儿的故事延展为了家庭、社会、时代的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说，长片并不是重写，而是扩写。而扩写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到底把边界设在哪里。在复杂的文化冲突中，《姊姊》只截取了其中一面，在为人称道的惊艳结尾里，肥皂泡泡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少女心事。相比之下，内容丰富的《美国女孩》似乎有点社会议题“过载”。如果每个人都在战斗，每条线都是一种困境展示，那么该从什么视角来看这个故事就成了一个问题。

家庭片不好拍的重要原因也在这里，生活中常常都是些难分是非对错的琐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需要一条有力的精神线索，才能把散乱的生活收束到具体的影像形态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片其实就是大型情境装置艺术。在这样的情境艺术中，语言很重要，但又未必是最重要的。在《美国女孩》里，矛盾冲突大都依赖人物描述，姐姐内心情绪的外化并不算成功。反而是在十几分钟的短片里，我们看到了很多留白，也恰恰是这些无言的场景把姐姐的羡慕、犹豫、愤怒、释怀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小演员方郁婷很好地塑造了一个“格格不入”的形象，但在《美国女孩》中少女的视角还是显得有些模糊，也常常让人产生犹疑，影片到底是要从少女的视角审视生活，还是生活在审视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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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想起了《过春天》（2018），另一部有关地域流动、家庭矛盾和少女成长的影片。如果说前面提到的《瀑布》是叙事层面的集中矛盾，那么《过春天》则是影像层面的集中视角。影片讲述了少女佩佩的双城故事，白天去香港上学，晚上回深圳睡觉。无意之间，双城生活的便利让她成为了“水客”，卷入了一段青春冒险中。这部影片的导演粗剪版本是基于群像的客观视角，但剪辑师推翻了这个方案，最终的修改方向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主观视角——所有故事都围绕女主角佩佩展开，所有人物都从佩佩的视角去观察。主观视角镜头和表现情绪的特写镜头增加之后，整部影片的冲击力明显增强。当然，这个联想或许并不恰当，因为《过春天》的剪辑修改明显增加了电影的“商业”气质，和《美国女孩》的诉求完全不同。但这个例子至少可以向我们说明，视角对于理解人物、塑造人物的重要性。

视角模糊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整个故事只能通过冲突堆叠冲突的方式来推进。表面上看，“美国女孩”说的是处在文化漩涡中的姐姐，但实际上也指向曾经怀有美国梦的妈妈，既是美国梦的传承与交接，也是母女关系冲突的核心。但影片最大的遗憾也在这里，对“美国女孩”所承载的文化复杂性没有更深入的刻画，“文化冲突”遮蔽了母女之战的真正内核：为什么你要改写我的人生，却又没有能力一直改写下去？母女之间是有怨恨的，怨恨并不是仇恨，而是爱的另一面，是形塑母女关系的重要力量。这种爱恨之间的微妙情感是母女关系比父女关系、母子关系更难于刻画的重要因素。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在母女关系的刻画中，激烈的冲突和争执并不必然等于好的对手戏。最后的结尾也是如此，如果爱可以化解一切，那么故事也就不必这样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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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导演的长片首作都是拍少女心事，好像少女敏感多变的内心世界天然就是电影的镜像空间。但这完全是误会，比如很多男导演拍的少女故事都更像是幻想的少女，而不是少女的幻想。女导演在处理这类题材时会更谨慎，有时候还会选择一种有意为之的平视视角。比如在《嘉年华》（2017）中，文晏用冷静、克制地方式来讲述一桩“少女性侵案”；在《笨鸟》（2017）中，黄骥以散点叙事的方式来讲述少女在校园霸凌和母爱缺失中的孤独成长。在这两部电影中，平视是一种冷漠的疏离，这种冷静的处理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观众形成了对峙。

有意思的地方也正在这里，《嘉年华》和《笨鸟》的冷静常常让我们感到茫然，《瀑布》中的隐喻也会让我们感到压抑和难懂，而《美国女孩》的“失控”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因为无处不在的痛苦，岌岌可危的家庭太容易让人如临其境了。但值得反思和追问的，或许正是这种对真实与痛苦的过于具象的表达，因为现实主义的那个“现实”，不是拼贴现实，也不是复制现实，而是追问现实，超越现实。

本文已发表于《北京青年报》，发表时有改动。

《美國女孩》這部戲未上映前在亞洲影展（金馬影展、東京國際電影節）早已獲得注視，在金馬影展奪三獎，觀眾票選大獎。阮鳳儀從素人一躍成名，在拍長片前短片《姐姐》在HBO的短片比賽先聲奪人，帶著台大畢業的作品《抹片檢查》到美國電影學院拍出《姐姐》，再擔任了其它短片的制片人，一步一步成為金馬的最佳新導演。《姐姐》(Jie Jie)的大綱與《美國女孩》成對照，兩者是姊妹篇的作品，前者是導演在1997年移民到美國，摸住石頭過河的寫照，後者是回流台灣形成中外的文化衝擊。阮鳳儀的背景是特別的，對美國生活進進出出，成為亞裔美國人，但她不認為自己是美國女孩還是台灣女孩，兩者都局限了身份認同，電影成為了她的救贖與治癒的東西，由《抹片檢查》由自身的體驗關心女性健康，到《姐姐》是親身經歷，《美國女孩》關注的亦有延續過往的母體，移民、女性健康、家庭、母女。

阮鳳儀：由文青到導演

另一邊廂，林書宇以《百日告別》（2015）描寫喪妻之痛，在戲中林嘉欣飾演的婦人的故事與他的原形萍水相逢，林書宇用創作跟愛人告別並帶出陪伴的必要，今心，念。思念是一直都存在，這次林書宇監製《美國女孩》與阮鳳儀的經歷有相似之處，二人小時候也是有兄弟姐妹，曾經在美國留學再回到台灣，一樣有文化上的水土不服，最終二人考上大學再出國修電影，也可謂是前輩幫後輩。以女性筆觸寫家庭的崗位，戲裡兩姐妹方郁婷與林品彤一位理性與感性的對比，而現實中導演與妹妹的關係互補，妹妹鼓勵姐姐拍電影資助她，在修改劇本時提意的元素構成這部電影的原形，體現到家庭的溫暖。藝術源於真實，源於交出真心，縱然是戲劇但真誠沒法子騙人，表面上電影的設置很簡約，四個角色，但他們要面對各自的生活、互相抽離又互相捆綁，內裡有不少衝突，同一時間發生很多事情，但選擇不以煽情的手法都逼出眼淚，是在於同理心與自省而來，值得借鏡。令人流淚的電影不一定是好電影，令人產生想法、消化而吸收氧氛的才是好電影。

以新導演來說，阮鳳儀的編導作品選角與鏡頭的帶動是相當高水平，在華語世界只有台灣能夠有本錢與心思創造這種家庭片，這是台灣電影的海歸派在中西文化間創造的文化語境，一種真摯而慢慢的紀錄、在傳統價值與現代之間的撞出來的。由李安的家庭片演變與吸收，由台灣到美國，到現在要由美國回到台灣，建構出兩地混合的身份。目光與成長有別一般導演，而兩者是溫柔，體現到承傳。而阮導個人也看不少家庭片取經，如《伊朗式離婚》、是枝裕和、達內兄弟的電影，第一部電影以自身家庭為出發點，各人在媽媽患癌的事情上泛起生活中的小波折，但都靠著愛而成長、包容與接納大家的不同。家人的確是麻煩的東西，又愛又恨，但卻是骨肉相連，在看完這部戲後鬆了一口氣，阮媽媽捱過了癌症存活下來，一家人可以看這部電影見證女兒的成就。如何衡量一個人是不是好導演，感受電影的誠意就知，阮鳳儀有機會成為大器，成為台灣女導演/作家的標誌人物，成為亞洲女導演的明日之星。

阮導與阮媽

電影未上映就很期待，也許是導演關心的東西與價值觀觸及到個人層面，在映後談聽到導演說喜歡文學，在準備這部電影前看過西西的《哀悼乳房》，對她的愛、對電影的愛就更加昇華。阮鳳儀提到她喜歡閱讀，看女性主義的著作，而戲中的芳儀是她的影子，在美國回流到台灣的芳儀，國文成績不好到進入台大中文系，然後受到啟蒙拍片、學習電影，在美國電影學院漸露頭角。電影背景設定在2003年，不約而同有幾部港片也提到2003年的沙士，台灣亦有影響，爸爸的生意要來往兩岸，台灣也擔心病毒傳入。而現在全世界面對疫症，困在家裡的家庭有他們的困擾，影響力比沙士浩大。而在這個時候芳儀的成長與我們也相當接近，電影裡大量周杰倫的音樂，《安靜》、《開不了口》、F4《流星花園》、SHE《美麗新世界》在香港爆紅。在那些年的台灣陳綺貞的小清新形象的興起，在《美國女孩》片尾出現她的新作《盡在不言中》，都是回憶與情愫，在網絡時代用MSN，用無名小站都是八九十後的回憶與時代產物。因應疫情，電影僅用了28天拍攝，期間林嘉欣要隔離，一切都是巧合。以2003為背景回看歷史，描寫青春期的躁動，也回顧了導演一家人的故事，導演認為她在創作過程是治癒與賦予了一重新的意義，在崩離的情緒中重組與轉念。

不諱然地說，對《美國女孩》有一定的偏心，就是在選角上，轉眼間林嘉欣在電影圈打滾20年，由第一部《男人四十》演的清純學生妹到醜化的《怪物》，拍港產片的她與拍台片是兩個世界，在香港她永遠也找不到一個拿影后的角色，而台灣可以給她這片空間。靜靜拍電影，《百日告別》獲得金馬影后實至名歸，在《美國女孩》自身有當媽的經驗，當起兩個小孩的媽媽相當勝任。《美國女孩》四位演員，兩位大人帶著素人小孩入戲，四位的喊戲、感情戲、爭執位的排戲與鋪排十足一家人的日常，投入感相當高。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有時電影要表達的東西很簡單，是生活化與普世價值。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瑣碎的事也可以轉化為劇本，成為大家共鳴的事情，一家人吵吵架，小時候被父母體罰、摔門、騎自行車、吃爸爸不知所謂的料理，各種埋怨、大約在戲裡芳儀的年紀媽媽曾經要入院做手術，每一樣也似曾相識，當時是如何渡過的？明知爸爸工作辛苦為何不懂事怨他煮的東西難吃，現在明白少不更事，到長大後家裡出現問題，就更明白長輩默默撐起這頭家，肩負起責任。有很多東西要長大才會明白自己多幸福，看《美國女孩》難免有情感投射，不再單純是一部電影，而是說生命的無常與入世，亦是很多家庭的寫照，一家人埋怨過去仍然會生埋怨，討厭誰誰誰，然而當事情發生後大家會有轉變，患難生忍耐。與導演是同代人，即使在不同語境下也會有共鳴，成長的苦楚，不同年代的會觸碰到。

《美國女孩》的優點是攝影師捕捉到氣氛與神髓，這個家的關係是複雜的，媽媽與女兒回台灣重新適應生活，久未生活的夫妻要習慣同床異夢，為了女兒而在一起。婚姻在破裂的邊緣，但同時為了兩個女兒又不能離婚，被責任綑綁，關係淡了，到底是愛還是責任？同一時間在電影裡發生很多事情，芳儀、芳安在學校的適應、爸爸公司的問題、媽媽面對乳癌的堅強與她也有軟弱的一面，很多事情都沒有答案。芳儀表面上不解媽媽，但在她這年紀要她生性、完完全全當一個YES GIRL而失去這個年紀應有的生活與對未來的憧憬，是沒可能的。亦不可以一口咬定女孩的自私、自我、她也有理解家人的一面，但她亦有排解不了的心事。家庭裡一個人生病，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不習慣做的事、家務、通通都要有第一次。在戲中林嘉欣飾演的莉莉是個堅強的人，在做完手術後很快回到家裡重掌家事，打掃、煮飯，盡母親的責任。她的美國夢碎了，難道她又安樂嗎？對爸爸來說，久未見面的女兒回到家也有疏離感，孩子長高了也不知道，媽媽一直強調女兒要在家裡跟爸爸說中文的隔膜。

芳儀成為了「太空人」，以前香港出現移民潮居於兩地的家庭就叫「太空人」，芳儀、芳安一下子回到地球了，要面對文化衝擊，首當其衝是身份標籤，就連老師也有排外心態，美國女孩在學校被老師強調自己的身份，妹妹在街頭被補習班的同學嘲笑，在文化背景上格格不入。同學在聽流行曲，芳儀說英文、看外國雜誌，在食物與習慣上由吃雪糕、漢堡到後來吃八寶粥的演變。在學校裡由資優生到低分的問題學生，從外國自由的校風到保守校園，在學校本來有思婷為好朋友，但成績原因被家長阻止交友。個人最喜歡的一場戲是家長會上莉莉為女兒說的一番話，家長挺身保護女兒；然而女兒卻在文章中寫到討厭她，叫媽媽快點去死的氣話。芳儀心裡很想媽媽留意她，但家裡太多瑣事又要照顧妹妹的感受，兩姊妹間亦有衝突要化解。媽媽一個人去做化療獨自面對，不忍與女兒分享當中的痛苦，為母則剛，嘗試維持家的秩序。在這個家已變成Dysfunction的家庭，問題少女離家出走、患病的媽媽、面對生活壓力無從抒發的爸爸。電影在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大片留白的地方，苦樂參半的混剪，一時與媽媽吵架，一時去吃新地雪糕，展現愛恨之間的混集，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只有面對現實，哭過恨過就要前進。

對莉莉來說回去台灣是對是錯，無從稽考，但一場疾病讓一家人重新聚在一起。在戲中爸爸的角色是主外的，在外面賺錢養家，盡量滿足女兒的慾望、買單車、買梳妝枱，是女兒心愛的慈父。爸爸在戲中受的壓力也太大，要到內地出差，在公司有工作壓力，回家還要看太太與女兒的面色。在結尾一場哭的戲份大解放了，雖然最主要寫的是母女關係，但爸爸的支線看到忍辱負重，爸爸媽媽縱有不一樣的價值觀，但也和平共處。每個人在自己的位置上看事物也會有盲點，只看到自己，莉莉對死亡感到恐懼，但她有這個想法時第一時間也想到女兒。她知道女兒的想法與心事，但當下是無能為力。

幾場吵架的戲、掌摑也是出至於愛，正所謂打者愛也，情急之下也是人之常情，相當精彩與釋放了壓抑的感受。於是展開了反叛女兒的逃家，喜歡這部電影的不慍不火，父母對於女兒逃家的擔心與體諒，沒有責備。戲中的留白使到電影不流於電視劇廉價的狗血劇情，沒分是非對錯，女兒認為媽媽不夠努力是她在家裡聽得太多氣話，但她是明白、對媽媽愧疚。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學校的部份。班主任鼓勵芳儀寫文章表達自己心裡的感受，並參加演講會，最後有沒有演講已經不重要，最重要是打開了芳儀的心，電影以兩母女相擁作結也是以愛封緘。

電影是導演私密的家庭電影，將自己家事搬上大銀幕不是新鮮事，加拿大導演Sarah Polley的紀錄片《Stories We Tell》（2013）角逐奧斯卡紀錄片提名就拍攝自己的身世，父母另有其人。將家事化名，轉換角色作文本創作，有助抽離，再加上另一位編劇李冰的合作，才有姊妹間的火花與電影需要的元素，增加戲劇元素，將戲劇效果結合。《美國女孩》的穩打穩紮來至長鏡頭的運用，特別是母女爭執的場口，在美式餐廳一段的長鏡頭帶著孩子入座，由遠處的客人透視餐廳的格調，實現了兩位女兒的願望。電影鏡頭與演員保持距離，不煽情、不需特寫、不去誇大窺探別人的內心，是令人舒服的電影。

宗教、傳統與動物

在戲中宗教與傳統也是中西方交匯的元素，家裡的觀音像換成十架，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在莉莉初到美國接觸到基督教，在戲中她打算受浸前最後一次燒了些紙錢給父母，芳安問到那公公婆婆日後會很窮嗎？一句童言無忌的大智慧。這一切就是宿命論，沙士在世界肆虐，而這段時間女兒發燒，要在醫院隔離，左右為難，亦是天注定的考驗。回到台灣不只要面對文化的適應，在傳統觀念與新思維上存在矛盾，禮教與框框是人設的。

在這部電影的優點是一家人的價值觀不盡相同，宗教的不同、父母對待女兒管教的方式不同，爸爸對女兒千依百順，媽媽是倔強有原則的，做到和而不同去維繫家裡，與一般華人家庭的嚴父慈母，要很傳統的不同。戲裡面喜歡爸爸的角色，也許男人不擅長說自己的心事，盡量不將壓抑的情緒在家人前爆發，抽煙是他獨處放空的私人時間。當他要面對莉莉的負面情緒，規劃死後的計劃與心願時，他就會逃避與不願面對，堅信一家人仍有將來。一家人墮進情感的進逼，家人是麻煩的東西，氣話裡滿是對家人的愛，麻甩的愛、憤怒也可以是愛，愛是一體多面的。

戲裡的動物，馬的出現與芳儀的自我救贖是神來之筆。阮導在訪問提到寫到第四稿時，她問親妹妹的意見，妹妹提議她加入馬的元素，因為她喜歡馬與屬馬，於是有了Splash的出現。Splash是芳儀響往是寄託的東西，代表美國夢，但在台灣沒機會再遇，於是她出走去尋找失落的東西，遇到一匹外形像Splash的馬，她撫摸牠，嘗試控制牠，但事與願違要覺醒起來。Splash永遠不會回來了，美國夢要完了。導演提到最初希望是可以騎馬的，但最後危險與要練習而放棄。除了馬外戲裡出現鳥，芳安餵鳥吃東西，有些片段很瑣碎，兩姊妹之間亦會吵架，一家人在愛與痛的邊緣來回，節奏控制喜樂參半，到推到後段的高潮。一家人遇到事情愈戰愈強，再聚在一起與釋放了大家的壓力與負重。

芳儀的日記

感恩的心

《美國女孩》是一部好電影，影評人誇獎為超越很多人的首作，在戲裡看到幾樣東西，為母則剛，為父的平衡家庭亦令人心痛、擔憂的角色。芳安的早慧與洞悉世情，在電影選角上故意找年紀與芳儀有差距的，帶出妹妹的理性與姊姊的任性。思婷跟芳儀說了一句話也是有道理，「也許媽媽真的很努力了？」對的，大家都很努力，世界不只是你有煩惱，至少在這部電影看到家事一點也不無聊，有普世性，少些埋怨，在家人角度易地而處，體諒，化解怨恨，享受生活才是王道，景隨心轉，心存感恩。倒是感謝阮導拍了部有溫度，感性的作品，沒有過去，沒有現在與未來，迎難而上。

刚刚过去的冬奥会中，中国选手谷爱凌一举斩获多枚奖牌，成为了本次冬奥会最耀眼新星。

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她，即使是说惯了英语，在接受采访时，也非常努力的坚持着用着自己略带北京口音的中文回答。

即使身在异乡，仍不忘赤子之魂，令她吸粉无数。

今天要讲这部电影的主人公也是这样一位从小跟随妈妈去到美国长大的——

此片提名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和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最佳影片”。

在本周口碑榜位列第一，讲述了一个动人细腻的家庭故事。

03年，莉莉罹患乳腺癌，已经在美国洛杉矶生活了五年的她，带着女儿芳仪与芳安回到台湾，接受治疗。

两姐妹刚下飞机，踏上祖国的土地，相互之间还用着流利的英语交流，

一旁的莉莉提醒她们一会儿见到爸爸记得说中文。

显然，芳仪、芳安对突如其来的返乡有些束手无措，

同样，面对病情的进一步恶化，以及与丈夫宗辉多年的分离，回国的莉莉经受着生理心理的双重折磨，情绪极端消极。

阴霾不止笼罩了莉莉一个人，这个墙上爬满了壁癌的小家一时间都变得风雨飘摇。

丈夫宗辉因工作原因不得不常常往返大陆与台湾之间，工作繁忙的他在上班间隙还在看抗癌的书。

心系生病妻子的他面对不断地出差也显得心烦意乱。

和许多粗神经线条但心系家人的丈夫形象一样，

与妻女分离多年的他早就已经忘记了女儿们已经过了喜欢去动物园的年纪，也不知道芳安最讨厌番茄酱。

他会在面对女儿要东要西的时候勃然大怒，也会悄悄的把脚踏车买回来；

会抱怨妻子信仰基督无用，但在朋友送他观音时，他却会因为莉莉的信仰而拒绝。

面对成年人如山的压力与挑战，女儿们的烦恼显得稚嫩又无奈。

芳仪回到中国的第一场战役就是面对没有发达互联网的老式电脑，

除了互联网，芳仪其实时时都记挂着美国，记挂着邻居家的朋友杰西和她的小马水花，时刻想要回去。

因为在美国成绩优异才可以转学进当地中学的芳仪，还没入学就被来了一个下马威。

上学需要穿统一的制服，甚至是一样的发型，在自由成长的环境下长大的她，一时间难以接受。

同样面对身份认同困惑的还有更小就在美国长大的妹妹芳安，

被路边的小孩讥讽“英文好了不起啊，不还是要补习”。

妹妹更多的难题是源于家庭的分崩离析。

作为在家中话语权最小的“旁观者”，她试图揣测着这个家的一切风吹草动，

叛逆的姐姐试图激化父母的矛盾，使他们离婚后，自己得以回到美国。

对死亡的恐惧，对新生活的不适应，一切的一切，家中的各位无一不是精神敏感，在爱与恨之间游离徘徊。

爱与恨是矛盾，也是共生。

莉莉会无端地向女儿抱怨，甚至将自己生病的原因都推卸到女儿身上；

但是面对家长会上，其他家长对芳仪的指责，莉莉也会跳出来当众据理力争。

03年，一个与当今时代背景烙印相同的年代，SARS的蔓延也侵入了这个小家，但他却成为了这场家庭矛盾的粘合剂。

妹妹芳安因为一次发热，在医院里被要求集中隔离治疗。

宗辉取消了大陆的工作，芳仪也失去了自己努力了很久的演讲机会。

在脆弱到极点，只有爱才可以将家庭凝聚在一起。

面对在阳台束手无策的莉莉，躲在一旁的芳仪第一次直面妈妈的脆弱，

她也毫无保留的将自己对妈妈的担忧，自己的脆弱展露给妈妈。

从以《妈妈我恨你》为题，却不愿说与妈妈听的演讲稿，到主动让妈妈帮忙掏耳朵的促膝长谈，

家人永远是最特别的存在，血缘关系是彼此不可分割的纽带，而沟通才是加固这一纽带的唯一方式。

《饮食男女》中朱老曾说：“其实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照样可以各过各的日子，可是从心里产生的那种顾忌，才是一个家之所以为家的意义。”

《美国女孩》选择了最能代表台湾电影的家庭片风格。

说到台式家庭片，我们最先回想到的应该就是80年代台湾电影新浪潮时期的杨德昌、侯孝贤、柯一正等。

他们将镜头主要集中在家庭的年轻人身上，

尖锐地观察台湾青少年由现实所导致的心态上的变化。

在对于家庭的表达上，他们采用冷静沉闷的镜头书写家庭叙事主体的变化，

对于台湾“在地性”的表达也由政治、经济、社会转移过渡到文化领域。

《一一》杨德昌

如侯孝贤的《童年往事》等作品以两代人的视角探寻“大陆的意义”以及“根”究竟在何方，

以“我”为代表的新一代年轻人对“大陆”的概念是一种模糊的状态。

《风柜来的人》里青年一代终日无所事事、百无聊赖，边缘人物的挣扎，

伴随着台湾子一代人精神与身体的尴尬处境；

《风柜来的人》侯孝贤

时间来到90 年代，以蔡明亮、李安为首的“新生代导演”延续对台湾家庭中青年一代的“注视”，

并加入了一种“跨文化”与“跨地域”的冲突描写，对传统社会与中国父权文化的思考和探寻。

对于“在地性”的情感表达也趋于平静、温和。

《喜宴》李安

李安家庭三部曲中所塑造的三个“父亲”都由郎雄饰演，实则为同一形象，

从《推手》中父亲老朱对传统伦理的坚持，

到“跨地域”《喜宴》中的高父内敛沉默、妥协退让，

再到最后回归台湾的《饮食男女》中朱老爸彻底无力放弃父权。

原先电影中展示的绝对性的“父权社会”的形式被打破了。

《推手》李安

侯孝贤、杨德昌、李安到近几年新生代导演张艾嘉、钟孟宏、林雅喆等台湾影人，

均以不同的身份体和个人情感倾向，直击东亚社会的内核。

从宏观角度看，家庭是社会中最小的单位，是人类生命进程的起点，情感建构的基础。

在“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下，家庭片的“复兴”好像悄然来临，

《孤味》横空出世，一举冲上了豆瓣21年评分最高华语电影的榜单；

由钟孟宏执导的《瀑布》（之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的）也长居口碑榜；

更不必提，《你好，李焕英》以54亿人民币春节票房，跻身中国影史前三。

《瀑布》 钟孟宏

后疫情时代带给大家的生命的感悟，成为了家庭片复兴的助燃剂。

与此同时，令我们如此近距离接触到生命，更让我们认识到了什么才是我们最在乎的事。

*本文作者：浅浅

！一个是女儿想给马套缰绳马却不配合时，我一下子就哭出来，像极了拼命想找个情感寄托的自己。片中马的那个眼神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那种又理解又同情却又恕难配合的感觉，让我仿佛看到了那些想要推开我却又下不去手的人。 二是爸爸对女儿说，如果你就是爱美国我砸锅卖铁也会送你回去，但如果你只是在逃避，到哪里都一样，瞬间泪崩，心被猛扎了一下。看看自己的生活，又何尝不是一直在逃避。

我恨东亚家庭，宛如最后那个明晃晃隐喻的红薯苗，它腐烂，但我靠它活着，窗外是一个好消息，但我仍置身铁笼子。

体弱的母亲，因为需要赚钱而背井离乡的父亲，瘟疫时心照不宣压下不说但吓到出冷汗的心理疮疤，隔着门听到的无止息的争吵，在心里暗暗发誓不要成为母亲直到某天意识到她便是我，在疫情时因工作离开的父亲与歇斯底里的母亲……而我没有一匹马，我甚至不能想象一匹马，骑马是什么感觉？——“像世界停了一下，然后什么都不重要”。

我可以列举出它少了什么缺了什么可惜在哪里，但我不必，批评的话留待我痛哭过的以后吧，现在我要哭了，没有一匹马。

看完之后我不知哪里来了一股恨意，我恨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恨什么。是该恨每个镜头我都有身体反应该恨在我耳边响起的不止有电影的听觉语言，还有父母永无宁日的争吵，歇斯底里的母亲，背井离乡的父亲。该恨我血管里流过的卑劣残忍与天真，该恨我就是这样的人，在腐烂的红薯上长出苗，被同学霸凌被自卑淹没被不曾停下的自我厌恶侵扰。而与之相对，我那“与回不去的故乡的马一起流泪的”人生甜蜜幻觉剂不过是偷偷捡起别人丢下的漂亮贴纸——直到十年过去我对着成箱的手帐贴纸依然燃起一卷也不能舍弃的热病般的贪婪。

我恨什么，原来我恨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