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尼凯克

采访丨北岛淳子

整理丨北岛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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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我们了解到《强尼·凯克》这部电影由郭采洁参与出品，可以聊一下是什么契机会让她想要投资这部电影吗？

A：郭采洁其实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参与到的。因为之前我完全不认识她，当初我们前制的时候有一个小的导演组，郭采洁是当时的副导引荐来的。那时候这部电影还在企划案的阶段，我们要去创投，要去募资，就在我们讨论企划案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女孩子坐在那边，一看是郭采洁，她说她来看一下电影的制作，当时我也很意外。那场会议结束之后，工作人员才告诉我郭采洁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可能会想要投资，后来她也有参与更进一步的探讨，并说明自己会投资《强尼·凯克》。

Q：那郭采洁对剧本有参与吗？

A：完全没有。她只是与工作人员讨论，会用什么方式来投资这部电影。我知道的时候她已经正式成为投资方。

Q：因为我们在此之前并没有看过您的其他作品，包括短片、纪录片，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都是在电影节，例如之前的上海电影节、台北电影节，还有这次金马影展，所以您算是空降在台湾影坛。那么请问导演，您是如何构想出《强尼·凯克》这个故事，又是怎么完成它的呢？

A：《强尼·凯克》的剧本之前是另外一个比较类型的片，但由于一些执行的问题，拍摄会涉及到台北的捷运站，在实际操作方面拍摄起来会比较困难，但电影还是想拍，所以我就把那个故事中的人物拉出来，重新写了一个剧本，把那个故事中可以用到的部分引入到《强尼·凯克》，还有感觉的部分也重新抓出来，放到新的故事里。我的故事设定还是放在台北，写剧本的时候就会坐在咖啡厅，看看周围发生的，和自己身边的事，像散文杂记一样写成一段故事。写着写着就有了片中三个人物，三个人物其实也是很复杂的，而瑞玛席丹演的角色就是我朋友的朋友的原型。其实故事里很多角色都是这样被组装出来的，可能有原型，可能没有，可能完全虚构。有了人物之后再去想他们会在台北发生什么事。《强尼·凯克》没有三幕剧式的戏剧冲突，就是很日常的城市人的生活状态。

Q：《强尼·凯克》中三个主要人物确定之后，是怎么找到瑞玛席丹、黄远还有柯宇纶来出演这三个角色的呢？

A：柯宇纶的部分在写的时候其实投射的就是他，首先他符合那个年龄层，其次那个角色的生活感要很够，需要帅又能太帅，然后看起来要跟大家没有太大的距离感，太偶像就真的没办法，所以很快就决定是柯宇纶了。黄远也是蛮快就决定的，很快就约他喝咖啡聊一聊，看着这个男孩子就决定是他了。瑞玛是最难确定的。

Q：那黄熙导演是不是有看过黄远之前的作品，《强尼·凯克》中的角色与他之前演的角色其实差别很大。

A：有看过，其实每一个演员我都会去看他们之前演的作品。但是瑞玛席丹就没有影视作品可以看，只能看她主持节目和她自己在脸书上讲话的样子。黄远我就有看他的戏，比如王小棣的《酷马》，他演一个鬼魂，还有《不能说的夏天》，都有看。

Q：瑞玛席丹没有之前的作品可以参考，那导演是怎么想到她可以来演徐子淇这个角色？

A：我就看她讲话，后来就约她喝咖啡，我们不聊戏也不聊剧本，就像朋友一样聊天，她可能会聊到一些比较私人的话题，还有个人的经历。慢慢地再跟她聊这个角色，看她对角色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从聊天过程中觉得她适合徐子淇这个角色。

Q：片中演员的表演都很自然，想知道导演在现场是如何指导演员，或给他们做了哪些功课？

A：每个演员他们都会对自己的角色进行一些了解，比如黄远就需要了解亚斯伯格症。台湾有一个小可乐剧团，他们的孩子会有这样的疾病，所以我们就会陪他们一起排练，黄远也会和这些孩子相处。然后瑞玛就是做比较多日常的东西，主要是和那只鸟培养感情。本来她不喜欢鸟，但是后来她与鸟就相处得非常自然。

Q：那只鸟和瑞玛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那电影拍完之后她有带回去养吗？

A：她其实很想养，但是那是摄影师养的鸟，所以后来就没有带回去养。

Q：我们知道这部电影是侯孝贤导演监制的，当时你也有两个剧本给他挑选，那侯导是为什么会选择《强尼·凯克》这个剧本？

A：这个我不知道，也没有问。他选完我拿了本子就走，因为我很怕他改变主意或是又想到其他什么，所以也一直没有问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剧本。

Q：我们在这部电影中看到非常多关于交通工具的部分，比如捷运，还有结尾的塞车，可以谈一下你为什么你会在电影中设置这些交通工具吗？

A：因为我觉得人每天都是从A点到B点，从B点到C点，每天都是这样移动来移动去，要么就是走路，要么是公车捷运，或者是自己开车，所以我觉得移动就是一个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城市人每天都太忙，只有在移动的片刻，在走路、搭捷运或是在车子上的时候才有可能发呆一下，那一刻人就可以稍微感性一点。移动在我的构思里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部分，最主要的也是绑回《强尼·凯克》最哲学的问题，也可以联系到凯克那只鸟要不要飞的那个情节。

Q：我们了解到导演曾经在国外待了很久，在美国生活了很久，现在又回到台北，那么对于导演你来说，在纽约的移动和在台北的移动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两个城市又了你什么不同的感受呢？

A：我自己本身的移动方式是不一样的，在纽约我很常走路，但是在台北我很少走路，我会骑车或开车。台北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当你在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很讨厌它，觉得它很挤很臭，可是一出去之后又会觉得好想回家。就像一个在一起很久的情人，没有它的时候会想念它，可是在一起的时候又会觉得腻，台北对我来讲就像是这样。

Q：听说导演在拍摄之前没有画分镜，那到现场拍摄的时候会不会有比较茫然，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镜头的状况吗？

A：一开始剧组因为这个问题有些摩擦，但到后来就会磨出一个方法。我和姚哥的沟通也比较顺利，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导演和摄影师，他又是拍纪录片出身的，所以跟他说分镜头是一个蛮可笑的事情，我相信他会捕捉到一个演员最自然的状态。就像黄远下雨骑车那场戏，其实就是临时加出来的，当时正好下雨，剧组处于停滞状态下，姚哥就说：“快想一下他在干嘛”，后来就有了那场戏。

Q：《强尼·凯克》哪一场戏拍最多次，最难拍呢？

A：瑞玛坐在那边发呆的那场戏，其实只有几秒的镜头，就是她拿着一个水杯坐在那里。那时候拍摄室内温度有40多度，瑞玛又是一个非常躁的人，她静不下来就会很急，加上又很热，所以那场戏就拍了很久。

Q：结尾塞车那场戏有拍很久吗？

A：我记得是两三个take，但是他们说没有那么少，大概是五六个take。

Q：所以那场戏车坏掉，瑞玛席丹和柯宇纶在车上的对话是即兴的吗？

A：其实有给他们一个基本的台词，但是他们有自己加一些东西进去，因为制片组吓他们说这场戏只有一次机会，不然警察就会过来，那我们就没有机会拍了，这一天就完蛋了，所以后来瑞玛就很慌张，呈现出歇斯底里的状态，她吓到台词都讲错，把高架桥讲成高速公路。其实那一个take就已经可以了，但是警察没来，我们就继续拍了。

Q：那场戏是一开始在写剧本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的还是后来才想到的？

A：一开始写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就是想表现出一种台北很繁忙的样子。后来在勘景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刚开始制片组的评估是不可行，但我和姚哥沟通以后还是觉得可以硬拍。

Q：导演实际拍摄的素材有多少？

A：有人告诉我好像是5000多分钟。

Q：那剪辑的时候不会很困难吗？因为很多都是即兴的东西，在剪辑的时候会不会很为难？

A：有，剪辑是一个很痛苦很痛苦的过程。我和另一个剪辑师一起剪，我剪得很毛躁的时候就给他剪，他也是这样。最后我们再把剪完的东西给侯导看。其实我们有剪两个版本，一个是短版一个是长版，短的是90多分钟，现在的是一个长版。短版比较年轻一点，节奏再快一点，很多的选择性再煽情一点。长版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

Q：《强尼·凯克》中的角色都刻意地省略了他们过去的部分，是导演本来就没有想要拍还是篇幅的关系？

A：本来就没有想要拍，如果放进去就会显得太啰嗦。

Q：这部电影从监制到音乐都是侯孝贤的班底，也有人会觉得和侯孝贤的电影有相似之处，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吗？

A：目前为止还没有，其实我也蛮讶异有人这么认为。我年轻的时候不是特别看得了侯导的电影，当然现在慢慢可以接受了。《强尼·凯克》在创作中也完全没有参考任何华语电影，当别人问起我这部电影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作品的时候，我也完全不知道。所以当听到别人说像新浪潮，像侯孝贤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奇妙，因为我并不是一个粉丝，也完全不是那一挂的。有人提到《一一》的时候，我就赶快把《一一》拿出来看一看，因为有人觉得像，那我就会看一看到底像在哪里，但是内心还是蛮虚的。所以，到底哪里像？（笑）

Q：导演是如何与林强沟通这部电影的音乐的呢？

A：最早打算用爵士乐，但是当角色状态出来的时候发现爵士乐放在片子里很怪，不适合，后来我才想到应该是电音。电音的话强哥应该是不二人选了，所以也是后来才找到强哥，并不是一开始，但是强哥也很帮忙做了音乐的部分。

Q：侯导对《强尼·凯克》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A：我觉得是他对演员的方法，他会让演员去熟悉必须熟悉的地方，会建立起人与环境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是参考侯导的方式。

华语片不会让你失望的台湾电影

第一次 更是黄熙第一次 将无法名状的孤独 甚至孤独的原因 说清道明

不知道侯孝贤发了多少力 林强一如既往的入骨扎心 偶尔手持的心机和空镜头 高架桥和捷运进出的站台 表达本不会说话的景物内心的情绪

喜欢孤独的人 在寻找强尼的故事里 变的并不矫情 每一个孤独的人 每一个享受孤独的人 都有一段隐匿在心里的亲密关系 每一个浸淫在孤独中的灵魂 都是享受对苍茫世界的逃避 可更贱的是 车子会抛锚 疯狂奔跑的汗珠会粘腻 鹦鹉会飞出去 生活 还是会继续

没有错 我是很喜欢听讲外国名字的台湾口音

文|汤旅

发表于公众号MOViE木卫

异地来到台北生活的女主角徐子淇（瑞玛席丹饰），患有间歇性失忆症的青少年李立（黄远饰），台北工头张以风（柯宇纶饰），他们各自的生活，互相独立又交叉，不以情节点做叙事推动，而任其生活发展。那么，这部生活流电影究竟如何呢？众说纷纭。

茶杯里掀不起浪，屋中鸟一样的生活

影片以青少年李立在捷运遇到邻居徐小姐为开场戏，李立认出徐小姐偷带鸟上捷运后，徐小姐不太搭理他，然后李立跟着徐小姐走了一路，回到了各自家里。开头这场戏便足够漫长。在林强做的氛围音乐配合下，李立与徐小姐的行走，产生出一种悬疑的感觉。徐小姐回到家，与电话里的男友讲到自己最近经常被陌生人误打电话，使观众按照正常剧情逻辑会去遐想：这个事件接下来会如何发展。而这个小事件至始至终从未被揭示，它不作为推动故事的线索存在。

作为台湾新电影的风格延续，影片由生活本身与人物情感推动向前暗流。氛围音乐的不断渲染与小事件的发生，又使得观众在平淡生活流中，遐想连篇。徐小姐喂鸟的这场戏，就如同侯孝贤、吴念真过去的影片，人物吃饭的五分钟，实实在在呈现在电影之中，仿佛观众与人物共同生活，而这个小事件，依然不构成叙事的推动点。鸟飞了出去。徐小姐在酷热晴天中，寻找鸟（即《强尼凯克》片名中的凯克鹦鹉），台北的街道生活感，充盈在电影画面中，人物在街道上，又是停留了许久。

街道这场戏的停留，把主角三人（张以风、李立、徐小淇）交织在了一个生活小碎片中，而它仅仅戛然而止。影片之后的叙事，又分别以其他看似毫不相关的生活碎片组成，它们构成的是情感顺承关系，而非叙事顺承。最初不经意的街道出场，帮忙抬窗户玻璃，屋顶漏雨检修，到最后徐小淇与男友争执夺门而出，坐上了张以风的车，终于在天桥上奔跑，将情感线推到了最高点。这里电影的做法并非叙事推动，而是生活的小碎片搅拌流动，自然的情感增进。为了更自然，导演黄熙将原本的床戏换成了奔跑，因为情感点不足以触发床戏，而奔跑则恰到好处。

生活如同茶杯里的茶叶，出现小的的震荡波澜，但立刻又归于平静。影片中的生活，也如同屋子中的凯克，它偶然飞出去，但这并不代表什么。不断骚扰的陌生电话、工地里捡来的发霉烟盒、屋子漏雨检修等事件就像这些小的震荡，不同于传统的，至始至终未揭露的麦格芬，这些未解开的事件不是推动情节的关键，而只是生活中的小风波，形成的是对生活和情感的小波澜呈现，而非繁杂的意象隐喻。结尾抛锚又前行，就如同屋中之鸟，时而扇动翅膀，而又总归是平静的

此生活流非彼浪潮

《千禧曼波》中的豪豪（段钧豪）、高捷都出现在了《强尼凯克》中，豪豪从青年痞男，变成了中年油腻大叔，还带着一个孩子。高捷则几乎是在片段镜头中，一闪而过。林强的配乐也从当年强节奏的电子乐《A pure person》到如今的氛围音乐（Ambient）。似乎他们都一并收起了年轻时的锐气。林强对都市的理解，不再是一味的重节奏，像过去以“Techno”、“Disco”的电子乐风格制作。在千禧年后转向了一段时间的实验电子乐创作，如2005年的《惊蛰》、2006年的《一年之初》（电影音乐概念）专辑。从2007年后，林强帮贾樟柯制作配乐，转向了氛围音乐（Ambient）的制作，重在渲染氛围意境。在这次的《强尼凯克》中也是如此。《强尼凯克》的配乐，是影片初剪版后才加上去，林强再次回到台北都市题材，这次对都市的理解则是在氛围生活中暗涌，大部分配乐是以氛围为主，带有朦胧阴森的感觉，因此配乐对影片有了一些的误导作用，使得影片仿佛在生活流中暗藏谜题。最终导演也不会给观众交代，并告诉观众：我这是生活流。

此生活流，非彼时新浪潮。它不仅抛开了本可以深入的话题，也将生活更加碎片化。在过去台湾“新电影”中，不论是《恋恋风尘》还是《南国，再见南国》等等，人物发展总是能看到一条明朗的线，给出一个结果。《恋恋风尘》中，阿远服兵役，阿云嫁人。那些其他电影中的小镇青年，最后也去往了大都市；《千禧曼波》里的Vicky，选择去了日本开始新的人生。过去的作品里，即便散，也是看得见人物弧光的，人物的主动选择推动了情节发展，发生转变。

而《强尼凯克》的散体现在人物的选择、变化，也完全消散了。李立仍然是自己骑着单车、在房间里反复听着自己录音的青少年，徐小淇的夺门而出也不是最终的转变，仅仅只是生活里鼓起的一阵风。高捷出现在下棋的片段中，而这个片段仅仅是生活交代，不构成任何的推动连接。大妈、邻居、家庭的家长里短还在继续，没有呈现长时间跨度的重大转折。

生活，而非小清新。

影片被人诟病的一点是，导演将台北年轻人的生活有意处理选取过，呈现得太过小清新，使得文本虚假，社会力度不足。而在我看来，并非如此。生活本就是包容万象，电影可以选择从纵深面切入（如杨德昌的人性与社会剖析），也可以单纯做主观的生活横切面。黄熙作为新人导演，并不必要以全面的视角，去呈现社会与人际关系问题。

故事往往是从流动在人身边的无数个日常中精选组成的，从而能将人际关系与社会问题有条有理地呈现出来。人自身很少能完全将事物洞悉剔透，剥离了深刻的思考，最触动的，反而是日常本身。这反而更贴切日常，电影故事与观众对日常的感受，落在了相似的水平线上，观众与电影一同感受日常的无序，有小烦恼也有小惬意，不再使电影的深刻性、曲折性，凌驾观众之上。

电影作为主观的作品，必定会出现见仁见智的状况。如何界定“真实感”与“虚假的小清新”呢？

徐小淇与张以风乘上车，在隧道、公路上驾驶穿行，获得了敞开的状态，封闭的空间（出租屋、工厂）被打开，敞开的公路环境，传达自由。此时林强的氛围音乐加上了鼓点，回到早期作品的节奏电子乐上，将情绪渲染到高点。对有的观众来说，它很美好；而对有的观众来说，这些场景是“虚假”的、“偶像剧式”的。这就存在每个人的日常体验与情绪想法不同的问题。

在唯美主义盛行的时候，王尔德为艺术做出最高的辩解，“生活是对艺术的模仿”。从上世纪的新浪潮艺术片至今，虚构作品与日常体验不断被互相影响、转化。《祖与占》的走廊奔跑是浪漫、《千禧曼波》的驾车驰骋也是浪漫。一切看似浪漫虚假的情节已然影响到部分青年的真实生活，青年人们也有意为之。这些情节，或许已被纳入部分人的日常里。

在青年导演黄熙的世界里，这些取材都是身边朋友的真实故事，那么对这样的中产年轻人来说，这些自由式的行为（如出走、奔跑）也是对日常的呈现，或向往。影片的重心，不在一味呈现新时代下台北青年的处境，即便是单亲母亲的生活、混杂语言的使用（沟通的无效）、患有病症的青年。这些原本可以深入的话题，全被留在表面，这并不代表，它就立意浅薄。恰巧，它也是一种留白方式，诸如此类的复杂在电影中，只成了生活中的一个小碎片，这不反过来更接近人的真实状态吗？在复杂背景面前，人选择关注个体，淡化遗忘复杂的关系，不愿意将所有复杂的东西剖开给自己看，于是日常才显得如此无序、繁琐、平淡。

这是人的主观选择，也成其日常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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