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幻影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共产主义宣言》开篇的这段话或许正可以作为解读布努埃尔这部电影的切入口。

无论是“幻影”，还是“幽灵”，仿佛都带来那样一种困惑：那它到底存不存在？

Le fantôme de la liberté 是不是在说你以为你有自由吗，其实都是虚构的、不存在的？

确实，整个观影的过程中，在对布努埃尔精妙的讽刺大为赞叹之余，我不免总是在想“自由的幻影”，到底只是虚幻，还是有个潜藏的影子呢？

而当我回到法语片名的时候，我仿佛被某种东西击中。噢！ fantôme，幽灵！

再看看德语版的海报，确实跟《共产主义宣言》是一个用词。于是我回到了这令人激动的宣言开篇。

再结合影片一开始的那幅画。《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起义者们奋起抵抗的是谁？拿破仑的军队。拿破仑的成就背后是什么？是以自由和平等命名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

于是我便了然了。

布努埃尔要干的，正和马克思恩格斯要在《共产主义宣言》干的是一回事。只不过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写作方式。

戈雅作品《五月三日》

“事件发生在1808年的托莱多，当时拿破仑军队占领了这座城市，影片灵感来自西班牙浪漫诗人古斯塔沃·A·贝戈。”

在《共产主义宣言》写作的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反对现存秩序的社会运动。共产主义的幽灵，不是不存在的虚构的形象，而是切切实实游荡在欧洲大陆上，如正义者同盟，正是这样一种共产主义的幽灵。

为什么是幽灵？

因为人们不理解其真实的诉求，也就没有真实的革命根据。因此它（如正义者同盟这样意图反抗现有秩序的社会运动）就不具有撬动现成秩序和体系的力量，也就没有实体，而只能是一个幽灵。

但，这个幽灵是真实存在的。

《共产主义宣言》所做出的努力,正是让这个真实存在的幽灵能够理解自己，从而使它真正地进入到资本主义的内部，撬动整个资本主义的体系，带来从资本主义向下一个环节的必然过渡。

那样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游荡的幽灵，而将成为参与历史的实体，具有真正力量的实体。

所谓让幽灵，即这些具有反抗性质的社会运动，理解自己，也就是理解自己的原则和目标。

换言之，它要揭露的资本主义逻辑的真相，揭露资产阶级社会一切不平等的根源。

《共产主义宣言》谈的不是共产主义是什么，谈的是它反对什么。

因此，当我们回到这部《自由的幻影》，这些令人忍俊不禁的讽刺，不同样也是一种宣言吗？

在《寻找并没有失踪而就在旁边的小女孩》的这个段落中，人和人的关系，不再是活生生的直接的关系，而恰恰是通过形式，通过可笑的官僚主义完成。父母、老师、保姆、警察一本正经的对话构成了一个“自律的”系统，宣称着她的“缺席”。而孩子常识性的话语——“可是妈妈我在这”——被强行剔除了，“校长说话的时候你别插话”（母亲）“等我问你的时候再回答”（警察）。

这不正是卢卡奇所说的“物化”。

没有所谓实在的人，活生生的人，将人们彼此连接的是自动、合理的生产。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普遍的命运，一切不“合理”的对象被剔除了，一切不“合理”的主体不被承认。

正如卢卡奇对马克思和韦伯所做的综合，布努埃尔也在这个意义上综合着二者。

在对照片的误认中，在餐厅与厕所的置换中，一种“合理化”思维正在把人变成他的产物的奴隶，而人们被剥夺的自由恰恰在这种极端反讽中凸显了出来。

这自由不是给予影片中人的，而是给予在对这个影片进行反思着的我们的。

这真实的幽灵飘荡在我们的时空中。

布努埃尔“法国时期”的佳作。风格节制，没有过度的摄影机运动与蒙太奇运用，仅仅依靠简单的场面调度，长镜头，跟随演员的横摇镜头和适度的变焦，就实现了对整部电影完美的把握。人物如走马灯似的走个过场，但又是紧密相连，推延了电影的发展。电影实际上没有明确的故事，而是由一段段含“超现实”的片段连接起来的。如警校老师所叙述的习俗，排泄与进食的关系被颠倒错置，人们坐在马桶上放松地聊天，却对“食物”避之不谈。饿了只能偷偷去用餐处大快朵颐。还有猎枪，这是贯穿着布努埃尔多部电影的元素。一个刚被警察罚款的男人在现代高楼上对着人群开枪，毫无目的地，也是毫无缘由。如同《黄金时代》里那个枪杀孩童的男人般。布努埃尔运用这种荒诞离奇的表现手法对资产阶级的虚伪价值观进行猛烈的进攻。影片的开头结尾形成完美的闭环，结尾部分的背景音正是开头行刑场面的声音，隐喻当今资产阶级社会一如法国大革命时，暴力无能。“打倒自由”又何不是一种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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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法语：Le fantôme de la liberté，不懂法语，但是无论翻译成“The Specter of Freedom”还是“The Phantom of Liberty”，片名最符合布努埃尔电影主旨的翻译应该是：自由的幽灵。刚放下的是关于布努埃尔的访谈录《危险，切勿把头伸进来》，在那个想象世界里，布努埃尔就对片名进行了解读，引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一句话：“一个在欧洲徘徊的幽灵……”，他认为，“自由就像是一个我们试图抓住的幽灵，但我们只能抓住某种雾状的东西，在指尖留下一些潮湿的痕迹。”

“这是我和马克思一起想出来的。”当然，他不是站在共产主义的思想上提出自由的幽灵，超现实主义才是他用影像说话的精神领地，幻影也是试图抓住却无法抓住的东西，就像里面的梦境，就像人物的回忆，就像那早已发生的死亡，但是幻影的表象化存在无法抵达幽灵的“雾状意境”，甚至容易跌入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的纯技术立场，而当那个幽灵从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出来，在欧洲的大地上徘徊，却一定是对于“资产阶级审慎魅力”的一种解构，“它的剧本是在意识清醒时写就的；既不是梦，也不是一连串影像的谵妄堆砌。”

梦中有一只在房间里徘徊的公鸡，有一个拿着蜡烛的黑衣女人，有一个骑着自行车来送信的邮差，有一只悠闲走来又走出去的鸵鸟，它们分别在凌晨2点、3点和4点，准点来到亨尔的房间里，他白天感到劳累，晚上也喝了酒，所以进入房间的人和动物就带有了某种梦境成分，甚至也是一连串影像的谵妄堆砌，公鸡和法国精神有关？女人和性欲有关？信差和情感有关？鸵鸟和躲避有关？当一切可能指向精神分析的时候，亨尔却在醒来之后的白天对医生说：“不可能是梦，那封信还在这里。”

信在口袋里，信拿在手上，信甚至可以真切地被读到，所以亨尔醒来是解构了梦，拿出信是解构了精神分析，在这种解构的故事里，幽灵出现了，荒诞出现了，自由出现了，某种雾状的东西便让我们试图抓住却只是留下了潮湿的痕迹——手指上潮湿的东西完全可以用增大的摩擦力来打开那封从梦中而来在现实中存在的信。所以当整个故事陷入到荒诞的幽灵世界里的时候，那个意识清醒的人不是亨尔，不是医生，而是观众——就坐在那里，打开电影，没有凌晨2点、3点和4点，也没有劳累和酒精的刺激，也没有在身边熟睡的妻子，和布努埃尔一起打开那个意识清醒时写下的剧本，关于自由，关于资产阶级，关于超现实主义。

而且，“观众是留下来了”，他从打开到结束，一直在电影之外，即使坐在观影的世界里不是完全的自由，但是不管荒诞到何种程度，不管是怎样一种破裂的剧情，总之观众一直坐在那里，他把电影围成了从字幕开始到字幕结束的封闭结构，而那些幽灵只在故事里徘徊，到最后即使潮湿了指尖，也在接力赛一般的剧情转换中保持了独立。所以在电影之内和电影之外，在解构和建构之中，那种荒诞恰好变成了关于悖理的阐释，为什么那些人要被强杀却喊出了“打倒自由”？为什么美丽的城市明信片被称作是“极其邪恶”的？为什么戒欲的牧师们会打牌喝酒抽烟看虐待的场景？为什么聊天时坐在马桶上吃饭却在如厕所一样的单间里？为什么背叛一级谋杀的“诗人杀手”却最后像无罪释放？为什么死去的妹妹会打来电话？为什么孩子在身边却要报警说失踪了？

种种“为什么”就是在理性之外出现了荒诞的剧情，它甚至无法解释，无法命名，就像自由。亨尔的梦无法解释，因为在梦境状态下收到的信却在现实世界里可以拿出来，那么当他看到孩子从公园陌生人那里拿来的明信片，也可以是梦境之一中，那上面是法国各种建筑的美丽照片，但是亨尔和妻子伊莲却极为不安地说是无耻和恶心，以致最后将明信片撕掉，还解雇了带孩子去公园的保姆。美丽的照片只有在梦中的荒诞解释里才可能成为在道德判断上恶心、可耻的事物，因为她脱离了公众和社会的评判标准，成为纯私人的表达，就像亨尔所说的那样：“我讨厌对称。”美丽的对称反面是丑恶，当这个对称结构被打破，于是理性就不存在了，而我们仿佛全部进入了梦境，在自由的幽灵中徘徊。

护士去看父亲，一路开车过去，也像是梦境的一部分，在路上她遇到了开着坦克的军人，在告诉了她通往阿让通的路被堵住了之后，却反而没头没脑地问她：“路上有没有看到一只狐狸？”当否定之后，她在一处小旅店里住了下来，门外大雨滂沱，门内却充满了温馨，那里有正在烤火的几个牧师，有正在跳舞的西班牙女郎，有帽商和他的女助手，也有后来来的一个老妇人和她的侄子。他们躲避灾害而在一起，似乎彼此也成了朋友，当护士告诉牧师赶回去是为了看生病的父亲，于是神父们在她的房间里为父亲祈祷；帽商在走廊上遇到了那个侄子，邀请他去喝几杯，当然那些牧师也被邀请，开始了“即兴小聚会”。但是这些温馨却在如梦一般的幽灵世界里被解构：牧师们祈祷完之后和护士一起打牌，他们抽着烟，喝着酒，下着注，除了身上的衣服，看不出他们是生活在戒律世界的宗教人士；那个侄子和老妇人进入房间，却原来是一对情人，他们记得复活节那个晚上的第一次相吻，而这个躲雨的夜晚，侄子甚至想要和老妇人更进一步，老妇人起先是不安，后来在侄子发誓之后要求他只看自己的裸体而不能摸，于是在侄子转身之后，她脱去了衣服，而再转身的时候，那身上已经盖了毯子，当侄子掀开毯子，他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女人的裸体，但是老妇人还是拒绝了这一次的乱伦，但是当侄子从帽商房间里出来，老妇人却对他说：“现在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但侄子却不再进一步。而在帽商那里，起先大家喝着酒谈论着，后来女助手换了皮衣，拿了鞭子，帽商换了衣服，却在众人面前开始了施虐和受虐，那鞭子打在露出的屁股里，痛苦却享受的叫声充满了这个小酒馆。

这是胡适的梦，这是侄子的梦，这是帽商的梦，这是牧师们的梦，在小小的旅店里，一幕幕上演，而在这荒诞的故事发生的时候，旅馆的桌子上就放在一只狐狸的雕像，它不再军人寻找的路上，在梦境出入的世界里，而在这个梦境中，信仰被解构了，道德被解构了。那么所谓的道德和信仰是不是会在具体发生的情境中发生变化？给警察上课的老师似乎是持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不论是法律还是道德，都存在着变异性，也就是说没有一种恒定的体系和标准，就像以前的一夫多妻制是合法的，现在则是违背了道德，甚至是非法的。而被打断的上课过程，似乎就是在阐释这种无法受理性控制的变异性：老师没有进教室前，警察学员门在嬉戏，在跳舞，甚至用枪打中了一盏灯，而黑板上写着“绿帽子”“同性恋”等有违所谓道德的词汇，讲课之后，有人进来书三分队现在要去训练，于是一批人走了出去；再上课，又被被打断，说发生了高速公路的车祸，于是有人又被叫了出去执行任务；再上课，又说发生了爆炸，于是又有警察离开，最后只剩下两个警察，老师就对他们讲起了变异性的一个实例。

他有一次和妻子在朋友家做客，他们在客厅里聊天时不是坐在凳子上，却是在马桶上，而且每个人包括年幼的孩子都要脱掉裤子坐在马桶上正襟危坐；而那吃饭的地方却像极了厕所，只是一个人的单间，当门外有人敲门，里面的人就像上厕所一样喊道：“里面有人。”而他们聊天的内容是环境变化，是工业改革，是人口激增，是排泄物的增加——坐在马桶上谈排泄物却没有丝毫恶心之感，这是不是一种变异性？在这种变异性里道德在哪？如果在小旅馆里有着对于道德和信仰的解构，那么后来在警察局里，则是解构了法律，甚至是人最直接的存在。被医生说成是肝癌晚期的布勒朗，生气打了医生之后回到家，妻子告诉他学校打来电话自己的女儿艾丽特失踪了，于是赶往学校，校长告诉他们在点名时就发现她不再，当大家开始担心孩子的时候，教室里的一个小女孩走到女人身边扯着衣服说：“妈妈我在这。”艾丽特根本没有失踪，她就在学校里，在教室里，在听他们谈论自己的失踪，可是布勒朗却对她说：“大人们在谈正事不要吵。”于是即使在校长点名时艾丽特报到了，即使去警察那里她一直坐着，还是被当成了失踪者，甚至在警察局长填写失踪人口信息表时，就是在问坐在身边的艾丽特，从身高肤色年龄，艾丽特一一回答，而局长也根据她的述说写在表格里，最后要求警察贴出寻人启事。

一个存在的人，一个在身边的人，一个在现场提供自己信息的人，却成为失踪者，这是何等的荒诞，这是何等的无理性？而在孩子之外，父母、局长和保姆都无视她的存在，最后拉着她走出警察局的布勒朗希望警察早点找到失踪的艾丽特。这种非理性只有在梦境中会发先生，所以法律不是在变化，而是直接被取消了。同样被取消的是那个“诗人杀手”，他在30楼用狙击枪标准底下的人，路上行走的人被射杀，买菜的女人被射杀，在房间里陪父亲的女人被射杀，拍照的游客被射杀，当警察把他抓住，当法官最后判决他一级谋杀成立的时候，在休庭时却没有警察带走他，他抽了烟，和法官握手，然后毫无阻挡地走出了法院，甚至还被旁听的人要求签名——他完全不是罪犯，不是要被执行的犯人，他是自由人，而且是明星。当一切的秩序不存在，当法律成为一种荒诞，诗人杀手获得的自由又是什么？

又回到警察局，局长埃斯特拉告诉布勒朗孩子找到了，布勒朗夫妻和保姆带着艾丽特来到了警察局，感谢他们找到了女儿，于是一家人又像来时一样回去了。而埃斯特拉要去酒吧约会，约会的人在1:30没来，他却看到了一个女人，他对女人说：“你很像我四年前去世的妹妹。”当两个人谈论着妹妹的时候，酒吧的电话响了，服务人员告诉他，是她妹妹打来的，埃斯特拉生气地说：“让她去死吧。”一个四年前死去的女人怎么会打来电话？但是埃斯特拉接到电话时，的确是妹妹的声音，让他晚上见个面。晚上埃斯特拉走进的是一块墓地，在自己墓地里它发现了棺材外面的一个电话机，还看到了妹妹的头发，正当他开始撬开棺材的时候，警察赶来了，将他抓走，“我是警察局长。”警察局长被警察抓走，还有比这荒诞的吗？但是警察局长的确不是他，但是新的警察局长见到他后，反而像老朋友一样喝酒聊天，随后他们一起去了动物园，当爆炸声传来的时候，他们听到的是人群的喊声：“打倒自由。”

“打倒自由”这个喊声曾经就出现在第一个故事里，那是1808年的拿破仑时代，那些被抓来的西班牙人被拿破仑的军队枪杀，但是当面对枪口的时候，他们不是喊出了“自由”，而是“打倒自由”。为什么要打倒自由，因为在西班牙人看来，他们与其被拿破仑统治，不如回到君主专制的时代，他们与其获得人权和法国大革命一样的自由，他们更想要锁链——这或者是对于自由的最本质阐述，1808年的喊声最后变成了拿破仑时代戈雅的名画《起义者被枪杀》，而这幅画正好挂在警察局的办公室里——当一个法律、道德、信仰以非理性的方式出现的时候，自由无非是一幅画，自由无非是幽灵，自由无非是梦境。

共产党宣言里的第一句话变成了对自由的解读，所以在资产阶级虚伪社会里，自由就是幽灵，美丽被恶心解构，道德被乱伦解构，信仰被迷乱解构，存在被失踪解构，罪恶被无罪解构，而最后连死亡也变成了荒诞剧——在拿破仑的时代，那个叫埃尔维拉的女人也死在棺木里，但是军人们打开棺木，却是容貌依旧，她是不是的？从死亡开始到死亡结束，却并非是一个关于自由的封闭体系，因为布努埃尔说：“如果形成循环，就没有自由可言了。接下来只有死亡。生命的循环已经结束，完了。”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循环的结构，这是一个不为生命提供死亡终点的荒诞世界，它无处不在，却一直在荒诞中延续：亨尔做梦之后去看医生，医生诊所里的护士请假去看生病的父亲，在小旅馆经历了那些荒诞故事之后，她又让一个陌生男人搭车，而陌生男人就是给警察上课的老师，最后那两个警察去处理交通事故，正是赶往巴黎看医生的布勒朗，布勒朗得知女儿失踪去警察局报案，贴告示的警察去擦了皮鞋，那里诗人杀手也在擦皮鞋，当他在30楼杀人却最后无罪的时候，警察局长埃斯特拉回到了警察局，告诉布勒朗孩子找到之后就去了酒吧，接到了死去妹妹的电话，然后去墓地最后被抓，和老朋友一起到动物园的时候，听到了“打倒自由”的口号……

从一个故事到另一个故事，从一个配角成为故事的主角再引出另一个故事，中间的衔接其实是随意的，甚至是偶然的，而这种偶然机制正是一种幽灵般的存在，它无处不在，但总不会导向终点，不管是梦境还是现实，不管是寓言还是故事，在无处不在的结构中，它就是普遍的，就是必然的：必然的死亡，必然的“打倒自由”，以及必然的那只鸵鸟——它从亨尔的梦境中来到了动物园，在枪声、爆炸声和人群的喊声中，露出奇怪而阴柔的眼神，它听到了不安的声音，它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爆炸声、枪声、叫喊声，这些属于人类的声音成为背景，它也是不自由的——人类在它的目光中就看见了自己如动物一般的生存，如笼中一样的自由。

《自由的幻影》是看到现在布努埃尔的电影中，最没“逻辑”的一部，也许如片中所言，他老人家厌倦了“对称”，一系列没头没尾的故事，散漫地连缀在一起，以此发问，“自由”真的是你们想要的么？当然如果看作是“有关自由的种种怪现象”还是颇为有趣。当然你可以只做表面解读，这就是他老人家把自己的经历怪诞化，把自己的梦境拼贴下，又或者是生活中正统的他借着电影宣泄离经叛道，把社会里的禁忌、荒诞、龌龊全都来个大揭底，并无太多的深意和奥妙。但也许正因为他的电影像梦，而作为梦，有神秘感，有诡异感，激发了人们的解读欲，想要去理顺，想要去参透，而且他的电影模糊了人真实经历的、希望发生的以及因为各种压抑扭曲而成的事件之间的界限（这一点也不超现实，很现实啊），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些私人怪癖又可以衍生成社会更大范围的怪病，所以生发出了无穷的可能性，即便这未必是导演有意为之。

总的看下来，里面的故事都很反预期，但又不只是光鲜表面下尽是不堪的老套路，布导是在借着这些故事，指出人的自由不自觉地受限，以及某些方面的过度自由，让现实越来越荒诞，从而引发人思考，自由真的是打破所有传统束缚就能获得的么？哪些自由该被约束呢？你想要怎样的自由？自由的敌人在哪里，法律？习俗？道德？还是来自我们心中？你又会如何争取你想要的自由？

第一个故事是根据Francisco Goya 的画作“The Third of May 1808”改编，是个处决场景，拿破仑的军队处决西班牙的反抗者。根据历史，当年拿破仑攻入西班牙，说是“解放”，却将西班牙国王换成了自己人。所谓的“自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他的“自由”对西班牙人来说，是一种侵犯主权，当然后来拿破仑并没有得逞。被处决者喊出的话，如魅影般萦绕全片，有译作“自由去死”，也有译作“枷锁永在”，似乎后者更能统领全片。对照现实，因为对自由的定义不同，一个人的自由，很可能是对另一个人自由的侵犯，而假借“为自由”之名，行掠夺之实，也实在不少见。

第二个故事是根据Gustavo Adolfo Bécquer的故事“The Kiss”改编，原故事貌似结局比较悲剧。原作里这位将军对雕像、墓地还是有尊重的，只是禁不住雕像的貌美，趁着酒劲，索吻一个，但结果可不只是被旁边的丈夫雕像打了一下，而是从眼中、鼻中、口中喷出血来，再被暴击。这种惩罚下，绝没可能干出为了报复掘坟开棺这样“亵渎”已故之人的事情。而片中这位将军显然太“放肆”太“放荡”了，戏谑之余，也映照出现代人的自由有多么“无边无际”、“不成体统”。

第三个故事，所有人都以为在公园搭讪两女孩的大叔，是恋童癖，是给她们看不雅的照片。结果回家后女孩交给了父母，一看却是古建筑的照片，然而她父母边看边以“恶心”“可耻”“淫秽”这样的字眼形容它们，还有了性唤起，就好像在看色情照片。而这对父母和女孩的交流话题，更多是关于“蜘蛛”。传统的不朽、壮美，一下子跟不洁、丑陋对调了个，后者取而代之，成为人们的偏爱。对照现实，确有同感，当所有的古典美被推翻，各种“恶趣味”丛生，借着多元化的名义，却也诞生了许多“不入流”。人终究很难跳出“随大流”，过去的主流会成为末流，反之亦然，但这真的是自由么，就不存在一些经久不衰、亘古不变的么，还是说这仅是一种姿态，为反传统而反传统，以彰显自己的“新潮”。而这种抛弃过往，会否让人莫名地没了根基，呈漂浮状，心不在焉，魂不守舍，若有所失得睡不着觉？

第四个故事发生在一家旅馆，旅客之间发生的事，比较有趣的是“眼睛”。显然光是祈祷和冥想不能让人放松、“得救”，僧侣在例行公事地为护士的父亲祈祷后，开了牌局，又是抽烟、又是酗酒，似乎这才更令人放松，而在此时他们关掉了“圣像”的盒门，似乎这样就没人看得到了，可以逃脱上帝的“监视”，到后来还跟女信徒，勾肩搭背起来，暧昧地说起其他女信徒来。而另一对前来偷情的姨甥，来这是为了其他亲人“看不到”。而与之对应的是，帽商和他的女合伙人，却想在“众目睽睽”下上演施受虐大戏，而他嘴里念叨的，不是这TMD有多爽，竟然是觉得自己猪狗不如，自己罪孽深重，自己腐烂不堪，应该被重打。那些围观者中，有的干着不道德、违伦理的事情，有的只是小失常，不知是否心有触动。帽商最想留住僧侣，似乎也不出奇，毕竟这套人有罪、该受罚、该受苦的说辞，曾经让人“安分守己”“一心向善”过，听人忏悔，似乎也是他们的本职，而现在的他们，却落荒而逃。另一方面，就在外甥观之，觉得“有愧”之时，开始还有纠结的阿姨却答应了，“只要是他喜欢，就愿意为他做任何事”。不由让人感慨，“自由”有时真TMD荒腔走板！想想自我批判也罢、外界定规也罢，固然不能太严酷，但人一旦没了审视自我的“眼睛”，真TMD的魔幻主义！关键是今人看来，其中的许多桥段，都已经“见怪不怪”，让人不由得想高呼“自由万岁”。最后那双假狐狸的眼睛，盯着这一切，不知是否想说明，你所做的，终会有人知道，你终会为之付出代价。

僧侣和护士的闲聊，也很荒诞，说神圣的标准在变，今天不知道明天，过去是圣徒的今天就可能不是。所举的例子，不细究容易错过，由于翻译原因，理解也难以准确。貌似Thérèse of Lisieux（里修的德兰）是圣徒楷模，片中却说她因家人的遗传病，就不圣洁了；而另一个Savonarola（萨佛纳罗拉）奉行严苛的教条，反对享乐（反赌博、饮酒乃至下棋），还反对经商，将同性恋定为死罪，焚烧非宗教读物和艺术品、奢侈品，虽一度被追捧，但最终还是被推翻，处以火刑，片中却说他又要被“封圣”。当然这些都是借以讽刺世道的某种倒错，以及人有多么爱“左右摇摆”。

这段里的“施受虐”或者“恋母”，如果引申开来看会更有意思。巧合的是，在弗洛姆《逃避自由》一书中，指出施受虐心理最为明显的一个族群，是下层中产阶级，也就是小业主，正好是片中表演“施受虐”的帽商，或是护士父亲的身份——得“心病”的小农场主。挣脱传统（教会、贵族）束缚后，每个人的社会角色或阶层都是待定的，但这意味着要投入惨烈的竞争，周围人都成了你的“对手”，这既是解放，也是焦虑的源头之一。成功的定义被局限在了拥有更多的财富、更大的声望，人的关系开始越发工具化。在这种时代变迁中，小业主受到（垄断者）的威胁最盛，既不可能像上层那般纵情享乐，地位也朝不保夕，又无法让更下层“心甘情愿”地听命于他们，还会无谓地消耗在与他人的争抢中，潜藏的敌视、嫉妒、愤恨，可能会以“伪善”的面貌呈现。困在这一阶层里的他们，有种“上下不得”的无助、无能，为此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陷入，借着臣服“强者”去征服“弱者”的戏码之中。施虐有时会上升到迫害、战争，而围观者之所以只是旁观，也是因为从中获得了某种“泄愤”（因经济和文化上的贫穷）以及某种“优越感”。

恋母，也可以是无法完成个体化，逃避无力感、软弱感，逃避承担责任的一种表现。一体化的状态，是挺微妙的，既可以有绝对的安全，没有冲突，又不用自己去找方向，去做抉择，犹如身处伊甸园，但又是不自由的，自己没法发展，没法完整，没法获得力量感，这会让人感觉“被奴役”。困在其中，就是永无止境的相爱相杀的拉锯战。自己想要的，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而是通过别人的“怜爱”或是通过自己的“耍赖”，而当别人达不到自己的期待，又会有怨恨。诚然，叛逆是要以挑战世俗陈规来获得独立与自由，但当它的对象，成为最基本的人伦，还是会让人感到有些“毛骨悚然”。整段最“正常”的似乎是弗拉明戈的舞者，她在与吉他手练舞，也许她是真正实现自己潜能、活出真我的代表，不用沉迷于一体化或施受虐，而他们却被其他人“挡在了门外”。

第五个故事，警察局在教授来之前的欢乐，让人觉得“自由真好”。之后黑板上对上司的揭短（外遇以及同性恋），给教授粘小人，不好好听课，借着公差进进出出正大光明地“逃课”，正应了教授对之的训斥“这么大人，还像个孩子”。讲解严肃的道德、习俗的相对性，没人要听，倒是一段日常八卦勾起了警官的兴趣。所跑的公差，无外乎管子爆了、交通事故，报纸上登的“工人拉响警报”（工人运动？）倒是无人去管，显示出现代人的某种“失焦”，分不清楚主次轻重。教授和友人的交谈也是如此，谈歌剧，重心落在了歌唱家“胖了”，旅游中途归来，是因为受不了不体面的“食物”味道，对环保的讨论，也是扯到了“屎尿”，才令人“感同身受”到问题的严重性，不由让人喷饭。餐厅和厕所的倒个，也令人无语又叫绝，明明吃比拉更“上得厅堂”，却成了厕所般见不得人，遭人嫌。餐厅是用来“拉屎”的，倒也贴切，至少他们的这番对话，确实有股“屎味”。而多人的饭局，也难吃出个名堂，不如“孤独”美食家，能对食物有更多的细品。虽然吃拉无人不会，但能“吃”出些花样，“拉”出些极品的，终究要靠偶然（chance）。这段想说的也许是，虽然道德、习俗的变化，一开始会让人难以接受，甚至恐慌，但有时人们“习惯”起来的速度，堪比光速。

第六个故事，先是医生的视而不见，从未告诫病人少抽烟，当病人已是癌症晚期了，顾左右而言他，不想步入正题。可见给自由，也会构成伤害。病人得知自己病情之后，也闹出了视而不见的翻版戏码，明明孩子在眼前，却坚称孩子丢了，要跟学校评理。也许这是病人的愿望吧，有些事来分下心来奔忙下，似乎就不用面对自己命不久矣的惨痛现实。当然他们夫妻间，也许本身就有矛盾，借着“找孩子”来转移注意力，也是一种可能。是的，当人有了一再拖延（把烦恼交给明天）的自由，视而不见（在也好像不在）的自由，那就别怪有些问题由小变大了。

第七个故事，对我们而言，更是不陌生。一个口口声声，觉得不该虐待动物的“诗人”，却接连射杀数人，被判死刑后，完全看不到别人对他的“唾弃”。法庭上的陪审员给他递烟点烟，跟他握手，出了门，所有人对他行“注目礼”，还有人上来索要签名。你要不说，这是犯人受审后的出庭，还以为是“明星”演唱会后的散场。似乎“随意杀人”都成了一种应当被尊重的“自由”。没准“诗人”是来体验生活的，寻找灵感的，这值得“提倡”！

第八个故事，是个替代者的故事，细看下，作为结尾确实是把自由的恐怖推向了最大化，甚至胜于第七个。以为警长去忙什么“大事”，没想到是去酒吧搓麻将。看到跟自己妹妹长得像的姑娘，才想起今天是妹妹的忌日。只想着把那姑娘当作妹妹的“替代品”，妹妹却从阴间打来电话，似乎是在警示着，别想着找到替代，就能把她遗忘，她死去之谜与他脱不了干系（没准警长是因为做了亏心事，所以怕人开馆验尸，揭露真相，也为未可知）。而正是因为他是警长，他觉得他有权（阶层不同自由度确有大小），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哪怕是撬棺材这样的事，而且对方是他妹妹，他怎么对她都可以。他被捕了，但很快又脱身了（伏法只是走个形式？出了啥事，调任下？），替代他的人，与他有共同话题，分享共同经验（寓指某些强权、官僚主义代代相传？），商讨对付动物园里“动物”的经验。

如果把动物园里的动物，仅看作是动物，那么会觉得现在的警方真的是没事找事，小题大做，正事不做，去管动物园。但配着跟开头如出一辙的喧闹声、枪击声，又会升起一丝惊恐。如果是把新的“反抗者”当成动物来对待呢？把新的“未开化的人”当成动物来对待呢？那么他们的对话似乎有了新的意义，什么笼子要关紧，让其他人远离，不巧死了一个只是运气不佳，我们的人比他们更珍贵，都透着些打压异己、纳粹主义的调调。这时他们的若无其事，他们的取乐调笑，不见刀枪，不见杀戮，却比开头鲜血淋漓的处决，更令人胆战心惊。当一切需要慎重、需要煎熬、需要禁止的事情，都成了儿戏，大概我们也想吼出那句“自由去死”“枷锁永在”！

要想不像鸵鸟那般迷茫（这张鸵鸟脸超适合做表情包，配上“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的台词）？面对真相，是一种办法，不管是自身的，还是历史的、社会的、世界的，真实表达想法和情感，少伪装，少压抑，是另一种办法。片中更多呈现的是人非理性的一面，当然自由这一命题，远比电影中的复杂。《逃避自由》一书中涉及到了更多，比如现今社会，人逃避自由的社会结构性原因，个体化何以艰难、何以达成（注意区分下个体化与自我中心，前者是自主、自立、平等，后者是伪个人主义），有多少“新式权威”，能让人被“奴役”、被“操纵”也浑然不觉，人又有多少感觉和思想是由他人而灌输，未经独立思考和审视等等。这些大概要留待今后的电影人去摸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