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仁波齐

高三之前，我对冈仁波齐啊转山啊一无所知，仅有的一点对所谓的朝圣的了解，还是从一个看了几本大冰而天天说着流浪穷游朝圣的朋友口中得知。其实那时候我是带着点偏见的，感觉就是一帮中二的少年少女，做着不知深浅的梦。

高三的时候看了一本书，世界围绕着冈仁波齐。这是一本由中国地理编写的，偏记录性的书，当然我觉得文学性也很高。里面写雪山，写藏传佛教，写那些壁画那些历史，写转山的不易和那些人的虔诚。我还看见穿着藏袍的老人，黝黑的脸上刻着深纹，捧着一只茶碗，坐在休憩点破烂的棚子里，阳光很好，他眯着眼，静默枯坐，像一个雕塑。

我很难说，这种行为是好，还是不好。每年的转山路都有很多人死去，但每年都有新的人加入，这种宗教感，是不了解文化的“外人”无法去评判的。但作为电影而言，无论导演初心为何艺术追求为何，很多观众就是怀抱着猎奇心态走进影院的，这根本无可避免。老实说一个知识与阅历极度赤贫的人是否能够从他的信仰中使精神世界取得另一种满足，这实在是我非子，子非鱼的探讨。宗教对于中层至底层民众而言，从来是精神避难所——虽然各自逃避的对不同——这一为点没什么值得美化的，而只要不给他人造成损害，外人似乎也无可贬低。

在我看来，转山朝圣，这些行为已经不能在物质层面去衡量。一个为了信仰，甘愿漂泊，甘愿以天为被地为铺，生存需求被压至最低标准的人，他们的世界，对那些有钱走进电影院只为一满好奇心的人，实在是陌生的。这种电影很考究导演的功力，但实际上，他的表现也是平平，最终，现实主义者们或者无神论者们对本片的讨论还是涉及到了藏区经济与教育水平的关注，也算某种包装不是那么好看的善意吧。戏剧化最终还是形式化。

张扬导演的《冈仁波齐》上映有段时间了，票房已经突破了9000万。对于一部题材比较冷门的影片来说，这个成绩有些意外。

票房逆袭的同时，《冈仁波齐》产生的争议也不小。

看这部片子之前，大海和多数人的想法可能一样，觉得朝圣是一种愚昧、落后的行为。预告片里，一位母亲对小女孩说“磕头好，磕头长见识”，这句话尤其刺激了我的神经。

磕头能长什么见识？

向未成年灌输落后信仰，小小年纪就要受这等苦行，还没看正片，大海就对影片产生了厌恶。

网上批评的声音也多有类似。

有人说这些朝圣者：“把无知愚昧当纯洁和虔诚 ，大好时光不去努力劳作，吃别人喝别人，一路行乞。最后感谢地却是神仙。”

有人说，“宗教信仰就是用来降低生活需求的”、“宗教是安慰人的鸦片”、“别做宗教信仰的奴隶，为祖国做些什么吧！”

还有人说，《冈仁波齐》本身就是在消费藏民信仰，纯粹为了满足都市观众的猎奇心。

必须承认，大海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猎奇心才看的这部片子。

大海没去过西藏，更不了解当地的文化信仰，但是看了《冈仁波齐》，我有种“不虚此行”的感觉。因为这部片子不仅满足了我的猎奇心，也纠正了我对朝圣行为的固有偏见。

这些朝圣者们真的是“把无知愚昧当纯洁和虔诚 ，大好时光不去努力劳作”吗？

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根本都没看过这部片子，他们是以先入为主的固有偏见，给影片和朝圣者贴上了标签。

朝圣者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冈仁波齐》其实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他们并不是一辈子只做朝圣一件事，平时也会从事农业生产，有些人甚至一生都没有机会去朝圣。

当信仰和工作发生冲突时，他们也会采取折中的办法。

“家里面祈祷，我本该在家的，但也要放牛啊。”

他们朝圣的理由也很容易理解，和我们烧香拜佛的初衷一样。

11人的朝圣者队伍中，有一位老人终生没有走出过大山，只是想在临死前去看一看拉萨；有一位屠夫因为杀生太多，想用朝圣的方式洗清罪恶；还有人因为家里接连发生变故，只是想为家人转转运。

除此之外，队伍里还有一名孕妇，一名9岁的小女孩。

有人会想：怀着身孕去磕长头，伤到胎儿怎么办？这是愚昧。小孩子磕长头不念书，也是愚昧。

在知乎搜索关于《冈仁波齐》的讨论，尤其是一条“如何看待电影《冈仁波齐》里小女孩辍学磕大头去朝圣这一场景？”的提问下，300多条回答，绝大多数都是对影片的指责和谩骂。

但让我们看看下面两条新闻：一条是加拿大一对父母带着三个孩子辍学去周游世界；一条是英国一孕妇怀孕九个月仍然坚持举重。

类似的事情放在发达国家，你可能不认同他们的教育方式，但你会嘲笑他们落后、愚昧吗？

2500公里的朝圣之路，11位朝圣者走几步磕一个头，拖拉机拉着辎重压队，每天只能行进几公里，晚上扎帐篷过夜。

天气晴朗的时候还好，遇到雨雪天气会更加艰难。

有积水的路段，朝圣者们也要淌水磕过去，以示虔诚。

一些特殊的地形，还会遇到地质灾害，稍不注意就会受伤，甚至危及生命。

这一路，朝圣者们磨破了不知多少双鞋，多少条围裙，到最后每个人身上都破破烂烂，形若乞丐。

有人可能就不理解了，何苦要这样做呢？还有的人会上纲上线，说这是奴隶主对奴隶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

大海是个无神论者，信仰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并不了解。

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决定把自己的生命花费在什么地方。如果说朝圣是一种折磨，是无意义的，那每年进藏的背包客、骑行者又何尝不是在折磨自己，他们的行为又有什么意义？

网友晒进藏前后对比图

唯一的区别可能是，旅行者是徒步或骑车前进，朝圣者是磕头前进。

如果人生的每件事都要拿是否创造经济价值来衡量的话，各位读者刷手机、睡懒觉的时候也没有创造任何经济价值，难道这些事就是没有意义的吗？

有人说，朝圣者一路行乞，吃别人喝别人。

看过《冈仁波齐》你会发现，朝圣者们所用所需基本能够自给自足（除了中途借了点木柴）。走到城镇，也是自掏腰包购买所需补给。

他们基本上不给别人添麻烦，偶尔别人麻烦到了他们，这些朝圣者也能很宽容的面对。

行进过程中，一辆私家车为了避让卡车，不小心把朝圣队伍的拖拉机撞坏了。私家车里一位乘客因呼吸困难急需去医院，这时朝圣者们没有让私家车赔偿，而是让他们先行离开。

如果换在城市，稍微一点剐蹭，恐怕车主们就能把路堵塞半天，等着交警和保险公司来解决吧。

网上随便一搜，救护车被堵耽误抢救的新闻屡见不鲜，所以说到底哪种社会是落后的，哪种又是文明呢？

私家车走后，朝圣者们自己收拾烂摊子。

拖拉机修不好，他们就把车头拆了，自己拉着车厢走。这无疑又增加了行进的难度，但朝圣者们没有一句抱怨。

本以为拉着车厢就不磕长头了，没想到他们把车厢拉一段，还要回来磕头再走一遍。

到了拉萨，朝圣者们见了喇嘛，拜了布达拉宫，已经没钱去圣山冈仁波齐了。他们并没有去行乞，而是像很多穷游的人一样，打工挣路费。

朝圣队伍的领头人尼玛扎堆去了洗车行，还有的人去了工地。

所以那些说朝圣者们“吃别人喝别人，不创造任何社会价值”的人，可能根本就没看过这部片子。

这种误解不仅在暴露自己的无知，也是对藏族同胞的一种伤害。

到了圣山，年纪最大的老人在一个夜晚去世了。朝圣者们按照藏族的传统请了喇嘛，在山上举行了天葬。

很多人说，宗教信仰是迷信，但是真的经历亲人离去的时候，谁不希望有一套方法体系让自己减轻悲痛，也让死者有个体面的葬礼。

朝圣的时候，一个藏族老人告诉朝圣者，磕长头不要戴头巾和帽子，要走7至8步磕一次头。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或传统习惯，这些传统代代相传，构成了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

汉族在磕头的时候也有“神三鬼四”讲究：拜神磕三个，拜鬼磕四个。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传统文化被我们忘记了、舍弃了。当我们忘记了自己的传统，又如何证明我们是谁，从哪里来？

《冈仁波齐》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让我意识到，不同民族、信仰的人彼此的误解、偏见会有多大。如果我们只是凭借只言片语形成自己对一部电影的认识，那我们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一部好电影，更是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尊重、交流的一次机会。

暌违四年，张杨带着《冈仁波齐》回归我们的视线。第一次听到这部电影的名字，误以为张杨要拍摄一部主角是藏族女孩的成长故事，这四个组合在一起会令人感到静谧柔美的字眼，着实予人好奇。

实际上，冈仁波齐是与梅里雪山、阿尼玛卿山脉、青海玉树的尕朵觉沃并称的藏传佛教四大神山之一，且被多个宗教称作圣地。梵语称之为吉罗娑山，冈仁波齐峰北麓是印度河上游狮泉河的发源地，相传雍仲本教发源于该山；而印度教则认为该山为湿婆的居所，世界的中心；耆那教认为该山是其祖师瑞斯哈巴那刹得道之处；在藏传佛教的信仰者眼中，冈仁波齐被认为是胜乐金刚的住所，代表着无量幸福。

电影所展现的节点，便是这特殊的一年——在冈仁波齐百年一遇的本命年，藏民所信仰的教义，使他们走上了朝圣之路。普拉村村民尼玛扎堆在父亲去世后，决定完成父亲的遗愿，去拉萨朝圣，去冈仁波齐转山。小村里很多人都加入尼玛扎堆的朝圣队伍。

历经数月的前行，在经历了无数突发事件后，众人终于抵达了拉萨。由于资金短缺，为了筹备旅费，大伙留在拉萨做起了临时工。当凑够了路费，朝着冈仁波齐进发的时候，队伍中的老人杨培终因体力衰竭，在抵达冈仁波齐时突然离开了人世，大家在山头为他堆起一座玛尼石堆。

冈仁波齐作为这场叩首、匐行、朝拜的一年之旅的终点，仅在影片最后才出现在我们眼前，遍布经幡与茫然白雪的它，看起来似乎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但藏民愿意付出这一年内自己生活的一切，乃至是生命。

尼玛扎堆一行人在这一年中的生活体验，无疑是关乎信仰的。一路上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依然坚持匍匐着向冈仁波齐前进，一种可以说是重复的动作充斥在他们这一年的生活中，也充斥在大银幕上，那就是将手中的木板置于头顶、胸前、腰下拍打，再置于地上进行滑行，叩首，起身，继续，再继续，一连串的动作快速而熟练，没有迟疑和丝毫犹豫。

而另一边，与“在路上”同时行进的则是他们贫苦而充满苦难的生活，但即便发生再多不幸，也从未有人表现出崩溃或自暴自弃。他们只是一门心思地朝圣，这也是信仰赋予他们的心境。

不可否认的是，信仰的意义在现实中还是令人困惑的。为了获得传说中的无量幸福，传统藏传佛教的坚守者依然坚持着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朝圣，但一路上他们却显得如此孤独与寂寥。虽然一行十多人互相照应，但也仅限于此，越来越少的朝圣者在路上以叩首的方式进行朝圣。

当朝圣者在路上跪拜前行时，周围的风景却不全然是西藏旅游攻略中所带给你的印象，那些雪山草原，与之相对，藏区的农田在今天变成了机械化生产，城市化的大街小巷布满了观光客的行色匆匆脚步。

没有信仰的游客与放弃信仰的原住民，已经把藏区的不少地域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甚至带有城市感的旅游适配地。与之相比，一路来自山中的信仰却总是显得有些落魄。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又有什么底气能认为，或在这篇文章中侃侃而谈所谓“信仰的力量”？

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可能便是消费主义的盛行和随之而来的“鸡汤”。从异域到来的观光客和消费者并不信教，无意间成为对这些朝圣的藏民匆匆一瞥，或发出啧啧称奇赞叹的，在潜意识中成为猎奇者；也可能在无意之中，破坏了这份虔诚的纯净。无人能改变这一切。他们之中很少有人相信，投入这一年的生命去跪拜，会真的带来幸福，更何况其中的很多人，都远比底层的藏民在物质层面更为“幸福”。

但我们真的懂得，信仰对于生活的意义吗？

信仰不是一剂现实世界的救世良药，当看着他们一路上所承受、所获得的，我们会发现：信仰在现实中带来的，只有心安。我们很难随意丈量苦难与心安，究竟哪个在现实中，对这些还在坚守却依然不幸的底层藏民更为重要。但看得到的是，幸福不会到来。

导演张杨对“信仰”与“生活”间关系的处理是到位的，既没有想象中所谓的升华，也没有过分去强调这份信仰在现实中的无力与一丝愚昧，更多只是平实地展现这份相对而言的客观。

“过程”，便是这份信仰在另一个维度上包含的意义。在这些重复的叩首与匍行的过程中，即便获得不了今世肉身上物质的幸福，生活的厚度也已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积累起来。生老病死在途中，前行并非为了抵达，而是扎根在自我生命中的对自我的完成。如电影最终突如其来的死亡，那也是老人生命完结时的一种完成。

然而与此同时，另一层影像上的悖论产生。当我们看着尼玛扎堆一行十多人从家中一直磕头匐行，中途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山石滑落、生病、缺钱打工、老人在到达之际去世等各色突发的，甚至有些“卖苦”意味的情节时，实际上又会感到不适——因为它们发生的情境太过真实，但在真实之中所呈现的苦难则来自于许多转山家庭亲自经历的叠加，而将这些叠加事件全部都强加到一行人身上，让他们表演出来，就会显得过分刻意。 这不是张杨第一次用消弭形式边界的做法来阐释主题，在《昨天》中，他将舞台剧、纪录片、剧情片、戏中戏等诸多形式并置来描绘一个处于不同维度、不同媒介中的演员、儿子、吸毒青年贾宏声。与尚还依稀可见地划分着形式壁垒边界的《昨天》不同，《冈仁波齐》则在这种融合中走的更远。

而这恰恰也成为了这部电影的症结所在：外来者的视角，带来无可避免的消费性，在片中每一个“精心营造”的场景里都随处可见。

况且，谁又能证明，我们作为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央这块银幕前的观众，在观看、思考这部电影的时刻，不是在“消费”着一种“虔诚”呢？

*原文刊于《文艺风赏》十二月，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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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仁波齐》和《掌纹地·皮绳上的魂》是导演张杨取材于西藏，同期完成的两部片子。一个源自生活，一个来自文学著作和传说。我们无需去考据张杨的心路历程，但他拍摄的电影题材，迥异于今天的院线电影。他可以这么做，许多导演也应该这么做，摆脱商业资本的束缚——如同蛰居在黔东南创作的毕赣，都是值得尊重的个人选择。

《冈仁波齐》是一部关于朝圣转山的故事片，它由真实的藏民参与演出。只不过导演有意模糊了纪录片与剧情片的那条线，隐去常见的中心人物、叙事编排和冲突设置，镜头上更多会采用中景和远景叙事，还有全程跟拍，机动灵活即兴创作的制作方式，令《冈仁波齐》呈现出朴实无华的画面感觉。单从外观上，你可能都会觉得，它不吸引人。观众觉得这是一趟朝圣，藏民觉得完全是生活流的一部分，因为信仰与朝圣，已经渗透到了日常与生死。

张杨的尝试和设定还包括，所有演员饰演与自己同名的角色，比如尼玛扎堆饰演尼玛扎堆，杨培老人饰演杨培自己。《冈仁波齐》也没有音乐，许多段落只有拍击掌木板，身体同地面摩擦，还有车辆经过的环境音。

如此多的努力，似乎慢慢浮现出张杨的意图：他只想去掉故事，弱化剧情，这是一趟出发就要达到终点的朝圣。三步一叩，五体投地的过程只是时间本身，是游历人间的气象万千，而不是那些人际的猜忌，磕绊和冲撞。他要去掉那些音乐煽情，航拍采风。

朝圣只是朝圣，但朝圣又不止是朝圣。在信徒看来无限崇高，对于观众，就是几千里的苦行。

《冈仁波齐》里的朝圣之路，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不断的磕长头，意味着简单的羊皮防护衣具下，藏民有也只有一身的血肉之躯，去碰触坚硬的水泥马路，坑洼不平的裸土大地，反复不停地做那样的朝拜举动。经年累月餐风露宿的行进，在外人看来只是枯燥重复，对肉体的磨炼，于他们而言，却是在信仰的指引下，每个人在精神信念上的自我挑战和圆满达成。

《冈仁波齐》里的转山，又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藏民什么都不用多想，只要结队上路，自带帐篷，走路到拉萨和冈仁波齐，去完成信徒人生中必须做的一件事。

电影从二十分钟上路开始，就只有讲述朝圣磕头转山这件事。没有事后说法，没有隔靴搔痒，没有观望揣测。

张扬在凿冰打水搭帐篷时，都采用了纪录纪实的拍法。这些段落，它们不提供事实上的情节变化，而是组成类似纪录片的真实时间流逝。而如果单看藏民在冰面上玩耍，在绿草地上歌舞，晚上一起诵经打坐，你会以为是岁月静好的平民生活。

与这些看上去过于真实的朝拜记录相比，《冈仁波齐》也加入队伍迎着风雪，顶着当空烈日，涉水前进，穿过大雾，走过新绿与冬霁的大场面。如果是小机器的低保真画面，似乎也无法提供鲜明的反差对比，见证朝圣的光辉与纯粹。

四季变换的时间流逝，加上朝圣队伍的生老病死元素设置，令《冈仁波齐》没有停留在一趟朝圣转山磕长头的刻板纪录上。整个队伍，更像是漫长人生的一道缩影，有婴儿落地，有长者辞别。有青年的成长，有生活的体悟。过程是苦，终点是甘。

有人说，张杨为了让观众聚焦在朝圣这件事上，对318国道风光，进行了祛魅处理，像降低色彩饱和，摒弃一些明信片机位取景。即便有壮丽景象大美风光，它们也只能是背景。朝圣队伍的影子，哪怕被缩小到像虫子那么一丁点儿，他们也是必须存在的。

作为观众，也没必要因为经幡、玛尼堆和转经筒，就认为《冈仁波齐》是外来者的介入。实际上，无论《冈仁波齐》是否拍摄存在，朝圣与转山，它们时时刻刻在西藏的大地上发生着，如同时间流转之不可逆。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一群人，以不为外人所动的方式在生活并信仰着，把围绕生存的物质物欲降到最低，把精神层面的信仰推崇到极致。哪怕《冈仁波齐》只讲述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它就值得我们注目。

借助两部电影，张杨走了不一样的道路。在电影里，它们都可以勾勒成图，有迹可寻。

《冈仁波齐》的路是现实的，是你在西藏旅游时就有看到的路边景象。初始震惊，然后习惯，最后觉得天经地义。雪山就是神，如此而已。

《掌纹地·皮绳上的魂》的路，是一条心灵之路，是精神上的参悟与修行，洗脱罪恶，放下复仇，拍出了立地成佛的宏大意味。

借得两部电影，张杨完成了现实与精神的两项挑战，去定义他眼中的西藏人事物。这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却更像他一个人的电影朝圣，是另一种身体力行。

毕竟说回到当下电影，《冈仁波齐》与《掌纹地·皮绳上的魂》，其特殊不在一方天地，而是电影创作者还（愿意）相信点什么，相信着高楼大厦纸醉金迷兵强马壮风月佳人以外，还有宗教信仰与虔诚灵魂的空间。哪怕它们再偏远，弱小，近乎自说自话。认为两部电影是自成大观，自有其魂，我觉得并无不妥。

截图扫码，关注：MOViE木卫（movie432）

还记得影片上映时我是怀着对西藏的向往和好奇选择了这部电影走进了影院。影片放映结束后，给我带来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他们的信仰。 对于信仰，我看过太多，也了听过太多，但是每每谈及信仰，却发现说不出来些什么。并不是没有可以说的东西，而是发现那些看过的书，学过的修辞，在这个时候都显得苍白无力。磕长头在影片中是展现最多的，我的父亲曾经在西藏当兵，呆了十四年，他说，没有磕过长头的人，是不能完全体会的。父亲说几百个长头都是挑战，何谈十万长头。电影里的暴风雪天气父亲是遇到过的，雪片像刀子一样凌冽的朝你射来，只是坐在车里看着都胆颤，又怎敢去真正体味雪的徐步前进。 有时候我质问自己，很多事情为什么坚持不下去？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信仰，藏族人为什么想去朝圣？原因一样，因为他们有信仰。他们从出生开始便开始学到相信，这是一种融在骨子里的东西，他们相信他们的神会保佑他们，他们相信生命的轮回以及善恶的惩戒，他们相信给予他们生存的自然。他们会在春耕时候穿上盛装来告慰自然，他们会在陌生人落难时施与援手，他们会感恩每一份收获，反省每一次失去，他们会为世界众生的平安喜乐祈福磕头。这就是他们的信仰，于他们而言这是一种与生俱来信仰，自然而然的。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朝圣，而每个人的朝圣都是神圣的，因为你相信一件事情，专注一件事情，这件事就变得神圣了，这个人也就有灵魂了，正如《冈仁波齐》海报上所说的，我们都在朝圣的路上吧。只是这条路上，有的人放弃了，有的人走错了，有的人丢失了自己最本真的心，可我们终究还是在不停的向前，谁都不知道还有多远，谁都不知道下一个俯地起身会看见什么样的风景，自己回如何选择。但这条路我们既然已经踏上，就走下去吧，怀着自己最初的心，握着自己最坚定的信仰，努力向前吧，不要有迷茫，一步一步的走，就像朝圣的老人说的，如果你许了愿，就要按照许愿的步伐走，重要的是要有一颗虔诚的心，去哪里朝圣不重要。 希望你和我都走好自己的朝圣之路，到最后，都不会迷茫，不会失望，手里紧紧握着的，心里紧紧揣着的，都是最初，最美好的东西…

“我们念经吧。”

这句话许多次地出现在这部电影里，不论是在普拉村每一家人的屋宅之中，还是在一千多公里的朝圣路上。

对许多都市人来说，禅修、念经、打坐、吃斋，做瑜伽，成为了逃离快节奏日常生活的一剂灵药，然而同一套看似相同的语词，在藏人那里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行为属性——因这一切仅仅只是日常，他们日复一日的重复，没有额外的选择，他们的生活之简单甚至简陋到，楼宇中的你不会真正愿意去亲身触碰。

当我们曾经在明信片或电视荧屏上欣赏到冈仁波齐的景色时，定会感叹青藏高原的神秘旷美，曾几何时那就像吹入双眼的一股清风，也许真能比中央空调所制造的冷气更多那么一丁点儿关于世界的幻想。可是，自然地理的实存，以强大的方式支配并决定了藏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世代居住并臣服于巨大的沟渠与难越的险峰，在这种时空维度内的安身立命，其实是当代都市人概念中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真实界。

念经是一种几近沉默的自我对话方式，影片中的对话非常少，日常话语的内容也非常简单，念经几乎成了他们每天发声最多的部分。每重复一次经文，每数动一颗珠子，都是用来与青藏高原独特的生存条件所相容相洽的方式，他们不需要同自然争论，只需在经文的护佑中让自己安于这片土地。宗教在这种语境下，其实已进入到日复一日捏糌粑的过程中，日复一日砍木柴的过程中，进入到路途中无数个叠起的尼玛石，进入到不断交替袭来的苦难与快乐，进入到每个人都不能逃脱的生与死的过程里。“我们念经吧”，它不是一个特殊的仪式、一个偶然的选择，它与那令人摒息的地理环境一样，成为了数万个生命举动背后那唯一的意义。

张杨最值得尊敬的地方，就是在《冈仁波齐》中，将藏人的这种日常生活细节提升到“神圣显示屏”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影片中大量描绘朝圣之前的生活段落中得以窥见，普拉村4个家庭的12个人物，一位寄希望于来世的老人、一位随时可能分娩的孕妇、一个想赎罪的屠夫、一个纯真坚韧的小女孩、一个想了却舅舅心愿的中年掌舵人……他们的真实生活和命运走向就是讲故事的人希望抓到的一切，这也是这个电影几乎不需要剧本的原因。

影片的开头，张杨花了大量笔墨拍摄村里的日常生活，砍柴、做饭、缝补，在这些日常之后，似乎随着即将到来的朝圣之事而加入了一些更多的环节：去批发买鞋、砍制手板、制作糌粑，缝制牛皮围裙，冬季的村落忙碌起来，在袅袅的炊烟蒸汽、气息浓郁的青稞酥油、被擦拭干净的铜质器皿和厚软的毛皮织物间，一个流动而紧实的普拉村大家庭以一种全然真实的动态，近距离展现在我们的感觉系统面前。

张杨被这些极易被奇观观看者忽视的日常细节迷住了，他曾经甚至有过一个想法，就留在那个村子里，只拍摄这些藏人的日常生活，这个村子的一年四季，完全可以不需要“上路”，也能拍出一部好电影。但这些“真实的演员”，这一次，命运还是驱使着他们和张杨的剧组一起走上了朝圣之路。

在整个故事中，没有一个区别于其他人的主角存在，所有人都是主角，这些朝圣者每个人各自遇到的问题其实是所有人的问题，群像不是缺乏重点，群像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一”，12个人的命运，生老病死，除了老人最后的死是导演虚构的设置外，其他几乎都是真实的自动呈现。而在这些人身上发生的真事，完全契应了张杨最早的设想，那位孕妇出发没多久就分娩了，剧组拍摄到了整个生产的全过程，而这个婴孩丁孜登达，也可能成为了电影史上最年轻的演员。

生孩子、腿受伤、车头被撞坏，遭遇雨雪，都不会让他们折返放弃，他们只需稍作休整便能继续上路，在磕长头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不同问题，“磕头长见识”，而他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几乎都是在朝圣路上时常发生的事，没有预设，也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捷径，这些困难，最后对他们来说被转化了，困难不再是困难，而成为了加持朝圣之路的美好的经历，在齐心将其度过的过程中。

影片中出现过几次轻盈而精巧的情绪释放，比如车坏了之后，男人们辛苦地拉着半截车上坡，然后再折返重新磕头，以此重复，看得观众心里都揪了起来，不忍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倒霉”那么“苦”，不过，他们在上坡拉车的过程中，共同唱起了一首歌，越唱越有力气，越唱笑得越开，直到到达下坡段时，他们像小男孩一样欢呼地顺着破车乘风而下。

另一巧妙的段落是众人遇到大水塘时的那场戏，见汽车驶过所溅起的水花，他们脱了外衣，磕着长头淌水而过，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们乐坏了，这严肃的磕长头在这一看似障碍的环境中闪射出这些藏人的勇气、轻松与纯真，以及隐藏着的一个深刻却简单的道理——很多困难，你以为是要命的大河，不敢触碰，其实你去经历去直面了就知道，原来它只不过是一滩小水洼。

这种在戏剧阵势上起伏极小但在心理释放度上却极高的处理，实则难能可贵，张杨深谙从最简单的生活细节中提炼诗意和哲理，朝圣作为一条道路（path），它最终要通向某处，佛法有“烦恼即菩提”，我们要找的东西，不在别处，就在我们鼻尖处的日常尘世。回到影片中的一幕，朝圣者们的帐篷在大雪中，似乎正与冈仁波齐山神貌相合。

张杨专访

Q：在《冈仁波齐》的朝圣队伍中，有一位屠夫，在您同期拍摄的另一部电影《皮绳上的魂》中，主角是一个猎人，他们都与某种杀生的形象有关，您为什么会对这一形象感兴趣？

A：屠夫在西藏的牧区是一种常态，《皮绳》里的那些演员的父辈一代几乎都打猎，每家人都要吃牛吃羊，需要去杀，只不过每一家只选一人去做这件事，比如父亲去杀，母亲和孩子就不碰了，因为藏人对杀生还是十分敬畏的，他们会通过念经或一些仪式去不断地为这种生存方式进行赎罪。在《冈仁波齐》中，每个人的个人身份、家庭关系都是真实的，这个屠夫在村里地位不高，他的妻子虽然容貌姣好，但家里是瘸腿的弟弟主持，所以他也想通过朝圣，一方面进行自我的赎罪，一方面也想借此提高一下自己的地位，而且通过这一次朝圣，他还能挣回点钱来，这些都会给他带来非常具象的改变。

Q：电影中孕妇分娩的段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电影剧组是如何找到她并与她的家庭沟通的？

A：其实生孩子这件事，在朝圣路上不是特例，而是比较常态的事，我之前在路上看过到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就这样睡在拖拉机上，四个月大，牛皮包着，于是我们相视而笑，这就是我想要的。然后到了普拉村，居然正巧有一个孕妇，我就跟她聊了聊，表达我们随队会提供一些医疗方面的保护，这对夫妻也很理解我们，觉得是件好事，后来问她怀孕几个月了，她说不知道，她们根本弄不清，我们上路之前，带她去医院做了个B超，其实那会儿已经8个月了，后来出发没多久，一天晚上就分娩了。

Q：片中唯一的虚构情节——老人的去世，是路上临时决定的还是之前就确立好的？

A：其实在找到普拉村之前，我最早就这么构想的，一生一死，这个结构是必须要有的。这些人物后来都在这个村子里找到了，特别巧。其实之前也有多种可能性的考虑，比如是不是要有一个主人公，但最后反复思量还是没往那个地方走，因为一旦有主人公了，你就要用劲，你就好像非要在他身上发生些什么事情了，就要编了，编的太多，我就觉得不好。

Q：您拍摄了非常多的朝圣队伍在上路之前的日常生活，有什么独特的用意？

A：这也是电影里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分，最早的版本里，这部分内容其实有近50分钟之长，就是普拉村里冬天的日常，藏历新年、赛马、上山砍柴等等，某种意义上我喜欢这样日常的状态。我当时曾经还有过一个想法，在那儿待了两个月后，我和摄影师说：“也许咱们不用上路，不用去拍朝圣了，咱们就村里待上一年，就慢慢看春夏秋冬，看这个村子里的人的变化，肯定也能拍出好电影”，当你安静地观察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意思的不是戏剧性的大起大合，其实就是日常的四季变化，通过这样一个村子，就可以看到很多人生宽慰的东西。

所以我想在整部片子里尽量多地展现村子里的日常。哪怕上路了，磕头也已经很仪式化了，我们还是要回到日常，藏人的生活里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事，都是简单的事情重复重复重复，上路朝圣之后，最终还是要回到日常。这是整个电影一个最基础的态度。当然或多或少，作为导演我也很清楚，里面偶尔还是要在对的地方加入一些戏剧的东西，做得紧张一点，小的高潮的段落，但只能是相对性的，不能用力太大。

Q：影片中露出过几次现代生活的银色瞬间：村里的晚上忽然来电了，电灯亮了，原来他们村里是有电的；一辆现代的汽车撞坏朝圣者的车；快接近拉萨时，朝圣者们用一台银色山寨苹果手机给家里打去电话。就您跟藏人多年的相处生活经验，您觉得他们对现代技术的态度是怎样的？

A：你说的这些影片中的瞬间，其实也来源于我们实际的观察，尤其住在他们村子里的时候，感触很深，其实现代的东西他们都有，手机、电视、太阳能，但我们发现藏人基本不看电视，手机每家是会有一个，但用的比较少，直到今年，晋美才学会用微信传照片给我，之前完全不会，手机主要就是用来打电话。你会觉得，虽然有了这些现代工具，但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半牧半农的，多少个世纪以来没什么变化，他们自给自足，物质上会有需求，但没有什么过强的欲望。片中有一家我记得后来还真背回去一个洗衣机，他觉得洗衣机好像是需要的，还有生小孩的这一家，父亲回去后想做一个旅店，就在318公路边的村口那儿，几个床位的那种，因为他们在路上的经历打开了一些眼界，回来后思维上会有一些变化。

Q：这群素人演员在拍摄过程中给留下你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A：他们有过两次停滞，就是觉得好像不能拍了。特别是在拉萨那场戏，他们在布达拉宫边上磕头，之前一路上他们也习惯了拍电影的那种一次两次重复拍的模式，但在布宫那次拍到第三遍，他们突然不干了，因为旁边的藏民吐他们唾沫，他们逆时针往回走了，其他人就觉得他们犯了忌讳，他们内心感觉受到了侮辱，那天后来咱们就不拍了，回去休息聊天了。在那一刻，他们在演真实的自己，所以那唾沫真的是吐在自己的心上，这造成了一种身份的冲突，而职业演员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发生。后来生小孩的一家的舅舅是小昭寺的喇嘛，喇嘛劝他们：“你们可能没意识到你们其实在做一件非常好的事”，他们才放下这种焦虑。

Q：你觉得汉族导演拍西藏和藏族导演拍西藏有什么区别？

A：藏族导演怎么拍都对，汉族就有可能会不对，角度、分寸就变得很重要，猎奇的东西我们坚决不要，你必须深入到真实的里面去，你才敢拍，你连这个都做不到，说实话你根本就不敢拍，对一个民族、一个宗教、一个地域如果只是浮光掠影的话，是根本不行的。

Q：20年前您在拍《洗澡》的时候就已经展露了对西藏的某种情节，到如今拍完《冈仁波齐》，你觉得在这个跨度里，西藏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A：这么说吧——西藏，它总是勾着你。前面去过那几次，你心里就知道，你会再去的，如果你是个作家、一个音乐家的话，你的笔触当时可能就已经流出来东西了，但一个电影导演，心里暗暗知道，早晚有一个电影会诞生出来。

Q：您以后的创作会只专注于西藏题材么？是否会回归都市类电影？

A：像《向日葵》《洗澡》这类都市题材的电影，我还是会去做，因为这还是我真实生活的一部分，目前这个阶段，只是把你灵魂里的（西藏）这一部分呈现出来，人总是在不同时期会触及到不同部分。

Q：非常期待，也让我们觉得难得可贵的是，您在创作和体验上的无分别心，在某一种特定的形式中可以关照到普遍的问题。

A：《冈仁波齐》其实曾经还剪过另外一个版本，结尾的冈仁波齐天葬台，镜头一切，回到普拉村，清晨，和影片的开头几乎是重复的，尼玛扎堆点酥油灯，念经，斯朗卓嘎几个人把牦牛牵出来，然后上山砍柴。这可能是我觉得真正的“回到日常，回到世俗”的结尾，其实关键就在于，在日常和神圣之间，你怎么去建立这个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