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

华城连环杀人案、李炯浩被诱拐、青蛙少年失踪事件统称“韩国三大未解悬案”，《杀人回忆》（2003）、《那家伙的声音》（2007）根据前两个案子改编，2011年2月，《孩子们》完成三大悬案的最后一击，横扫韩国票房。

1991年3月26日，大邱5名抓火蜥蜴的少年失踪（媒体把火蜥蜴误报为青蛙，青蛙少年因此得名），青瓦台动员30万大军进行地毯式搜索，相关报道、传单、悬赏铺天盖地。在15年诉讼时效早已逾期的今天，案件仍未侦破。梳理这样一件令人备感无奈、无力的奇案，写实路线近乎当然选择，《孩子们》另辟蹊径，用失踪少年引出探案精英的“迷失”，在犯罪片里独树一帜。

黄教授向学生们介绍费斯汀格认知失调的理论，引用了一个著名的案例：1954年9月美国一个末日教派向信徒传达上帝的旨意：1955年12月25日洪水将摧毁世界，飞碟会来拯救他们。预言破产后，变卖家产、损失惨重、认知失调的信徒不仅没有幡然醒悟，反倒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接受了一个新的预言：他们的奉献和虔诚感天动地，使得上帝改变了计划。

所谓认知失调，是指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的认知成分相互矛盾。科学家惊讶地发现，与信仰相矛盾的事实会进一步巩固狂热分子的信仰。万傻不离其宗，为缓解认知失调（世界末日没有到来，也没有飞碟）带来的紧张、挫折和失败感，信徒绞尽脑汁都要证明自己辞职、捐献家产等行为的合理性，填补信仰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达到认知上的协调。

作为心理学的重大突破，认知失调理论为研究信仰、信念与行为的关系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工具。满腹经纶的黄教授不幸成为这一理论的注脚。

黄教授关于青蛙少年的言论，让节目作假被电视台处罚的姜导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的黄教授，时常紧锁眉头，看上去比咱们的股票专家还要忧国忧民。顺着他深邃、智慧的眼光，姜制片将怀疑的视线投向了失踪少年钟浩的家长。

钟浩外出数小时，其母即慌忙报案，用母子连心的第六感就能解释吗？接到儿子失踪两月后打来的电话，做母亲的何以如此淡定？长达17秒钟的沉默说明了什么？

沉着、内敛的黄教授长于逻辑分析，动辄引经据典，迅速征服了渴望一鸣惊人的姜导演。制作一部挖掘真相、锁定真凶的纪录片，走出事业上的低谷，就这么定了。

登门探访，钟浩奶奶作出砍掉两人头颅的手势，意味着什么？黄教授上个厕所，钟浩父亲用得着那么紧张吗？未必厕所里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确信钟浩父母就是凶手的黄教授、姜导演联袂制造了一出闹剧：警方调集大批人马，在钟浩家掘地三尺，抽干了厕所，却并未发现预想之中的孩子们的尸体。针对包括钟浩奶奶手势在内的诸多疑点，神经过敏、捕风捉影的黄、姜二人只选择了有利于其观点的解释。

黄教授的迷失，类似于以启蒙为己任的学者为传统、集权、权贵、谬论唱赞歌。除了利益驱动，还有什么蒙蔽了精英的良知和理智，导致他们执迷不悟？

明知吸烟危害健康，包括医生在内的人群为何还要吞云吐雾？痴情女被负心汉骗得人仰马翻、油尽灯枯，缘何痴心不改？个人、集团和国家为什么会在已被证明是错误的道路上滑向深渊？为什么助纣为虐的鹰犬犹如过江之鲫？

回答这些问题，大可借助认知失调的理论，多达2000多项的研究证实了社会心理学上一个最重要的发现：行为可以改变态度，说了就会相信、做了就会认可、选择了就会欣赏、付出越多就越喜欢越在意。

名声扫地的黄教授认知失调越发严重，撞破南墙也不回头。2002年9月大邱卧龙山发现失踪少年的遗骸，已丢掉教职的黄教授居然认为是钟浩父亲转移而来。想想看，这些年钟浩家为何推平原来的房基盖新楼？姜导演忍无可忍，狠狠地给了黄教授一拳：“你这个王八蛋！”

《孩子们》若就此结束，堪称2011年韩国电影之翘楚，可惜导演画蛇添足，影片后半部分被无节制煽情的韩流感淹没，总体质量大打折扣。而对于遇难少年的家人来说，影片唤起公众关注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已是莫大的慰籍。

    要不是一早就知道这是不悬疑片，单凭这个文艺的开头，我一定会以为这是部小清新充满温情的片子。
    画面很美，节奏很紧凑，观看的过程中，一颗心一直随着孩子们的下落悬而未定。一度跟随的教授的脚步，认为孩子的父亲就是凶手，怎么看都像坏人，对他咬牙切齿。结果却是心纠结般的疼痛。如同主角一样，为孩子们疼痛，为父母们的苦苦坚持疼痛，为当初那么主观的断定孩子父母就是凶手而疼痛。有多少人是这样。我们没有亲耳听见，没有亲眼看见，却仅仅只是跟随着别人的脚步，就贸然的断定是非，把那些无辜的人推上道德的风口浪尖上，把自己摆放在一个高高在上审判者的高度。漠视那些人性最初的善良。有哪个父母会对自己向自己的孩子伸出魔手，有哪个父母会将自己的屠刀对向儿女。只因为我们没有在哪个位置上，就贸然漠视了一个父母的爱，并将这份爱在道德的枷锁里无情的搂虐。教授为了自己的功成名就，PD为的则是能够再次回到曾经那个媒体的高位，总统的派军则是为了彰显自己亲民的伟大·······大家貌似都无比热心，无比正义。可是又有几个人是真的希望孩子们能够安然无恙的活着。11年，这是一个不长不短的时间，短到孩子们的失踪就在昨天，长到他们活泼的身影以然成为森森白骨。孩子们就在家门口，可是就这么近在咫尺，35万的地毯式搜索却没有发现；就这么近在咫尺，却让父母们苦苦寻找了11年。
     我不希望孩子们被找到，没有找到就还有希望。他们或许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依然活着。也许不会是幸福的，但起码会有重聚的希望；可是现在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我不知道父母们接下来要依靠什么样的信念活下去，孩子们的白骨，死前那一幕幕不堪入目的凄惨画面会是永不停歇的梦魇，这将是一辈子的束缚，注定所有人都活在梦魇中。
   “你有证据吗？”是啊，他明明就是凶手，明明就手染鲜血，可是能怎么办，没有证据，超过诉讼期，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就这么自然而然的活着。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会对5个天真可爱的孩子下手，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法律，超过了诉讼期就不能再继续审判。生命在法律面前是这样的渺小吗。杀人者就可以在这16年的门槛外带着5个孩子的鲜血活在阳光下吗？
     在这个法律与道德充斥满怀的社会里，我看到的知识那些高高在上的法律的森然，只是那些自恃为道德至高者无情的冷漠。大家貌似都是博爱的正义的，可是这些正义，博爱，却伤害这数以万计的无辜的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都不染尘埃，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却分不清道德方向，丢失了爱的真谛，成为了道德与法律的囚徒。没有生命的法律何以维持安定，没有爱的道德何以振服人心。

本人是今天上午才第一次看了这部电影....看完后看了一些分析以及评论。都觉得是屠宰场男或者是钟浩家人所为。
接下来我讲讲我的看法，先将影片时间倒退，到一开始的地方，小钟浩披着红披风一路奔跑，说披风碰着地就会死去，那么这一说法是如何灌输进小钟浩的脑中的呢？我们暂且把这个放在一边，影片放映至3分45秒时，有一个小朋友跑过去帮钟浩将披风系紧，说这样披风就掉不下来了，当时导演给了捆绑手法的一个特写....这个捆绑的小孩儿叫元吉，也是受害者之一。接下来有一个人被轻描淡写的带过了一下，影片放映至一小时13分50秒时，钟浩的父亲和元吉的父亲在小饭馆喝酒，有一个青年让元吉的父亲少喝点酒，他叫元石，是元吉的哥哥，元吉的爸爸说他现在不是听老婆唠叨，而是听孩子们唠叨..这个时间是2001年之前(因为钟浩的父亲当时说自己得癌症了，死于2001年），那么孩子们能唠叨证明已经有独立的想法了，最起码也是7岁以上.因为韩国规定说男18岁以上就可以结婚，就是说这位哥哥至少25岁以上，..那么10年前1991年孩子们失踪，这位哥哥15岁，年龄有差，那我们再看看韩国兵役法，其法规定男子在20岁至30岁必须服兵役，兵役等级分为5级：
5级已经是得过严重疾病但可独立生活者，短期军事理论培训
4级是身体较健康可尝试1年的简单军事训练
3级是22个月，身体受过伤但恢复良好，可执行军事任务
2级是26个月，是基本现役
1级是3年，是身体状况特别好而且本身从事相关行业者，一般为空军和海军。
根据影片介绍捆绑手法是水手经常用的..在尸体旁也找到了一些子弹....
好了，我就说到这里，接下来你们猜...因为我也是推测的，所以不能妄下评论....不喜勿喷！~~

    本片根据韩国三大悬案改编，另外两起案件已被拍摄为影片《杀人回忆》和《那家伙的声音》，均获得了不俗的票房与口碑。题材这次是非常好，演员的表演也很有感染力，导演很具有引导功力，前半段大家都开始怀疑家长，后半段也开始对戴帽屠宰者愤怒不已，两个多小时的片长，就本片来说略显冗长，导演的主观想法表现有些多，过于肯定凶手是谁的做法和另外两部《杀人回忆》、《那家伙的声音》尽量只是摆事实的做法相比较，略显震撼力小了一点，戏剧张力大了，可是牺牲了真实性的强度，这对于一部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电影来说，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有关此案的线索 ：1.两个报案人
　　韩国文化日报称，在2002年9月25日下午6时许，有一名听起来年约40岁左右的男性打电话至报社，称青蛙少年埋在大邱卧龙山。而在同一天（可能早于下午6点），一名姓吴的先生已经发现尸体，并向警方报案，尸体发现地为卧龙山山腰城山高校的校区施工现场。但吴先生并非此报案男性，因此警方开始追查这名男性。
　　2.死因
　　早期警方公布的死因为“低温致死”，至当年11月，经过庆北大学法医小组鉴定，在其中3名死者的头骨上发现了被钝器击伤的痕迹，并因此断定死者为他杀。同时据发现尸体的吴先生称，尸体在发现时就以叠罗汉的状态相互压在一起，在最高层之上还压着一块大石头，有很明显的他杀痕迹。
　　3.子弹
　　尸体附近发现十多颗不同种类的弹头及弹壳，而卧龙山附近有军队的射击场，警方当时怀疑有可能为附近军人子弹误杀，军队极力反驳。其中四具尸体的头骨之上有类似弹孔的洞，这一点有法医不认同，同时弹头及弹壳距离不远，有近距离开枪的可能。但也有可能是孩子们在抓火蜥蜴的过程中在地上无意中发现弹头及弹壳，于是由抓火蜥蜴转为了拣弹壳。（第三条的弹孔伤最终是否被定性为第二条所说的钝器伤暂时还不明确）
　　4.第一案发现场
　　现场没有头发，因此许多人对于遗体发现处是否为第一案发现场表示怀疑；同时尸体的牙齿大量缺失，更令怀疑加深。（法医调查并未提到面部遭受重击导致牙齿脱落，而众所周知肌肉脂肪等组织会腐烂，但是牙齿头发及骨头则很难被氧化，牙齿和头发这两个疑点增加了很大的移尸可能）
　　5.衣服缠绕
　　五个少年的衣服以一种独特的形态系住，专家称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系法。（具体系法未知，可以试想如果是系成圈状，可能是被凶手集体捆绑为一堆，随后进行虐待。）
    在本片中，导演为了表现自己的观点，将第三和第四疑点丝毫未提，这样和影片中那位教授不是就一样了吗。。。

看了“青蛙少年案件”真实材料，完全没有提到孩子父母可能是凶手、凶手可能是个宰牛的屠夫这两个因素。那么有理由怀疑，这两点纯粹是导演为了电影情节好看故意设计的悬疑，以引发社会关注。这在电影拍摄简介中说到过，本来有顾虑不想接拍，但是家属希望拍摄引发关注。
    那么父亲的不正常表现也就纯粹是瞎编的了。母亲的电话疑问，在片子中已经在结局时对记者说清楚了，两口子都知道也收到了无数假冒的电话，只是为了让警方重视查案，才故意说是孩子的声音。如此而已。可如果电影真得拍摄成这样毫无线索的情节，就太单薄没什么看的了。所以，要没事找事的编剧情。这中间，为什么陀螺玩具会在4年后还在院子中的过道上，不合情理，没有编圆了。至于为什么父亲偷窥教授，可以解释为是教授的“智子疑邻”，为了证明自己理论搏出位的心态不正常。
    如果真有一个警察确认无疑的嫌疑人，没证据也能通过调查逼出证据。影片中他跟踪威胁了记者女儿，继续逼迫他就会有更多暴露。哪会是影片中毫无办法这么憋屈。
    为什么将凶手设计成宰牛屠夫这样一个角色呢？真实材料中有几个要点：现场尸骨中没有毛发和牙齿，这些都不易腐烂，如果是第一现场没道理不存在，所以怀疑是第二现场；三具尸骨中的头颅是凿伤痕迹。五具尸体就算是小孩，一个人搬运也很困难暴露风险也大。用衣服以特殊方式打结绑在一起，应该是为了方便拖动。从实际过程考虑，在山上行凶后就地掩埋是最合理的。在村中杀人后转移到山上掩埋更加困难和危险。之所以没有在30万人搜查中发现，可以解释为这些军人都在应付差事，而且也不大可能对全部山地全部挖开检查。有个细节可以反映这种搜查有多不靠谱，记者下放时正赶上抽水塘找人，这已经是事件发生后四年了。在中国如果有这种事，都得最先想到会不会溺水直接排查水域吧。所以埋藏地点即使不是第一现场，距离也应该不远。屠夫工具有凿子，还有锤子，杀牛时还有剥皮工序。所以剥掉头皮带走毛发，有可能，印第安人有此习俗；锤击牙齿可能是出于有咬伤反击后的愤怒。那么警方到底有没有追查过屠夫、渔夫这类职业人呢？没看到报道。既然导演都有此怀疑推论，警方不至于毫无作为，估计是查无结果。
    媒体报道，有40岁男子在前一天匿名报案说孩子在山上，第二天在卧龙山工地才被吴姓男子发现报案。后来警方一直找不到这个匿名者。假如他不是吴姓男子的同事，就说明匿名者极可能是凶手，一直住在附近，当他看到卧龙山在施工时想到了很快就会挖到尸骨。一时脑子发烧向媒体先行报料了。
    但是案件真实本身基本毫无切实头绪。如果真得如实拍摄，电影就会很简单很短，顶多在亲属的悲痛上做做文章。于是导演根据现有证据大胆演绎出了影片前后两大情节要点，所以还是显得有点生硬，诸多令人不解。

看了李奎满的新作《孩子们》，因为个人非常喜欢他前一部《RETURN》。

《孩子们》是一部根据韩国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与《杀人回忆》、《那家伙的声音》并列韩国未决悬案之1，2，3。事发1991年大邱的青蛙少年失踪，五位外出找青蛙的孩子们离奇失踪，后虽发动近30万警力搜寻，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可最后还是无一所获，2002年意外发现孩子们的骸骨，但并没有有效的线索，致使2006年诉讼时效过期，已无法由官方侦破，成为悬案。

电影开始便告知了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因为对于在韩国公映的电影这样做并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对于不谙真实的我而言，却冒出“啊，也许不要告诉我更好”的念头。观影的过程中，我始终在思忖着，真实的占比是多少呢？李奎满导演惯常的悬疑制造手法并不适用于真实的故事结构，所以《孩子们》并不如《RETURN》那样的屏人气息，作为尽人皆知的真实事件，没有那么多肆意发散的空间，更引人关注的恐怕是事件中的伦理性。电影中的男主角——朴勇宇饰演的纪录片PD，在这一个悬而未决的案子中嗅出自己出路的香味，而和柳承龙饰演的社会学教授一起将“父母为了制造社会混乱而杀害了孩子们”的猜想推波助澜。待无止尽的考证、折磨一次次的碾过失去孩子的父母身心后，朴PD最后倒在自己的良知之下，进而成为真相的奋力追击者。

我好奇的是朴勇宇和柳承龙的演绎是否在韩国真有其事，而其间对父母的斥责又经历了怎样的轮回。50%的真实与80%的残酷，造成的震撼截然不同。作为失去孩子的父母，万般撕心裂肺和千种无奈折磨之下，非但承受了常年盼不来回家，找不到凶手，寻不见尸身的惊人苦楚，还要承担被指为变态杀手的控诉，这样的桥段陌生吗？远在他国的人们，能够以这样的公演形式，放大种种歪曲和学界、政府、警力的不当，而我们却往往对着报刊上的各种离奇事件嗟叹。

这是一部够格的好电影，虽然说不上惊悚，但表演到位、正中下怀。没有太多的镜头移位，长而缓慢像是父母摇摆放不下的心，开篇的红斗篷让人怀念起《辛德勒的名单》的那一抹红裙，一样的扣人心弦。既然真实，我就不希望它惊悚，并祈望永远不会重演。但李奎满上映时谈到创作的初衷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这件事，更希望凶手看到——这一点上，我担心的是如果凶手因此藏匿更深，那么真相难见天日。

说句题外话，柳承龙、朴勇宇的出演，让我笃信这部电影的水平，对于韩国电影选片的驾轻就熟全权交给他们的审查体制。完善的商业电影分级制度，保证了供给方和需求方的最少磨合，但我也明了忠武路上的人们用了多少抗争换来这一结果。而这边厢，各位名导天天为了社会风尘，嘴仗笔伐不断，自己份内的事，关乎如何定义和维护更多元的电影层次丝毫不上心，妄论电影产业的发展。

    《孩子们》还可以，但都有韩国电影的缺点，就是煽情过度。

    前半段的故事发展，可以说是精彩十足，引人入胜。案件摆出来，如何查案就成为看点。但电影并未向正常套路一样选择警察作为深入点，因为韩国警察一向无能，二是需要制造阴谋论的迷雾。所以记者和教授就临时成为了侦探角色，这给电影情节的推进带来了新鲜感，也为后来推论失败埋下了伏笔。

    前半段，电影视角等于两个“侦探”的视角，于是观众便理所当然相信了他们的论述。于是疑邻盗斧，孩子的父母也在电影镜头下显得十分可疑，两“侦探”和观众都充分被卷入其中。因此最后推论失败，伤心的何止两位“侦探”，观众也被玩弄得团团转。

    推论的逆转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推论的指向性，无论是从电影还是故事情节的角度上看，都是人为导致（电影是导演人为，情节上是教授人为隐瞒线索）。但导演安排这一场误导，意义何在？后来教授和记者的第二次交锋点出了玄机，不过是为了满足虚荣名利罢了。于是这一场误导便成为了媒体和围观者对案件本身的消费，而这正是现代消费主义的特征。因此这一场误导既解剖了部分案件内容，又批判了时代，电影镜头的冰冷是最好的诠释。

    到此为止，处理都相当出色，案件只是幌子，结果只是麦高芬，查案过程以及目的，才是亮点。所以当电影后半段回归到正常的“追凶”情节时，风格和节奏都已经改变，这破坏了前半段所营造的冷酷。哪怕后半段还是保持着“悬疑”和“刺激”，但也只能像大片一样依赖煽情、追逐、打斗得元素维持可观性。那么干嘛要后半段？无非是这个案件还有挖掘的元素而已，但往往是贪多嚼不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