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2019)

看的时候想起多年前的那部《撞车》，当然那一部更讨喜，站在每个人物的角度去看事情，让观众得出“其实在社会里大家都挺难的。”这种比较舒服的结论（时间太久，印象里差不多是这样）。

在《La Haine》里更多的是展示出cité里年轻人的状态，有种暴力无望的反抗。

但时至今日，《悲惨世界》里的年轻人已经不仅仅是对社会对警察的反抗，而且是对他们小社会本身里“阶级”的反抗。这里我没有看到借口：街区的糟糕环境，被社会所抛弃；警察的糟糕工作环境和微薄的薪水等等，这些都不是借口，我不会因为影片里对这些内容有所展现就得出：因为……所以……的结论。导演只是真实的展示出了这些内容，但这些内容甚至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无序和混乱，在这种混乱里，个体“善意”的力量过于微小。年轻人无法再忍受现在的局面，他们要反抗所有的权威，无论这种权威是来自于“外部”/“敌对方”，还是来自“内部”/“我方”（他们（包括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真正的“敌人”是谁），但是他们反抗的唯一手段，也只有暴力。可以想象，就算他们拆解了现有的权威，也无非是自己变成新的“权威”，然后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

暴力反抗是真实有力的，但是是否“有效”就另说，影片里也提到2005年的暴力事件，结果就是毫无改变，而且秋后算账让社区的生活更糟糕。反抗可能可以让我们争取到一些即时利益，但无非就是以更激烈的手段从“上面”多乞到一些食，对于改变底层阶级的命运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我们玩的还是“人家”的游戏。

只有革命才能改变已经固化的社会。而革命是需要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的支持的。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胜利，除了外部的天时地利，“人和”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现在是怎么样，在当时，他们是完全跳出“换个人当皇帝”这一框架，代表了“人民翻身做主人，没有压迫也没有剥削”这一全新的理念，而这个理念，就是当时人民的希望。“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一句话现在变成了讽刺，但是在当时是真实的（当然我完全不是说计划经济更好的意思）。

只要生活有希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奔头”，社会就会相对稳定。当人民看不到希望，尤其是不仅仅针对自己，包括自己后代的时候，社会矛盾阶级矛盾自然会激化。希望我们的国家不会掉入这个泥淖——或者掉进去了能及时把脚抽出来。

影片《悲惨世界》（2019）告诉我们，法国好不了，会被移民玩完。要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只需关注影片中的几个细节足矣。

影片情节的起因是吉普赛人的马戏团有一只幼狮被窃，目击证人说是一位非裔少年所为。于是，吉普赛人兴师动众地来到非裔社区，向“市长”（当地的黑帮领袖）讨说法。

幼狮被窃，只是一般性的治安案件，按照天朝人民的想法，有困难，找警察。但是，吉普赛人闯荡过江湖，世事洞明，知道报警有一套流程，人家愿不愿立案难以预料，立了案什么愿不愿投入警力也不明确，投入警力能不能破案更是不可指望。于是，吉普赛人选择了最民间，也最高效的方式：开车在非裔社区巡游，通过高音喇叭，对偷走“强尼”的人进行恐吓和诅咒。

当然，吉普赛人在广播时犯了一个错误，对于信息的披露不够完整，且有先入为主的片面性。高音喇叭里不断强调“强尼”对他们的重要性，以及偷走“强尼”的可怕后果，却一直未说明“强尼”是一只幼狮，而是默认全世界都知道“强尼”的真实身份。

进行了宣传造势之后，等于广而告之，“我”丢了“强尼”，“我”很愤怒，后果很严重，这就占领了道义的高地，可以文攻武卫。于是，吉普赛人拿着棍棒，光着膀子，露出凶猛的纹身，逼迫“市长”交出“强尼”。“市长”作为民间推选，且得到了警察认可的话事人，有一定的江湖地位，面对对方的嚣张气焰虽然内心有点慌，但考虑自己的身份，尤其楼上有老人在观看，认怂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背景下，双方肯定不会有民主融洽的交流氛围。甚至，“市长”花了很长时间才知道，“强尼”是一只幼狮。可见，吉普赛人虽然才艺出众，武力值爆表，但毕竟没有受过礼仪方面的培训，与人交涉时缺乏基本的外交素养。

一场群殴事件一触即发，三位警察及时赶到才平息双方怒火。“市长”虽然看在警察的面子上答应找“强尼”，心里是不以为然的。他一直牵挂的，是他的父母在楼上可能目睹了这场争吵，也不知他的形象会不会受损。

三位警察也看出来了，“市长”对于找幼狮这样的小事不太上心，于是派鲁兹向萨拉赫打探消息。萨拉赫是前圣战分子，也就是世俗意义上的“恐怖分子”。当然，萨拉赫现在已经从良了，开了一家餐馆，平时以精神导师和良心厨师的形象出现。他店里常驻几位大汉，乃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这个兄弟会是民间的“反犯罪大队”，专门负责调解纠纷，处理违法事件，当然也包括对少年进行宗教洗脑，以及开展春风化雨般的说服教育。

鲁兹说明来意之后，萨拉赫态度轻慢，神情漠然，这倒让鲁兹局促不安，这就是气场上的差异。萨拉赫是见过世面的人，也做过大事，不可能像猎狗一样去关心一只幼狮的下落。而且，萨拉赫认为，狮子乃草原之王，自由高贵，充满智慧和力量，居然成了吉普赛人的宠物，这是对狮子的侮辱，也是对他们教义的亵渎。

总之一句话，萨拉赫不愿帮忙。

影片在情节设置上的高明之处在于，为了揭开一个社区的堕落与混乱，根本不需要引入重大的恶性事件，而是可以四两拨千斤，用一个平常的治安案件，带领观众去探询这里的社会生态以及社会治理。围绕这只幼狮，当地社区的几派力量悉数出场：非裔社区的民间管理者“市长”及其手下，前圣战分子萨拉赫及其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三位警察为代表的巴黎反犯罪机动警察部队。

由于语言、文化、宗教、肤色的标识极其明显，这个非裔社区自成体系，自我封闭，外人只能敬而远之。因远离世俗生活和现代文明、法制，这个社区注定会深陷贫困。这样的环境，就特别适合孕育犯罪的种子。更重要的是，这个社区强大的凝聚力使警察的执法行动举步维艰。这就不难理解，这个非裔社区虽然在阳光照耀下显得生机勃勃，风平浪静，但实则暗潮涌动，各种力量撕扯角力，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与平静，甚至容不下一只幼狮的搅动。

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区里，通过社区民警，这种“赃物”独特的失窃案很快就可以调查清楚，并物归原主。但是，在非裔社区，这种平和的处理方式却不可得。因为，这个社区的真正管理者是“市长”，吉普赛人要“市长”平心静气地听他们说话，必须展示出足够的战斗力。但吉普赛人在“市长”面前炫耀武力，又会冒犯“市长”在众人面前的权威。另一方面，吉普赛人率领这么多大汉高调出场，却未能讨得一个说法，对于江湖形象也伤害极大。于是，小小的矛盾因交织着尊严、江湖形象、种族荣誉、宗教教义而变得不可调和。

三位警察去足球场带走偷幼狮的伊萨时，被一群孩子围攻。在这群孩子眼里，伊萨什么也没干就被抓走了，这肯定是种族歧视，冤枉好人。这群孩子顽强的斗志令警察招架不住，伊萨伺机想逃脱，格瓦达开枪打伤了伊萨。这一幕又被无人机拍下来了。围绕这段视频，三名警察又要寻求当地一个贩毒团伙的帮助，真的是身心疲惫，如履薄冰。最后，幼狮事件虽然得到了解决，但伊萨心中的憋屈感难以平息，于是组织了一场对三名警察的围猎行动，三名警察在伊萨的汽油瓶面前，命悬一线。

一起普通的治安案件，当地非裔社区的实际管理者因为无利可图，加上自尊心受到触犯，不愿处理；当地的宗教团体，教义坚挺，本就不赞成圈养幼狮，不想施以援手；警察在非裔社区的超强凝聚力和战斗力面前，加上全媒体时代的舆论压力，难有作为，甚至自身难保。进一步说，在这个非裔社区，社区首领只在乎利益，不在乎公理；宗教团体只关心推广教义，吸收教徒，行事理念中没有“法律”的框架；警察受制于各方势力的牵制，只能充当和事佬。因此，这个非裔社区实际上处于无序状态，但又时刻处于爆炸的临界点，任何一点火星都会燃起熊熊大火。大火过处，秩序不存，法律退位，鸿沟拓宽，生活日益困苦，唯有犯罪才能勉强度日，暴力机关一旦惩治犯罪，又会激发同一种族和同一宗教的同仇敌忾，一场骚乱又将引发大火……

《悲惨世界》的开头，伊萨像一位良家少年，身披法国国旗，脸上涂着红、蓝、白（法国国旗颜色）的油彩，

与众多小伙伴逃票去巴黎市区，聚集在凯旋门前，庆祝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夺得2018年世界杯冠军。在这片欢乐的海洋里，种族、肤色、宗教信仰的差异被消弭，众生平等，团结在同一个法国的荣光之下。但是，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这普天同庆的时刻，种族和宗教的差异仍然存在，伊萨等人谈论的是非裔球员，欢呼的人群中，有人披的是阿尔及利亚（法国的前殖民地）的国旗。

影片结尾，伊萨变身为暴徒，手持燃烧的汽油瓶，准备置三名警察于死地，鲁兹握枪紧张地与伊萨对峙。从片头的大融合，到片尾的生死对决，时间不过两天，起因不过一只幼狮被窃。将此放大到法国，联想到法国社会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和种族骚乱，我们可以猜想，这些社会矛盾与种族冲突在法国是无解的存在。

（来自我的公众号：影像之魅）

| 作者：Elena Lazic | 原文发表于《视与听》（Sight&Sound）杂志2020年5月刊 | 译者：小双@迷影翻译 | 译文首发于迷影网：//cinephilia.net/76691/

摘要：拉吉·利（Ladj Ly）的作品《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2019）是一个关于法国社会边缘的警察暴力和种族紧张关系最终爆发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巴黎城郊，与25年前的电影《怒火青春》（La haine，1995）有着相似性。本文作者埃琳娜·拉西克（Elena Lazic）与导演聊了聊他是如何努力争取在法国主流电影之外为电影创作创造更多空间的。

在导演拉吉·利（Ladj Ly）的电影处女作《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2019）的开篇，一架无人机正在飞行，它在巴黎北郊的蒙费梅尔地区上空翱翔，而观众则从它的有利视角向下俯瞰。尽管蒙费梅尔距离巴黎市中心只有16公里多，但这里的生活却是另一个世界，这个镜头让我们鸟瞰到了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只出现在新闻中的属于巴黎的地区。

蒙特梅尔，也是1862年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史诗般的小说《悲惨世界》中的反派德纳第夫妇（Thénardiers）所经营的客栈所在地，这也是电影片名的来源。从无人机的视角俯瞰这个地区，似乎很平和，麻烦似乎都已被安全移除，但拉吉·利的这部电影会带我们下降到地面上，去关注街头发生的事，去感受存在于民众内部以及他们和警察之间的危机四伏的紧张局势。

此片将故事设置在令人担忧的两天内，提供了一个局内人看待这种紧张关系的视角——拉吉·利本人在蒙费梅尔成长的过程中也见证了这种关系，最严重的是在2005年，警察的一次暴力事件引起暴乱，最终导致两名青少年死亡——而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导演创作《悲惨世界》。

我们很快发现，无人机的驾驶者是一个名叫Buzz（导演的亲生儿子阿尔-哈桑·利Al-Hassan Ly饰）的文静少年，他用无人机来观察他所在社区街道上的生活。但是，当他的遥控相机无意中拍到了一些画面时就成了影片叙事的关键要素，画面中，一名年轻男孩Issa（伊萨·佩里卡 Issa Perica饰）被由头脑发热的Chris（亚历克西斯·曼蒂 Alexis Manenti饰）带头的三名警察攻击。警察们一直在追捕Issa，因为他从一个叫Zorro（Raymond Lopez饰）的人那里偷了一只幼狮，而Zorro是当地一个马戏团的老板，警察们的行为加剧了当地不同种族之间的紧张和猜疑。当警察们得知Buzz用无人机记录下了一切，便疯狂地试图找回录像，以删除影像记录。

无人机镜头是《悲惨世界》的核心，很明显也是对马修·卡索维茨（Mathieu Kassovitz）的作品《怒火青春》（La Haine，1995）中的一段著名的镜头的致敬，任意一部以巴黎城郊为背景的电影都不可避免地会被与之做对比。在那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中，在无人机还没有成为轻易即可获取的电影制作工具的年代，为了拍摄一个俯瞰广场的惊人镜头，导演卡索维茨不得不使用一架简陋的迷你直升机，画面中，孩子们在广场上听着从公寓的音响里传出的音乐，要么是经典的香颂女歌手伊迪丝· 皮雅芙（Edith Piaf）或是说唱歌手KRS-One。《怒火青春》一经推出就引起了轰动，让许多人看到了巴黎城郊的生活现状，那里充斥着无处不在的暴力以及警察的暴行。25年后的今天，拉吉·利的电影在法国也产生了影响，揭露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反映出这25年来情况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去年5月，当《悲惨世界》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时，在很多人看来，拉吉·利仿佛凭空出现，从来没听过的一个人，竟然作品已经如此成熟。但其实他在过去的十年里积累了大量的作品经验，他在一家名叫Kourtrajmé（法语“短片”）的艺术团体中执导并参与表演了一系列短片。其中有一部2017年的短片，也叫《悲惨世界》，由同样的演员主演，在克莱蒙-费朗国际短片节（Clermont-Ferrand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上获得认可，并获得凯撒奖提名。Kourtrajmé团体成员出品的短片绕过了通常的发行渠道，经常通过网络渠道直接发布，这标志着Kourtrajmé定位是在法国主流电影圈之外。

事实上，Kourtrajmé团体历史悠久，它创立于90年代中期，与拉吉·利一起创作的还有一些比较熟悉的名字，其中不少都留下了电影杰作。其中一位是电影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的儿子罗曼·加夫拉斯（Romain Gavras），他以为多名艺人执导暴力MV而闻名，还拍过同样以巴黎城郊为背景的喜剧片《世界属于你》（Le monde est à toi，2018）。这部电影的主演是文森特·卡塞尔（Vincent Cassel，法国著名演员让-皮埃尔·卡塞尔Jean-Pierre Cassel的儿子），他本人也曾在Kourtrajmé出品的一些短片中出现过。金·查普龙（Kim Chapiron）是团体创始人之一，也是平面设计师Kiki Picasso的儿子，以作品《撒旦》（Satan，2006）、《恶狗帮》（Dog Pound ，2010）和《超级精英》（Smart Ass，2014）闻名。如今，Kourtrajmé团体拥有135名成员，活跃在多个领域。

拉吉·利出生在西非马里，与加夫拉斯和查普龙一样，他也热衷于在法国那些通常与外界隔绝的主流渠道之外为法国电影创作创造空间。这个团体也试图挑战人们的期望：Kourtrajmé团体出品的短片往往充满幽默和热情，在法国媒体上放映时，观众很难把这么高质量的影片与巴黎城郊联系在一起。例如，在拉吉·利的第一部短片《Go Fast Connexion》（2009）中，导演讽刺了对巴黎城郊的新闻报道中极端严肃的语气，那些新闻将巴黎城郊描绘成少数族裔居住的堡垒，外部的人想进去的话就要后果自负。十年后，《悲惨世界》是对新闻报道中看似神秘的少数族群的失真描述的又一次纠正，展示了对“他者”（the Other）的恐惧是一个从根本上已经毁坏了的制度的核心。这部电影是计划中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目前，拉吉·利正在创作第二部和第三部。

埃琳娜·拉西克（Elena Lazic，以下简称EL）：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悲惨世界》发现你的，但你拍电影已经很久了。能否介绍一下你在Kourtrajmé团体创作的作品？

拉吉·利（Ladj Ly,以下简称LL）：别的不说，Kourtrajmé团体首先是我的一群朋友，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我们从幼儿园或小学时就认识了。这个团体成立于1994年，当时我们抱着拍自己的电影的野心。我是在1996年加入的，我和金·查普龙从小就是好朋友。我一开始做演员就是在他的电影里，然后在17岁的时候，我买了第一台摄影机，开始拍摄我所生活的街区。

EL：Kourtrajmé团体的其他一些成员已经转向拍摄MV或者离开了巴黎城郊，但在你的短片中，你仍以纪实风格的方式聚焦于巴黎城郊。为什么会这么想留下来？

LL：因为那是我的故乡。不像我那些住在巴黎的朋友们，我是在巴黎城郊也就是蒙费梅尔长大的。那里对我来说非常亲切，可以讲述的故事非常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把讲述那里的故事作为我的特长，或者至少是我所知道的故事。而且也有一种紧迫感，有很多问题需要去处理，我想我至少可以再拍十年以上关于巴黎城郊的电影。

EL：你在Kourtrajmé团体拍摄的短片被发布到网上，这是你们有意做出的选择，还是迫不得已？

LL：一种电影总得出现在某个地方，因为我们不在制片人的关注清单上，也不受任何机构的资助，就迎来了必须自己做这一切的时刻。Kourtrajmé团体的诞生是因为我们不觉得自己属于法国主流电影圈，所以我们决定拍自己的电影，用我们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演员。

恰好，当我们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正是数码时代的开始。当时数码相机刚刚出现，人们第一次在家里可以上网。我们意识到，互联网是一个可以用来播放我们电影的不错空间。那时Dailymotion 和YouTube还不存在，我们有一个Kourtrajmé官网，我们会在那里发布视频，挺成功的。我一直坚持着独立制片，即使是我的纪录片，也总是被电视频道审查，他们不想要我拍成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就把它们免费放到网上。我从来没通过拍电影赚过钱，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EL：为什么决定加入警察的角色，并且从警察的视角出发去讲述故事？

LL：我想给观众一个惊喜。我拍了这么多作品，没人想到我会以警察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观众会惊讶我竟然拍了一部不偏不倚不评判、只尽可能公正地呈现一个场景的电影。这也是这部电影的强大之处：它所描述的是现实。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是我们想表达每个人都可能是悲惨的——民众、警察……宇宙中所有人都可能是悲惨的。

EL：你是如何在抨击现实和开启对话之间取得平衡的？

LL：这是一部政治性电影，我有话要说：我不是为了拍电影而拍电影，而是因为我想改变界线。这部电影开放式结局背后的想法是，它可能会让人们思考并引发一场辩论，而这就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部电影是一个工具，它让人们开口说话，改变了一些事情，很多事情都在被重新思考。这部电影在法国有200多万观众观看。政府说，看了这部电影后，他们希望改善巴黎城郊居民的生活条件。虽然还只停留在口头未落实行动，但事情就是这样有了转变的机会。

EL：很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给了我们一个来自外省的警察的视角——一个完全的局外人。

LL：很多时候，来到这些社区的警察都是刚从学校毕业，或者没有什么经验，他们大多来自外省。我想，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会很有意思，他将和观众同时一起去了解眼前的这个社会。不幸的是，外面的人只能通过媒体和政治来了解巴黎城郊，大多数人都没有去过。重要的是要让人们了解到这个城郊的真实情况，这样当听到巴黎城郊时他们就不会立刻陷入刻板印象或是自己的想象中。

EL：你在2005年拍摄了现实中发生的抗议活动，这也是你的短篇纪录片《克利希-蒙费尔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2007）中的内容。你认为虚构电影和纪录片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LL：我并没有把这两者分开。如果我拍一部电影，那是因为我有话要说。几年前，我发现自己拍摄了一个警察施暴的瞬间——我亲眼目睹了所有的后果。我想把它拍成虚构剧情片的话会很有趣。虽然《悲惨世界》是虚构的，但它的影响仍然很强。不管是纪录片还是虚构电影，它所传递的信息都是真实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EL：你还拍了一部纪录片《在马里的365天》（365 days in Mali，2014），你说过想在非洲拍电影。现在你还想这么做吗？

LL：是的，这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愿望。我们将于9月在塞内加尔成立一个Kourtrajmé电影学校。我们希望在达喀尔建立存在，培养这一代电影人，并在那里发展项目。

EL：你们也在蒙费梅尔开设了一所Kourtrajmé电影学校。

LL：是的。如果我们希望法国电影能够改变，变得更加多元化，我们就必须自己去改变这一切。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就没人会去做。所以，我和这所学校一起决定给多元化的机会——文化的多元化，社会背景的多元化……我们给每个人机会。这所学校是免费的，对所有人开放，申请者不需要有文凭。今年是学校的第二年，一切都很顺利。看到所有这些精力充沛、有很多想法、创造力惊人的年轻人，真是太棒了。接下来的几年，肯定会有很多事情发生，这是肯定的，不仅仅是我和我的事业，我和Kourtrajmé团体一起发展，我们总是一起做任何事情，这也是我今天努力的目标。我希望所有的学生都能从我所拥有的和我所创造的资源网络中受益。我们所有的学生都有很多事情做，没有一个学生会被落下。

《悲惨世界》如果没有那个让人震惊的结尾——警察在一群孩童的暴力围攻下束手无策——充其量，只是一部普通的电影，它回到暴力的话题，并将之归于环境。

正是有这个意料之外的收尾，《悲惨世界》变成一部杰作。它揭示了暴力的根源来自童年：暴力是养成和习得的，而非一时冲动；同时指出孩童在犯罪上的“优势”。

社会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了孩童，即便他们犯下罪行——法律明文规定未成年人的犯罪不认为是犯罪，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于是，一种“例外状态”被人为开辟出来。

在《悲惨世界》的结尾，警察面对孩童们的暴力袭击，无力还击（也不能还击）。不对未成年人行使暴力，这不仅是伦理上的约定，也是被法律明文严格限制的。

相反，倘使对方是成年人，警察不仅可以用暴力回击“袭警”行为，甚至可以将对方击毙，而不必负法律责任。孩童成了例外，孩童犯罪成为悬置法律的“例外状态”。

《悲惨世界》抛出了这个问题，又没有给予答案。这是电影又一处让人觉得高明的地方，如同一份关于暴力的社会学调查论文。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没人知道答案。

《悲惨世界》是导演拉吉利根据其同名短片改变扩充而来的。没看过短片，也不比较二者孰优孰劣，仅从长片出发。

片名取自维克多·雨果的经典，单刀直入地概括了全片的概念，导演要展现的是水深火热的社会图景。这幅社会图景来自法国巴黎的东部小镇蒙费尔梅伊（Montfermeil），同样是雨果小说里的场所位置。而在这座小镇的Les Bosquets郊区，正是全片不断渲染的“交火地带”，电影透过这一微缩镜像借以反映盘根错节的宏大社会命题。

导演截取了2018年世界杯上法兰西夺冠后凯旋门前的人潮狂欢作为开场镜头，喧腾的人群来自不同的肤色，一场久旱逢甘霖的胜利制造了团结的假象。在中—远—近景之间来回切换的镜头很精准地把握了这种状态，开放式空间下渐进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此起彼伏的喧闹声效并不干扰叙事，而是将影片在还未正式开场就推向了高潮。场景内部的层次感加剧了观众的不安和困惑。

人群中高呼的“Mbappé”（姆巴佩）似乎是导演有意布下的反讽线索。这位有色人种在世界杯上如有神助，拯救了法兰西。开头不仅指涉了法国足球队的黑人化，并顺带引出了欧洲移民潮的注脚。简单的开头便包含如此丰富的寓意，交代了大背景下社会问题复杂的法国，并描述了法国人对边缘族群的双重态度。

影片跟随着巡逻警车的运动开始深入这一动荡的巴黎郊区。三位主人公皆为当地警察，相同的身份却有着各自不同的视角。影片中有大量的巡逻戏、楼道戏和追逐戏，导演采用了晃动的手持镜头，在持续跟焦的过程中保证了镜头的流动性，从而赋予了叙事在混乱之中仍具有一种荒谬的秩序感。这些镜头揭示了导演审视社会的意图，虽然手持镜头的运用在批判现实的电影里并不少见，甚至已有泛滥之嫌，但拉吉利却让平庸的手持镜像恢复了连贯的跳动性，当然这一方面当然与扎实的文本有很大关系。在《悲惨世界》里，Gwada用Flashball打伤Issa后，镜头游移在三个警察的脸庞之间，动与静的对峙中不但交代了事件的发生，同时为后续三人不同的态度作了细致的铺垫。可见，大量的手持镜头并非为了炫技，而是与文本之间相互增强，在情绪渲染之外拉动了暴力的延展性。

影片里，摄影机在某些时刻被淡化了，街上奔跑的小孩，偷拍隔壁女生的小孩，围在一起的黑人帮，怒气冲冲的警察，叫嚣着“永远不要道歉”的警察，本质上，他们是一样的，这个社会的一小块拼图，他们是设计好的角色吗？随着电影的推进，那种随时可能被点燃、被激怒的状态微妙地钳制着不同社群的力量，这背后可能是身份阶层，是权力，也可能是原始地位的交锋，来自最内部的鏖战。导演用这种方式去呈现社会暴力，某种戏剧化的又十分日常的暴力，偶然和必然的集合。

在周旋于外部矛盾的同时，导演对准了内部的异化，这是《悲惨世界》比较特别的地方。信奉“C’est moi, le loi”（我就是法律）的Christ暴躁粗鲁，一副种族主义者的陋相；身为黑人的Gwada稍微收敛但同样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新人Stéphane厌恶一切粗暴的执法手段，很多时候他犹如局外人（没有那么“白”，也没那么强权）。在外出巡逻中，这三人的分歧加剧着，直至枪击黑人小孩事件发生，蛰伏已久的矛盾终于刹向了高潮，此前的叙事铺垫令这一高潮的到来毫无设计痕迹。

flashball（防暴球弹枪）这种所谓非致命武器在西方一直争议很大，官方的定义是并不会侵袭皮肤，但通过网上的数据可知伤者并不在少数。在此前法国的“黄衫运动”，甚至十几年前法国的骚乱中，当地警方就频繁使用过。当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明确禁止该种武器使用时，法国的《内部安全法》早已赫然规定了Flashball的适用情形和适用人群。说是适用情形，但基本上一发生暴动，警方就有权使用，对于“暴动”的定义，警方实则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另外一边，一个黑人小孩用无人机录下了这一幕。记载关键信息的无人机录像成了枢纽，人物又一次不自觉的陷入拉扯式的困境。前圣战分子Salah为首的势力集团与当地警力之间的利益交换说明了，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关权力，支配社会倒退抑或前进的力量来自于权力的更迭与交换，而非权力的消弭。

而整部影片描述的，恰好便是权力的流动状态，包裹在暴力的氛围中，个体不断被分解着，你很难用简单的善恶与对错观去衡量这些角色。Issa在从马戏团偷走狮崽的瞬间是他得到权力的开始，这场盗窃引发了全片最大的张力，某种程度上，警察，当地帮派争夺狮子所有权、占有权的行为都是权力的分割、控制。狮子是暴力与权力的象征，意味着，权力的诞生伴随着暴力，企图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铲除暴力如夸父逐日般荒唐。

当小男孩被压着身体关到狮笼中，在暴力的震慑与对峙下，他彻底丧失了权力（狮崽）。如何夺回主动权呢？于是才有了结尾的楼道对战。Stéphane所谓的“love&peace”似乎宣告无效（结尾处Issa面对Stéphane的恳求并不打算手软），暴力是乌比斯环，一旦开了头，费力去停止只会付出更大代价。开场的狂欢与结尾的闪弹混战是暴力的具象化，走不出的乌比斯环，以暴制暴，以牙还牙，古老的谚语在现代社会屡试不爽。扎根于人性的暴力，俨然成了不可抗力，无法预知、预防也难以抵抗。

值得一提的是，拉吉利镜头下的暴力世界也是一个男权世界。女性近乎软肋般的存在。在推进或是对抗暴力的过程里，她们无一不是失语的，像是无灵魂的、被动的容器。

与雨果的小说不同，影片中并没有如阿然让那样拥有无懈可击人格的角色。在小说里有一个情节，是警察沙威站在塞纳河旁陷入沉思；电影里的后半段，拉吉利也安排了类似的“沉思”镜头，Christ坐在沙发上紧皱眉头，沉默不语。雨果的小说里用宽恕为恶指出了方向，而在影片里，这样的宽恕不复存在。爱，变得很脆弱。

当失衡的高角度附拍镜头掠过日常的巴黎郊区，每个人走动着，奔跑着，阳光和尘埃淌过他们的头发，这些个体很相似，脏的灵魂，善的灵魂，看起来都是那么无足轻重的生命。

这片子在豆瓣评分这么高就离谱，事实上在巴黎住过的华人都知道93区是什么情况。这帮人从生下来就吃着法国政府的各种补助：住房、医疗、教育、生育，包括各种现金补助，成长的日常就是偷偷游客的钱包、抢抢亚裔的手机、骚扰路过的中国女生，然后在社会骚乱中时不时快乐0元购一番，居然还要“控诉”法国政府是mauvais culvateurs...和HK废青一样，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说什么种族文化宗教受歧视的，照这个逻辑，最有理由控诉的应该是在法国生活的华裔移民啊，可是也没见人家打砸抢烧成天破坏社会治安啊？

你自己在电影开头都说了非洲老家多么野蛮可怕，抓到小偷就绑上活活烧死，那你在文明的法国还不好好珍惜眼前的生活环境，偌大个市镇只有三个警察巡逻，治安的脆弱已经可想而知了，还要进一步破坏平静生活的最后一丝底线，彻底回归荒蛮就开心了吗？

看了这片子导演的背景采访终于明白了，这么一个有着殴打女性、绑架和非法监禁前科的人能拍出这样的片子一点都不奇怪。这片子获得戛纳的奖项和各种赞誉，只能说明法国电影界已经全面好莱坞政治正确化，吃枣药丸。

首先是片中的警察与其中的一个黑人老大谈判时所提到就是指2005年的巴黎大骚乱

2005年巴黎大骚乱 一、起因

2005年10月27日傍晚约5点20分左右，巴黎以北克里希丛林市3名男孩为逃避警察追捕跑入一所变电站，不料却遭到电击。15岁的巴努和17岁的齐亚德当场丧命，另一名男孩重伤入院治疗。警方否认曾追捕这两个男孩他们去当地是为调查一起未遂抢劫案。 二. 事态发展 1.法兰西岛陷入骚乱 事后，数以百计愤怒的青少年走上街头，焚烧汽车和垃圾桶，打砸店铺和一所消防站，并与警方发生冲突。参与骚乱的青少年向警察投掷石块，警察发射催泪瓦斯还击。

燃烧的汽车

11月4日发生骚乱的地区

法国华侨华人会副会池万升2000平方米的仓库在骚乱中被烧毁，新到货的皮包全部付之一炬。另一刘姓华商九千平米的钢结构仓库被焚，主要存放箱包首饰和丝织品。

11月5日骚乱已经漫延至法国其他城市

发生骚乱的全部地区

11月4日，模仿巴黎郊区骚乱的小型暴力行为出现在了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和里斯，以及北部城市里尔和第戎市骚乱分子焚烧了5辆汽车，南部城市马赛则有11辆汽车在骚乱中被焚。当晚全国有近900辆汽车被焚毁，其中巴黎大区近600辆，共有253名参与骚乱的人员遭到传讯。 11月5日早上，巴黎郊区奥奈丛林市大约2000至3000人参加了自发的游行活动，以默不作声的方式号召停止骚乱。参加游行的人包括了各个年龄段的人，时间持续近一个小时。法国内政部发布消息说，当日晚上，全国至少有918辆汽车被烧。警方逮捕了186人 。暴乱扩散到了法国首都巴黎市区，暴徒在巴黎市区烧毁了28辆汽车。警方当晚在巴黎南部埃夫里地区发现位于废弃建筑物内的一个制作汽油炸弹的窝点。法国司法部11月6日称，巴黎已有20多名参与骚乱的青少年被判刑。法国警方发言人说，当晚暴乱分子共焚烧了1400多辆车，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36名警员受伤。家住巴黎北部郊区的简-雅克·奈尔在试图扑灭家门口垃圾箱燃起的火时遭到袭击，被活活打死。 11月7日，巴黎附近的兰西市市长埃里克·拉乌尔宣布，该市自当夜实行宵禁。当夜法国各地有1173辆汽车被焚毁，有330人被捕，有13名警员受伤。 11月8日，法国政府内阁上午举行特别会议之后宣布启用1955年制定的紧急状态法，授权各地方政府实施宵禁和禁止公共集会12天，警方有权突击搜查那些怀疑藏有武器的处所。稍后，法国北部城镇亚眠宣布实施宵禁，从当晚零点开始，禁止16岁以下的人在每晚10点至第二天早上6点出门，除非有成年人陪同。巴黎西部的奥尔良和巴黎以南的萨维尼安治河市也分别宣布宵禁措施。法国官员表示，当晚被点燃的车辆数目下跌到617辆，有280人被捕。 11月9日，法国当局在巴黎以及三十多个城镇实施了宵禁。法国内政部长萨科齐说，有120名外国人被判定参加了骚乱，因此他们将被立即驱逐出境。 11月10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为动用紧急状态法平息暴乱做辩解说，眼下当务之急是恢复法律和秩序。稍后，法国内政部宣布将对八名警察停职调查。其中两名警员被控殴打在巴黎近郊的新庭市被捕的一名青年男子，另六名为目睹了事件的警员。事件被法国电视二台的摄影机拍摄到。 11月11日夜晚，共有380多辆汽车被烧毁。两名警察受伤，162人被逮捕。在南部城镇卡彭特拉斯有人向一座清真寺投掷汽油弹，清真寺遭到了轻度损坏。巴黎11月12日格林威治时间上午9点到13日夜晚禁止一切公共集会，以防可能发生的骚乱，11月12日下午5点左右，里昂市中心地带的贝拉克广场发生骚乱，有大约50名年轻人袭击了售货亭并损毁机动车。购物者急忙撤离这一地区。大部分店主关门停业。警察发射催泪瓦斯驱散数伙闹事的年轻人，实行了两次逮捕行动。 11月13日，法国著名民意调查机构IFOP所做调查显示，71%的法国人认为，总统希拉克不能解决导致骚乱发生的根本社会原因。近四分之一的法国人认为，右翼领导人庞勒能实现这一目标。里昂市警方同日禁止公众举行任何公开集会，防止有人趁机闹事。但是晚上全国又有284辆车被烧毁。115人被捕入狱。 11月14日，法国内阁会议提出申请，希望将国家紧急状态延长3个月以对付骚乱。骚乱以来，法国总统希拉克首次直接发表电视讲话说，骚乱显示了身份认同的危机。 11月15日，法国议会下院批准了政府把紧急权力延长三个月的建议。 11月16日，法国议会上院辩论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建议，把紧急权力延长3个月。

骚乱现场

骚乱中被烧毁的汽车

(以上资料和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二：我自己的观后感（我觉得我的根本就不是影评，只是一些感想）

本片从一只狮子的失踪开始。

马戏团老板发现自己心爱的小狮子不见了就去找当地社区的老大理论，在冲突即将升级的时候警察到场制止了冲突，并向马戏团老板保证会找到狮子。于是两家就都各退让了一步。警察为了解决冲突开始寻找狮子。通过社交软件查出偷小狮子的是当地社区的一个黑人男孩。但是在追捕偷狮子的小男孩的过程警察误伤了小男孩，且整个过程被另一个孩子的无人机拍到。至此，事件变得复杂起来，一旦视频被曝光，警察的工作就可能不保了，而且可能会引起黑人团体的抗议。

所以警察不得已请求社区黑帮的协助来寻找无人机和拍视频的小男孩，无人机小男孩在警察的追捕下逃到社区另一个帮派老大的那里。最终在老大的三明治店里所有的势力得到集合。在新来的警察与三明治店老板的谈判下，老板将视频交给了警察。这时事情看似得到解决了，但是在警察内部却爆发了冲突，针对视频的解决方法，三人各执己见，不欢而散。晚上新来的警察将视频交给了开枪的黑人警察，让其自己决定视频该如何去处置。问题在这里开始好像告一段落，三人又一起巡逻。

但是事情却远没有结束，无人机事件看似得到完美解决，但是平静中蕴含着大危机。从黑人小男孩的角度来看，自己只是偷了一只吉普赛马戏团的小狮子就被警察追捕还被闪光枪击受了重伤，最后还被警察拎到马戏团哪里被人羞辱，恐吓。不满情绪在男孩心中不断积累，他计划了后面针对警察的报复。他集结街区其他对警察不满的青年和小孩向警察和黑帮老大复仇。

而影片在就在暴乱中警察与男孩的对峙下结束。

复盘整个电影可以看出导演是站在中立的视角去审视整个事件的，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像斯派克·李在《为所应为》中对黑人社区的全景式展现，本片也对巴黎当地的黑人社区进行了全面的展示并且也展示了社区里的暴力是如何一步步升级的和复杂化的。电影用一只狮子的失踪案牵涉出种族问题的严峻，撕开问题表面的温情面纱，导演试图用两个小时时间告诉我们，种族问题似乎永远不能被解决，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这个问题就会像梦魇一样伴随在我们左右。

本片中开头就点出黑人小孩偷鸡被抓到警局（这也是为下面这个小孩偷小狮子埋下伏笔，小男孩偷鸡应该就是为了喂小狮子）还展现了当地的黑人帮派互斗争夺社区的控制权，吸毒贩毒（这里很有意思，警察说这里，原来是毒贩的老窝，但是伊斯兰教的人来之后，就把毒贩给赶跑了。但是贩毒的没了，又来了妓女，我想伊斯兰教应该也不会允许卖淫，所以这里之前也发生过对于势力范围的争夺，不过是打着宗教的旗号）与警察勾结。

而影片对于警察的描写就更复杂，片中一共有着重描述了三个警察，三个警察各有指意首先是新来的警察他像误闯桃花源的渔夫对自己接下来所遇到的一切都感到陌生，不解甚至愤怒，同时他又代表着有着同情心和有良知的白人参与到这一系列事件中。而两个当地的警察则完全站在他的反面。

首先当地的白人警察就像以前的好莱坞电影中典型反派，他歧视讨厌黑人，好像是个种族主义者（影片开头与黑人警察之间的谈话可以看出，他宁愿别的国家的球员获得金球奖也不愿自己本国的黑人球员得到），他自私冷酷，枪打到黑人小孩他第一反应不是送小孩去医院，而是要去抢到视频，想到自保。他与当地的黑帮勾结，无论怎样看，他都是不是一个好警察。但是从他对新来的警察说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当地黑人与警察的暴力事件，他就成了暴力最虔诚的信徒并且对于黑人充满了厌恶。这种厌恶夹杂着原本自己的歧视，导致他对于黑人发自内心的不信任与怀疑。

而最复杂的角色就是片中黑人警察，他成长于黑人贫民窟，是外来移民，但是对黑人小孩的那一枪就是他打的。他自己幼时可能就被压迫，被侮辱，被歧视的对象而长大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开始压迫侮辱他人。但他还是有同情心的，从他回家之后见到母亲的哭泣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挣扎。

狮子在电影中则是权威或者是权力的象征。而偷狮子这一行为就有着冒犯权威，挑战原有权力的意思。而男孩受到的伤害也如同权利迭代时旧势力对于新生势力的打压。在电影结尾男孩反击的时候，参与这场爆乱的全部都是年轻人，而他们打击的不仅是警察，连赶来支援警察的两派黑帮的人也是他们的目标。这就很像《上帝之城》的结尾，一派的衰落，另一派会迅速崛起，不仅更年轻还更狠，更不留任何余地。就像轮回，一代一代轮回，永无出头之日。

电影《上帝之城》

我们不能轻易用对错或好人坏人来进行评价判断这电影中的人物，整个事件是无解的，换句话来是无法避免的。

这背后折射的是法国移民政策对外来移民的影响在《法国“共和模式”移民政策的困境》（宿亮｜2015-11-10）这篇文章中写到：“法国的移民政策与其他国家不同，其与“民族大熔炉”多元文化发展模式不同，法国采取独特的“共和模式”，以制度化方式弱化移民的族群意识，以国家地域为中心强调基于“个人—政府”契约的公民身份带来共同性，以此同化外来族群，而不是突出族群的多元化特征。

换句话来说就是外来移民必须放弃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接受法兰西文化，语言，以此来融入当地社会。法国政府所希望的不是文化多元共存，而是试图弱化族群特征，所以法国政府统计中，尽量避免把种族或人种作为基本统计的单位，法国的人口普查从来不用肤色来进行调查，结果就是不知道法国究竟有多少黑人，多少白人，多少黄种人，通过这种做法来以防移民有遭到孤立排斥的感觉。这种做法受到很多质疑，人口统计学专家Patrick Simon曾在《世界报》文章中发问，要反对歧视新移民却不许用种族或人种作为基本统计单位来衡量社会歧视的程度和负面影响那怎么反歧视呢？而且在战后，随着20世纪60年代开始，来自法国前北非殖民地马格里布地区的移民大量进入法国。语言、宗教和文化上的较大的差异挑战着政府的移民政策。法国人发现，新移民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在“共和模式”下完成同化，这样的政策也给国家带来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在政坛引发争论。右翼政党要求变革授予国籍的法规，怀疑新移民对国家的忠诚；左翼政党要求改善社会环境并设立专门机构协助“同化”移民。不过它们都认为，移民无法融入是受文化、宗教或传统家庭关系影响。陷入困境中的“共和模式”移民政策没有像其设想的那样给法国带来整齐划一的国家认同。以“同化”做幌子，用“肤色无差别”的政策做掩饰，而非推动多元文化共生发展，这种做法反而加深了族群对立。”而种族对立的的一大后果就是暴力事件的猛增，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上面所说的2005年的巴黎大骚乱。这一事件也被看作是法国移民政策的破产，在这之后这一政策受到了广泛质疑，其他欧洲国家也开始审视本国移民政策。

这种矛盾性也在电影中有所体现。电影的一开场就是2018年法国世界杯胜利大游行，所有人无论黑人白人都欢呼雀跃为法国的胜利而庆祝，一派和谐，而那个黑人小男孩也参加了胜利大游行，披着法国的国旗，我想那一刻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法国人的。可是后面对于警察局与街区的展现以及后来小男孩所遭遇的一切却使前面的和谐成了最大的笑话。这种反差似乎也在告诉我们移民要融入法国社会的艰难。特雷弗·诺亚在《天生有罪》中说“在任何将种族歧视当作惯例的社会，种族融合这件事不仅质疑了这个社会的不公而且揭露了这个社会运转不良且不合逻辑这个事实。”表面的和颜悦色，其乐融融是很容易的，但是到真的触及到不同种族的利益时就不再那么简单了。

电影的开头

影片的结尾引用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句子，与电影的名字相呼应，也点出电影的核心思想，它让我们思考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而是从地理大发现时就留下来的殖民问题，是一个种族对一个种族的歧视问题。这样的社会环境最终造成的恶果就是片中所展现的恶性循环，种族对立造成信任的缺失，信任的缺失加剧了种族对立，而这种对立情绪滋养了暴力，而尤其是社会的不平等，移民尤其是非裔移民的贫困更是助长了暴力。所有只需要一个微弱的火苗，犯罪就会如同燎原之火，绵延不绝，形成浩大声势，经久不息，且不断反复。而这样的暴力又会引发公众对于黑人抗争的反感。而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该如何处理，这不仅是法国政府的问题，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问题。



  



文｜十二辰子

于2019年戛纳电影节期间

首发公众号：深焦Deepfocus（原标题：请把偷来的金棕榈还给我！）

1989年，斯派克·李以《为所应为》入围第42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并在30年后的今天确立了其作为黑人电影，种族问题电影的经典地位。2019年，法国黑人导演拉德·利的新片《悲惨世界》无疑又一次在戛纳电影节为这类电影抢占了一个耀眼的位置。

《悲惨世界》作为导演的长片处女作，改编自其2016年获得凯撒奖提名的同名短片。故事讲述从瑟堡新来的Stéphane与两位富有经验的警察在街区调停帮派之间的纷争，却因为在调停过程中一次意外被无人机记录下来的警方暴力行为而引发更加剧烈的冲突。在有机会制作这部长片处女作之前，拉·德利已经是一位极具经验影像制作者，他多部半纪录半虚构的影片已经引起了评论界关注。

电影《悲惨世界》的故事发生在导演从小长大的巴黎郊区93省圣德尼，这里也是巴黎各种种族混杂，最臭名昭著，治安最差的区域；然而，另一方面，这里有建筑史上标志性的圣德尼大教堂，有在电影研究和精神分析领域都极富盛名的巴黎第八大学，也是在这里，维克多·雨果写下了著名的《悲惨世界》。

移民的身份认同

《悲惨世界》所表达的不是种族融合这种过于空洞和理想化的概念，拉德·利也不像是斯派克·李对自己族群展开了批判，而是再一次利用自己擅长的纪录-虚构手法描述了绝大多数法国人甚至欧洲人都无可避免的移民问题（这在其之前的网络作品《go fast connexion》就已经熟悉的手法。）很多人刚到巴黎都会惊讶于街上的有色人种之多进而认为巴黎不再是巴黎。但是真的要对这部电影的种族话题进行讨论，首先就要尝试区别移民心理与社会心理。

在电影开场的第一幕，所有的法国人都涌上街头庆祝世界杯中“蓝衣军团”的胜利。此刻足球让有色人种短暂的聚在了一起，或者只是简单地找到了一个共同话题。但即使是在庆典时刻，不同社群之间几乎是没有联系的，只有来自相同种族的人汇聚在一起。很难想象由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的社群是如何维持运转的。西方对社会运动进行研究的主流观点来源于文化认同。这个强烈有别于民族国家的概念，是现代性层面的文化构建。当然，认同本身就是主观性的，是自我意识的定位。但这种认同真的被传统的欧洲白人所认可吗，或者说移民对自己的身份怀疑就已经暗示了认同的失败。

所以电影巧妙的越过了黑人白人对立这种已经烂俗又不可调节的矛盾，转而讨论社群之间的冲突。之所以用社群而不是种群是因为片中的群像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这点与《为所应为》中对族群的讨论其实是相悖的。）——反犯罪警察三人组、高中生、 黑社会、小孩、穆斯林兄弟……这种划分使得人与人之间认同与归类的边界被取消了，但同时让矛盾变得更加复杂而难以解决。

也许正是因为电影前半程的相安无事才凸显了潜在矛盾在最后的整体爆发。燃点早已匍匐，只是在等待燃爆它的那根引线。而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身份认同在某些特殊时刻被特殊事件强调了出来。

缺乏反思的真实

2015年描述巴黎郊区少数族裔间种族械斗的社会题材电影《流浪的迪潘》拿到了金棕榈，但随后影片就引发《电影手册》杂志猛烈攻击。他们甚至以“空洞法国电影”为主题，发表专刊批评以《流浪的迪潘》为代表的虚假政治社会电影，这类电影假借社会问题来博取电影节政治性关注，但实则只是高高在上的中产阶级对社会底层陈词滥调想象。只是一种对于电影节入围和奖项，投机主义的政治姿态。

这类电影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欠缺真实。因为导演欧迪亚自身包括许多巴黎白人是没有在巴黎郊区生活过的经历的。他所构建的故事全来自于自己的阶级想象。与之而言，第三世界的，移民的故事只是吸引人的外来的——好似电影《同义词》中听男主讲故事的法国bourgeois。 拉德利用自己的回忆和经历反驳欧迪亚，巴黎的郊区不是只有他们老白男想象中的毒品与暴力。

影片为了突出三位警察的立场不同，而特意让其拥有过于脸谱化的形象。首先便是将短片中射伤男孩的警察从新来的Pento改成了黑人警察，这样Pento就变成了呆板的好人。Chris所代表的是有种族歧视的白人至上主义者，Gwada是与说着异国医院的黑人的调停者。影片由三位警察矛盾的爆发作为事件的转折，但这种失衡的让中间显得非常呆板，这场三人回家冷静思考的过渡戏也因为拗而拗而丧失了说服力。

同时，为了保留短改长的基本框架，电影必然保留了短片核心的无人机部分。但问题在于由无人机承担的窥视功能被一群小孩的在场打破了。既然所有人都是目击者， 又何必担心无人机画面的纪实功能被泄露。只能说这个改动促成了无人机男孩成为了事件开端与结局的完整目击者，而两次都是通过其他介质观看这一事件。

一旦接受拉德利的强设定，那么这将是一部很容易进入的影片。并且因为纪录片而特有的说服力很容易将观众带入。纪录片出身的拉德利擅长对环境和突发情况进行捕捉，影片在前半部分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街区的日常，不同社群间的互动被丰盈起来。但这部电影问题就在于略显刻意的强设定，尤其是从短片改为长片后，为了对元概念进行保留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悲惨世界》的核心是“赎罪”，然而有色裔社群何罪之有呢？片名为“悲惨世界”，但唯一与雨果产生联系是因其就是在这个街区诞生了这部小说。显然，导演的采访与对于雨果原文的引用都证明了其对于族群反思的无兴趣。虽然拥有《为所应为》中暴力冲突的张力和驾驭斗争调度的掌控力，但却因过于描述性的安排而丧失了批判层面的延展。又或许这种对于反思的剥夺也正是对于暴力为何在此频频发生的回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