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回廊

社会写实片曾是中国香港的骄傲，尤其是奇案片，他们可以拍得很赤裸暴力，但可怕的是他们也能拍得像是整个社会的照妖镜。 在香港票房高达一点五亿票房的《正义回廊》不是最完美的犯罪电影，但电影中的灵光闪现与一拳到肉的批判有如回到港片最骄傲的年代。

后真相时代，是否真有正义容身的可能吗？ 编导以唐文奇这看起来很无辜又无助的嫌疑犯，说出了整部电影想编织蜘蛛网的野心，那像是迷宫也像是个人进退无着的意象。 有如卡夫卡的《城堡》，任何人进去只能被同化在体制里。 香港人的骨气，从《僵尸》、《智齿》到《正义回廊》，都充满了肉身降伏但灵魂不屈的声音。

无论你何时想到中国香港，你的感官都是冲撞的，甚至可以闻得到画面中的味道，包括感到拥挤的汗湿，以及天堂与地狱全压缩在一起的时空，人性在其中有如多汁又腐烂的果实，同时汗涔涔的又喷满名贵的香水，处处都蒸馏着人心。

如今想来，每个国家的犯罪片都有它的特殊美学，美国仿佛在无尽的公路循环着、日本是过度发展后的空洞寂寥，而韩国则追随着中国香港，发展出来溢满恶之气味与汁液的城市美学。

近期的《正义回廊》就是让人感到港片力道再回归的电影，继《智齿》的魔幻痛楚后，《正义回廊》则聪明地以不同视角让人感到身处「他人即地狱」的前排摇滚区。

片中每个人都投入在他人的目光之中，成为自己生命中的演员。 其中一场法庭戏，让正义如同秀服，穿得所有人忘乎所以，仿佛正义像虚荣的香水，到哪里都是为了它而亢奋的戏精。

这部片在中国香港本地市场像是一剂活血针，让观众重新回到戏院，上映一周后因为口碑而票房飙升，以资深影迷来看，的确是中国香港不再讨好更大市场，找回过往风采的作品。

导演何爵天虽是第一次执导长片，但相当大胆地打破第四面墙，将观众也拉进他的法庭戏里，同时很高明地让你看到犯罪者的幻想独白，或交错着时序地让你进入不同人的回忆里，这点反映着后现代的《真相》本来就是经过再造、加工的普普罐头。

它表面上在追索真相，但更深入地是想呈现这个无法相信什么的世界，很多人会将此片联想到经典名片《十二怒汉》，因为都有评审团的戏码，但相较于《十二怒汉》的想证人清白，《正义回廊》则是没有人确定看到的是真的，一百个口一百个真相，包括连观众本身看完都会怀疑自己的判断，或是下了字幕时，还在追索它最后留下的线索。 它以一个更非典型的开放结局混淆你，来呈现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长相。

导演的野心明显要缩影21世纪的真实，包括人人观望而噤声、表演性人格泛滥、原子化孤立处境，以及专业为了曝光而变质。 其中的律师在面对嫌疑人时充满精英的骄傲，与在法庭上为其辩论的态度成为同情者，审判完则流露赌徒心态，真相就是个赢家的游戏。

这部片是由翁子光（《踏血寻梅》）监制，何爵天之前是他的副导，在奇案的处理上，他们都关注在香港这片土地上近年都发生了什么事。 翁子光也是电影《僵尸》的编剧之一，可以看出他一直关注社会与个人的「变形记」，当你的经济价值消退时，将要如何定义自己？

无论是那岛、建筑物，还是个人这二十年都经历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早醒来变成了虫子后如何自处，这也是今日世界的现实，小至个人大到国家都会一朝变形。

故事中很少人在意真相与正义，他们都仍处于一种片中提到的97年之后的状态——谁知道明天是如何，只能掌握此刻的充满投机。 对很多事无法当真，嫌犯活在自己的希特勒梦想里，而片中菁英律师则活在「why so serious」的状态，那岛如孤舟的命运，让那片中的人都活得没有盼头，包括里面的陪审员们。 「正义」因无法被任何人呼唤上场，因此它的存在感很强，它沦于表象上的激化功用。

这部电影看似很多对白，但也同时反映了一个失去任何价值的时代。 犯下冷血奇案的、参与奇案的大律师，与因为那奇案搞到心情浮动的民众，都在诉说着白噪音，空泛而多话，却没有人是这舞台的主角，也没有任何事件有重量。 即使再惊世骇俗，像这部电影标注的是三级血片，但它更传达的是各自密闭式的噪音，浮泛的空白，各自的屏幕。

台词则是充满工具型理性的精英用语，另一种则是哭泣呐喊，与无谓的自我表述，与《十二怒汉》中的掷地有声不同，这部则充满着我们在社群与新闻看到的重复性用语，每个人都是学舌鸟，说出的话都不再新鲜，如细雨无法到达谁那边，它的确呈现了后现代的真相。

相较于台词的设定，每个演员的演出很真实，彼此都回应了对方的投射，让观众有了不同的体验，我们看到的他们都如拼图，只存在那时刻与对方的投射中，因此它不是一部有完整人设的电影，反而让我们有如被卷进万花筒一般，看到了每个人因不同对象而产生的碎片真实，包括为弱智嫌犯辩论的律师在庭上为自己的道德亢奋而陶醉、 如嫌犯唐文奇的哭戏在某一刻令人惊悚、如嫌犯张显宗在兄弟最后收线的表情有如末日。

让观众都看到了社会面具上龟裂的缝隙，与每个人的真假难分。

这是一部非常后现代的电影，所有的话语都像是复制过的，所有的情感都近似加工的汹涌又蒸发，一群人跟着做睁眼梦，包含陪审团九人，再也没有人如《12怒汉》发出真理之声，只有一退休老师说出怀疑，留了悬念。 彷佛真相曾来过一般，只是呼呼的一阵风而已。

此片有如嫌犯唐文奇的说法，编织一张蜘蛛网，让大家都跟着起舞。 它特别在这样的布什亚的拟像世界中，呈现了灵魂假不了的哀号，仿佛自己的主人已将它封闭了一般，让人想起《天才雷普利》的最后，主角恶人也将自己断舍离了。 可贵的是演员的高明演技，让你看到灵魂比肉体更先消亡的痛苦或空洞。 这是一群人很美的极致演出，真相被无视，众人只剩一闪而过的真实。

《正义回廊》集结了许多香港硬底子的演员，包括饰演陪审团的不少是资历深的演员（其中还有叶蕴仪），这部电影集结了香港人再回荣耀的决心，我在其中看到了中国香港当年的自信神采，因此那天我与其他过半观众都坐到了片尾字幕结束，那是一种对他们不死意志的致敬。

在香港电影的类型序列中，律政片并不算十分耀眼的那一类。在过去三十年间，恐怕也只有《法外情》（1985）、《审死官》（1992）、《九品芝麻官》（1994）等多少为人熟知，而若将范围限定在“后九七”时代的香港司法背景，则更是鲜有名篇佳作问世。因此，近期的《正义回廊》与《毒舌律师》两部影片，序分前后，携口碑与票房双赢之势，算是补上了港片的这一类型短板。

不过细究之下，这两部电影虽然在类型或题材上可归属一类，但风格可谓大相径庭。其中《毒舌律师》算得上是对依稀渐远的伸冤喜剧模式的稳妥回归，以工整而掷地有声的言说方式为民申言，进而叩问正义和良心。它满足了一部商业电影的各项业务要求，尺度得当，愠怒适宜而无公害，因而甚至能贴标登陆。相比之下，《正义回廊》的剧情复杂程度、人物暧昧程度、视觉挑衅程度无不远超前者。在新人导演何爵天的锐意布置下（可能也少不了监制翁子光的功劳），电影从头到尾都弥漫着沉郁压抑的窒息感，让人恍惚回到了《踏血寻梅》（2015）的那个香港时空线。

本片以月下抛尸为引子倒叙开场，早早便引出一起惨绝人寰的人伦案件。首要嫌疑人张显宗（杨伟伦 饰）自幼饱受各方欺凌，更难以“感受”家庭关爱，遂伙同面试时结识的友人唐文奇（麦沛东 饰）谋杀亲生父母，并在后者寓所内将双亲残忍肢解。作案后，张显宗不仅没有躲藏，反而通过网络发布寻亲信息，也很快被戳穿落网。随着案情和庭讼展开，我们得以一窥张显宗的“内心世界”，更进一步地见识到其兽性冷血之外的复杂面相。影片以张显宗视角下的意识独角和心灵构筑为引线，逐渐过渡到律师、证人、陪审团诸人的群像刻画上，并最终落于这场庭讼唯一的争议点：张嫌同伙唐文奇是否也参与了谋杀。

在本片原案“大角咀弑亲案”中，唐文奇的人物原型谢臻麒被法庭裁定谋杀罪名不成立，仅以“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获刑一年（主嫌则是终生监禁），又因受押近两年足以覆盖刑期，被当庭释放。法庭判决的依据是，其人智商经测定低于人群平均值，且受拘捕以来一直坚称没有杀人，直到疑似遭遇刑讯后方才改口。电影对此基本如实还原。

但另一方面，影片又通过布置层层悬念，不断迟滞真相的抵达。唐文奇尽管在司法层面获得庭审和陪审团的轻判，但观众从全知视角却能知悉他与亲姐之间似有“密谋”，同时其人也并非如其形象那般“忠厚呆愚”。电影有一处细节，显示唐文奇的 LCCI（伦敦工商会）会计资格成绩格外优异，这也呼应了“低智商”的他为何一开始能和墨尔本大学毕业的高才张显宗参加同一场面试。显然，电影频频暗示唐文奇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不论他是否如结尾喻示那般身陷蛛网）。但这个人物无疑又与张显宗形成了鲜明的视觉比对：一者的情绪/欲望/想象被披露无遗，甚至在部分时刻有着一闪而过的真情流露，而另一者虽然尽显无辜憨态，却始终藏于疑似包装的低智外表之下晦暗不明。影片最后的司法判决，势必也会因这种视觉情感的不同配重而与观众的外部审视形成某种张力，进而达到间离的效果。

这便是本片颇为反类型的一点：从始至终，并不存在一个揭橥一切的叙事推动者，告诉观众最终应相信谁、厌弃谁。本片既无一般律政片中大放异彩的毒舌状师，也无代表公民理性与市民良心的抗辩陪审员，至于社会派推理体系中的警探、义工更是无从谈起。所有人物，仅仅是在其职司份内获得极为有限的视域，一如斯坦尼体系下所谓演员目光所及的追光之地。人人皆是演员，人人皆以特定方式表演——众律师虽然看似比陪审团成员更具理性与洞察力，但实质上仍只是庭讼程序的演绎者，并不具备鸟瞰的真知能力，仅仅是工于戴上头套/戏服后的那项角色任务；除此以外，他们并不比仅凭日常经验和价值体验就作出判断的陪审员高明多少。本片的值得玩味之处，正在于绕过了“公义何为、真相何在”等一般律政片议题，也不提理性与正义光辉如何彰显，而集中于人物在虚实折返之间的自我呈现。

我们看到，作为全片承重，张显宗可谓这一自我呈现的典型。影片不仅以大段意识流影像直陈其内心，更在叙事层面至少给他分派了四重“角色任务”。先是在媒体面前扮演一个寻亲孝子，然后在案件与庭审中扮演一个弑亲狂魔，接着在意识与潜意识里扮演一个掩盖阉割恐惧、向世界宣战的“末人”，最后则是在观众面前扮演一个似乎还存有人性（中性表达）的可悲边缘人。这四重身份彼此纠缠，同时各自对应着几种堪称病态的社会关系——被成器兄长置换了亲子身位的家庭、专重窥私与奇案的大众媒体、自以为是的精英阶层、不通人性的官僚机构、迷茫又专爱算计的小市民，以及最为根本的，繁重生存压力下的不公社会——甚至连人伦亲情也必须让位于这种难以直表的社会驱迫。本片的重音和力度，正在于此。

除了张显宗之外，其余各人物同样也在进行着虚实交替的角色扮演。唐文奇自不必说，其亲姐唐文珊（杨诗敏 饰）更是在证人席上表演了一出感人至深的“庭哭”，有力促成了陪审团的转意与唐文奇的轻判。三名诉讼律师亦自恋味十足，有着种种由演惑真的矫饰，比如一身正气、时刻秉持司法公义理想的唐嫌代表律师游嘉莉（苏玉华 饰），以及总要用英文发言以至于被法庭时时提醒要改为中文的检方律师朱爱伦（周文健 饰）。二人身上总有一种“我便应当如此”的形象包装，做作且虚伪。而即使通透如张嫌代表律师吴冠峰（林海峰 饰），也不能免俗地要参与同僚们的讼辩游戏。这些法律精英们与其说是我们在一般律政片中所熟知的“讼棍反派”与“正义使者”，毋宁说只是在各自司法理念中完成法庭任务的功能角色。

至于众陪审团成员更无不是某种人设符号的替代品，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十二怒汉》（12 Angry Men）的余影，但实际上他们更类似于《失控的陪审团》（Runway Jury）中价值失范、身份迷失的现代游牧民。这种情形显然并非脸谱化这么简单——事实上，何爵天有意选择有深厚舞台经验的演员撑起群戏，为的不是追求“自然”，而恰恰是要让“表演”的技法和痕迹凸显，以抵达日常法庭内的“表现”。（参见BBC中文2022年11月24日的报道）

有趣的是，正是因为众人皆竭力维持自己在庭讼中的“形象”，同时又都讽刺地绕开了案情的“真相”，才使得从始至终在庭内失语的张显宗获得了某种视觉赦免权，进而取得一丝源自观众的信任感（尽管这种信任十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观众得以取代公堂，悬搁影像之中纠缠众人的身份迷思，自觉引出关于案件的私人判断——这无疑仍是基于信念的主观判断，却至少不会是某种叙事幻景营造的伸冤快感。也正是在这种“后真相”的情景中，众人的虚实形象才能延伸开来，枝连蒂结地触达法庭之外、银幕之外那个社会的症候。

当我们把视野推及整个香港社会的“身份形象管理”时，我们也就相应地看到了这部电影所欲扣住的那个更宏大的当下性（这正是何爵天的野心所在，至于效果如何可另作他论）。人们不免要问影响这一当下香港之角色扮演与身份迷思的因素是什么，答案无疑是多方面的，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某个极为晦涩但懂得都懂的因素（比如影片中两次给予以港徽特写，却未见更具标志性的港旗）。它们集中构成了一个后现代时刻里关于香港身份的反诘——弑父杀母，虽然大逆不道，但终究还是有“一票认可”的惊悚余地的。这并非是要人们同情暴行，而恰恰是要发出刺耳的警醒。《正义回廊》正是以这种惊人的符号语法和视觉挑衅，展现了一种不失温度的冷眼旁观、一种超越程序的时代关怀，因而也就无怪乎它能够获得港区民众口碑与票房的双重肯认，且令人确信能够在类型港片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最近，由翁子光监制、新晋导演何爵天执导的电影《正义回廊》成为了香港电影界的一大热话，上映至今票房已冲破千万港元，且呈现稳步上升的强劲势头。坊间好评不绝，对于一部有血腥暴力镜头的奇案三级片来说，如此成绩实属理想。

电影改编自2013年轰动一时的“大角咀弒亲凶杀案”，首被告周凯亮在大角咀海兴大厦一处单位内杀死父母，后联同次被告谢臻麒合力肢解尸体，两人同以谋杀罪名被起诉，结果陪审团以8：1的大比数裁定周凯亮罪名成立，判处终生监禁，谢臻麒谋杀罪名不成立，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判囚一年，因判决前已被拘留两年覆盖刑期，故当庭释放。

《正义回廊》是何爵天的首部长片。与香港大多数新锐导演都会选择相对安全保险的家庭题材为出道作不同，何爵天更在意的是作品是否充满话题性，能否在短时间内引发观众的强烈好奇心和广泛讨论。

选择大角咀弒亲凶杀案，一方面因为案件发生时间距离现今不远，观众可以在网络上查阅有关两位被告的视频片段，而且凶手骇人听闻的犯案手法、对双亲痛下杀手的冷血残忍引人侧目，周凯亮甚至在杀害双亲后还若无其事地报警求助，又高调接受传媒采访，发出寻亲呼吁。

另一方面，当年法庭和陪审团一致认为谢臻麒因智力问题无法主动参与谋杀，只能受制于智商达126的周“操纵”和“诬陷”。案情和判决背后的种种疑点，并由此延伸出对何谓“真相”、“正义”之思辨，都是编导希望借一度销声匿迹的奇案类型带出的值得深思的主题内容。

何爵天在香港演艺学院电视电影学院主修导演，毕业后曾涉足不同类型制作，如电影、广告、MV等，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林超贤的《激战》和《破风》。他在2016年拍摄香港电台剧集《狮子山下》时结识导演翁子光，之后便在后者的工作室担任副导演及编导等职位。由此可见，《正义回廊》深受翁子光《踏血寻梅》体察人物与环境之关系的社会派脉络影响。

《踏血寻梅》对香港奇案片的重大革新便在于创作者注入对社会低下层人物的深度关怀与信任。以往同类作品对事实及当事人毫不尊重、趾高气扬的猎奇剥削风气在《踏血寻梅》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细细描绘“死者”王佳梅（春夏 饰）和“凶手”丁子聪（白只 饰）忧郁苦闷的日常，以及他们痛苦挣扎的心理活动，并从尝试重组案情的臧Sir（郭富城 饰）的连番发问牵扯出边缘人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孤独悲歌。

翁子光在《踏血寻梅》之前已经摄制述说社会底层青年成长历程的《明媚时光》和《援交少女》，“阶级差距”、“房屋问题”在翁子光的作品序列里始终占据一席之地。

翁子光接受港媒专访时曾透露， 上世纪80年代，他的父母用40万港元买下位于新界荃湾祈德尊新邨的500多呎（约46.45平方米）的住房单位，一屋只有两间房，却要容纳5个人居住。翁导说他嫲嫲的房间能看到美丽的海景，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在对岸看着青衣的楼一直起，它变得像上海黄浦江一带，好多楼，一直起，一直起”，最后起到连海（峡）景也不见了。

这让翁子光心生感慨，在商业运作主导、寸金尺土的香港地，“家”的概念轻易便会被影响与破坏。《踏血寻梅》里王佳梅写在墙上的一组混杂英文与数字的密码，指的就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一定程度也是他个人经历在其作品中的投射。翁子光电影中的底层人物大多住在狭窄逼仄的公屋和劏房，在他看来，香港公共屋邨的自给自足、秩序井然背后有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劏房是一个被极度压缩的公共空间，可以说几乎没有私隐，如此压抑不安的生长或居住环境会对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是翁子光在作品中借由呈现“连打飞机都没地方”，令人難以呼吸的局促环境，从而对缺乏流动性、阶级固化的社会体制发出激烈控诉。

进一步说，如果说过去奇案片对于凶手/受害者的诠释是强行剥离社会性的“性格决定命运”，那么翁子光作品里则强调孕育人物成长的这片土地，以及对其内部结构与运作法则的观察和批判，即“环境决定命运”。在《正义回廊》里，张显宗对父母心生恨意的原因之一亦在于房产纠纷，箇中原因是不少香港人均将“上车”（拥有属于自己的物业）视为短暂人生的唯一目标。

不久前，《正义回廊》票房逼近一千万，作为主要投资人和监制的翁子光旋即在脸书上发了一篇感谢文，简单回顾了替《正》寻找投资的辛酸历程。从文中我们可以大概得知如今仍愿意为香港电影投放资源的投资者，他们对《正》的顾虑首先便是影片的主角都有谁？怎么回本？其次就是对主角残杀自己亲生父母的奇案三级片“能否过审？能赚钱吗？”从《正》在初始集资阶段遭遇的困境，翁子光以知名导演和编剧的身份四处奔走尚且如此，我们已可想象当时《踏血寻梅》的前期准备有多困难。

或许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光是投资“香港电影”便已面临亏本的巨大风险，而且还是一部放弃内地市场，仅在香港本地上映，带有血腥残忍场面的三级片，难免会令不少追求商业利益的投资者却步。

可能有不少人认为，以翁子光如今在内地和香港电影圈的知名度，随便拿出几百万应该不是问题吧。实际上，翁子光在文中也说明了自己本来是想趁楼市低迷给首付买层“纳米楼”作为在港的栖身之所，好让自己不用再跟父母挤在一间狭小的居室里，结果最后还是把这笔钱用在了支持新导演上面。

“纳米楼”（nano-flats）意指面积非常细小的住宅单位，虽然香港坊间多用215呎（约19.97平方米）作为纳米楼指标，而实际区间大概在“200多呎”范围游走。但是低于200呎（约18.58平方米）的住宅单位（私楼最细的“龙床盘”面积只得11.15平方米）比比皆是。简单比对一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最低居住空间标准，中国台湾147呎（约13.66平方米）、英国398呎（约37平方米）、新加坡500呎（约46.45平方米）、日本269呎（约25平方米），香港可谓“细绝全球”。

言下之意，翁子光是押上置业首期（若按他在文中的话说，应该还有一部分是与编剧孙霏共同营运制作公司的积蓄）、美亚娱乐主席李国兴投资的部份费用（《踏血寻梅》也有美亚投资）、两位匿名贷款人、为人爽快的“K先生”（不少人猜是古天乐）的100万元，再加上香港电影发展基金的250万元资助，才有今天的《正义回廊》（制作总开支约1000万元）。

翁子光早在2018年就说过，面对香港居高不下的楼价，他也是没有买楼置业的条件。尽管在《踏血寻梅》的成功之前他已是两部卖座港片《僵尸》和《救火英雄》的编剧（但在香港编剧的待遇普遍不高），之后更自组工作室提携新导演新创作，北上发展，身兼编剧、制片人、监制多职。但是面对越发紧绷的创作氛围，连翁自己执导的新作，讲述港英时期四大探长叱咤一时的枭雄片《风再起时》何时能上映也还是个谜，谈何回本或赚钱？

再则翁导的作品风格本来就偏向奇情+写实主义的类型组合，多数投资者对该类题材无不报以万分谨慎的态度。往现实一点说，当年《踏血寻梅》虽然获奖无数，但在票房上是亏本的，也难怪翁导在文章开首就半开玩笑地说《正义回廊》上映两周的票房已经超过《踏血》的总票房（800万港元）。

疫情久未平息、电影业青黄不接、创作空间日益收窄等，这是如今香港电影（包括翁子光自己）正在面对的严峻现实与冲击。 但即便生存环境如此艰难，依旧还是有新导演愿意去尝试、开拓不同类型的电影制作，还是有不怕亏本的投资方愿意出钱出力。

我想强调的是，比起一再执着于港产片“死了没有”这种毫无意义的问题，创作者们该怎样在夹缝中求出路，将“消亡”的危机感和恐惧感转化为涅槃重生的机遇，理应更值得我们去思考与重视。

回到《正义回廊》，何爵天和三位编剧谭广源、叶伟平及梁永豪对弒亲案的审讯流程进行了戏剧层面的改写和虚构，如两位被告的姓名分别以张显宗（杨伟伦 饰）、唐文奇（麦沛东 饰）代替，真实事件中出现的相关人士、组织或团体名称均以假名或模糊化处理。尽管电影不乏对凶手杀人、肢解、弃尸过程有着血腥味极重的细致描述，但区别于过往奇案片穷尽煽情之能事，只顾贩卖色情暴力、宣泄官能快感，何爵天和编剧们显然拥有更大的野心。

他们试图在137分钟的影片时长里一并处理两名被告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精神状态/犯案动机；检控官朱愛倫（周文健 饰）与两位被告的辩护律师吴冠峰（林海峰 饰）与游嘉莉（苏玉华 饰）在法庭之上的唇枪舌战、一般证人和专家证人的供词；警方的调查过程、取证手段；由9位成员组成的陪审团内部辩论过程；以及案件对三位不同领域的年轻人（记者、律师、警察）产生的影响。

可想而知，要求观众在两个多小时之内完全吸收并消化如此庞大的信息量堪比登天，而对于初出茅庐，雄心勃勃的导演和编剧来说，由于篇幅不足，以上题旨很多都只是开了个头，却没法深入。但是香港观众普遍就对此类“包罗万有”（每样都有一点，即意味着难以拍得深刻）的影视作品怀有好感，当遇到一些存在明显缺陷的叙事内容，他们总有办法以“刻意留白”、“不轻易判断”等理由为创作者辩护。

与此同时，导演为了提高庭审戏在视听层面的可看性，运用了很多剧场的表现手法（戏中几位主演，如杨伟伦、麦沛东、林海峰、苏玉华、朱柏谦等人都曾有出演香港舞台剧的资深经历，因而能够很快适应舞台式叙事手法），例如舞台剧中的“转台”技巧，让演员们突破单一固定的场景（法庭内部），随着被告/证人的供词穿梭于不同时空的情景，或旁观两名被告的行为和对话，或打破第四面墙直接与观众“交流”。

导演在聆讯过程还会利用一些光影、声效的特殊手法来表现隐藏在庭上问答互动背后的戏剧冲突，如剧情进行到张显宗表姐邵佩琼作供时，法庭内的灯光黯淡得像在教堂内告解，观众只能看到被告与证人的双瞳，画面更不时回溯到张在餐厅向邵坦白杀人罪行的瞬间。唐文奇自辩时，往往配上闪电及雷暴的音效，是否隐喻唐不可告人的内心挣扎？又如，当呈现主犯张显宗复杂的心理肖像时，导演让张显宗幻想“成为”偶像希特勒，他的家人、唐文奇则“化身”纳粹军官和士兵，用一口流利德语交谈的超现实片段为核心内容。

诚然，对于一些平时不太常看法庭戏的观众来说，上述为求达到特定叙事效果的戏剧手法的确值得他们赞不绝口，也有助于他们理解熟悉香港司法系统的运作逻辑。然而只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电影史，就会发现那批最为出色的法庭电影的共同特点均在于精彩绝伦的台词和对白。《正》在“陪审团商议”和“法庭辩论”部分参考的正是其中两位佼佼者：《十二怒汉》和《桃色血案》。

我敬佩新导演想要有所突破的创作激情，但是《正》在叙事手法上的所谓“创新”某程度而言只是为了掩饰对白的苍白肤浅。兴许导演太想借一件过去之事讽刺、影射近几年的种种荒谬（大部分香港新导演的通病），趁机表达港人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哪怕被指“抽水”（指桑骂槐）也在所不惜。于是人物不时会说出一些影射当下现实的“金句”，不仅明显与该人物在戏中所属的身份、身处的社会环境相悖，更是在间接削弱、甚至摧毁一部法律电影理应具备的严肃姿态。

若以此为出发点，《正》言语之间隐含的讥讽语气实际指向一种“代际矛盾”，而这也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之上围绕着“法律诠释权”而制定的控罪/辩护策略、由此展开的激烈论争，道德和真相变得模糊，工具理性成为主导之外，引发观众通过持续的辩论思考“何谓公义”的陪审团内部构成隐含的深层意义。

导演将9名成员逐一划分为中老年大叔、师奶/青年、保守/激进、既得利益者/不相信制度、政治冷淡/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等四个类别。这种塑造人物群像的方法确实有助导演言简意赅地向观众传递“陪审团”之于香港法治的重要意义，透过学识渊博的年青一代如哲学系毕业生高思钧在质疑体制（能否彰显公义）、认真讨论案情之余，又不忘向在场其他成员（和观众）解释陪审团制度的由来，以及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代际矛盾”因而在陪审团成员们对案情的一致专注中得到暂时性的和解。

话虽如此，陪审团的成员形象最后还是不免落入脸谱化的桎梏，光是从成员整体构成便能看出导演为了营造新老世代之间的戏剧冲突（及短暂和解），从而牺牲了个体自身的复杂性。这种情况还出现在滥用职权的便衣警、害怕承担责任的上司/怀有良知的年轻警员；不讲道德操守的报社总编/良心发现的网媒记者；视法律为上位游戏的知名大状/替弱势群体发声的新人律师。

就连第一被告张显宗也抵受不住陈腔滥调的“侵袭”。影片对张显宗的戏剧化处理实际上是放大了外界对他的各种猎奇窥视和想象：极度崇拜希特勒、对于性有着无限意淫，参加三级片试镜，却在性感美女的挑逗下窘态尽显，甚至连在法庭上与倒叙和闪回披露的弑亲原因：张的父母偏心、留学外国时多次遭黑人欺凌及歧视、张的物业被迫转交兄长以偿还债务，导演处理起来亦无非是突出其冷血猥琐的一面（不过片中提出的几种假设均无法充分解释张杀人的动机，这点我倒是欣赏的）。

至于讲述他进入职场面试碰壁（初识唐文奇）的部分，更加可以见到导演为了影射中港矛盾而忽视了人物的实际情况（张面试时的表现如何？能否胜任这份工作？）。要到影片最后一幕，被判决终生监禁的张显宗与兄长在监狱探访室的隔窗对话，这个角色的矛盾心理才真正凸显出来，可惜为时已晚。

英文片名“The Sparring Partner”，中文有拳击训练时的陪练员，证据确凿的张显宗显然就是那位上场比赛（杀人弃尸）的“拳手”，言下之意，故事的真正主角便落在了跟在他身旁的唐文奇身上：智商只有84的唐究竟只是一名人畜无害、整天挨揍的“陪练员”，定还是有份参与谋杀罪行的“搭档/同谋”？

这也是影片后半部分法庭和陪审团的辩论重心，导演和编剧们似乎倾向于认为唐文奇在庭审期间其实是装傻博取陪审团同情，然而除了张显宗的口供，并无更多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唐确实有参与谋杀，同时警方不恰当的取证方式、唐的姐姐声泪俱下的“感人”供词，令整场审讯逐渐偏向有利于唐文奇脱罪的言论立场。

如果说《十二怒汉》是陪审团通过深入分析讨论案情为无辜人脱罪，极力避免冤狱的发生，当中隐含对司法制度的高度信任及其存在的必要性，那么《正义回廊》则走向与之相反的另一面：高思钧说出“冤狱比放过有罪的人更不公义”，更像是一句自我安慰、安慰观众的妥协话语（香港观众映后讨论的焦点还是在唐有没有参与谋杀），实际上是（创作者认为）本应接受惩罚的罪人无罪释放，一切只是因应“无罪推定”、“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及“精神障碍辩护”而采取的辩护策略。

所以《正》也包含如何“演场好戏”的后设元素，法庭之上真相与否并不重要，公义得不到彰显，唯一的“真实”或许只剩下历历在目的行凶过程，以及众人的“演技”。我想导演和编剧们应该更认同《桃色血案》传达的法律理念（两面性），不过限于篇幅，电影亦只能浅尝即止。

尽管《正义回廊》并不完美，充满导演和编剧为讨好观众不慎流露的机心，但面对创作空间越发收窄、影视作品同质化情况渐趋严重，香港电影更需要多元化，更需要这样一部摆脱偶像崇拜、个人主义包袱的精彩群像戏。今年下半年港产片集体经历了一次久违的口碑与票房双爆发，我衷心希望势头正猛的《正义回廊》也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本文首发于「虹膜」

三星、7分左右，有点难说。标题和海报都很抓人眼球，之前点映就想看，终于有合适的排期。看之前期望很高，因此没有特别触动我就得降分了。屠杀肢解亲生父母，这题材要想拍难看也不容易……它当然是个复杂暧昧的故事，他人永远无法也不应该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相，但为了多面性而丧失叙事结构和清晰的传递有点不值（个人审美）。

演员选得蛮好，会让人担心“你俩以后还可以演其他角色吗”的程度，但演技的精湛救不了整个故事。传达的最清晰的是暴力执法和穷人富人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律师和陪审团倒是有意思。三方律师上一秒庭上针锋相对，下一秒庭下友好约饭，台前道貌岸然，台后蔑视委托人。我看司法假发到现在还没取缔的意义不是纪念传统象征权威正义，而是标志戏台已经搭起演员粉墨登场，好一个social performance persona.

陪审团混乱，混乱善良，记住了九个人的脸没记住他们的立场，愿意相信是编剧刻意为之。因为他们的立场摇摆、为杠而杠、像狼人杀轮到你了必须主动或被动说出一句没意义的话。后现代共识不存在真相，更毋论越辩越明，好笑一女士表决前慷慨陈词不要放过从犯的可疑之处，最后却全员通过无罪。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看新三级片，之前要么在笔记本上看，要么是影院重映的外国片，片头只会有一个静态警告。在讨论某地文化产业要完时，大家总寄希望于分级制度，好像那是灵丹妙药。分级制度实行起来难吗？一点也不，不实行的理由要么是不相信咱公民的平均素质，要么是打心眼里觉得咱老中成年人不配看三级，混不到内参就认命吧。分级制度能够有效阻挡“不该看的人”不看吗？售票时尽职问你一句成年否算好了，入场也不查证件，和网站弹窗点proceed差不多，管控强度还不如限制小学生玩手游。

分级制度的本质是分配责任，万一出差错，谁该赔偿？制作方、发行方、还是观众自己？之前看过一个说法，电视分级是对监护人而非孩童的警告。这次看片头的正告，大意“如果未成年人执意观看本片导致本影院被处罚，我们将对你提出民事诉讼。”有意思。说回本片的限制级内容在哪里？血腥（对于不怎么看这种片的人来说，但我最近看了柯南伯格……）、色情（说没有必要吧，真人又确实有这么一回事）、极端、“三观不正”。张显宗在法庭上大多数时面无表情、但面对两位亲人似乎也并非毫无感觉，后段剧情针对唐文奇时经常露出嘲讽的笑，以为他置身事外看好戏呢，宣布审判结果后不还是对“不公”破防。

遗憾，两小时看完，没有感到多浑身发凉（除了这垃圾影院的空调实在是冻死人不偿命），像开头所说，没有触动我，亦没有takeaway.

人人唱衰港片的当下，靠老题材和熟面孔已很难调动观众的热情和刁钻胃口。《风再起时》拍得吃力，吆喝得也吃力，没成想翁子光另一边监制的《正义回廊》却杀出一片天，扶持新导演何爵天首次执导长片，一举入围金像奖16项提名。

何爵天何许人也？主演杨伟伦、麦沛东又是何许人也？内地观众恐怕都从未听过这些名字。然而《正义回廊》拿下的是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两个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等各个重量级别奖项提名，让人不得不好奇，究竟是怎样的黑马，能杀出这么一大片天地？

改编自2013年的真实案件，“大角咀逆子弑双亲案”，是本片的故事背景。十年前在香港引起轰动，因其极度血腥暴力有违伦理引发广泛讨论。案情被搬上银幕不稀奇，但已盖棺定论、全港皆知的故事如何重新叙述、吸引观众再看一遍，这是电影要面临的问题。《正义回廊》不仅给出了超人意料的讲述，甚至将大众熟知的故事引致令人深思的一面——“黑马”之“黑”，让人拍案叫好。

多线并行，多视角叙事，拼出一个支离破碎的真相。

不同于一般犯罪片以悬念开始、捉拿凶手归案结束，《正义回廊》开篇就将杀人凶手和作案手法揭晓。何年何月谁谁谁，以何种方式残害自己的父母。先告知答案，亮出底牌，让人充满疑惑：接下来要讲什么故事？

罪犯是如何行凶的？还是罪犯另有他人？查案审案的结果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部分？难道这其中另有隐情？……

在前半个小时的叙事中，两条线一直穿插并行：一条讲述凶手张显宗和唐文奇的结识过程、部分生活场景，一条讲述警察发现凶案现场、侦查的推进。在两个杀人犯被缉拿后，归到法庭，新的角色加入，记者、法官、律师、陪审团等等出现在观众面前，这里才真正开始叙事的各方角力。

当九位公民被选为陪审团成员进入封闭空间后，老影迷可能都会将这部片往《十二怒汉》的方向联想，也许是香港版的《十二怒汉》，在一段又一段庭审讨论后，陪审团会翻转故事的结果，将案件引致截然不同的方向。

在这样的期待中，主创很快将你们的思维定势打破。不，他并不是要讲一个新的《十二怒汉》，这里的九个陪审员就是陪审员，他们的讨论只是审判的一部分。

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在被告、检察官、律师、证人、陪审团乃至记者等不同人讲述下，一个铁板钉钉的杀人故事往不同方向拉扯——

在记者眼中，杀人犯张显宗已经昭告一切十恶不赦，大众对他的憎恶显然将舆论场引至法庭，正在影响陪审团看待故事的视角。

在律师眼中，只要有一丝机会让罪犯脱罪，找到任何病理的证据、被社会戕害的证据引发同情，或有可能让人们感到这是一个失控的错误，案件又会偏向同情凶手的一方。

在凶手自己眼中，本来已经认定的犯罪事实，因为有了律师和家人介入，他们的态度和叙事方式又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智力障碍、失忆、精神错乱、被警察逼供，这些都成了推翻故事的砝码。

最微妙的还是陪审团九个人之间的博弈。代表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价值观的九个人眼中，一个本与他们生活毫无关系的事件，以规定程序进入到他们眼中脑中心中，让他们不得不面对残忍的事件，梳理案件过程，判断正义是非，因为他们的任何一次共情或愤怒，理性或感性，都可能将两个陌生人的命运改写。因此九个陪审员慎重又慎重，反复讨论反复推演，案情又在质疑和辩论中变得朦胧、迷雾重重……

可以感受到的是，法庭在这部电影中变成了一个舞台般的存在。一个讲故事的角色上场，观众就会被他讲的故事吸引，他说的时间地点前因后果呈现出一种氛围，引人共情或者批判。而当不同角色分别讲述时，观众看到了一个故事的不同面，如多面棱镜，每一面映照的现实都不一样。光影闪烁、叠影重重中，人们看到了无数个“现实”，他们是讲述人口中的“真相”；但在观众心中，真相是支离破碎的，需要从无数碎片中费力拼出完整合理的拼图。

陪审团的角色，正代表了我们观影的观众。他们在以各种职业、年龄、价值观代入讨论案情时，正相当于代表不同立场的观众重新观察这个案件。而我们会很清楚地感受到，即使是这样一个已经定论的案件，故事依然有重新讲述的可能。我们有各种理由惩罚或赦免凶手的罪恶。影片抛出这个问题，最终引发了对法律制度能否公平公正的深层讨论。

冷静与狂热，天才与白痴，在对比中显现戏剧张力。

电影中的两位主角，高智商的张显宗（杨伟伦），低智商的唐文奇（麦沛东），他们既对应了真实案件中的周某和谢某，也在这个重新构建的故事中形成了冷静和癫狂的对抗张力。

两人本是共谋，共同杀害了张显宗的父母，并且手法极端残忍。但案件在审判的过程中，事实因不同视角讲述开始往几个方向分崩离析——究竟是张显宗主导了凶杀，还是唐文奇主导了凶杀，抑或是只有其中一个人杀人而另一个人根本没有杀人——到底谁说谎，谁说真话，谁会被判定有罪，谁会得到赦免？法庭辩论把电影开端凶手就是两个人的假定推翻。

两个被告的合作关系变成了夺取赦免权的竞争关系。他们各自争取律师、陪审团、法官和大众舆论的过程，也是争取观众的过程。

这里不得不提到两位主角的表演，杨伟伦和麦沛东，功底扎实，又有超出想象的惊喜。杨伟伦饰演主犯张显宗，冷静，少言，克制，玩世不恭。他除了面相与案件真凶有几分相似，表面呈现出的愈冷静，愈让人感到内心的歇斯底里和疯狂。——因此在那副无动于衷的面孔之下，导演、编剧和演员共同运用第三视角，展现张显宗的内心世界。他对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自卑又自大的幻想，既像是警察、记者、律师等不同外人看到张显宗社交网络上表现构建的想象，也像凶手本人在自述一个悲惨的自我，他如何压抑自己直至毁灭。

另一位主角麦沛东的表演更加夺目。他饰演一个智商低下人士。这样愚笨的人为何参与了凶残至极的杀人案，令人疑惑不解。在审判过程中，对唐文奇是否有罪的讨论慢慢成为故事重点，在苏玉华饰演律师的塑造下，唐文奇展现低能的过程，逐渐将参与审判的人们拉到自己一边，改变了他命运的走向。

演员麦沛东和杨伟伦一样其貌不扬，俗世社会中是不可能被注意的平庸者。但他的形象放在银幕上，仿佛聚光灯只看到他的存在。那肢体语言一出来，你就能感到穿透银幕的腐臭味，比韩国电影《寄生虫》中富人嫌弃司机宋康昊的气味更加具体，令人厌恶又同情。

在这底层“味道”铺垫之上，人们本应看到一个低能人士被动地接受了高智商人的指使，陷入一场杀人悲剧成为共谋，但在麦沛东的表演和导演的叙事引导下，我们分明感受到还有一个更高视角正在凝视唐文奇。麦沛东演的唐文奇，在法庭上的讲述，正如一场精彩的舞台表演。

其中的悖论不言自明：低能人士表演自己的低能，在表演中就已经表现出了高智商。姐姐的泪水，医生的证明，前女友的讲述，都不及唐文奇本人无辜的眼神。尤其讲到警察刑讯逼供时，唐文奇竟还原出警察的凶狠，而审判现场没有人察觉他精彩的复刻本身（需要智力、记忆和情感的表演）就已经是推翻低能的证明！

两个主角的对比，一个高智商，一个低智商；一个面无表情内心极端狂妄，一个表面涕泪俱下内心极端冷酷。他们用完全相对的方式共同谋划了凶残至极的杀人案，释放他们癫狂的内心。但在庭审中，两种癫狂从合作变成较量，又让他们分道扬镳。杨伟伦和麦沛东层次丰富的表演不断塑造动态的癫狂，惺惺相惜与殊死博弈的过程在其中呈现，令人唏嘘人性之诡谲。

凌厉沉静的镜头语言分解程序正义，深层质问社会现实。

如果只是将曾经发生的真实案件搬到银幕，犯罪片不会比新闻纪实报道更震撼。电影之所以再次虚构真实发生的故事，是因为在“虚构”中人们可以清楚看见“真实”背后还有各种可能和漏洞，人性是那样变幻莫测、瞬息流动，新闻中遥远的名字才能变成更具体、更真实的人，引发大众凝视深渊的思考。

《正义回廊》用不同以往香港犯罪片的叙事方法，将一桩惨案的审判现场如实呈现。你可能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审判的过程是这样的无趣，没有TVB和一些古早法庭片中高亢激昂的雄辩，也没有煽情的演讲，只有不同人一遍遍执行程序的每一步。呈现证据，观察证据，讨论证据，得出结论。

不同职业工种表现他们的熟练和冷漠。警察可能是正义执法，也可能刑讯逼供；律师可能挽救冤案，也可能纵放凶手；陪审团可能没有什么正义感和法理基础，只是从一群普通人中随机挑选出来——但这样随机的选择也可以改变凶手的命运，不禁令人发问：法律到底能否实现真正的公平？

导演在叙事中已经显然表明了对现实质问的态度。再有能力的律师，也会傲慢地将陪审团称为一群猪仔，即使帮助罪犯辩论，也不过是他们工作的一环，比工作更重要的是每天吃什么，去哪里吃。记者事先采访凶手为获得曝光的举动，是他们吃这碗饭的必备技能，但越娴熟越老练的记者，越表现出对真相的漠不关心，实际上暗中推动了审判方向的改变。至于真正的凶手如唐文奇，天真愚蠢还是有意表演，只是他不同动机下的人格选择，陌生人到底能从中辨别几分真假，也随机决定了审判结果。

种种不同方向的质问，在冷静凌厉的镜头语言中呈现。不同人参与到案件过程中，假设到达案发现场，一遍遍还原真相。但真相又是不同视角的想象，真和假，没有人能真正判决。

恰如用心设计的片头字幕，“正义回廊”四个字，支离破碎。“回廊”是一个隐喻，更是一个问题：抽象的正义在几番叙述和表演下竟可以峰回路转，这背后的冷漠让人不寒而栗。

在观察参与了无数次真实庭审后，新人导演何爵天用扎实的电影表达向社会抛出一个问题。这问题不仅是对十年前凶案的追问，也超越了时限，将问题引入当下，对我们所处现实中法律是否还能匡扶正义，提出了深深的忧思。

当人们不再对黑白分明的犯罪片故事模板心动，香港新一代导演和演员正在打破叙事传统，将这一类型持续发扬成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如果你能感受到《警察故事》最早的黑白分明，到《无间道》中黑白界限已不断模糊——那么现时当下，年轻一代已不仅问到谁黑谁白谁灰，而且重新发问：这界限划定的规则与程序本身是否自带颜色，用来衡量正义的那把尺，是否本就发霉生蛀，不再适用新的社会问题？

就在我看《正义回廊》的这天，香港再次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凶案——28岁的蔡天凤被前夫一家残杀肢解，这不是电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新闻让我们惊悚恐惧，但过了这段日子，人们又会忘得一干二净，把陌生的名字和悲哀的真实抛向历史尘埃。

真正的创作者，不会把一个事件当成偶然事件。他会去思考，是否还会不断发生类似的事件，悲剧是不是有固定的根源。《正义回廊》提取了一个十年前的凶案深深凝视，它不仅把悲惨的真相重新抛到现实中，将问题和思考留下，并且邀请更多的人一起思考、一起凝视，共同忧虑我们所处的当下和未来。我想这就是《正义回廊》鼓舞人心的地方，它的创新和勇敢，正是港片的新未来。

形式大于内容是新人导演的通病，不过这次故事也讲得很好，我理解新人导演想要用点新东西给自己的电影事业打开一条路，同样，电影届也需要有新鲜血液的注入。电影有后劲的，肥仔能生动地演警察，念过书，会骗人而且也会上厕所，那个坐在一片蛛网中的镜头，哪里是他被蜘蛛追杀，分明他才是端坐在中军帐中的那只恐怖的毒蜘蛛，一步步把那些自以为高他一等的虫豸拉进这张他精心编制的大网里。。。他这种懂得内收的狡黠显然比表面狂妄内里懦弱的张显宗更聪明，也更变态，更癫狂，更漠视人性。

正义回廊 (2022)

7.6

2022 / 中国香港 / 剧情 犯罪 / 何爵天 / 杨伟伦 麦沛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