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休息

上海艺术电影联盟“建国70”影展

仲星火老这种不温不火的表演是自称一格的，和整部电影轻喜剧的调子太合拍了。就像映后谈时木译老师谈到的，这种没有反面角色的戏剧最难搞，矛盾和戏剧冲突的设置更是难上加难。虽然一些群演和台词略显生涩，但是影片整体的呈现确实是完整且优异的。阵容里除了仲星火老师，还有像上官云珠、关宏达、马骥、赵抒音等等上影厂艺术家出演配角或是客串，这些人可以说既熟悉又陌生。在取景中透过镜头我不仅看到了六十年前复兴路永福路修道院公寓附近、虹口山阴路一带和曹杨新村的风貌，甚至片中的医院我都能模糊地回忆起小时候自己在儿科医院看病的时候，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门诊大厅的画面。最后像提一句就是上影乐团的配乐太棒了，上影那么多优秀的电影都靠乐团优秀的演奏而锦上添花。Ps.想用编导演、服化道皆佳的「今天我休息」来纪念一下上影厂的七十年，那时的风物太美，最后还是吴贻弓导演那句“上海电影万岁”。

最早电影院的记忆就是这部《今天我休息》，情节全忘了，印象中是阳光明媚的，彩色斑斓的，没想到是黑白的（在腾讯看过后才发现b站有上色修复的版本了）

喜剧电影《今天我休息》妙趣横生，仲星火主演，上官云珠、陈述参演。

他们可都是当时的小鲜肉，仲星火最年轻，陈述和上官云珠年长点，但也正是好时候。

在公安厅的舅舅，特意到家里来送电影票，请我们全家看电影，印象中那时候没有我后来常去的光陆，红星、解放、群众、民族电影院，看电影像个盛大仪式一般，去工人文化宫，或者某个大工厂的电影院，这部电影直接在大馆看的，就是后来炸掉的辽宁体育馆，1万人看电影，是个什么场面？

我妈问我舅：什么电影，我舅：今天我休息。

过了不久我妈再问我舅：什么电影啊？我舅：今天我休息。

吃完饭后我妈又问我舅：我们今天去看的电影是什么名字？我舅：今天我休息。

包括我在内的我们全家，来到电影院都不知道电影叫什么名字。反而心里嘀咕我舅问他电影名怎么还一再的不给答案。

直到咚咚咚三声开场电影音乐，看到片名才恍然大悟。

时间线和任务是这部电影搭建的绝妙结构，让人很轻松的随着任务受阻，时间流失而紧紧跟住剧情，是最早版本的《24小时》了吧？

除了轻松幽默，诙谐，我也很欣赏电影里人和人的和谐关系，对比今天，我们是有退步的。

1、生了个孩子，跟着高兴，引出“警民是一家子”

2、引出时代背景：夜班连着白班，大跃jin

3、民警帮女工和面，包饺子，引出“爱国卫生运动”

4、钢铁工人不休息，上班之前还参加爱国卫生运动，不爱惜自己，马天明来温暖的批评。路上遇大婶要洗马天明的衣服，被马婉拒，这两件事，进一步强调：警民一家亲

5、高产日：提前五天完成国家指标20万吨，引出当年的精神面貌和对工业化的热切

6、老马是该成家了，从小没爹没娘，跑道上海讨饭，15岁骑三轮，要不是解放，要不是党，哪有今天，引出新中国的美好！

7、老马路遇骑自行车闯红灯的人，这态度对比，服务意识，建议现在的公务部门都看看。

8、苏州河里救猪仔，引出小组长，热心帮助老马换衣服，给老人送饭，引出：社会处处马天明

9、老马组织管区饭店给猪找吃的，70头猪粮食，分分钟搞定，社会互帮的高效率。

10、板车又遇自行车男，2号付出型人格一路到底

与十九世纪50年代上映的《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上甘岭》《铁道游击队》《虎穴追踪》《羊城暗哨》《柳堡的故事》《寂静的山林》《永不消逝的电波》《青春之歌》等反映战争年代的故事或反映重要事件的故事相比，《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等这类开辟喜剧电影新方向，让人们感受新中国朝气蓬勃的力量和发自内心笑声的电影并不多见，而《今天我休息》更是以小投资、小制作、给人以力量、给人以教育闻名。

《今天我休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鲁韧执导，仲星火、赵抒音主演，1959年上映，讲述了派出所年轻民警马天民在一天的时间里，因为热心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而屡次错过与相亲对象刘萍见面的机会，最终他热心助人的品质打动了年轻姑娘的故事。

仲星火饰演的马天民是一个平平凡凡的户籍民警、“爱管闲事”的老好人，憨厚踏实，热爱生活，在与年轻姑娘赴约途中，要么劝说不遵守交通规则的青年，要么帮助老农救掉在河里的小猪，要么送得了急病的小孩去医院，因而频频失约。这相亲还有希望吗？

赵抒音饰演的刘苹是邮局邮递员、先进工作者，性格稳重大方，工作认真，同事姚大姐介绍她与马天民相亲。可马天民一次次约会都错过，她便以为他没诚意。最终误会解除，她喜欢上了这个乐于助人的小伙子。

马骥饰演的姚美贞是邮局的邮递员、派出所于所长的妻子。她为人热情，热心为马天民和刘苹牵红线。但马天民一次又一次失约，她便一次又一次为马天民打圆场。

强明饰演的派出所所长与妻子一样，也关心同事，爱护同志。妻子带刘萍来到派出所见马天民，所长急忙外出寻找，并让他赶快回派出所赴约。

史原饰演的罗爱兰是一位从上海去兰州支援建设的干部，因爱上兰州，所以把名字改成罗爱兰，但他是一个急性子、马大哈，由于不遵守交通规则而与马天民不打不相识。

李保罗饰演的老农民是刘萍的父亲，马天民为帮助他救捞掉进河中的小猪，而错过了与他女儿见面的机会。当真相大白时，他十分满意自己的这个准“女婿”。

上官云珠饰演的主任医生为马天民送来的小男孩做了认真诊断，确认小孩并无大碍。当得知马天民并不是小孩的父亲时，她大为感动，表示要向他学习。

陈述饰演的理发师王师傅工作一丝不苟，为了给马天民理发，他宁愿饿着肚子。电影结尾，马天民掏出一个苹果给王师傅，他说先理发，苹果一会儿吃。

该片中的其他演员，王苏江饰演小组长，高正饰演刘其，李浣青饰演王秀玲，吴茵饰演老奶奶，宣景琳饰演居民大娘，洪警铃饰演治保主任，苏茵饰演弄堂小组长，季光饰演女邮递员，于冲饰演旅社服务员，茂路饰演旅馆薛书记等。

《今天我休息》用马天民和刘萍相亲作为主线和悬念，以诙谐、幽默的方式串联起民警马天民一天的经历，刻画了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民警形象。在当年，“马天民”是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的“标杆”。

导演鲁韧曾说：《今天我休息》是一部记录性艺术片，我们试图通过他那些看似平凡的行动，描绘崭新的社会面貌和各式各样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人，并且通过这些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新社会的风尚。

63年过去了，许多演职人员都已离世，如导演鲁韧、副导演颜碧丽，编剧李天济，指挥陈传熙，演员仲星火、赵抒音、马骥、史原、李保罗、上官云珠、陈述、高正、李浣青、吴茵、宣景琳、洪警铃、苏茵、茂路等。

不过，据介绍，派出所所长的饰演者强明如今还健在。强明原名强云秋，1923年出生于上海。建国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副导演、导演，曾参演《南征北战》《不能走那条路》《两个小足球队》《今天我休息》《巴山夜雨》等电影。执导的影片主要有《巨浪》《激流》《水手长的故事》等。他在《巴山夜雨》中饰演的李彦是秋石的一位“解差”，虽然表面上有些严肃、冷漠，但他十分同情秋石。

虽然仲星火在之前曾出演过《农家乐》《胜利重逢》《南征北战》《山间铃响马帮来》《南岛风云》《李时珍》《铁道游击队》《乘风破浪》《谁是被抛弃的人》《常青树》等电影，但真正演主角，《今天我休息》却是第一次，也就是说，马天明是他的第一个“男一号”。即便他后来又出演过许多“男一号”如《李双双》中的孙喜旺、《405谋杀案》中的陈明辉、《小大老传》中的罗老满、《假女真情》中的王福寿等，“马天明”也是人们难以忘记的一个电影形象，可以与孙喜旺、陈明辉媲美。当然，40多年后的1997年，仲星火又在电视剧《今天我离休》中出演了白发苍苍的马天民，两部影视剧完美地描绘了“马天民”乐善好施的人生。

《今天我休息》妙趣横生，正能量满满。向为该片做出贡献的艺术家们致敬！

1959年，一个特殊的年份，抛却其历史缺陷不谈，在这个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段里，全中国都洋溢着一股昂扬向上的积极氛围。随着“双百方针”的逐渐应用成熟，中国文艺界也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态，红色、高质的主流电影，如《青春之歌》、《聂耳》等曾出不穷。《今天我休息》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今天我休息》是由鲁韧导演，李天济编剧的一部歌颂喜剧电影。在1960年元旦献礼上映之后，获得了文艺界、政治界以及老百姓的一致好评，众多评论认为其和《五朵金花》一起，开辟了社会主义喜剧电影的新天地，扩展了中国喜剧电影的表现形式，从生活中寻找喜剧新元素，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成功试验，是百花园中的一朵喜剧新奇葩。 跳出“舒适圈”，在“生活本身充满欢喜”中发掘喜剧性。 田汉在《今天我休息》电影座谈会中指出，“我们提倡写喜剧，提倡要笑，因为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就不断在笑。作家如何更好地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那种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充分表达出来，是今天作家、艺术家们光荣的责任。”在此之前，电影多通过讽刺、荒诞、露骨等方式来达到其喜剧目的，但这种发笑，多是一种短暂的、无谓的，以悲剧为内核的效果，哈哈笑过之后，留给观众的只有一时的快感和无尽的空虚，这也许可以给疲劳人带来一时的宽慰，但与当时那个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年代却是格格不入。 编剧李天济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问题，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与思考，在《今天我休息》的剧本创作中，一反“戏剧用于讥讽”的常规，大胆的尝试“用戏剧来歌颂人的新生活”，通过对人物塑造以及情节安排的巧妙构思，突破了单纯从美与丑，好与恶的矛盾冲突中寻找喜剧的框框，在美好的事物与美好的事物之间探索戏剧性，力求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令人激动兴奋的事物和情感，在“生活本身充满欢喜”中发掘喜剧性。从而达到了让人们笑得开怀，笑的幸福的艺术效果，这极大地丰富了喜剧电影的表现形式，真正做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方针要求，既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也是新中国新面貌下的必然产物。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用浪漫主义的方式讲述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不再被视为特殊的文化产品，而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宣传的左膀右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成为了后序电影创作的基本原则之一。但用什么讲好社会主义也成为了创作中不可忽略的问题。影片《今天我休息》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了典范式的回答。 一方面，《今天我休息》通过塑造光辉模范人物的形象，来歌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向人们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树立道德典范，鼓舞人民投入到社会主义劳动之中。 电影中的由仲星火饰演的男主角马天民，是以原闸北公安分局民警马人俊为原型塑造的，而“马天民”的名字就是“人民警察天天为人民”的意思，编剧李天济在创作过程中，将人民警察的真实事迹加以艺术加工，使其更具感染力与感召力。在选角时，导演鲁韧也坚持以工农兵形象为标准，仲星火曾在采访中笑称导演就是看准了自己“傻、大、黑、麻、粗”的农兵形象才选他做男主的。 另一方面，《今天我休息》中有加入了爱情的元素，将劳动奉献的主题与美好的爱情相结合，给影片附上了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当然，浪漫主义是建立在现实主义之上的，片中人们一起劳作、吃大锅饭、包饺子以及墙上的宣传标语等场景无一不真实还原了大跃进时期社会的真实风貌，可以说这部影片真正做到了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艺术性和思想性水乳交融，风格形式趋于成熟。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创作中，计划经济体制与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政治观念的主导与艺术创作自身的规律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不求艺术上有功，但求政治上无过”切实反映了文艺创作者内心真实的矛盾。 但值得称赞的是，影片《今天我休息》很好的平衡了两者之间的矛盾，既有高涨的社会主义情怀、淳朴的模范工农兵马天民、饱含奉献意识的大众群像，又有轻松幽默的喜剧色彩、曲折抓人的情节构架、浪漫美好的纯洁爱情，真正做到了艺术性与思想性水乳交融，正如马少波所言，“一个作品要逗人笑是很容易的 ,但今天观众要求从笑中受到启发 、得到营养......这部影片是成功的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很好的，让人笑得舒服痛快，而且从中得到营养。”

讽刺喜剧的创作在反右运动后逐渐回退，当然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准确说法是，（对阶级敌人）的讽刺仍然继续存在于此后的影片乃至革命样板戏中，而喜剧成了问题。喜剧的问题最终也是笑的问题。在大跃进时期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歌颂性喜剧”，代表作就是《今天我休息》，在我的印象里，这也是十七年中招致批评最少的一部作品了。当然这个印象并不一定对，不过即便抛却这个前提也可以看出电影的症候所在。《今天我休息》呈现了三个应该思考的问题：这部电影的主体是什么样的“新人”？笑是从哪出发的？笑之后残余的东西是什么？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文艺应当是关于新人的文艺，可是究竟什么样的人是新人呢？这样的新人不能具有个人主义思想，他也不能对不该抨击的对象加以抨击，他应该做的是无论于公于私都展现出洋溢的劳动热情。这种要求其实同样也是对于观众的要求，因此说社会主义文艺的目的是用新人来规训新人也没错，更极端地说，观众应当在所有的行动之前就辨别出行动的界限与正误。从这点来看，《今天我休息》对于银幕新人的展示确实可以称作准确，马天民是一个无私奉献的正面人物，他是出生在旧社会的孤儿，在新中国成立后找到了家人般的同志关怀，同时也在反右运动如火如荼的1957年入了党，现在正28岁，拥有为大跃进建设而奉献的一片赤诚。

可是从类型定位上来说，这部电影是喜剧，也就是指观众要能发出笑声。电影的喜剧来源也很简单，就是体现在主人公身上一种温和又轻微的“不一致性”，比如他应当休息却工作，导致出了小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洋相。在电影的许多情节中他的这种洋相都旋即被他的正直而驱赶开。留下的只是观众瞬时的有些尴尬的笑。这便是十七年期间反复出现的“应不应该笑正面人物”的问题，按照朱羽的说法，笑的发生是一种“分心”状态，它打开了一个裂隙，在这样的裂隙里，一切都是不可控的，电影作为教导工具的力度被削减了（《社会主义与“自然”》）。有评论者指出这部电影并没能在情节中揭示人物的发展，因此观众在观看后就将马天民的形象抛诸脑后（《喜剧电影讨论集》171页）。问题是，如果马天民本来就是完美的人物，他的存在是为了让大家对他进行学习，这时候再用传统的戏剧理论来要求这部作品，只能说明这位评论者并没有把握住“时代精神”。但是其实这部电影有着更为扭结的创作背景，一方面喜剧的选择是为了更加接近大众，另一方面正如编剧李天济所说这个故事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而“生活充满欢喜”。因此比起人物的不协调性导致的笑，对于大跃进建设的由心底里生发出的喜悦才是更重要的部分。这也是《今天我休息》没有招致过多批评的一个原因。

如果说第一种笑有着一定的危险性（最为极端的例子反而是建国初所拍摄的《关连长》），那第二种喜悦（或者假装喜悦）则是几乎健康的、没有问题的，可是笑的残余部分仍然有可能导致批评，因此在《抓壮丁》之后的数十年里，不仅成问题的讽刺消失了，有可能引发问题的喜剧创作也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更能引发问题的现实主义创作也无处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