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武

2006年，贾樟柯在四川大学宣传《山峡好人》

当我第一次看完影片《小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有一些话需要说出来，可是一时之间众多的情绪和表达的欲望都在体内蠢蠢欲动，我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于是我决定去看看别人对《小武》的评价。结果一看吓一跳，网络上那些一套一套的理论吓得我一愣一愣的。什么社会断层，什么底层生活，什么城市剖面。一位外国朋友（著名的法国的夏尔·戴松）对影片的镜头和技术做了细致的分析，最后，甚至有人把影片结尾牵扯到了“看”与“被看”的问题上，与鲁迅先生比较了起来。 看过那些评论我便再也不敢写什么了。可是，那个嘈杂、破败却受到新文化侵袭的小县城，那个穿着旧西装和鸡心领毛衣的男人一次次闯入我的脑海中。而每当看到那些场景，耳边想起那些歌声，我的心中总被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堵塞着，我因此而伤感起来。于是我再次看起这部电影来。当我第五遍看完这部模糊的影片之后，我终于知道我要说什么了。我抛开那些技术理论和象征意义，发现两个字便可以概括我的真实感受，那就是“熟悉”。 熟悉，是的。作为一个在小县城里度过少年时光的人来说，电影里的场景是如此的熟悉和真实，我们的记忆是如此的不谋而合。那些站在公路边等车的人们，脸上浮现出漠然的表情；那个穿着旧西装，把衣袖挽起来的男人；闹哄哄的街道和不断宣传政策的广播；街边的台球桌和传来的枪战片声音；土洋结合的电视台和给亲友的点歌。这些事物贯穿于我的少年时光，他们是如此的真实，真实得让我重新回到了小县城里读书，让我重新坐在县城的录像厅里看着港台片。这种真实让我迷恋，它们是小城镇少年的集体回忆，让我们很快地找到自己的影子。 小武说他“只是个手艺人”，说他自己老实，笨。《小武》的画面同样显得粗糙和模糊，我相信这部片子是老实的。我相信导演只是在用画面展示他的回忆和故事，那其中并不含有更多的隐喻、暗示和象征。夏尔·戴松并不能理解中国的卡拉ok厅里用50元便可与小姐共度一段时光。可是对于我们，这太容易理解了。《小武》并没暗示什么，但导演是如此的熟悉我们的生活，他随意的选择一幅场景一个画面，便表现了我们真正的生活。 在《小武》里，我们几乎不会有一个场景觉得牵强，没有一个情节觉得突兀。里面的人物是如此等同于我们在现实中接触的人。改行后卖烟开舞厅，在电视上衣冠楚楚的讲话的小勇不正是那些“农民企业家”的一员么？舞厅老板娘圆滑的处事和说翻脸就翻脸的作风和江湖上的风尘女子有什么两样？而每每小武的出场，总是让我想起当年我那在街上走过的五叔，他拥有和小武相同的发型和表情，他穿着不合身的旧西装，卷起衣袖，沿着墙根，斜仰着头，摇摇晃晃的走向台球桌或者录像厅。 不仅是人物，影片中的人际关系、相处方式同样真实可信。小武给小勇送礼时两个人的沉默和尴尬；小武和胡梅梅在街道上的暗暗较劲以及他们的爱情；小武的父亲要小武和大哥一人出五千以资助贫穷的家，保护二哥的亲事；还有那位年长的警察和小武，他对小武如同长辈一般的温情；还有小武的朋友对小武的劝告与帮助。这些从没出现在其他中国电影中，但它们却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符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它们随时发生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它们已根深蒂固地扎根于社会生活中，扎根于我们的社交方式和习惯。一旦把它们搬上电视，我们看到真实的自己在上面表演，便只能受到感染，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震动和体会。 熟悉而真实的人物与故事让我沉浸其中，沉浸其中的我跟随着导演达到了情节的高潮。这样的高潮来自于《爱江山更爱美人》那一段。外国朋友也许并不知道这个场景的意义，可是对于一个传统的中国男人来说，这一个时刻弥足珍贵。我们如同小武一样沉默压抑的生活，只有在那些特定的时机，我们的压抑才会瓦解，我们的心中充满豪气，我们要在卑微的生活、平凡的身份中维持着这份豪气。《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本身便是江山美人的豪情潇洒，这首歌体现着孤单的个体能够获得的虚幻的幸福。小武得到了这种幸福，他拿着舞厅的假花献给胡梅梅，接受着胡梅梅把他当大款来傍的要求，举起酒杯很豪迈的喝酒。在音乐的烘托中卑微的人终于获得了男人的尊严。 而我是如此熟悉这样的时刻，那种虚幻的英雄梦想充盈在每个男人心中，可是现实中我们却不得不低贱的生活，受尽打击，沉默而脆弱。我见过很多个男人在喝醉后狂乱的放纵，我见过他们炫耀着他们值得或不值得炫耀的经历、才能、家产、事业、人际。小武，这个被朋友背叛，处于社会转型期内动荡不安的平凡人，这个在小县城的夹缝中维持着生存与尊严的小偷，终于在这一时刻获得了虚幻的自尊和满足，获得了左手江山右手美人，获得了豪情大丈夫的假象，他举起酒杯大口喝酒，他搂着他的女人风流倜傥，他拥有他的兄弟酣畅淋漓。他在这一刻获得了释放。 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感动于导演终于拍出了我们的真实。屏幕上已充斥太多功成名就的正面形象，太多令人生厌的和平景象。看到这样真实的自我满足，平凡人能够获得的短暂的幸福，我们不能不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便是真实的贾樟柯，这便是他带给我们的真实和感动，这个个子不高的男人拥有一种真实的生活态度，虽然学习了众多理论，但他保持着诚恳的面对生活的态度。在阅读了他的一些访谈之后，我发现了他对生活的迷恋。他用老实的、坦诚的、物质的画面给了我们回忆中熟悉的场景，然后让我们穿越这些物质性的场景，看到他真正要表达的生存的拘谨、夹缝中的悲苦、动荡社会的不安，以及平凡人虚幻的感动。 而正是这种生活态度，使他才能获得最真实的生活的剖面，才能对生活中各种人、各种人际关系了如指掌，才能明白生存中的压抑和放纵。他才能拍出《小武》，让这个不被政府允许却让我们同情的小偷如此的鲜活，如此的贴近生活。这便是老实的《小武》所具有的力量。 这种老实不属于戴着墨镜营造情调的王家卫，不属于被色彩和票房迷住眼睛的张艺谋，不属于擅长在宏大背景中进行叙述的陈凯歌。这种老实的特质，它只属于真实生活着的贾樟柯。

表导演基础课上老师在黑板上用下定义的方式写了几句话。比如，自由是好的，爱情是伟大的，男人是不可信的，女人是善良的。尊严是珍贵的。 然后他给我们放了小武。 影片的一开头是一段滑腻的二人传，充满肉欲的气息。其中男人的声音酷似赵本山，或者干脆可能就是赵本山。老师算的上是贾樟柯的拥趸。他神情激动的指出开端这段二人转的重大意义，贾樟柯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走的多么前无古人。 我从来没有听过赵本山这样的段子，如果不是贾樟柯，我不知道赵本山从前竟然也说这么荤的东西。老师说，现在赵本山当老板了，开公司了，这种东西他以后也不会再说了。但是多么精辟啊，一听这种东西我们就好像可以回到那个时候似的。 昆德拉说，无产阶级是粗俗的，资产阶级是媚俗的。这句话大概可以在这得到印证，从无产到有产，赵本山再也不会说那些黄色二人转了，他脱离了粗俗，也与过去一刀两断。 同样与过去一刀两断的还有靳小勇，他开了公司，上了电视，娶了个比倪萍还好看的新媳妇，大宴亲朋，转眼成了汾阳县上有脸面的人。 朱元璋年少时有个患难的伙伴，落魄时大概也掏心掏肺的对别人说过苟富贵，勿相忘之类的话，到他富贵的时候，伙伴便不知好歹的真的找过来，提起他从前窘迫的经历，朱元璋让人把他拉下去砍了。 靳小勇的情形与此也大致相同。一旦功成名就，尊严好像顷刻就高头大马起来，满身都散发着圣洁的光，不容亵渎。要摆脱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就要与那些不上台面的朋友划清界限，分清立场。梁小武显然属于要被划清的那类。 于是他就被划分了，连曾经管他们的民警都拿到了大红的帖子，他记得六斤钱的誓约，却被人家当臭氧或者臭鸡蛋一样规避了。 小武觉得很难受，除了感到友情上的失落外，他的自尊心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这个时候老师问了一个问题，在贾樟柯看来，小武的尊严可不可以被践踏。 我们犹豫了一会稀稀拉拉的说不行，老师感到很满意，影片继续，胡梅梅走远又折回来在小武脸上干脆的亲了一下，小武感到一阵窘迫。他体味到了从来没有触及过的感情范围。他把一侧腮帮子鼓起来，又收回去，嘴里像装了个大桃核，整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老师又停了下来，他说，这是饱含深意的一吻，小武在这一吻里体味了对他来说从未有过的女性温柔，还获得了珍贵的尊严。 尊严是珍贵的，因为他生而有之。老师说。个人尊严，边缘化人的尊严也值得维护。 但是显然，值得维护并不代表可以真正受到维护，有地位的靳小勇的尊严显然更容得到保障。纵然我看来，就某些方面，比如偷了钱包又把身份证塞到邮箱里（那个年代身份证对人身份的确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牢记着最贫困时和靳小勇的六斤之约，梁小武要比靳小勇更有道德感。 靳小勇告别了过去，他从小偷转向了大偷。贩烟不叫走私叫贸易，开歌舞厅不叫搞色情叫发展娱乐业，他成了有脸面的人，尊严是不是在温饱后的衍生品。靳小勇的尊严是不是比梁小武的尊严更高贵？ 大二的时候看《唐人街》，说偷一块钱是偷，偷一百万反而会成为人民的表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个世界是怎样的生存法则呢？ 老师接着让我们做填空，这是一个（ ）的社会。 这是一个成功至上的社会。 是什么模糊了人们的是非观和价值感。这是社会的发展么？还是发展的社会解放了人的天性。那些我们自古被谆谆教导而形成的观念是否真的是正确的呢？比如谦虚，比如勤勉。社会以一个吊诡的方式决定着谁是他的宠儿。究竟什么是这个社会的成功法则呢？ 真正完全处在弱势处在被审查地位的“梁小武”是没有机会和能力表达自己，审视自己的。有话语权的人则早已脱离了弱势的状态。 如果你刚好平庸平凡弱势，那么你该如何在这个社会上自处呢？

“故乡”——贾樟柯电影中最令我迷恋的颜色与母题。

我与贾樟柯电影的狭路相逢，还在大学时代。那时候我在广院（今天的传媒大学）读电视新闻，学纪录片。那一年林旭东老师做了一个讲座，我鬼使神差地跑去听。在讲座上，林旭东老师放了贾樟柯的《小山回家》，一部纪录片色彩浓厚的短片，那粗粝凝视的画面令我久久无法忘怀。

多少年后，我才理解了“回家”二字在贾樟柯电影中那份沉甸甸的重量。

紧随其后我看了《小武》，完全爱上了这部电影。《小武》的故事发生在贾樟柯的“家”，汾阳县城，那个距离我南方的故乡接近2000公里的地方，但我却在《小武》中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故乡，那个东南一隅的海边县城，仿佛看到我成长的县城中的人和事，那份心有戚戚焉的慨然和触动，实在美妙。

究竟是什么东西打通了南与北，连接了时空，让一个80后的我，在一个70年代生人拍摄的电影中找回了自己的记忆？

《小武》上映20年后，2018年，我回到故乡，在家中重看了这部电影，终于拾到了答案。

《小武》故事发生的90年代末期，正是我成长的岁月。那是改革开放后的20年，《小武》之于我，有点儿像《站台》之于贾樟柯，是成长的痕迹。汾阳一如我的家乡，虽只是局促的县城，却是整个社会变革与冲撞下的缩影。

不同于大城市的庞杂和分散，县城的人际关系紧密，人际关系的变迁和冲突显得尤为突出明显。贾樟柯曾说过《小武》的原名是《靳小勇的朋友，胡梅梅的傍家，梁长友的儿子，小武》，那是一个靠人物关系设置层层推进但又近乎各自独立的三段式叙事。虽则贾樟柯说他三段式叙事的源头是《无用》，但其实在《小武》中他的叙事偏好已经初见端倪，他习惯用多角度去刻画主体，或是为了追求一种全面性和复杂性。而在《小武》中，这种多维角度则源自小武周边的人际关系。

有趣的是，《小武》故事的一开头，靳小勇这个人物并非直接出场，他的名字第一次被提及，是从小武和靳小勇共同的朋友“更胜”口出道出，而小武得知靳小勇要结婚，则是来自被他唤作“郝老师”的老警察。《小武》写的是小武，侧面却写出了一副关系紧密的县城群像。而令我觉得亲切的是，这些近乎妯娌的县城关系中透露出了一种我所熟悉的、小地方的那份浓厚的人情，就像老警察与小武，虽然身份完全对立，却呈现了一种难得的熟悉和亲和，小武唤老警察作“老师”，老警察也完全待他如同晚辈一般，在“警察”身份的严苛之外也还有一份宽容和爱护。

这种人情，非但唤起了我的县城记忆，某种程度上，竟然也令我想起了幼时对于“港片”的印象。是的，看《小武》，我有种强烈的感觉，像是在看一部香港电影。90年代，我的观影哺乳，完全来自于香港电影。香港电影中除了热衷表现邻里的亲和与人情，也经常呈现出一种武侠式的情义与情怀。而《小武》中，恰好两者兼备。小武这个人物，就像武侠小说中的草莽一般，虽身份卑微，却有着一股执拗的、对于情义义无反顾的坚守。所以当《小武》中响彻出录像厅中吴宇森电影的对白时，实在令我有些不谋而合的兴奋。而小武的“武”字，也很难不令我产生诸如“武侠”一般的联想。

正因为有情有义，所以在变革之中就更显得怆然，那是武侠小说中的“悲壮”，是英雄人物的时不我与。贾樟柯的电影始终贯彻着一个命题，是时代的变革与个体情感的冲撞，是社会极速发展所带来的高度物质化和阶级分化，令情感产生的迷茫与无所适从。《小武》中最令我难忘的一场戏，是小武去找靳小勇，当他把红包交给靳小勇，靳小勇却不要，将红包扔回给他，那个红包恰好掉在小武翘起的二郎腿上。那场戏是一个长镜头，当红包落在小武的腿上时，那一刻的小武实在令我心酸、心疼，他是那么尴尬、不堪，却仍要努力维护着自己的自尊、维系着那份执拗，那是我最欣赏的一段王宏伟的演出，因为他表现出了那场戏的残酷，也正因为残酷，看出那个人物内在无比的深情、孤独与哀伤。

20年后的2018年，改革开放的40周年，我们的故事和20年前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只是愈演愈烈。变革来得越来越快，个体的命运在时代之中有若微尘，更多的情感在物化的年代中不知何去何从。在我南方的故乡中，那份感受更加深刻而真切，阶层分化和贫富悬殊令越来越多的情感关系渐渐疏离。回头再看《小武》，并未觉得是20年前的电影，因为那些命题，那些冲撞，在此时此刻依然成立，依然照进现实。

而贾樟柯的可贵之处不止是纪录了变革时代中的无奈和迷惘，更重要的是他用电影纪录下了在时代变革之中个体情感的珍贵。纵然面对变化的猝不及防，有着山河依旧人面全非的感伤，但个体的生命力永远是充沛的，情感永远是人最重要的依托。就像在贾樟柯电影中无处不在的流行曲，都象征了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最朴实纯粹的个人情感。只要旋律一响起，就会令人泛起记忆，想起最弥足珍贵的回忆与感情，就像《小武》里的《心雨》《给爱丽丝》，就像《山河故人》里赵涛伴着《go west》再次起舞，脸上带着百般情愫的复杂笑容。

题外话，回到故乡，其实我的父母还给我讲了一段往事，原来东南一隅的他们与山西也有过交集，那却是我从未知晓的他们的历史。1987年，我两岁，那时我父亲有好朋友在太原承包了一段铁路工程，便拉上了当时生活尚算窘迫的我的父母。当年有那么多北方人南下谋生，那时我的父母却为了生活出走山西。母亲说她和父亲坐了足足38个小时烧煤的火车硬座从南方来到了太原，火车上人群摩肩擦踵，到了太原他们已经精疲力尽。工程进行了两三年，他们和那位朋友耗费心力，却到底没有赚到什么钱，后来也再没有什么来往了。

不知道父亲的那位朋友现在怎么样？他们是不是还会回忆起那些在太原一起的日子？他们中有那么多小武，那么多靳小勇，都在飞速变化中疏远、消散了。但在父亲口中提起，只说“那时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而我只记得父亲常哼唱刘欢的《少年壮志不言愁》，而那是1987年的电视剧《便衣警察》里的一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