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义词

同义词 (2019)

6.9

2019 / 法国 以色列 德国 / 剧情 喜剧 / 那达夫·拉皮德 / 汤姆·梅西耶 康坦·多尔迈尔

问：说到《同义词》中Yoav这个角色，《教师》里的孩子也叫Yoav。您是想把这两部电影联系起来吗？

教师 (2014)

7.6

2014 / 以色列 法国 / 剧情 / 那达夫·拉皮德 / 莎丽特·拉里 Ester Radda

拉皮德：姑且说是同一个人——《教师》里的孩子长大了，不再写诗，高中毕业了去参军，这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但也可以说这两个人物是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环境下同样的性情中人。设想一下，《同义词》中Yoav决定再也不说希伯来语是非常戏剧性的，因为他有语言天赋，但他现在不许自己使用这些词语。

所以也许在5岁时他放弃了诗歌，在22岁时他放弃了语言。这两部电影也在表达这些人的心态：他们针对周遭大多数人认为是常态的东西开展一场激烈的斗争、征战；而作为世界公民…处于这个世界之中，意味着他们是这个常态的一部分——这种意识上的紊乱是症结所在。这场反对常态的战争让他们把矛头指向自身，你也可以说他们在试图治愈同一种病。

问：您使用了“征战”（crusade）这个词。影片中有许多对抗性的场面，就像Yaron骚扰地铁乘客和片尾处Yoav质疑管弦乐团成员。您为什么要设计这些戏？

拉皮德：我认为在这两场戏中，主角（以及观众）都会感觉到这种对抗是为了揭示对方本性而必须做的。Yaron深信，在内心深处一切照旧——欧洲仍然是反犹的，法国人亦然；在大谈普世价值和共和国理念的背后有着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仇恨，而他要用激将法来揭露这一切。Yoav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想的，但相比反犹主义，他更在意的是他们的虚情假意。

问：虚伪？

拉皮德：对，文化里的表里不一。Yoav碰巧运用了之前在一堂有关价值观的课上学到的术语和逻辑，但拆解了它们。在这个课堂上，是法国人评判外国人，他们根据外国人与自己的接近程度给他们打分：为了成为法国人，你越“法国”…你越否定你之前的身份、想法，你就更近了一步。某种意义上，（在最后一幕）是一个外国人反过来考验法国人，以一种颠覆性的方式让他们与“所谓”的客观公正或是普世价值分离开来。

但这两次对抗中，你都能感觉到绝望，它们是某种精心策划的行动，就像一个观念艺术家用装置艺术来揭示一些东西。这种对抗也是挑衅者发出的绝望的呼喊。Yaron在某种程度上迷失在疯狂之中。他从小所信的是非我即他的理念：他们不是我们，因为他们恨我们或者想杀了我们…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里。他再也无法接受事实并不是这样。如果他发现的欧洲充满牛鬼蛇神，他倒安心了，但是没有牛鬼蛇神的这一事实打倒了他，完全瓦解了他所相信的一切。如果有三个人喊着“希特勒万岁”要打他，他很清楚该怎么做，但面对常态他束手无策。他害怕这种欧洲的常态。对Yoav来说，这是一声绝望的呼喊，因为在以色列时他是常态的“忠实信徒”。

问：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一开始您就展现了Yoav的一无所有。他一丝不挂，很有象征意义。他重生了。

拉皮德：他重生了，就像婴儿那样——在水中赤身裸体，什么都没有。某种意义上，他的幻想也实现了，如果说他的幻想是象征性地以一个以色列人的身份死去，再以一个法国人的身份重生，而且不仅如此，他在最“法国”的情侣的床上重生，一对从法国电影走出来的情侣。就像王尔德说的那样，唯一比没有实现梦想更令人失望的是实现它们。（译者按：这里拉皮德应该指的是“人生有两个悲剧，第一是想得到的得不到，第二是想得到的得到了。”）电影开场十分钟，他就到达了他想去的地方：这是他的巅峰时刻，当他睁开眼问道，“这是死亡吗？”

问：当这对情侣把他从浴缸里抬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就像“基督降架”。Emile说，“受过割礼”，接着用毛巾把私处遮住。

拉皮德：这是为了中国的审查制度（笑）。

问：我们可以从中读出任何象征意义吗？

拉皮德：是，这让我想起曾经在以色列的一所宗教学校里看到的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他们遮挡了裸露的部分。我觉得Emile他们这么做很有趣，他们教育他，试图让他成为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他们不知道该拿他的裸体怎么办。同时，他说“受过割礼”，所以即使他死了，他也被看作是犹太人。

问：说到这对情侣，露易丝•谢维洛特（Louise Chevillotte）出演了菲利普•加瑞尔（Philippe Garrel）的《一日情人》。您选她是因为那部电影吗？

拉皮德：我选他们是因为我看了他们的作品，觉得很棒。这部影片与法国电影有着一种有趣、矛盾的关系。它在引用法国电影的同时，也在对抗法国电影、它的“新浪潮”传统、当代法国电影，以及拍摄巴黎的既定方式。

你时不时能看到这个双重过程，在鼓掌的同时来几击耳光。我觉得把这两位年轻的演员放在一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一个出演了新浪潮末代英雄的作品（菲利普•加瑞尔《一日情人》)，另一个则在最法国的当代导演的电影中崭露头角（阿诺•戴普勒尚《青春的三段回忆》）——通过不同的组合、不同的电影语言、不同的场面调度来运用他们。

问：和Yoav运用法语的方式相似…

拉皮德：没错，通过吸收这门语言他也在改变它。这和Yoav想要做的也很相似。一方面，他梦想成为最普通的法国人，最正常的法国人，最“法国”的法国人。另一方面，他梦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来到法国的外国人，成为法国的皇帝，改变法国的法典或制度。

在最后一场戏中，当他在走廊里喊道，“法国人民，我来拯救你们了，共和国正在陷落。”他有着这样的幻想，这样的疯狂，不是为了改变法国，而是为了让它回到它该在的位置。当他喊出《马赛曲》时，他口中的《马赛曲》又变成了一首革命歌曲，不再被司空见惯、不解其意地唱着。突然他就像鲁热•德•利尔（Rouget de Lisle）一样，这首歌又被赋予了意义：革命者在战斗着，带着那份激进、残忍、杀或被杀的准备，就像他对管弦乐团里的一个人说，“来吧，为你的音乐而战。”

问：另一方面，Emile在借用以色列人的故事，就像《教师》中的老师借用Yoav的诗歌…

拉皮德：当我们和法方合作拍摄的时候，你经常会感觉到他们羡慕你的故事。这种复杂的关系处于两种文化之间，一种文化拥有一切，唯独没有真正的紧急或者戏剧之事，而另一种文化一无所有，却只有自己的伤痛… Emile的确有点像幼儿园教师，她对诗歌了如指掌但没有词语来表达。

那达夫·拉皮德

问：他想成为维克多•雨果。

拉皮德：没错。但他没有“悲惨世界”可以讲述。他所知道的悲惨之人只有“冉•阿让”（Yoav）。

黄悦：我有一个关于《同义词》摄影的问题。一开始您已经在对比两种拍摄方式。第一个场景非常快速，像是第一视角，然后当Yoav进入公寓时，镜头是静止的。这也算是对法国电影的诠释吗?

拉皮德：影片中一直有着振动和稳定两种画面的冲突。振动包含了内在的运动，内心的风暴；它可能包含很多情绪，比如悲伤和痛苦，但至少它也包含一个改变的契机。而这些固定镜头就像…你出生，然后死在这个奧斯曼式的大公寓里。

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以固定镜头结束并不是偶然。但在一开始，Yoav在画面里进进出出，好像在试图走出去。从头开始仿佛就有一场摄影方式的竞争，看谁会最终获胜，是这种振动的景象，振动的人物，振动的存在，还是固定的。即便赤身裸体，他也在人们不会跑动的空间里跑来跑去；而在他奔跑，跌倒，再站起来的时候，他好像是用他活跃、颤动的身躯入侵这个稳定的空间。

问：我还有个关于Yaron这个角色的问题。赫克托尔（Hector）的故事对于他们的友谊至关重要。这也是Yoav从小特别喜欢的一个故事。后来电影里有一幕Yaron像赫克托尔一样被拖在汽车后面。

拉皮德：对我来说，这就像是非历史的历史（unhistorical history）。历史并不是历史，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以色列特色、可能也很当代的说法：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历史的，圣经，神话，犹太人大屠杀。所有这一切其实就近在咫尺。你转过头，没准会看到圣经中的大卫王和耶稣一道坐在酒吧里喝酒。赫克托尔的战死也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当下。

另外，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我总对自己说，要用一种完全没有历史感的方式来拍一部历史电影。这也是电影的力量（和弱点）：相比过去和未来，电影能更好地讲述当下。不管怎样，你都必须把这一切浓缩到此时此刻。

问：在这部电影中您是怎样处理幽默的呢？

拉皮德：我认为我所有电影里的幽默是你会觉得某个场景很好笑，但你不知道这是不是导演的本意。你说，“哈哈，这是个笑话”，然后你看着电影心想，“不，这还挺严肃的。”我在生活中也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有时听到一个人说了什么觉得他很有幽默感，然后我看到他一脸严肃的样子，就不确定了。这是一种迷失（disorientation）般的幽默。

问：我注意到玛伦•阿德（Maren Ade）是制片人之一，《托尼•厄德曼》也有这种不苟言笑的幽默感。

拉皮德：严肃的评论没准比笑话更搞笑。而且摄影机也不懂这些笑话，笨笨的。有一场戏几个人在办公桌上打斗，以一种非常严肃、冷静、普通的方式拍的，摄影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想说，“这太好笑了，给我来个特写，”但拍出来的样子…就像是办公室里平常的一天。

问：在《教师》里，摄影机大多放在孩子们的位置。

拉皮德：总的来说，因为这部电影讲的主要是幼儿园的人事物以及童年，有那么一刻我觉得童年不能只是一个编剧上的设计，而应该实实在在出现在银幕之上。这样拍也影响了电影捕捉孩子们姿势和动作的方式。试图把孩子们变成小大人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本来就是行不通的。

其次，如果你把孩子们变成不成功的成年人，拍一部这样的电影还有什么意义呢？同时，我也不想把我的摄影机转向一个幼稚的视角，因为我不是一个孩子。在影片里，你在某一刻会感觉到这种张力——摄像机遵循着一种逻辑，而孩子们遵循的是另一种逻辑，最后得到的则是这两种策略的融合。这也是电影物体和被拍摄的物体（the filmic object and the filmed）之间的一种张力。

问：您的电影中常常会有诗歌；在《同义词》里，您把同义词变成了诗歌。您是如何看待诗歌和电影的呢？

拉皮德：显然，说到诗歌和电影，总会有许多陈词滥调。对我来说，只要有高与低之间的张力，就与诗歌产生了联系。诗歌最疯狂的地方就在于，你可以用我们每个人都在使用的日常词汇，给它们换个顺序，突然它们就变成了一首诗。但还是你在超市里会用的那些词。

这也让诗歌进入巨大的艺术领域，一方面它变得崇高，另一方面它又几乎变成装逼者的救命稻草。当我看到一幅画或者听到巴赫的作品时，他们使用的素材我是无法接触到的，我只要听就行。但是诗人（像策兰、里尔克、罗卡）用的词和我每天用的一模一样，所以我可以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使用完全一样的东西，只是不同的语境。所以这种高尚与平庸，高雅与低俗，甚至是精巧与粗俗的融合，对我来说，这就是诗歌和诗意电影的所在。它有着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张力，就像天空和人行道。

问：您为什么选择同义词作为影片的切入点？您有特意给它们排序吗？

拉皮德：我就是按照自己觉得对的顺序排的。这也和我自己的经历有关，当我在学习法语积累词汇的时候，我的策略是学习每个词的近义词。但这样我也必须反复练习，不然会忘记。每次我说一个词的时候，我都会把它所有的近义词说出来。每次对话都会讲好几个小时。

问：也像“满贯诗”（slam poetry）。

拉皮德：我希望我的电影能像说唱音乐。说唱音乐让我喜欢的地方就是：简单来说，做音乐需要管弦乐团或是乐器，是非常复杂的，但说唱的话你可以把它们置之脑后，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所见所想。就像卢米埃兄弟的电影，人、相机…一切都不加掩饰，随心所欲，它回到了本质。但说唱当然也没那么赤裸裸，因为…Snoop Dogg和Cypress Hill听起来也不一样，所以音色一下子赋予了歌词新的含义。对我来说，说唱音乐也算是一种模板。

无一属于你。

-约押

男主角的名字叫Yoav（约押）。这个在以色列十分常见的男名不可避免地成为他出生之地的标签。另外，Yoav本意为"耶和华是父亲 (Jehovah-fathered)"，在圣经中是大卫姐姐洗鲁雅的儿子，也是大卫军队勇猛善战的元帅，在战场外却是反复无常、功于心计的小人，最终由所罗门受大卫的吩咐杀死。当然这位约押的品性与影片主人公并无相关，硬要讲也是分占杠杆的两端。

影片在Yoav身上没有寄放任何鲜明的性格，他像一个盛装故事、语言、思维方式的粗玻璃罐子，努力想倒空自己去理解和接受周遭的一切。我们看到的只是耿直乃至固执、决绝和莽撞，就像影片"粗粝"的镜头语言，伴随着喘息跑跳，或是充当主人公的目光，或是围绕他的美好躯体近身冲撞。

-完全

Yoav渴望改换身份成为一个完全的法国人，因此他从抵达巴黎的一刻起就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在新生活尚未开始之时，他又被迫放弃了自己个人生活的物质构成。行李和衣物的失窃丝毫不逊于家中偷盗的丧失强度，且伤害值一定是成倍的，毕竟如果决心永远离开生长多年的地方，挑选出来随身携带的东西大概是最习惯或最珍重的，对生活有着不可小视的意义。当然也可能是廉价自如轻便可丢的实用商品，不过珍贵也好便宜也罢，这些物品的失去终究切断了主人公与过去生活的实在联结。剩下的只有他自己。

事实上主人公可以连自己的名字也顺口改掉，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浴缸内洁净冻僵的躯体如重新降生一般，被抬出的镜头甚至让人想到一系列哀悼基督主题的画作。

这个过程无疑是仪式性的。男主不仅得到实在的救助，还似乎收获了法国精英阶层的慷慨接纳和真诚倾听的友情，更重要是得到了Emile那件黄色大衣。不管随后的交往加深是出于迷恋美好胴体的后效还是对于身份故事和心理素材的需要，Yoav与目标国家的关系无疑升温过快了。

穿上黄色大衣的Yoav与行走在巴黎街头的本地人无异，脑海中是念珠一般重复堆叠的法语词汇，而脱掉大衣的他却又退回了自己的名字所代表的身份，去面对底层外来者生活的无序、危机，以及经济和精神上的极度贫乏。每天重复的番茄意面晚餐加薯片甜点，全部食材是来自城市最廉价超市的最廉价货品，总价不超过1.5欧。

不过“贫乏”是个很主观的词。我们不能说走在街上却不愿看向四周城市风光的Yoav是在浪费巴黎的美丽，是感受的缺乏，因为他认为只有不受这些外在样态的干扰才能看到一个城市真正的样子。或许他和语言更容易亲近，连续背诵的同义词也因为伴随着意愿的强烈而让人觉得充实。

整个世界是文本，词语是无法摆脱的必然。要甩掉一种，只得一意孤行拿另一种来换。

而词语又不知不觉定义着你。让你着迷的词、好记的词、唤醒联想的词，都是空白的，映射出的是你脑海中破碎的局部。还记得Yoav和Emile聊天时用了一长串贬义词来形容以色列，后者只轻声说，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具备所有这些特点吧。事实上它们可以用来形容任何国家，多生动多具体完全取决于获得这些感受的个人。

-语言课

如果在影片前半程，语言对于Yoav来说是伴随理想身份的玄妙符号和讲述遥远故事的新工具，后半程开始出现的入籍语言培训课则在一间窗明几净的教室之中，把语言简化为毫无思辨的宣传口号。

这种简化在荒诞的同时又有种不可避免的真实。众所周知，对语言的掌握程度直接决定了可表达观点的复杂程度，甚至影响到思维的方式。多甫拉托夫曾说，我们使用外语时会丢掉百分之八十的自我，还会失去玩笑和讽刺的能力。之前也常在聊天时说我们有若干种不同的人格，中文人格俄语人格等等，哪怕前者拥有了一切理性辩证所需的经验和潜力，当后者被唤醒时，我们就被迅速拉回幼年，是是非非大笔一挥，语气坚定像三岁的孩子。我要，我不要，我爱，我不爱，我是，我不是；或者像影片中那样去做判断题；去描述一只公鸡为什么是法国公鸡，就好像其它国家的公鸡都不能名正言顺当一只公鸡。

-巴黎圣母院

由此，所谓“真正的样子”是否存在呢？过于复杂的感受和过于简化的定论，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理解。

镜头的局促感代表主人公对周遭空间的感受方式，而讲述以色列故事时的画面反而显得相对平和，氛围也偏向暖色。这种现实场景的局促最终结束于一种“迷思”的破碎，或者说结束于男主角向Emile要回自己故事的时刻。无论多努力屏蔽抗拒，出身是无法摆脱的冰冷标签，但记忆却因为个体化的细节而趋近于温暖的真实，让他重新回到“我”。这时的他终于不同于此前的仓促，郑重而缓慢地抬头看向巴黎圣母院，从容之余甚至显得肆意。那时周遭寂静无人，灯火已息，眼前的教堂是一面沉默高墙。

于是当Yoav拒绝充当扁平标签，作为一个活生生会思考的人去参与生活，质问生活，这座城市宽厚人道的一面却忽然对他关上了大门。有趣的是，他在情绪爆发之时也暴露出自己在标签之外真正没办法摆脱的东西——在与交响乐团的粗暴沟通得到冷漠回绝后，他愤怒地大喊：“你们看看，一个妻子就是这样和她的丈夫说话的。”如果影片到此结束了也罢，偏偏Caroline上场之后转又回到后台，深情而怜惜地托起他的脸。

影片在结尾这一部分的叙述呈现出一种僵持状态的中立，推动陡然激化的冲突到达最后的撞门戏，把无可奈何的钝感延展到作品外广阔的跨文化空间。

一句话影评：

首先给出一个词，然后去寻找它的同义词，然后再去找这个同义词的同义词，而到最后找到的那个词语，其实已经与最初的那个发生了偏差。

十月份了，世界各地的电影节都已经接近尾声，备受瞩目的欧洲“三大”也在月初交出了全部答卷，先是奉俊昊拿下了韩国首座金棕榈大奖，后是DC漫改作品《小丑》问鼎威尼斯。

或许很多影迷都在疑惑为什么今年类型片备受欧洲艺术电影节偏爱，因为欧洲“三大”不确定的评审阵容，凭此来判断潮流走向还为时尚早，相反今年柏林金熊倒是最符合人们的预期，获奖作品是一部相对很“艺术”的艺术电影。

那今天就来聊聊这部以场刊3.0的最高分拿下金熊的影片——《同义词》。

很巧的是，不管是《寄生虫》、《小丑》还是《同义词》，它们某种程度上都是一则当代寓言，只不过前面两个更偏向类型化，解读方向相对更加集中。

而《同义词》则是一部让观众很难共情的电影，电影是以完全个人化的视角叙述移民的文化认同，甚至主人公的部分背景经历改编自导演的亲身体验，直接影响的受众面并不大，影片的作者性又以高级知识分子视角展开，是一部切入角度非常多样，难以概括标签化的电影。

这类电影差不多已经是我目前鉴赏能力的极限了，下面浅显的照葫芦画瓢望大家见谅。

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来自以色列的男主拉夫出于对生活环境的厌恶，只身来到法国，放弃母语希伯来语的他努力学习法语（背诵同义词），渴望融入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最终以失败告终的故事。

这仿佛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文化认同问题，但就像我前面说的，这部电影让绝大多数的观众都无法共情，虽然这是一部艺术片，但影片中是没有“人”的，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导演是用大量我们司空见惯的符号完成了其多义性的表达。

电影中的符号组合分为两类，分别为句式和范式。句式结构表明镜头在线性和时间秩序上的不同安排会导致不同意义，类似最简单的蒙太奇组接：一个小孩哭的特写，一个小孩笑的特写，一只猫走近的全景，通过改变镜头组接的顺序就能达成截然不同的效果，法国新浪潮时期就有艺术家进行过更深入的实践。（具体是谁我忘了）

第二种则是范式结构，它是非时间性或者空间性的，符号会通过联想产生意义，偏向心理学的研究。比如提到一个老人摔倒了，我们第一时间会联想到他会是孱弱的，可能还会拄一根拐杖。所以符号通过句式结构和范式结构的组合可以无穷无尽的意义，符号学也提供了一种电影中意义产生的方式，但因为符号学的研究不具有可重复性，即每次对项目的重复不一定会得到相同的结果，符号学不被认定为一门科学，而是属于文化。

抽象一点，《同义词》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人怀着对符号的憧憬，通过改变语言，学习符号（同义词）的方式想融入到一个国家的文化中去，结果却被这个文化催生的、不自觉的符号彻底打败。

当我们看到《同义词》中男主拉夫一无所有、食不果腹的状态时，根据符号的联想难免会对他产生同情，但接下来的赤裸镜头中，他在观众面前展示了完美健硕的男性躯体，就像希腊神话中英雄的石雕（拉夫本身是一种无性征的表达，他在浴缸中被救出也颇有仪式感），又会给人一种臣服的压迫力，身体语言抗拒了所谓的同情。

从拉夫的遭遇和他讲述的故事中我们很难有什么共鸣，但从电影中“身体”和“语言”两个核心概念联系到导演拉皮德风格化的视听语言，我们就能瞥见摄影机与个人叙事间的共鸣。

《同义词》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导演拉皮德是以一个以色列移民的身份从跨文化的经历中吸取养分，在电影中既有对本国文化戏剧化的嘲讽，也通过一组暧昧不清的“三角恋”关系完成了对法国社会的敏锐洞察。

电影开头拉夫焦急地走在法国街头，摄影机与他达成了微妙的晃动关系，在个人化的叙事中，摄影机的运动是人物心境的外化表现。当拉夫以一个外来者身份第一次闯入巴黎时，摄影机也是一种游离的状态，当他碰巧进入一所公寓，居无定所的危机暂时解除，摄影机也转入平静。

然而故事的戏剧性往往是与角色背离的，就像拉夫刚刚进入房间的固定镜头一样，灯在景深处被打开，然而过了一会儿他却在一个离观众更进的位置出现。摄影机不定游移只是拍摄了拉夫的移动，而进入新公寓后他的衣服却戏剧化地被人偷走了，角色只能被困在陌生的公寓里。

就此，一无所有的拉夫在法国社会中开始了他的身份认同之路，并在首尾两端以身体和语言的两个核心概念完成了回环。一对法国情侣埃米勒和卡洛琳发现了浴缸中昏睡的拉夫，他们率先注意到的特征是拉夫割过包皮，卡洛琳产生了肉体上的猎奇心理，于是她迅速遮住了拉夫的下半身，而埃米勒则产生了对异域文化的猎奇。（割包皮是犹太教和穆斯林的割礼，属于重大人生礼仪）

（致敬到世界名画《马拉之死》）

埃米勒是个三流公子哥作家，拉夫为他讲述的以色列异域故事给他提供了灵感，而他则也向拉夫提供物质上的帮助。拉夫的从军生涯是他厌恶本国环境的重要原因，所以他的讲述也不失为一次自我治疗。

来到法国的他拒绝说母语希伯来语，拉夫对法国未必有多强的向往，但语言是人身份中唯一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的部分（哲学层面），拉夫通过两种语言的强硬转换来彰显他对改变旧有身份的决心。

然而主角拉夫的向往并不在于获得一个法国身份那么简单，他忠于一个人道主义的理想，而影片随后展现的是理想化的身份认同并不能在法国实现，而他也无法真正与本源文化划清界限的双重悲剧。

在与同乡的交谈中，拉夫说到自己非常崇拜《伊利兰特》中的赫克托尔（特洛伊王子），然而在尚武善战的民族性影响下，他的以色列同乡断然表示那个英雄被阿喀琉斯绕着城墙追杀，是个懦夫。

而他以为在古希腊文化被广泛认同的法国，一定可以彰显人道主义的光芒。所以当他成为一名保安后，在瓢泼大雨中高呼不能让以色列同胞淋雨的宣言，全然不顾条例规定，结果就是被公司辞退。

影片中拉夫只说过两次希伯来语。

一次是去上移民培训班，傲慢的老师要求每个人用母语唱自己国家的国歌，轮到拉夫时他是以朗诵的方式“唱”完国歌，且没有听从老师的话及时停下。

同时镜头给了一个极具富有侵略性的特写，言外之意非常强硬，只有我才有资格摒弃并脱离自己的母体文化，其他人无权过问。

然而在上一堂课朗诵法国国歌时，他又特意要求加大音量，法国《马赛曲》中描述的血腥的暴力革命又触发了以色列尚武善战的DNA（拉夫临时加入的动作也是母文化影响下的节奏），外国文化外壳下依然残留着拉夫渴望割舍的母文化。

身体和语言两个核心概念是紧密相连的，拉夫走投无路只能出卖自己的身体去当裸体模特。

变态“艺术家”要求他躺在地板上做出淫秽的动作，还要用希伯来语讲各种污言秽语。这里原住法国人对待拉夫的态度又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对身体的好奇和对异域文化的猎奇，出卖身体的过程和说出母语是同步进行的。拉夫讲母语的同时夹杂了几句“我在这里干什么啊？”，显然也是对自己扮演异域形象，被人侵犯、物化的无所适从。

在侵犯发生后，“艺术家”又找了一位来自黎巴嫩的女孩跟拉夫搭戏拍淫秽视频，结果却以两国冲突为由对他不理不睬，拉夫透过屏风（类似门缝）观察了女孩一会儿后就逃跑了（主观镜头）。之后跳切，直接接到了拉夫在街上偶遇埃米勒，拉夫提出要回自己向他讲述的故事，被拒绝后拉夫再也敲不开埃米勒家的门了。

影片一系列的剪接传达的涵义是：当拉夫认为自己已经与法国人熟识，并开始融入主流文化环境时，法国人自始至终只把他当成消磨时间的玩物，他紧接着就会撞上不可逾越的文化壁垒。埃米勒根本没有觉得他的故事有什么重要性可言，他的写作就是中上层阶级虚无主义的体现，卡洛琳只对他的身体感兴趣，说他只是个陪自己“玩”了六个月的小伙。拉夫最后大闹圣母院只是西方文明“规劝”外来者失败后引发的极端反应。

演奏者用乐音试图掩盖拉夫提出的控诉（譬如法国是个民主的国家），就像之前拉夫低着头走在街上背诵一系列同义词来掩盖嘈杂一样，两类符号鸡同鸭讲，完全没有和解的可能，（虽然是概念先行，但《同义词》不是提出和解的假想并解决它，而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两类文化符号不可能和解）就像没有一个国家能同时被一堆同义词形容一样。

虽然《同义词》的受众面注定不会太广，它关心的欧洲时下也跟我们八竿子打不着，比起看这部片的价值，我更推荐大家去欣赏拉皮德这位导演的才华，文本与影像一脉相承，导演能力恐怖到无死角，期待他接下来的作品。

继戛纳金棕榈电影《寄生虫》火爆影迷圈后，我们终于又等到非常“大”尺度的柏林金熊之作《同义词》。但如果你只是冲着男主角的下半身看，肯定会错过很多更深层的惊喜。

巧合的是，《同义词》和《寄生虫》这两部电影都有着非常强烈的当代寓言性。因此，难免有影迷猜测，或许今年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大奖，也有可能诞生这样一部时髦的爆款。

金棕榈《寄生虫》和金熊《同义词》，都有着强烈的当代寓言性

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已正式开幕，期待会有新的惊喜

回望年初的柏林电影节，《同义词》在欧容《感谢上帝》、王小帅《地久天长》等一众强敌的“包围”下脱颖而出，收获场刊最高分3.0，并一举夺得金熊大奖。而本片导演可能大家此前都不太熟悉，出生于1975年的以色列导演，那达夫·拉皮德。

柏林擒熊后的合影，左为那达夫·拉皮德导演

拉皮德导演之前的作品，分别入围过洛伽诺国际电影节以及戛纳电影节的影评人周单元，其前作《教师》在评论界有着不俗的口碑，还曾被好莱坞翻拍。而《同义词》仅仅是他的第三部电影长片，便能够斩获大奖，着实得益于过人的导演才华。

2011《警察》，曾获洛迦诺评审团特别奖

2014《教师》，曾入围戛纳影评人周单元

导演拉皮德出生于以色列，年轻时曾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随后去往特拉维夫读哲学，毕业后当上体育记者并开始写作。拉皮德去法国的理由与本片的主角约阿夫几乎一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逃避“以色列式的命运”。

他说走就走，准备时间只有十几天。落地后没有任何居留许可，等于是黑在了法国，靠打零工为生，因非法身份而不能签劳动合同，也就没有法律保护。影片中的男主角也是个从以色列逃到法国的人，他迫切需要由内而外地获得“法国人”的身份，故事便就此展开。

为了能够更精准地重现这段经历，拉皮德在选角时，并没有去找同时会法语和希伯来语的演员来装口音，而是把剧本翻译成希伯来语，在以色列找不会法语但愿意学的人。

男主角汤姆·梅西耶

当时还在读戏剧学校的汤姆·梅西耶，就是这样被他发现的。饰演约阿夫的梅西耶有一个看上去很法语的姓，因为他的父亲是来自法国西南部的犹太人。但父母在他小时候就分开了，由生活在以色列的母亲带大，他几乎只会说希伯来语（英语比较差），但同样向往法国文化。

拉皮德并没有让梅西耶到法国去学法语，而是让他在以色列上两个月的课，然后就靠读法文书、看影视节目自学。整整一年期间，梅西耶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几个小时，看电视、听广播，更把法国电影从谷克多到新浪潮看了个遍。

在拉皮德看来，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符合人物的心理状态。因为男主角并不真正了解法国社会，他需要的只是具备象征性的法国，那个开放包容、自由博爱的乌托邦。从而，才能最终与真实的法国之间发生冲突。

这一点也是本片的核心要素，为了叙述最后的“决裂”，也就是出走巴黎，导演可谓费尽苦心，在故事细节上精心设计。电影开场，约阿夫洗澡时，放在屋内的行李遭人闯入盗走。他赤身裸体地追出屋子，却不知小偷是谁；求救无门的他，只能躲进浴缸继续洗澡。

次日，楼上的邻居卡罗琳发现楼下房门敞开，跟着男友艾米勒下楼查看，救了约阿夫一命。当艾米勒和卡罗琳将全裸的约亚夫带回他们家时，艾米勒说了句：“他割过包皮。”

割包皮这个细节便暗示着，即便是赤身裸体，约阿夫的犹太身份还是伴随始终。而艾米勒随即拿出一条内裤遮住，也预示着随后帮助他获得“法国”身份的故事走向。

身份、国族、语言、宗教、阶级、外貌、肤色等标签造成的隔阂无处不在。约阿夫也试图抛弃希伯来语努力地学习法语，他买来一本字典，认真学习字典上的“同义词”，并且在“美丽”的塞纳河畔怒斥以色列，因为他觉得法国巴黎才是理想之所。

男主角心目中的以色列：“那个下流的、无知的、愚蠢的、污秽的、恶臭的、粗鄙的、可憎的、可恶的、可悲的、恶心的、恶劣的、愚昧的、狼心狗肺的国家。”

然而，在影片的后半段，他为了生存为了钱，还是要在这异国他乡被迫说出希伯来语，而且依然赤身裸体。

当他得知，如果跟法国女性结婚，便可能拥有法国国籍。于是，约阿夫便跟卡罗琳发生性关系，并且结了婚。但那一刻的他，终究还是逃不过赤身裸体。

纵观全片，唯一有裸露戏份的角色只有约阿夫自己。但这些裸露镜头却一秒也不曾有色情意味，每一次裸露更像是在展示真正的自我，一种迫不得已。而这恰恰是全片最讽刺的地方。

对约阿夫而言，他之所以如此努力地想去除他的外国身份，无疑是作为对过往经历的一种报复或者疗伤。比如，为了能取得法国身份，他必须学会法国国歌，并理解接受法国思想。在课堂上，老师问来自各国的学生许多是非题：

1. 你的儿子喜欢男人，父母殴打他，对还是错？——错！

2. 在法国每个人都有思考和表达的自由，对还是错？——对！

3. 法国的道德准则仅适用于法国人，对还是错？——错！

学生们大多可以迅速地给出“正确答案”。但约阿夫的困惑恰恰在于，拥有“正确答案”不就代表这一切背后还是有一套必须遵守的规则吗？这是真正的自由吗？

自由，终究要受限于群体。群体思维往东，人们为求自保只能往东；群体往西，只好也往西靠。约阿夫逃离不自由过往，投身于他以为的“自由”，但其实却是进入了另一种不自由与不对等。其实，这世界上哪里有真正自由的土地呢？

电影尾声，约阿夫终于认清现状，打算离开巴黎。他想向艾米勒道别，但他家的大门对他深锁，许久的呼唤也不起作用。他是否在家，无人知晓。最后他意图撞开大门，但不管他怎么冲撞，大门依旧坚固不为所动。在一次次的反复中，这个故事最终走向结束。

从两人的首次见面，彼此间没有“门”且约阿夫是赤身裸体的坦诚；到片尾处，他衣着整齐隔着一道门，我们看到的是分明跨不过的界线，看到的是人与人因着思想、语言、选择、身份、阶级、爱恨而构架起的高墙。

另一方面，本片的视听系统也在不断为这个故事增添色彩：跟随镜头的视点变化，男主在街头走动时，运动镜头的快速切换；特定场景下剧烈晃动的手持，到拥抱女主后短暂的趋于稳定；以及在车身后突然的推镜头等等，似乎都在强调主角这种理想化的想法的不真实，以及主角与巴黎之间的“隔阂”。

这是一个非常哀伤的故事。没有母语没有国别没有过往，人无法为人；但即便有母语有国别有过往，人也无法活得自在开心。世界注定是不完美的，无论身在哪个地区或国度，我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同义词”，这注定是个无奈的事实。

非常推荐所有人都能更仔细地观看这部电影，除了最直观的故事，影片中还有诸多可供分析和拆解的细节等我们去探索。虽然有点破碎的叙事以及后半段略显无力的情节，注定它不会是今年最好的电影，但绝对是今年最值得反复观看的电影。

作者| 德卡的羊；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金熊奖得主《同义词》的厉害之处在于这部电影有十分丰富的解读空间，仅仅通过以色列青年Yoav在法国的种种际遇，便把矛头狠狠对准欧洲难民问题，将无解的矛盾犀利解构展现在荧幕之上。然而电影的手法是不少记者对其诟病的原因，那么这样一部电影拿到金熊，是否实至名归呢？

难民潮是这些年来欧洲电影十分关注的话题，从2015年戛纳金棕榈得主《流浪的迪潘》，到2016年柏林金熊奖得主纪录片《海上火焰》，再到2017年柏林银熊奖得主《希望的另一面》和2018年金熊奖提名影片《过境》，欧洲电影对于难民的关注就没有停止过。2019年新年伊始，这一部由以色列、德国和法国合拍的《同义词》登陆柏林电影节，把难民这一话题再次带到风口浪尖，且由于该片有部分是基于导演那达夫·拉皮德的亲身经历，电影彰显强烈的现实意义。

那达夫·拉皮德早年就学于特拉维夫大学学习哲学，之后在巴黎学习法语文学，在耶路撒冷学习电影。2011年，他执导的电影《警察》摘得第64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2014年他的法国和以色列合拍的电影《教师》在戛纳电影节首映。作为一个精通法语和希伯来语且一直活跃于欧洲电影节的导演，拉皮德拍摄《同义词》，似乎想用语言的隔阂和互通，讲述民族和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以及他在试图融入欧洲文化时遇到的困境和身份认同危机。（以下内容有剧透）

《同义词》开场大尺度的裸戏让人大跌眼镜。男主角Yoav闯入一幢法国民居公寓楼，裸体洗浴时却被偷得干干净净，一丝不挂的他只能疯狂敲响住户的大门。这一幕的设定十分巧妙，因为男主是以色列籍，而现实中欧洲接纳的大部分难民都是阿拉伯裔，男主身份的指代便宽泛了，不仅仅限于难民本身。Yoav手中的钥匙仿佛是他的难民身份或者护照，是开启逃亡欧洲之路的敲门砖。而在一切尽失之后他一无所有，这和大多数难民逃离战乱舍弃故土时身无分文的状态不谋而合。所有能够鉴别Yoav身份的不过是他被环切过包皮的阴茎（犹太教和穆斯林的割礼），欧洲国家对他裸体的注视，象征着对他难民身份的鉴别。

Yoav被衣食无忧的上层人Emile和Caroline救助接济。Emile写作、Caroline弹奏，十指不沾阳春水，却悲天悯人犹如圣母。而Emile缺少写作素材，没有灵感，只能借取Yoav的故事去创作。欧洲近数十年远离战乱、太平无事，关于难民的电影却在近年如雨后春笋般涌出，Emile借取Yoav的故事，好比这些灵感枯竭的创作者，将目光对准了难民，用他们的故事创作以获艺术的新生。而Caroline和Yoav的结合给了Yoav合法身份，Caroline也和Yoav多次性爱，这也或多或少暗喻了欧洲国家对于移民人群劳动力的消费。在Caroline离开Yoav的时候她说Yoav不过只是给她欢愉的玩物，移民竟成了圣母满足自己虚荣心的消遣。可笑的是，德国最早希望引入难民移民是希望因此给德国劳工工种增加就业，却不曾想过，自2013年起，德国非德裔人群的失业率高居不下占14%，是德裔7%的两倍，而阿拉伯裔的一些国家的移民的失业率则高达40%。失败的政策背后隐藏的是国家对于移民人群生活的漠视。

拉皮德把一场Yoav在夜店里边吃边舞蹈的戏拍得美轮美奂。音乐响起，人群躁动，Yoav卑躬屈膝穿越人群，仅为拿到一个面包。一气呵成的镜头之下，Yoav作为移民食不果腹的现实让人唏嘘。和Yoav舞蹈的法国美女歌舞升平，而Yoav却每日吃着最廉价的意面，为了一个面包不惜佯装舞蹈。这一个镜头大音希声，成为笔者年度最爱镜头备选。

Yoav穿过巴黎的街巷，背诵着同义词。“限制”、“约制”、“控制”，这些词汇语义近似却并不相同，就像他极其接近却不能同化的外族身份。他拒绝使用自己的母语希伯来语，却忽略了就连以色列内部的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也有千年的纠葛。他在以色列的关于军队和民歌的记忆，是他从母国得到的一切。然而不论他多么努力去割裂自己和母国的关系，他依然会在遇到摄影师的黎巴嫩裔女助手时，因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素来已久的仇恨被隔离开来。他身上的外族标签是擦不掉的烙印，不管以色列和法国是多么相近的同义词。

在融入的过程中，法国人将欧洲道德理念和习俗对Yoav强行灌输，简单粗暴的“对"和“错”的判断把他置于牢笼之中。在Yoav的种族极端分子好友Hector死去之后，Yoav意识到一切不符合欧洲意识形态的存在都会被抹杀。《同义词》片尾的一场音乐会中，管弦乐和Yoav口号的对抗就像是西方文明和自由意志的对抗。所谓的文明不过是西方意识形态之内的固有体系，它其实容不下其他的声音。一旦其他声音出现，他们便尽自演奏自说自话，两方使用的根本不是相同的语言，沟通变得无效。Yoav鲁莽的、爆裂的、直接的控诉撕下了西方文明的画皮，那么他作为难民的价值也就轰然倒塌。

即便有如此之多的隐喻，为何《同义词》还是无法赢得所有记者的心呢？笔者认为《同义词》有佳句而无佳章，佳句的体现在精彩的段落：比如笔者很喜欢片尾的一场Yoav撞门的戏，它把电影的开始和结尾连成了一个圆，象征了难民自我身份认同觉醒时的悲剧，这个艺术处理是相当聪明的。此外还有一场很精彩的Yoav为摄影师当裸模的戏，隐喻外族融入过程中，所谓的“文明”不过是糖衣炮弹，接济也是抱着虚伪的目的。这一场戏的处理也十分戏剧化有张力。

但除了这些精彩的片段，影片的整体完成度却很粗糙。尤其是在叙事上，电影的文本和内容格外割裂，连贯性差，造成了一种严重的荒诞感，以至于观众无法理解演员们的动机。几场戏看过感觉可有可无，比如两位以色列男子的摔跤，不仅突兀且没有实际的功用。而更多的戏观感晦涩，让观众无法正常理解隐喻。可以说，《同义词》的执行是相对失败的，影片的低完成度让原本优秀的概念打了折扣。摄影上，过多的手持晃镜让电影的节奏略显眩晕。一幕塞纳河向上看的镜头竟简单粗暴到只是上下晃动镜头，这也暴露了导演在镜头语言上的匮乏。

《同义词》成功擒熊，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欧洲对于难民问题持续关注却无力回天的现状，也讽刺了西方文明对接收难民暧昧的态度和功利的目的。在多部关于难民题材的电影获奖之后，柏林电影节仍把最高奖项颁给了《同义词》，这或许是评审团意见、整体参赛作品质量等综合而成的天时地利人和，而电影本身的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仍是众说纷纭。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我们不能不对金熊的选择感到困惑。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柏林电影节在选择金熊奖时尺度越来越大。在去年的《不要碰我》探讨亲密关系之后，《同义词》又把男性裸体作为符号，在整部电影里穿针引线。如此前卫和大胆去探索电影的疆域，柏林电影节秀木于林，年复一年用金熊奖引领思潮，也是时代之幸。

首发于《看电影看到死》

沉睡在浴缸里的约阿夫，赤身裸体犹如初生婴儿，失去了所有行李、睡袋和衣物，弃绝了祖国、母语和家人，跌跌撞撞降临到这个城市。

电影的开头是伴随约阿夫疾走的主观视角，街道被近景解剖只剩下潮湿的地面、匆忙闪过咖啡馆和面无表情的人脸，时而切换到主角行走中急促摇晃的手臂和头颅，在空气中冲撞前行。躁动不安的镜头在主角闯入一栋公寓时，开始变得平稳而清晰起来。

这显然是个过于宽敞的高档公寓，发现约阿夫的公寓主人都被这具不可思议的身体所吸引，将他从冰冷的浴缸中救出来。像巴黎大多数的中产者一样，这对年轻情侣衣食富足更追求生活的深度，一个在写作哲学中操演晦涩语句，一个排练双簧管和性自由，这些特质让他们更感兴趣约阿夫强壮身体和家国背景，并乐于帮助添置衣物。

巴黎意味着什么，自由精神的高地，历史悠久的古都，文学传统的圣城，艺术的殿堂还是浪漫的街道、新桥、塞纳河和圣母院？当约阿夫穿戴起巴黎富家子给他准备好的衣物，匆匆遁入街头时，却像清教徒一般拒斥这座城市一切浪漫的诱惑，他拒绝抬头去欣赏美景，也无心眷恋文化遗产，而是痴迷于学习法语词典和大声重复单词。他住在简陋漏风的公寓中，用最便宜单调的食物果腹，专心致志地将自己从以色列人的标签中脱节出来。

他以自己的方式游走巴黎，开头狂乱的主角视点反复出现，场景从客观的平静切换到了主观的躁动，巴黎令人称道的风光被刻意模糊和切割，那是约阿夫沉浸在自我中的时刻。他将自己吞没在法语单词大量的描述性词汇和同义词中，迫切甚至病态地驱使自己成为法国人。他用繁复且粗俗不堪的词来描述以色列，剥离身份的过程犹如自杀。就如约阿夫的父亲所言：“一个人拒绝自己的语言，就是在杀死一部分的自己。”

在第二部长片《教师》中，拉皮德就从诗歌的角度关注到言语和语言的关系，以及现代希伯来语继承古希伯来语之外的人为色彩。二十世纪后的人为重建，使语言所共轭的是更有目的性也更固化的宗教民族意识形态。而现代希伯来语缺乏形容词，因此在描写的过程中就用比喻的方式，诗歌中充满灵光的隐喻来源于此，但对生活的感性认知也会受到阻塞。

索绪尔所提出的语言结构主义，最早指出社会与语言系统的关系。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是社会成员共有的。约阿夫大量地背诵形容词，在把自己赤条条地抛掷进法语世界的深海中，也是在扼杀犹太文化孕育下的约阿夫，一个以色列国籍、使用希伯来语、服从国家法律参军的自己。

而国家和母语从未远离，如影随形。以色列领事馆的同僚表达出对穆斯林的敌视和鄙夷，拒绝任何中东面孔和伊斯兰名字入内。在他用法语讲述的故事中，在以色列从军的生活片段时不时冒出来，而他从军队本身的严肃性上抽离出了荒诞感，温柔缱绻的法语香颂激励士兵练习练习枪击，性感火辣的《哈里路亚》撩拨退伍军人好斗的男子气概。身在法国的同胞也从不忘记犹太民族的骄傲烙印，在巴黎用希伯来语与路人对峙，明晃晃地带上犹太帽、咄咄逼人地哼唱国歌，压迫性地与巴黎人直视。

在民族遭受到毁灭性伤害的多次战争后，军国主义和民族荣耀，虔诚信仰和文化自豪成为以色列人武装自己的一道铠甲，在保护犹太人身份的同时，也形成了极端强硬和蛮横的意识形态。就如约阿夫所钟爱的赫克托尔的故事，在父母亲讲述的版本中，特洛伊第一勇士的悲剧结局被阉割，而永远停留在他保家卫国、奋起献身的英勇气概的回响中。

并不是每个人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盲从附和，年轻生命难免在个性自由与家国命运间困惑摇摆。毛茨在《狐步舞》中曾刻画过驻守边陲的士兵百无聊赖又诙谐可爱的一面，也揭示过集体命运共同体的磅礴压倒与个体命运的荒唐脆弱。我们的主角约阿夫是同样充满幻想的天真少年，在战场上把机关枪和弹夹想象成小提琴和琴弦，将愤怒的公牛一角看作是独角兽，并深深迷恋赫克托尔的传奇。但无论他多么努力地用优雅的法语连珠炮似地蹦出一个又一个深奥词汇，却从不能真正地融入巴黎。

这个城市贪恋约阿夫的美色，消费他的身体和异域风情。他成为了埃米尔和卡罗琳开放关系中对双方都有诱惑第三者，埃米尔更是试图从他的故事中来挖掘自己平乏可笑的深刻；摄影师在镜头中逼迫他用羞耻的姿态呐喊出肮脏的希伯来语字句；他在夜店派对中寻觅食物，身体本能的狂欢取悦了追求享乐的巴黎人；当他加入法国国籍时，大声念出了《马赛曲》中的暴力字句，而与以色列国歌的嗜血程度相比毫不逊色。

约阿夫搬到法国是为了逃离以色列，而这个新的国度所展示出并不仅仅是文学艺术和自由包容的繁华，更是阶级分裂和虚伪浮夸，他终究不是懵懂无知的新生儿，也厌倦了穿插在情侣之间的困惑，那些对于他身体和身份的双重盘剥更是让他愤怒。他竭尽全力的挣脱却是徒劳，抗拒被巴黎的黑暗吞噬，更加无处可逃。他无法摆脱自己的身份，也无法割裂犹太传统，甚至对卡罗琳喊出了“一个妻子能这样对丈夫说话吗？”的大男子主义式怒吼。

再次离去时，埃米尔没再给他打开门给予一个告别的拥抱。约阿夫用自己的身体狠狠冲撞向这扇门，却不能冲破巴黎的伪善面具，也撞不出自己内心的犹太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