鲸鱼马戏团

如果只用一个长镜头，怎样表现广场上聚集的人群？

不入流的拍法是：把摄像机摆在一个固定的位置，拍一下全景和群像，如果想的多一点再加一点推拉摇移。第一次拍片的时候老师坐在我旁边，语重心长地边看学生短片边告诉我，别用长镜头，一定要把镜头分解，你看，换了，又换了……一个动作要用几个镜头来表示。相信每个人都会经过这样把一个动作分解成无数镜头的痛苦的“成长”过程，然后仰着头天真的问：为什么我们不能用长镜头？？？

看了贝拉·塔尔，我真想抽那些号称自己用了长镜头的天真孩子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长镜头不等于静止的记录，你们还以为自己是卢米埃尔呢？而是一种更高的艺术表现手法。之所以大师用了长镜头是大师，我们用了长镜头是不入流，就是因为我们不懂电影，更不懂调度。

在我看来，剪辑反而是为了避免在表现中不必要的麻烦，比如拍一个正在行走中的人，“正常”可以是拍一个离去的背影，接正面到了下一个地点。可是长镜头的跟拍，就要铺设轨道，行走的路线都要经过精心的布置，导演的心中要有描画出所有可能的画面，而不是看演员走到差不多的位置，就适时地喊停。像香港电影这样面向市场的制作显然不会选择长镜头，他们会用剪辑更简单省时地交代出情节，但不得不承认，跟拍更有张力，每一帧都能传达出绵长的情绪。依赖剪辑的拍法几乎在每部电影中都看得到，但是全部依靠现场拍摄的长镜头，就少之又少。

贝拉·塔尔在《鲸鱼马戏团》里的广场就拍得让人惊叹。在广场这样一个如此开阔的室外场景中拍形形色色的人，并且始终跟着主要人物的脚步，展现不同人的状态，一个长镜头中有特写，有近景，由全景，景别的交替从来不显得局促——这就叫大师。

我看过的让我念念不忘的长镜头电影，一部是《你还活着》，镜头几乎放着不动，但却没有处于被动的位置，而是具有很强的主动性，导演在固定了镜头之后，充分调度起演员，镜头空间被分成了多个层次，每个场景都不是平面的，而是一层引出下一层，丰富得像一个游戏迷宫。而面对贝拉·塔尔，他对镜头的掌控简直完美，三十几个镜头构成一百四十分钟的电影，不是偷懒，而是大大增加了拍摄的难度，我在看电影的时候甚至跟着猜测，要表现下一个动作导演会把镜头怎样移动？要做怎样的准备？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而每一个画面的转接总是会从我的眼前溜走，因为他的长镜头用的游刃有余，每个镜头都不慌不忙，绝对找不出一个局促的推或拉。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影片的最后一个老年人与一个坐在医院病床上的年轻人对话。这个镜头的开始是近景，两个人的正面，当谈话接近尾声，镜头开始慢慢地向外拉，而这个时候观众的注意力还集中在老人没有完成的说话上，当谈话完毕，镜头已经悄悄向外滑出足够的空间，让老人可以站起来向外走，直到走出镜头还保持着画面的美感……这仅仅是一个小的例子，片中更多复杂的调度，不是文字能够分析清楚的。

这种电影可以说最大地还原了电影的艺术本质，或许更多的人会认为电影的本质是技术的，因为我们习惯了把摄像机当成传达思想的工具，成片的一半靠拍摄另一半要靠剪辑。但如果真的把镜头当成画笔呢？提倡作者论和“摄像机笔”的特吕弗只在外在层面提高了导演的地位，却没有更多地去挖掘镜头本身的“笔”特性。在贝拉·塔尔的长镜头里，丰富的景别和充溢的情绪是依靠导演的细心安排和对镜头的重视，在这里没有剪辑中常见的所谓主观镜头，客观镜头，每一个镜头都代表着导演审视的目光，他以一种时刻在场的身份全程“记录”了故事的发生，电影本身的主角也是被记录的对象，只有躲在摄像机后面的那一双眼睛能够控制局面……想到这里，心里总涌动着一种神圣……

这样的叙事渗透了导演强烈的主观色彩，而这个特点在《来自伦敦的男人》里体现的更加明显，有很多次都能看到记录了主人公进入空间又走出空间的过程之后，镜头往往会刻意得在一个小物件上停留一会，比如一把锁，一缕阳光，有时候会适时地有舒缓的音乐……这时候的电影暂时脱离了叙事，而是发展了自己的诗意空间，如果说叙事是一条纵向发展的直线，那么这些小的特写就是在直线之外，又拓展出一个平面。

总之，总之这样的长镜头是需要细细品味的，或许看起来会显得乏味，但镜头之后的诗意却值得反复欣赏。

想起《鲸鱼马戏团》中一个主人公吃饭的镜头，在逼仄的小屋里，他吃着罐头装的汤泡干面包，虽然是黑白电影，但我想象那时的颜色一定是灰色的，当镜头由手部特写转成主人公的近景，他拿起勺子吃干面包的时候，脑海中只出现一句话：不管怎样的生活，都是用来品尝的……不管怎样的生活，都是用来品尝的……

        第一次看《鲸鱼马戏团》是在电脑上，两年半以前还是一个刚开始学看电影的小白，什么都不懂，只是感性地对他的长镜头产生了一种迷恋，这种迷恋跟在侯孝贤、安哲等人身上引发的化学反应完全不同。今天再次在北电大屏幕上看，看的是胶片，眼睛像被甩了糨糊一刻也不想离开屏幕。贝拉·塔尔的长镜头本身富有极大张力，这种张力概括来讲由三个因素构成：精确的场面调度、主导的运动镜头、反复变奏的音乐。
        如果要问贝拉塔尔的场面调度有何特色，我想大概可以用精确和唯美来形容，几乎每一帧截图都可以用来做屏保。在整部片子中有600多名非专业群众演员，他们的走位和表演都纹丝不乱得让人震惊，这在医院暴乱和广场两场戏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第一个镜头中，群众开始表现日全食之舞疯狂地旋转，男主混在他们中间指挥着他们，像是一群醉鬼中唯一一个艺术家，是最格格不入的孤独的一个。黑白色彩的表现和灯光的运用也是他场面调度中的重要部分。当第一个镜头男主演示完真人日全食后，第二个镜头是男主在空荡荡的马路上走过一盏灯，灯光越变越窄最后变成了一条细线，是对日全食的隐喻，极其富有美感。当男主第二次趁着夜色偷偷溜进集装箱看鲸鱼，全黑之中有一束光照在鲸鱼令人同情的眼睛上，而后来男主偷听马戏团负责人和“王子”的谈话时，也有一束光准确地照在他的眼睛上，鲸鱼和男主形成了隐喻上的关联。当然关联不止这一处，39个有限的蒙太奇中至少有两处都在强调这种对应关系。贝拉塔尔极其重视黑与白之间的对比，在医院暴乱这场戏中，在漆黑色调的医院一系列打砸抢烧之后，暴民们拉开了浴室白色的帘子，一个浑身干瘪的老头站在浴缸里垂着双手和无法勃起的阴茎，整个底色是全白的，极其刺目和耀眼让人无法适应，就像是看到了天堂里的耶稣而耶稣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无助的老头子。
        主导的运动镜头大概是贝拉塔尔长镜头最大的特色了。平均时长3分钟的镜头可以平稳地游走在人物之间，穿梭过一个又一个空间，环绕、旋转、变焦，不停地挑选我们视觉的停留点。记得戴爷在分析《人类之子》时说过，这部电影里长镜头中的场面调度和运动镜头的戏剧性已经完全可以和蒙太奇媲美，那么贝拉塔尔这部《鲸鱼马戏团》中长镜头抓人的现场感和紧张感则完全可以完爆好莱坞。话说我一直好奇贝拉塔尔的运动镜头都是怎么拍的，上一秒是平稳的不规则运镜像是用斯坦尼康，下一秒是纹丝不动的固定镜头像是用了脚架，再下一秒是稳稳的滑轨即视感，再下一秒又只可能用摇臂，而这些切换是无缝衔接！！同学甚至开始推测是不是滑轨随拆随用的……看了贝拉塔尔几部电影之后已经整个人都凌乱了……无怪乎这部39个镜头的片子就用了7个最顶级的摄影师。还是要回到个人认为全片最牛逼的一个镜头上来，即医院暴乱。当镜头跟随着暴民进入一个个病房不同的空间暴力殴打无辜的病人，镜头没有做一丝一毫切换，真实的时间和真实的暴力让人难以忍受。当暴力结束一片狼藉，长镜头回到一个角落，男主躲藏在后面，一双眼睛里满是忧伤和震惊——原来他一直在看这一切。在这时，客观镜头被巧妙地转换为了主观镜头。另外，仔细看贝拉塔尔的运动镜头在表现同一处场景时，几乎没有一样的，在这部片子里不是很典型，《都灵之马》里父女俩对坐吃土豆就很典型了，四次吃土豆就换了四个机位。但《鲸鱼马戏团》中有两个镜头的运动调度却很酷似，这是贝拉塔尔有意为之：之前有一个镜头是邻居看着男主离去，背后是他开的鞋店广告墙；之后有一个镜头是邻居的妻子看着男主离去，背后是她家的鞋店的广告墙。这两个镜头之间发生了什么？邻居拉尤什先生已经在暴动中死去了，而他的妻子还不知道，久久注视的目光中有对男主的担忧和丈夫归来的期盼。这一形式上的相似让人联想其拉尤什先生那个镜头，产生物是人非的凄凉感。
        为什么谈到贝拉塔尔的长镜头不得不说其电影配乐？我想大概米夏伊‧维格（Mihály Vig）的音乐一直是其电影灵魂的一部分，这位贝拉塔尔的御用作曲一直高度参与了和贝拉塔尔合作的每一部电影的初期创作，甚至在电影拍摄现场演奏以营造出电影需要的情绪。Vig的配乐跟贝拉塔尔的电影在风格上同样的优雅、沉稳、简洁干净，或者说相得益彰。在每一部中电影中，他的配乐都几乎只有一个调子，《都灵之马》《伦敦来的人》都是这样，以反复的变奏和提琴加入的和弦来避免单调感，但这种重复几乎和呼吸的频率一样自然流畅，与贝拉塔尔摄影机的缓慢运动同步。他的音乐密密麻麻铺满了贝拉塔尔的电影，已经和他极其冷静、客观的镜头语言融为了一体，少有情绪表现功能，更多是为人物营造一种生存环境。然而在《鲸鱼马戏团》中，在那个干净优美的钢琴曲调之外另有一个用来抒情的旋律，富有强烈的煽情色彩地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医院暴乱浴帘掀开，皱巴巴的老头子浑身赤裸地、无助地垂着双手，病恹恹的身体肋骨突出，巨大的震撼简直让人落泪；另一次是在结尾处，巨大的鲸鱼标本被暴乱的烟火掀翻在满地狼藉之中，跟男主一样孤独。很少在电影中发言的贝拉塔尔此处突兀地用音乐情绪展现了自己强烈的在场，寄予了深深的悲悯和谴责。接下来就可以分析主题了。
        贝拉塔尔在《鲸鱼马戏团》中清晰地划分了两大对立的派别：以“王子”为首的、受“王子”蛊惑的暴民，和以唐德婶婶、警察局长这一对勾连的“狗男女”代表的镇压暴民的官方权威。每个人都在忧心忡忡城镇的未来，但他们的行为有让城镇变得更好吗？疯了的男主、死去的邻居拉尤什、医院里的病人代表了为数更多的平民/“贫民”，他们成了两大派别之下的牺牲品，像是对冲的钢块瞬间把螺丝钉们齑成粉末。在这其中，男主有一点特殊，他更像是一个来自平民的哲学家。他关心地球运转和日全食，家中墙壁上挂的是世界地图。所有的人都在抱怨鲸鱼带来了城镇的厄运，只有他为上苍这种美丽的造物惊奇不已。他孤独地去看望鲸鱼，当和鲸鱼的眼睛对视时似乎找到了唯一的伙伴，而这伙伴却已经从本来所在的海洋贩卖到了集装箱里，不会说话、不会呼吸、被制作成了标本。这和男主最后的结局类似，被关在了精神病院里，没有了思想，没有了语言，只能吟哦出一些无意义的音节。整部影片，是他从一个顺从的孩子成长为一个见证了暴力摧残的青年，而他的结局却是变疯，似乎在预示哲学家（爱智者）唯一的出路。另外，他的音乐家叔叔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他比平民们更有才能、更聪明，始终希望自己能游离在这场斗争之外，但最后却依然没能幸免地被波及失去了家园。从这个人物类型上可以体味到贝拉塔尔的嘲讽。
        最后，这部电影依然有很多晦涩之处，比如，为什么原题目叫做《残缺的和声》？和影片中音乐家叔叔说的那段和声的演讲有何关系？铁轨上方盘旋的那架直升机是用来做什么的？男主到底为什么会变疯？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讨论。
        

上周在书店的电影沙龙，主题是文学与电影的对话，我们选择的几部影片中，有一部是贝拉·塔尔的《鲸鱼马戏团》。五年前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我受到极大的震动，这震动最初来自于电影空前绝后的长镜头和匪夷所思的复杂调度，以及极强的、忧郁的诗意。

之后断续地又看过几遍，其中几个喜欢的镜头，也反复看了很多次。但由于电影明显的、对于匈牙利或东欧历史的隐喻意味，而网上关于电影的背景资料又很少，所以，一直觉得自己并没有看懂这部电影。

这次活动的另一个主持人史靖澜读过电影原著小说《反抗的忧郁》（作者：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2015年布克国际文学奖获得者），我想趁此机会，结合小说的内容，也许能更清晰地理解《鲸鱼马戏团》。

但实际上，关于小说的介绍，主持人并没有说多少，只是大略阐述了对于《反抗的忧郁》这部小说根由于匈牙利人的数次失败的反抗历史而滋生的民族性的忧郁性格。忧郁于：总是诞生着对生活的希望，而总是在反抗现状的行动中失败，这种失败，成为一种悲观的、习惯性的对生活的无奈和担忧。

这是符合贝拉·塔尔电影的整体风格的。我看过的《诅咒》、《都灵之马》和短片《旷野旅程》，以及没有看完的《撒旦探戈》，都笼罩在这一致的忧郁氛围之下。

而琢磨之后，我要收回前面“没有看懂”的说法。受到这部电影的强烈吸引，实际上便是看懂了贝拉·塔尔的意思。在贝拉·塔尔的观念里，历史、政治并非他所要表达的内核，他认为“政治是肮脏的”，并且否定其作品即寓言的观点。

贝拉·塔尔的表达内核，是人的基本状态：普遍的忧郁性。在《鲸鱼马戏团》里，这个普遍性，尤指因反抗的无望而产生的忧郁。

电影中的音乐家埃斯特尔有一段录制自己演讲的情节，所阐述的，是他对十二平均律之不和谐性的批评，他的演讲试图让人们回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音乐，刨去乐器在十二平均律规则下的受制和不自由，回归人对音乐魅力的天然感知和无拘束的表达状态。但是可想而知，这种反抗音律规则的行为终将失败，在影片结尾处，他对在疯人院病床上失神的詹诺斯说，他把钢琴调回了十二平均律，这样，就可以弹奏任何曲子了。

埃斯特尔对于前妻的反抗也是失败的，他想保持归隐、不参与政治，但迫于埃斯特尔夫人将回到他生活中的胁迫，他最终妥协，走上街头，为她的肃清运动募集资金。

主角詹诺斯无力的反抗更加层层不绝。

影片开头，在即将打烊的酒馆里，詹诺斯使用几个醉汉来演绎天体运行的规律，并在日蚀的比喻中，描述黑暗之中人所感到的绝望和害怕，以及对日蚀结束、黑暗褪去，万物和生活重回正轨的信心。这个复杂、迷人的长镜头情节，将詹诺斯的纯真展现无遗。

在詹诺斯天真的憧憬中，鲸鱼的巨大尸体代表上帝的神圣力量，生活拮据，他仍然愿意购买门票去参观神迹。第一参观鲸鱼结束时，广场上的路人和詹诺斯交谈，对方关注的是和鲸鱼同来的王子，而詹诺斯仍然关注和赞叹鲸鱼，当第二次进入装载鲸鱼的车厢，偶然发现王子煽动暴力的真相时，他惊恐地逃跑了。

詹诺斯看到的不是真相，因为他只是一个天真的孩子（镇上男人，他都称之为叔叔，音乐家叔叔、警察叔叔、鞋匠叔叔等等），他是一个在无望生活的洪流中极其弱小的局外人（所有的局外人都是弱小的），他所保持的希望、对上帝敬畏、对神秘的着迷，只是压抑的世界河流中的一星水花。

甚至可以说，詹诺斯是一个绝对的孩子（即便他在电影中是一个年轻人），是整个世界的绝对的孩子：这个世界由他所尊敬的叔叔、婶婶们，由他所惧怕的军队、广场上的暴徒们，由他无力控制、无力哄其入睡的警察局长的两个暴躁儿子构成，这些人，组成完整的世界结构，他面对的是整个压抑着他的生活。

这里就要说到，这一切反抗的对象。这是一个荒谬的对象。如果说詹诺斯反抗的是复杂的无望的世界，那这个世界的暴徒们去医院施暴、殴打病人、摧毁物品，却在扯开浴帘看见衰老枯瘦的站在浴缸里的裸体老人时，丧失了施暴的动力，变成一群沉默离去、仿佛僵尸的失败者时，他们发现，依靠暴力去反抗的对象其实并不存在。人们反抗的到底是什么？他们不知道。

因为“害怕的人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这是小说中的句子，也是詹诺斯在被摧毁的电器商店大厅里，从一本笔记上读到的王子的言论。反抗的荒谬就在于此，并不知道要反抗什么，只有反抗的欲望和冲动，以及冲动之下的暴虐行径。

为了反抗而反抗，实际上是最大的忧郁，也是最大的虚无之源。暴徒们想要反抗的，是自己的情感：对于生活的不满，而王子的鼓动，只是一个开关而已。贝拉·塔尔展现的这一真相——反抗的虚无性——由虚无而忧郁，便是《鲸鱼马戏团》最震撼人心的力量所在。

表面上看来，贝拉·塔尔没有给观众留下希望：詹诺斯并没有做任何坏事，也没有参与暴动，却成为了通缉犯。他在铁路上逃跑时，被直升飞机追捕到。这个绝对的孩子、无辜的局外人，也逃不出无望生活的包围。这个孩子落入了荒谬的生活圈套里，而最终变成了一个丧失意识、信念、理智的精神病患——彻底虚无的存在。

但实际上，贝拉·塔尔以詹诺斯堕入虚无这一“个人的绝望”，给出了生活的希望：人们的生活仍在继续，即便音乐家的房子被前妻和警察局长占领、他只能生活在厨房之中，他总归仍在生活着。真正的希望便在于此：即便处于巨大的忧郁之中，我们仍在生活着。这是一种道德的底线，贝拉·塔尔画出了希望的最低值，接受了这条底线，更多希望、更多反抗，便可以仍然存在，而忧郁，也可以忍受。

这部电影不在表达一场暴动的酝酿、爆发、终结，所以，即便不了解匈牙利的历史和政治，只要理解了忧郁，就理解了这部电影。

如同受制于暴虐的理想
音乐的三次响起，钢琴
被调整在端坐在避光的广场上
它磨砂的皮肤透出凝视的味道
当遮蔽物倾倒，当老人的拐杖
带着十足的忧伤越过葬送巨大生命的摇篮
那些一时的激情，覆灭小镇的一生的种种
自然被暴露，无可争辩而且满布
生的喘息，无主的孩子敲打天体
和天体像醉鬼一样无意义的旋转
促使和平的景象在开始的一幕便
告被知：这一切与马戏团的王子
毫无干系。镜头的画笔低低的移
那些暴力，被暖性的光辉扼杀了
又点燃，仿佛不曾张开鲸鱼的嘴
无辜的进食，不曾送抵的苦难正
辗转东欧，搅翻滚的云
直到雾隐去终章的第一行

        有一些电影会让我们感动、或者欢笑，而有一些电影，却会让你对电影这门艺术肃然起敬。《鲸鱼马戏团》无疑属于后者。
        自1895年电影诞生起，电影这门包含了“音乐、绘画、雕塑、建筑、诗歌、舞蹈”六种艺术形式的第七艺术已经带给了我们119年的感动。2015年是电影诞生120周年，区区百年，电影的发展却是飞速的。
        电影史上第一部电影《火车进站》放映的时候，又有谁能料到百余年后，电影会在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得以普及？从单一镜头到多镜头，从默片到有声片，从黑白片到彩色片，从西部片到剧情片，从达达主义到新浪潮，电影艺术在一点点的成长，其自身包含的意义也在逐渐宽广化。我们再也无法准确的对电影下一个定义，就好像电影的出现让我们再也分不清“想象的真实”与“真实的想象”一样。
        电影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生活，更是我们的文明。
        谈起《鲸鱼马戏团》的导演贝拉.塔尔，或许他的为人所熟知是由于那部片长450分钟的电影《撒旦探戈》。曾有影评人评价他的这部电影是“片长七小时却每一分钟皆雷霆万钧，引人入胜。但愿在我有生之年，年年都重看一遍”。
        与这部电影相比，《鲸鱼马戏团》无疑显得精简而凝练。尤其是本片巧妙的场面调度与光影剪辑，简直是对电影艺术的最完美演绎。电影的主要剧情其实并不复杂，一座原本平静安宁的小镇因为某一天马戏团的造访而失衡。马戏团拥有的那头已经死亡的巨大的鲸鱼以及那一位号称有着三只眼睛，满嘴末世言论以及渎神行为的“王子”仿佛是一个诅咒，将小镇原有的秩序彻底打乱；最后小镇发生了闻所未闻的暴乱，一场“暴力”与“善良”的冲突。最后呢？看似是“善良”胜利了，可是取得胜利的善良却搜捕并残杀着一个个曾经的“暴乱者”，这其中自然也波及了一些无辜的平民……
        讽刺的是，如此一部让人对电影艺术肃然起敬的电影却有一个“好莱坞式”的译名《鲸鱼马戏团》（像极了《惊天魔盗团》或者《加勒比海盗》），这也或许是本片宣传上的一个败笔。相比于这个片名，笔者无疑更喜欢它的直译片名《残缺的和声》(就好像《天使爱美丽》之于它的直译名《拥有美妙命运的艾米丽.布兰》）。
但事实上，片名《残缺的和声》也并非是完全的直译，其原片名《Werckmeister harmóniák》中的Werckmeister实际上是音乐史上一位德国音乐家的名字，他因在17世纪末大力提倡十二平均律（世界上通用的把一组音（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音程的律制，各相邻两律之间的振动数之比完全相等）而被人所铭记。
        说起十二平均律，那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律制，自此以后，动人的旋律得以通过它而传颂后世;钢琴键盘上的88个黑白键，就是根据十二平均律的原理制作的。之所以要对本片的片名耿耿于怀，是因为这部电影充满了众多的隐喻，十二平均律所崇尚的完全且精准的平分似乎让每一个音律失去了其独特的性质，但实际上，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音阶中的七个音，并不是把它们视为一个八度，而是七个有着独特和独立特质的音。将这一规则引申到电影中，实际上就会发现影片中那场受制于“王子”蛊惑的群体暴动所曝露出的隐喻：精准的十二平均律一旦出现了残缺，典雅的音调就会变得刺耳；同样的，一个只存在群体意识而再也没有个体情感的社会状态将再也不会秩序井然。马戏团里所谓的“王子”的煽动其实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恶念，这种由于完全的集体意识造成的恶念，早已存在于小镇居民的内心里，他们等待的只是一个可以合理的释放恶念的接口，不管是“王子”还是死亡的“鲸鱼”，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工具。
        谈起隐喻，除了本片中贯穿片头片尾的剧情隐喻外，笔者最欣赏的，还是电影开头瓦鲁什卡的那段独白式的演绎了。酒吧阴暗的灯光下，瓦鲁什卡选择了三个醉醺醺的人作为太阳/月亮和地球，而他自己，就仿佛是创世主一般，指挥着三个人按照太阳/月亮和地球的运行轨道进行旋转。然后，转啊转，当代表月亮的人挡住了代表地球的人仰望太阳的视线时，地球上最壮丽的自然景观-日食-就这样来临了。“当月亮遮住太阳的光线时，万籁俱静”，瓦鲁什卡如此说道。紧接着，原本安静的镜头迎来了舒缓且略带末世情怀的钢琴声（这或许是笔者见过的电影镜头与音乐最完美的一次结合了，当音乐响起的时候，你甚至会由衷的感叹音乐之于电影所不可取代的重要性）。
        对于片头这场独白演绎所蕴含的隐喻，我想应该是导演贝拉.塔尔对于善与恶的一种个人价值判断了。对导演而言，或者对本片而言，暂时的恶恰似因被月亮遮挡而暂时失去光明的地球，可是，当失去光明时，我们应该做什么?惧怕?畏缩？还是助纣为虐?抑或自暴自弃，就此沉沦。不，这些统统不是，当黑暗来临时，我们要有所期待，相信“这并不是结束”，于是，因为这份信念，当月亮再次离开了它与太阳以及地球之间的那个特定位置后，光明将再次普照大地，善良也终将会再次用它所代表的温暖来融化掉那些因黑暗而被冰封的冷漠的心。
        总之，《鲸鱼马戏团》是一部蕴含着太多太多电影元素的电影。那头巨头的死亡的鲸鱼究竟有何真实的象征意义？暴乱被平息后那头被遗弃在广场的鲸鱼又究竟是恶念的代表抑或善良的苟延残喘？这些疑问都有待你们亲自通过观影去感知与理解。因为，哪怕笔者用再多的词汇来形容，当电影中出现钢琴家与死亡的鲸鱼对视的镜头时，那份久违的平和与无助感又恰恰是任何语言所无法表达的。